第一部分 红色文化

——红军东征的号角 兵分三路决策地

东征大本营放在清涧

——奏响全民抗战号角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有了自己的落脚点，有了自己的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共产党在这里决定东征。红军东征是中国共产党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的成功实践。毛泽东把东征大本营放在清涧县东区，这是清涧人民的自豪，共产党的精英们曾在袁家沟村宿营半个多月。

就在这里，一代伟人毛泽东写下了“雄视千古、憧憬未来”的《沁园春·雪》，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革命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布了东征抗日作战命令，签署了《东征宣言》，宣言在红军抗日先锋军内部传阅，1936年3月，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公布于众。清涧袁家沟因这次东征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西北极其普通的小山村被人们誉为“传奇村”，清涧被人们誉为“传奇县”，也是名副其实的。红军东征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序曲，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

一、为什么要把东征大本营放在清涧

第一，清涧县是西北建立党、团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是陕北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西北地区武装起义首始地，是陕西省委党校诞生的源头之一，是陕北革命根据地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四运动前后，清涧县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官府豪绅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之十年九旱，灾荒不断，人民啼饥号寒，生活苦不堪言。为了寻求拯救劳苦大众之真理，清涧县的一些志士仁人和青年学生或漂洋过海，出国留学；或到北京高等学校和绥德四师、榆林中学求学。早在辛亥革命初期，陕西省清涧县师家园则乡师家园则村的惠又光在省立西安师范求学期间，就开始了革命活动。他1918年留学日本，与史可轩一起拜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同盟会。1919年回国后，同杨虎城一起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和直系军阀的斗争，策动高陵兵变，曾任西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第一游击队司令员。惠又光早期的革命活动，在清涧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9年，清涧县宽州镇呼家河村呼延震东在北大求学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1年至1922年，与在京就读的陕西籍青年学生一起创办了进步团体——共进社，创办了《共进》刊物。呼延震东多次在《共进》刊物上撰文，抨击社会时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3年回陕后，他在榆林中学、延安四中任教，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是延安四中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清涧县人杰地灵，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清涧县的党、团组织创建于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春至1927年春，是陕北地区建党建团较早的县份之一。

从1924年开始，清涧籍青年学生白明善、白雪山、白自强、唐洪澄、王怀德、李宗白、刘善忠、白如冰等，相继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简称绥德四师）、榆林省立第六中学（简称榆林六中）、延安省立第四中学（简称延安四中）。他们在学校受到共产党员教师的启蒙教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加入中国社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后来清涧县创建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1925年至1927年初，这些革命青年先后回到清涧，他们从改革教育入手，以教育做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1926年春，在清涧第二高小（设在高杰村）建立了共青团特别支部。1927年春，国民军井岳秀部石谦旅李象九营移驻清涧（石部已建立了党的秘密军事特支）。在特支负责人共产党员李象九的秘密带领下，与清涧第一高小共产党员教师一起，在学校师生和群众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团员，扩大了革命影响。同年3月，在清涧第一高小（设城内）建立了中共支部。

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委员唐澍等来到清涧石谦部队，与李象九、谢子长等组成陕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后在石谦旅成立了中共军支，唐澍任书记。10月，在清涧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年11月，经中共绥德县委批准，在清涧城关第一高小、高杰村第二高小、店则沟第三高小和老君殿第四高小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清涧区委，师应三任书记。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清涧区委扩建为县委，师应三任中共清涧县委第一任书记。

1929年正月下旬，在清涧高杰村白明善家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特别紧急会议（清涧高杰村会议），参加人有：谢子长，白明善，赵通儒。列席人：刘耀三，白子和（志强），张子良，周自封，只研究关于清涧工作部署。会议讨论方针：执行陕北二代会及二届特委决议，贯彻六大决议。部署五县委工作，陕北特委常委会决定设南路特派员（赵通儒），并兼清涧县委书记。特派员所领导五个县委范围如下：

安定县委，可缩编为区委，仍是县级。

清涧县委。

建立与充实延川县委。

延长县委，可缩编为区委。

延安县委，下领导延安、安塞、靖边保安、宜川、中部、富县等过去延安地委所属各县。将来条件成熟，各县分设区委或县委。

1929年春，清涧笔架山召开五县书记联席会议，出席会议者：

1．安定县委书记孙兰馥；

2．延川县委书记张仲明；

3．延长县委书记向孝慈；

4．延安县委书记杜守智；

5．清涧县委及各区委书记：

城区区委书记霍建德；

店子沟区委书记高文明（高克林）；

老君殿区委书记王治国；

高杰村区委书记自子和、张子良；

清涧县委：赵通儒，王乃屏，朱芹轩，刘耀三，刘益三，师应三，刘国安；

清涧团县委：王希勃，刘璞玉，惠金瑞；

列席：白雪山，崔玉瑚，何鸿章，封树棠，周自封；

会议内容：

1．传达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2．传达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3．传达特委高杰村会议决议；

4．布置新的工作。

经过清涧高杰村会议、清涧笔架山五县书记联席会议，清涧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至1932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反共”政策，党内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此时，清涧党组织领导人有的被迫外出，有的转入农村进行秘密活动。清涧县委机关也多次转移地方，直至停止活动。清涧城区区委转移到小岔则村坚持秘密活动。东区区委则以店则沟、解家沟、袁家沟、髙杰村为据点，继续进行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1933年初，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城区区委与绥德县南区区委接上关系。为便于统一领导绥德县南区和清涧县东区的革命斗争，陕北特委决定在绥清两县交界处成立中共绥清中心区委，崔田夫任书记。

1933年8月，由陕北特委委员崔田民主持，在清涧县解家沟镇王家山村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翌年11月，在清涧县小马家山村将二支队扩编为红二团，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二团。从此，红二团成为清涧乃至整个陕北地区红军的骨干力量。

1933年农历腊月初七，在白雪山、白如冰、张承忠等人的领导下，红一、二支队配合，在解家沟镇镇压了十个（一个未杀死，又称九个半）敲诈勒索、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这是红军诞生后，在清涧县东区显示的第一次革命威力，影响和震动很大。从此，群众知道有了红军，革命也随即公开了。

1933年底，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杨璞（后叛变）作为陕北政治特派员来到清涧。为了加强绥清地区党的领导，在杨璞的建议下，于1934年1月，将绥清中心区委改建为绥清县委，崔文运任书记。

1934年2月间，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郭洪涛来到绥清县委，决定绥清县委分设，恢复绥德、清涧两个县委；并派陕北特委委员崔田民来到清涧，负责筹备中共清涧县代表会议。4月中旬，由崔田民主持，在清涧县周家山村召开了中共清涧县代表会议，恢复了中共清涧县委，选举产生了县委领导机构，刘玉春（代号工人）任县委书记，唐洪澄任组织部长，李光白任宣传部长。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特殊需要，会议还将崔田民、唐洪澄、张家修等主要负责人的代号分别确定为沙和尚、唐僧、猪八戒等。

从1933年、1934年起，清涧党与团县委，北联绥、吴、佳、米、神、府，西结安定，南支援延川、延长，在陕北特委领导下的各县委中，是个好样的、有作用的县委。尤其在敌人大举进攻佳米绥吴战争中，北边许多干部南来，皆以清涧、安定为聚会、重振，找到特委，恢复关系，领会方针、策略、工作方法和敌人拼斗的总后方或老后方。（选自《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一书中的《早期的中共清涧县委》，赵通儒著、魏建国整理，第24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

1934年夏，清涧东区大部分村庄已被开辟为苏维埃区域。陕北特委机关也转移到清涧东区。8月，在河口战斗结束后，陕北特委在寺墕里村召开会议，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谢子长带伤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并分配土地；扩大红军编制，将红一、二、三支队扩建为红一、二、三团。会后，由郭洪涛主持，在鹿儿塬（今高杰村镇）召开了清涧县工农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清涧县革命委员会，白世杰任革命委员会主席。

此后，陕北特委召集陕北苏区各县干部，在清涧县二郎山乡榆山上村开办土地干部和妇女干部训练班（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前身），学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法》等文件，培训结束后，并首先在袁家沟村进行土地分配试点，然后向各县推广。

1934年10月，蒋介石命令大批国民党军队向新建立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其中，国民党第八十四师是蒋介石重用的队伍之一，师长是高桂滋（定边县人），高建白（米脂县人）任二五一旅旅长。八十四师于1934年11月下旬全部到达绥德、清涧、吴堡各地分防，集结待命。

第八十四师部和第二五〇旅旅部第四九九团部驻绥德，第四九九团第一营驻义合镇，第三营驻宋家川，维护宋绥大路，第二营驻绥德城担任城关防务。第五〇〇团团部、第二营、第三营驻田庄，第一营驻薛家峁。第二五一旅旅部、第五〇一团部（团长吕晓韬）、第一营（营长邓崇模）驻清涧城，第二营（营长梁青田）驻折家坪、瓦密堡一带。第三营（营长马雄民）分驻清涧东河畔解家沟，河口、川口、店子沟一带。

1934年11月14日，国民军高桂滋八十四师高建白二五一旅进驻清涧，实行第二次军事“围剿”。在高杰村、河口、解家沟和店则沟等地建立反革命据点，全县城乡建立保甲制度，时有十六联保一百二十九保。在城乡建立反共的保甲组织，对清涧人民实行网格化统治。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清涧县委、县革命委员会领导革命群众，在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县委军事部下设赤卫队总指挥部，配合红军作战。1935年，取得了阎王砭、张家圪台等多次战斗的胜利。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1935年春，刘志丹到了清涧，特别在定仙垲枣林坪之间消灭了敌人一个旅以后，非常感慨地说：“如果把后方工作都能做到清涧和绥德县这样的程度，红军就有办法了。”刘志丹到陕甘后到处宣传陕北清涧、绥德一带的后方工作，西北工委在陕甘特委的要求下，从清涧调来一批干部。1936年2月，清涧县苏维埃政府在东区学武村（今属解家沟镇）正式成立，李占江任主席，白世杰任副主席。

为什么清涧的红军越镇压越厉害、苏维埃政权压不垮，而且清涧东区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首先开辟的红区？也许在原国民军高桂滋八十四师二五一旅旅长高建白的表述中能找到部分答案。

高建白说：“我们接受命令的任务是打红军的，但对红军实际情况完全茫然，没有一点认识。我部未到清涧以前，清涧是第四十二师王勤轩团驻扎，王团长和何镜清县长与当地人士，共同介绍了一些红区情况。经我调查了解，陕北红区最严重的地区，首推清涧县。尤其清涧的东乡解家沟、高杰村、袁家沟是首先开辟红区的村子，在组织上特别严密坚强，阶级斗争极度尖锐，那里男女老幼都组织起来了。在那里负政治领导的是王怀德，一般人称他为王胡子。他是东河畔人，曾在上海念过书，能文能武。

我们城内一举一动，红区非常明了。因为城内有共产党的组织，而有一部分人是两头联系，经常有交通员到规定的站、地传达消息。就连清涧城关也成了半红区。白军部队一有行动，红区立刻就知道了。如白军部队出东门，红区在山头的放哨者用扬土的办法，传达消息，扬向东西南北，都有规定。陕北是山地，各村山头远远都能望到，用扬土的方法，各山一齐传达消息，那时红军就能立时集合准备。如白军部队众多，就地隐藏到山沟里。如果是零星白军，马上就去歼灭。白军部队过村，老太婆、姑娘、媳妇、小孩都有任务。谁数枪、谁数炮、谁数人……都记得千准万确。红区的政治措施，非常高明，真是灵活多样。

为什么东河畔的革命这样的坚强有力呢？在我看来有四个原因：第一，清涧东河畔一带与山西仅有一河之隔（黄河）。双方地处边远，国民党的政治力量薄弱，如陕西追查共军过紧，马上可以渡河隐蔽，沿河两岸石穴石龛最多，对于建立红区有极好条件。第二，清涧的文化方面，首推高杰村，因为在北京、上海学习者甚多，在陕北榆林中学、绥德四师读书者就更多了，这村的白尧夫（白雍熙）、白宝山（1941年，陕甘宁参议）在当地办学多年，乡评很高。因此，东乡参加共产党的人非常踊跃。第三，清涧的粮款太重，这是历史上留上来最不合理的现象，自清朝和辛亥革命以来，群众屡次抗拒，总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加上过去驻军派款，差傜特别重，人民不堪其扰，无法生活下去。第四，清涧县绅权势力最大，他们能够就近与驻军和县长勾结起来，决定一切，城乡间负担又不平衡，因而城乡矛盾特别尖锐，广大农民闹革命热情特别强。因为这些原因，清涧首先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带。”（选自《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第181至184页，高建白的《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围剿陕北红军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

就在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清涧。在革命的激流中，清涧儿女表现得更加英勇，贫农会、赤卫队拿起了梭镖和红缨枪，跟着红一方面军痛杀豪绅，围城抗粮，一个个前仆后继，有些人为革命献身的壮举，至今催人泪下。

第二，地理位置好。这里四面环山，梁峁起伏，河谷深切，山大沟深，无定河像游龙般穿境而过，它的东面是黄河，秦晋大峡谷里有许多良好渡口，部队隐藏、防空条件极好，适合开展游击战争。

这里从北向南有一百多里曲折的黄河西岸线和十几处渡口的地理优势，与山西晋西吕梁地区的柳林、石楼、中阳等县隔河相望，红军行动上有险山深沟可伏重兵，强渡黄河时，中央红军出奇制胜，回旋余地大。同时，红军短时间内可以控制晋西黄河东岸的广大地区，部队进则可直指华北抗日前线，退则可消失在深山沟壑。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陕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李自成、张献忠就是揭竿而起的。这里群众条件好，地理条件好，是闹革命的好地方……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几经曲折，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共清涧县党组织，在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领导下，带领热血沸腾的民众，创建陕北工农武装、创建和发展陕北红军，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用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迎接党中央、中央红军到陕北，并竭尽全力支援红军东征、西征战役，陕北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

清涧星星之火需要发力，中央红军的到来使它燎原。追寻中央红军在清涧走过的历史足迹，总有这样动人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男的当红军，女的搞宣传，清涧东区就是东征的大本营、兵源库、总后方。

在春耕大忙季节，清涧县先后组织了两千余人的担架队，他们和红军战士一样，成军事建制，随战场移动，奔走在战场与后方之间，为东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在东征前期准备阶段，清涧东区的老百姓为保护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严格保守军事秘密。就连防止部队夜间行动引起狗叫，惊动敌人的事都得到妥善而谨慎的处理。为保证部队训练、休息，村村腾窑并户，家家拿出年茶饭招待子弟兵。红军东渡出发了，他们也忘不了给战士们衣兜里装满大红枣，以便当饭充饥。

在整个东征期间，清涧船工坚守战斗岗位，保证了黄河所有渡口的安全通畅，圆满完成了运送物资、弹药、伤病员的任务。在东征部队回师西渡时，清涧船工随船南下，和延川县的船工们一起，接回了胜利归来的东征部队和所有辎重。

在渡河战斗中，船工和红军战士一起奋力搏击在冰凌密布、飞弹如雨的黄河上，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东征战役打响后，清涧沿黄设立了兵站和战地医院。其中，双庙河村伤员救护站，家家都是病房，每一盘土炕都成为病床，老百姓为抢救、运送伤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中央和毛主席到陕北后，红军东征，清涧党与团县委领导下的党员、团员和人民，尽了极好的职责，保证红军东去西返的一切供应、安全、胜利。（选自《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一书中的《早期的中共清涧县委》，赵通儒著，魏建国整理，第24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

二、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清涧

东征的决策是由毛泽东提出的。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刘少奇、张浩等人参加了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央到达西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

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东征问题时，与会人员对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处境的认识基本一致：蒋介石在经济上严密封锁苏区，不但西北革命根据地处在国民党四面包围之中，而且西北红军的生活处境仍然十分艰难。那时的西北，人烟稀少，土地贫脊，粮秣匮乏。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会师后，增加了不少部队，军需给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时值冬季，部队穿的还是单衣草鞋，吃的更差，省吃俭用也难以渡过春荒。历经艰辛的红军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而阎锡山又十分顽固地拒绝了我党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不断骚扰、蚕食西北革命根据地。我党我军虽然已经在西北建立起一块稳固的立足点，不过也仅此而已。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弱，给养不足，地盘太小，急需扩充发展。在直罗镇战役后，部队虽发展到1万多人，但与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差太大，亟待扩充兵员，而在当地招募兵员尚属艰难。中央红军既要抗日，又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东征，东征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大家对红军发展形势的分析虽然基本一致，都强调红军需要向外发展，不发展不能生存。但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央红军何存何去，却有不同想法，提出了不同方案，领导人之间曾经有过一场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北上宁夏、然后东进绥远到抗日前线；另一种意见是，主张将战略重点放在西南；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红军刚刚到达西北，不宜马上向外发展，以休整巩固一段时间为好。

东征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说：“东征就得过黄河，大家很有顾虑。谁都记得，长征中几次过河，包括湘江、乌江、大渡河、金沙江都非常危险。现在又要过比那些河更大的黄河，大部队有没有可能迅速渡过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黄河？过河后，如果站不住脚还能不能顺利回来？反正顾虑不少。这个时候，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泽东）要走就让他走吧，我到西南去。彭德怀和我虽然也不想离开西北，但他比较顾全大局，没有听林彪的。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但除十五军团外，兵力主要在一军团，而林彪是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听了林彪的，不就分家了吗？”（选自《毛泽东画传》，第9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彭德怀接到军委东征指示后，是拥护毛泽东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过不去。当时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身体状况很差，寒冬腊月，很多战士穿的是单衣草鞋，而且人数少，中央红军加上陕北红军两部分才1.3万余人。二是怕回不来，在蒋军大增援下，前后受敌，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很难。要打仗，部队就需要衣服、子弹和银圆，也需要物资给养，更需要补充兵员，这些问题如何保证。彭德怀只是婉转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如果红军长驱直入山西，万一陕北后方根据地被敌人占领，黄河被截断，红军将不能保证返回根据地，该怎么办？这些问题，也是大家所担心的常识性问题。彭德怀提醒毛泽东铭记长征时没有根据地的艰难困苦和深刻教训。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选自《彭德怀自传》，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毛泽东坚持东征主张不动摇。但作为一个政治家、红军领袖，他知道红军东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艰巨的，稍有不慎，红军进退两难。1936年1月1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讨论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他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观点。此前他已经讲过：目前全国形势处在大变革的前夜，抗日运动高涨，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乏，这一特定环境决定了我们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的方针，应当以发展求巩固，尽快扩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打阎锡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即他同日本人早订有“共同防共”的密约。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在政治上站得住脚。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或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争取直接对日作战，把国内战争同抗日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运动走向新的高潮。这样还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利于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毛泽东做了进一步分析，阎锡山虽然拥有十万晋绥军，但分布很散、兵力不集中，与红军没有交过手，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进攻山西，威胁阎锡山老巢，可以迫使他调回入陕的晋绥军，缓解对西北苏区的军事威胁。此外，山西人多物丰，经济发达，对于扩大红军、解决给养也十分有利。在1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去，山西的发展对西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基本军事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在毛泽东的有理有据分析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层的思想很快统一到东征上。

1936年1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红军东征作战方案》，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编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任组织部长，陆定一任宣传部长，李涛任敌工部长，刘晓任民运部长，杨立三任后勤部长，白如冰任后勤部副部长。红十五军团编为抗日先锋红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一军团编为抗日先锋红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到1936年3月25日，北上神府苏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在神木沙峁镇奉命编为东征红军第三路军，4月1日在神木沙峁头渡口过河，攻占兴县罗峪口镇开始东征。参加东征的主力部队有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

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中央领导人的分工：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西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实际上周还是随军东征了。4月上旬才与张闻天等一起返回西北）。这次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红军奉命秘密集结。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赴前线指挥东征。

根据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军事路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于1935年12月24日、1936年1月19日下达了《红军东征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月31日，在延长县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阐述了巩固与发展的关系，进一步统一了东征的战略思想。军委总政治部和方面军政治部先后下发了《东征部队政治工作集中训令》《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东征中对敌军政治攻势的指示》等文件，明确了东征中的各项政策。

1936年2月3日，毛泽东率领东征总部机关，从延长向清涧进发。他身穿青色棉布大衣，拄着一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马夫牵着一匹枣红马，士兵抬着竹轿，跟在后面。在一个小山沟休息时，毛泽东召集随行秘书、机要人员、警卫班和电台工作人员开会，他说：“今天我向你们讲两件事。第一，要求大家对这次军事行动，注意保密，不要说我们是中央红军，也不要说我是毛泽东，我们是去山西做买卖；第二，大家要搞好群众关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了解群众情况，多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选自《星火燎原》，第58页，曹丹辉的《抗日前奏——随毛主席东征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1980年11月第一版。）

2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秦邦宪、邓发联名发电：“河冰全解，我军决定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在东边。”“请周速布置清涧封锁，免走漏消息。”

同日，毛泽东同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左权、徐海东、程子华并报周恩来：“我们率电台出发侦察，左即率侦察人员去黄河以西，延长、延川城以东之中间道路，隐蔽向老娃关以北之马花坪跟进侦查。”

途经延川县王家圪凸、后段家河等地，于2月4日（农历正月十二日）傍晚来到清涧县下二十铺镇双庙河村。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一晚。毛泽东住的窑洞，原是陈家杰家的，现在是李全书家的。这是一个大小共12孔窑洞的院子，坐西北向东南，地处两山之角，光线充足，便于防空，主席住右边第一个大窑洞，靠窑洞的右边有一个防空洞，可以直通半山腰。

2月5日（农历正月十三日），毛泽东早上从双庙河出发，翻山越岭，经李家山、后张家河、玉家河从川口过无定河经后坪里，行程36公里，下午到达高杰村镇袁家沟。东征红军总部机关也先后到达这里。

袁家沟东距黄河西岸约10公里，南北一条山梁，将村子分成东沟和西沟两部分。东西沟里两条小溪，在村南会合后，不情愿地左拐右拐，通过前面沟道，向西南蜿蜒流入无定河，再到河口与母亲河——黄河亲密相会。

袁家沟地处两山之间的沟道深处，溪流两侧山势险要，丘陵纵横，羊肠小道四通八达，便于防空和隐蔽，是一个盘龙卧虎的好地方。袁家沟在1927年下半年就建立起中共支部，1934年进行了土地革命，1936年党、团力量不断壮大，很多有志青年参加了革命，贫农会公开活动，群众基础很好。

袁家沟钟灵毓秀，人才辈出，这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山村，先后走出了白如冰（山东省委原书记）、白栋材（江西省委原书记）、白治民（福建省委原书记，后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共和国省委书记和百名处级以上中层领导干部，被当地人誉为“神奇的袁家沟”。

毛泽东到了袁家沟后，住在白玉才家的窑洞。这是一个坐东向西，有五孔窑洞的院子，毛泽东住在中间窑洞，两边住的是跟随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沟道对岸是张闻天总书记、彭德怀总指挥部机关住地，并设有电台一部，电台台长是曹丹辉。

毛泽东到达袁家沟村的当晚，下起一场大雪，把整个路面都覆盖了。2月7日，为了查看东渡黄河的地形，毛泽东带领随行人员踏着积雪来到了距离袁家沟10公里、毗邻黄河的高家洼察看地形，了解渡口情况，准备挥师东征。

90多岁的袁家沟老党员白云富老人回忆说：“小山村里大多数人不知道来的是党中央毛泽东，当时人们都觉得很神秘，看见门口站着警卫员，谁也不敢靠近，肯定是个大官。当时并不知道是毛泽东，就是后来也只有几个人见过毛泽东。一个是当时的窑主白玉才，另外便是当时的贫农会主任和村支书白发云。”

在袁家沟，毛泽东用白玉才老汉家的一个小书桌放在炕上办公写字。晚上点着白蜡，通夜为中国革命操劳。现在这张小书桌还有一处蜡烧的痕迹。毛泽东东征离开后，白老汉非常珍惜这个书桌，他八十多岁临终时留下遗言说：“这书桌上有毛泽东办公时蜡烧的印记，娃们可要记住，咱毛泽东为穷人操心费力，不分昼夜啊！”这样，这张小书桌就作为白家的传家宝保存了下来，现已陈设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

在这短短半个多月里，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为东征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四块红军票”的故事，最能说明当时“军民鱼水情”的关系。

在东征时，袁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是白发荣，他看到毛主席窑洞里的灯时常彻夜地亮着，为了贫苦大众日夜操劳，有时饭都顾不上吃，生活很俭朴，他希望为主席改善生活，而不知道怎样做。一天毛主席秘书黄有凤在闲谈中给大家讲述主席和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的故事。黄秘书说：“主席现在穿的那件蓝布棉大衣是吴旗缝的，那时候主席说什么也不穿。他说：‘战士们现在不也穿着单衣草鞋吗？我怎能搞特殊化！’后来在警卫员贺清华的再三说服下，才勉强穿上。现在，主席就有一件衬衣，还烂得几乎不能穿。”

白发荣听了主席俭朴的故事，心里又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主席连件像样的衬衫都没有，主席啊主席，你真是我们穷苦人的大救星；高兴的是，他终于有机会为毛主席做一件好事，使他老人家在寒冬腊月穿上衬衣暖暖身体。

回到家里，发荣对自己的婆姨白玉桂说：“我今天才知道，毛主席连一件像样的衬衣都没有，你赶紧给他缝一件。”玉桂听说让她给毛主席做衣服，高兴得不得了，这可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可转念一想，毛主席官那么大，她一个山村婆姨能缝好吗？就说：“不行，不行，我笨手笨脚做不好，毛主席笑话呀。”发荣说：“你的针线活我知道，做得好着哩，就是毛主席身材高大，你给做宽些就行。”于是玉桂把家里仅有的珍藏多年的一块白细布拿出来，又叫来了贺子珍，两个一起把尺寸剪裁好，玉桂精心缝制了两天，缝好以后由发荣把衬衫送给毛主席。

主席说：“发荣，你媳妇的手艺真不错，真是个巧媳妇。”谈话中了解到白玉桂苦难的遭遇和贫穷的生活，随手掏出四块红军票就要递给发荣，并嘱咐说：“保管好，不要被敌人发现，在咱们苏区是用得上的。”发荣赶忙说：“主席啊！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呢？你为穷苦人出力操心，难道缝一件衬衣，也要算钱？”毛主席笑着说：“你媳妇给我缝衬衣，我心里很高兴，给你四块红军票也是合情合理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我们红军铁的纪律嘛！”发荣还是没有拿就走了。主席看发荣不要，只好派警卫员贺清华硬送到发荣家，给了发荣的妻子白玉桂。这四块红军票白玉桂经常保存在身边，生活再困难也舍不得花掉，她常拿着红军票向大家讲述毛主席当年来袁家沟的幸福情景。这四块红军票，是军民鱼水情生动的体现。

1971年2月，毛主席当年的警卫员贺清华、白海山等人和延安纪念馆的同志们来袁家沟时，白发荣一家交给了他们两块，保存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另外两块白玉桂至今还精心保存着。

在袁家沟，一次白玉才老汉的儿媳要到毛泽东住的窑里取一件衣服，警卫员不让进去，主席知道了马上批准让进来，还主动和她拉话。毛泽东这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作风至今还在袁家沟的群众中传颂着。

中央红军的到来使袁家沟的一切更加紧密地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贫瘠的小山村为红军渡河把一沟柳树全部砍光，不分昼夜把柳树拉成模板，打造了20多只木船，同时将自己哺育的优秀儿女送到了红军。当时袁家沟有20多名进步青壮年跟随毛泽东加入到东征的行列中，他们中大多数后来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这里面就有白如冰、白栋材、白治民。

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攻占国民党晋绥军的河东防线，是东征红军取得胜利的首要问题。突破黄河天险后，保持黄河渡口继续通畅、后勤保障持续不断，是东征红军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根本保证。为此，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军队到地方，各级各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了充分而又细致的准备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西北时，加上刘志丹、徐海东的西北红军，总计才一万三千多人，到1936年2月准备东征时，就扩大红军近两万人，新组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红军队伍壮大，战斗力增强。在“一切为了抗日”的口号下，西北苏区人民开展了自愿卖粮、借粮、捐粮运动，到1936年春，各县群众共卖粮5850石、借粮3550石、捐粮960石，军粮供给基本得到保证。随着红军的壮大，苏区也逐步扩大，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进一步巩固发展，军队作战有了可靠有力的后方保障。

黄河畔石板窑洞是红色革命堡垒，红军大本营。1936年春节刚过，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移驻清涧黄河沿岸村庄，大大小小石板窑洞住满了红军，清涧石板窑洞成为红军东征的大本营。春节，西北清涧这块地皮焕然一新，像绽开的花蕾。现在毛泽东来了更是喜上加喜，清涧人把自己的窑洞热炕腾出来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亲人住，家家户户把门开，赶紧把咱的亲人迎进来。到处可以看到石板窑洞的窗子上贴满了红剪纸，门框上贴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的红对联，挂在窑洞前的大红灯笼在节日里分外耀眼。在窑洞里传出回肠荡气、舒畅飘逸的清涧《翻身道情》：

太阳一出来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咳咳咳满山红哎哎咳哎咳呀！共产党叫咱翻了哟身那哎咳哎咳呀。旧社会咱们受苦的人，是人下人那哎咳哎咳呀！受尽呀一层又一（哟）层（哎呀），打下的粮食地主他拿走喂呀，咱受冻又受饿，有谁来照应啊哎咳呀。

毛主席领导咱平分得土地哎咳呀，为的是叫咱们那有吃又有穿那哎咳呀，往年咱们眼泪往肚里流哎咳哎咳呀。如今咱站起来做了主人那哎咳呀，天下的农民是一家人那哎咳哎咳呀，大家闹团结闹翻呦嘿身呀，咿呀哎咳呀，大家团结闹翻身。

清涧道情也是一条红色闪亮的革命声带，由贺敬之、刘炽作曲的《翻身道情》大多数人可能以为它只是一首西北民歌，其实它是向全国播撒革命的火种，利用清涧道情极强的感染力、穿透力、凝聚力，种在几代人红色耳朵里钳子也拔不出来的革命音符。一曲《翻身道情》唱红了大江南北，唱得全国人民如痴如醉，唱得天下老百姓大团结。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的决策和将东征的大本营放在清涧东区的指令下达后，清涧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民群众，迅速掀起拥军支前热潮，全县报名参军的青壮年达600多人，仅袁家沟村就有20多人加入了东征队伍。中二区第三乡乡长惠树本带头报名当红军，他那年仅12岁的儿子惠焕珠也哭着闹着要跟父亲参加红军，在他们的影响下，中二区很快组建起一个连，店子沟也很快组建起了一个团，有两三百人。东三区区委组织委员刘向辉动员140名少先队员参军，组成新兵连。短时间内就组织训练了2000多名水手、船工、担架队支前人员，并在沿黄十几个渡口昼夜不停地打造大船上百只，袁家沟村的白如冰还担任了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后勤部副部长，直接领导和参与了清涧县的支前工作。清涧县空前热烈的拥军支前情景，尤其是清涧东区的水手们的高度革命激情，使毛泽东、彭德怀大为感动，并得到了东征将士的一致赞扬。曾有一首《水手歌》是这样描写他们革命激情的：东征热情高，不怕敌枪炮；摇舵如比武，拉船似赛跑。全身流大汗，双手起小泡；人不愿休息，船不把锚抛。

中央红军好像回到家里，感到无比温暖，得到清涧人民的大力支持。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天气寒冷，很多中央红军还穿着单衣草鞋。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送粮、送猪、送羊，解决红军当务之急的吃饭问题；送布、送鞋、送袜、送羊毛，赶制军服，解决过冬御寒的问题；腾房、让窑，老百姓挤在一起居住，腾出窑洞以解决部队的住宿问题；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解决部队的减员问题，迅速扩大了红军部队。清涧人民节衣缩食，以实际行动支援各路红军。在西北，处处体现军民一家人的友谊，可以看到民拥军、军爱民的热烈场面。

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为了确保东渡的胜利，清涧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不怕天寒地冻，日夜奋战赶造大船百只。这里的保密、支前、拥军以及后勤供给工作都做得很好。我记得中央苏区有副对联：‘南京北京不如瑞金，中国外国不如兴国。’西北苏区清涧的工作不亚于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兴国啊！”（选自《红色清涧》，第202页，黄增辉编著，光明日报出版社。）红色清涧，名不虚传。83年前，清涧人民在支前扩红大潮中表现的保家卫国、争先恐后的动人场面至今在三秦大地传颂着。

清涧在当时掀起了入伍参军的热潮，母送子，妻送夫，父子同时报名当红军，少先队员的娃娃都入了伍开赴战场。一个连组建起来了，一个团组建起来了，2000多人的担架队组织起来了，上万人的造船队组织起来了。在滴水成冰的季节，英雄的清涧儿女冰天雪地里砍倒树后，小树一人扛，大树两人抬，再大的树牲口驮，木料被秘密地运到了隐蔽的大腰坪造船厂。当人们沉浸在欢庆新春到来的喜悦之中的时候，船匠们不畏寒冷，不愿回家，在“沙啦沙啦”的拉锯声中期盼着新年的日出。猪肉、羊肉、面粉被当地群众送来了。清涧的黄河沿线，造船的大军日夜忙碌着。河的对岸阎锡山抓紧布防，碉堡群、哨连哨、巡逻兵、轻重机枪和大炮，再加之黄河天险，在阎锡山看来，仅凭红军的几条土枪和木船，休想飞过他的铜墙铁壁。而阎锡山做梦也想不到红军有这样一支庞大的支前队伍。

据统计，清涧人民为解放全中国牺牲2000多人，名列全国第二，在册老红军占全国十五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定级清涧籍省军级以上高干60多位，地厅级干部3000多位，近几十户人家的袁家沟，就先后走出数位省委书记。（选自《美丽清涧》，第46页，康泰山著，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

中央红军为了东征，日夜操劳，袁家沟党员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无私的清涧人民腾开自己的热炕，献出自己被褥，叫冰天雪地里的红军战士暖暖身体。寒冷的天气里，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样，吃着洋芋擦擦，喝着稀溜溜的钱钱饭，还吃得津津有味。村民白宽老人看在眼里。他回家宰了圈里的猪，要为毛泽东和红军战士补补身子。然而，当他把猪肉送到伙房，却被红军拒之门外：红军有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位淳朴的老农不甘心地说：“猪是我家的，我想送谁就是谁。”毛泽东看到这一幕，欣慰地笑了。战士们遵守铁的纪律，乡亲们对红军掏心掏肺，有这样的队伍、这样的群众，何愁打不败敌人？毛泽东挥挥手，高兴地说：“这样吧，老乡的猪肉我们买下，你们通知一下父老乡亲，今天我们请客。”软米、红枣、猪肉烩在了一起，整个村子弥漫着猪肉与软米的香味，做成了香甜可口的肉丁子软米枣焖饭，大家吃着军民大团结南北风味饭，都说好吃，沟谷里回荡着军民其乐融融的欢声笑语。35年后，在北京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这件事依然难以忘怀，他说这是他到西北吃得最好的一顿饭。

毛泽东信心百倍、精神抖擞，在清涧袁家沟的窑洞里，读着来自各方面的电报，又将一个个命令发出去。

2月8日，毛泽东在清涧袁家沟，侦察渡口情况，督促渡河准备。毛泽东电令林彪率领红军第一军团向清涧移动，进至刘家河、延长城等地。二十一时，毛泽东、彭德怀在清涧袁家沟致电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张闻天、周恩来、左权：各部加紧训练，准备十二三号行动。请前委先来前方，注意隐蔽，走延水城、双庙河、川口镇至袁家沟。

2月9日，林彪率领红军第一军团在刘家河、郝家河之间集结。

2月10日，十六时，彭德怀、毛泽东、张浩致电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报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左权：甲、调查结果情况无变化，现正准备一切。乙、各部加强训练，十二三号行动。丙、前令装备三天干粮现须加一天，共制好四天的干粮。丁、请前委先来前方，注意林聂抄送洛甫同志：一、请林彪先到前方来。二、延长到袁家沟二百二十里，第一天经交口镇到甘家沟七十五里，第二天经延水城到双庙河七十五里，第三天经张家河、川口镇到袁家沟七十里。三、请注意隐蔽，前委在路上以西北工作团名为好，用一西北同志牵头，有问答以此答之。

彭德怀、毛泽东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甲、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的具体政策，部队中了解程度如何即告。乙、大批准备将来使用的干部，消灭降级使用现象，不要把骨干的干部通通使用于现职。立即扩大教导队。

2月11日，十八时，彭德怀、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叶剑英：甲、请林彪、海东同志并两军团各一先头师师长、各一先头团团长来河口一定亲看地形。来时各带一个至两个特务员。取延水城、双庙河、刘家河、川口镇道路，到高家村集合。十三号起程，十四号或十五号到达。沿途注意保密。乙、部队准备十五号开动。

2月12日，八时，彭德怀、毛泽东、张浩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甲、东征命令即行发布，于十三、十四两日传达解释完毕。十五日红军第一军团，十六日红军第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向渡河点开进，各以四天行程到达准备渡河位置，待命渡河。在开进时连队中讨论东征令，在指战员中建立巩固的信心，发扬高度的积极性。乙、东征行动在渡河之日以前对居民群众仍须严守秘密，每个指战员注意严守秘密。丙、开进取道延水城、双庙河、刘家河、川口镇到河口、袁家沟一带集中，集中地区另电遵照。并告恩来，东征命令在后方仍不宣布。毛泽东为保证红军主力东渡后渡口的巩固，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周恩来，拟调红二十八军第一团由刘志丹、宋任穷二人中一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以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巩固东岸沿河地区，以便集中主力向正东并在以后转到东南方向作战。

2月13日，林彪与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等前往黄河渡口察看地形。

十八时，彭德怀、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我们向你们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红军第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要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的注意。部队一经东渡即难于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因此请利用这几天时间，切实解决下列问题：一、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二、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须有三连至四连）。三、此外，此次红学毕业生原则上应保存，继续训练。

2月14日，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两路集结于黄河西岸。

2月15日，林彪率领红军第一军团北移到清涧，经合头坪、双庙河、刘家山等地。毛泽东、彭德怀以红军主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第二十八军正式组建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革命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签署了《东征宣言》，阐明了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发出了“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的战斗号令。这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

2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指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西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因此，二十八军主力须移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周恩来暂时将指挥重心移向清涧县委驻地，指挥二十八军及阎、蔡所部，沿河西岸七八县群众动员，沿河东岸七八县拆毁堡垒，争取群众，东西两岸前后方之运输与渡河点之保持。如此长线无统一指挥，必致凌乱。

2月18日，毛泽东在袁家沟同彭德怀发布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全文如下：

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

一、情况

（一）满洲军一师占领张家口，日本在太原、包头两处设军事机关，北京傀儡政府正进行华北的满洲化。

（二）阎锡山在日本指挥下进行各种卖国贼工作。其兵力部署如下：太原一师，晋北大同一带一师，晋南长治、长子一带一师，汾河下游及大宁、吉县一带一师，晋西永和、石楼、中阳、离石、汾阳、柳林、军渡及沿河守备一师（七十一师杨耀芳），晋西北兴县、临县、碛口、保德一带两独立旅，侵入西北吴堡、绥德、佳县一带一师（七十二师李生达），绥远全省两师。孙楚之“剿匪”总指挥部似在碛口（孙楚现去南京谒蒋，职务由参谋长代），杨耀芳之晋西防守司令部在汾阳。

（三）河北抗日义勇军在发展中（大名、昌平、阜平等地）。晋豫之交有红色部队活动（阎锡山派兵一旅去对付）。内蒙德王独立与晋方对抗。阎锡山部队中抗日革命情绪在发展着。黄河东岸民众有欢迎红军之表示。

二、任务

在党中央及军委会抗日讨卖国贼，向山西消灭阎锡山部队，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号召全国抗日讨卖国贼运动，并在军事上巩固向前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下，方面军第一步有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的任务。

三、渡河战役

（一）敌情判断

我军渡河区域是晋敌七十一师杨耀芳防地，判断其六个团分布：永和一团，石楼城一团（一说一团部附一炮兵连），石楼所属沿河防御（河口对岸之辛关至沟口对岸之三交镇百余里）两团，中阳城及中阳沿河防御一团，柳林一团，师直属队在汾阳。我军渡河之第二日（二十二号），在三交镇附近地区敌有以二个至三个团与我作战可能，而在义牒镇附近，有以一个至两个团与我作战可能。在三天至七天之内，敌有以两个师左右兵力与我在石楼、中阳、永和一带作战可能。至于以更大兵力集中前进则须时间较多。

（二）我军部署

我军以从沟口、河口一带渡河，占领留誉镇、义牒镇并相机占领石楼城之目的，部署如下：

1．集中地区

一军团沟口附近。

十五军团主力河口附近。

十五军团之八十一师解家沟附近。

方面军直属队川口镇附近。

2．渡河地区

一军团沟口附近。

十五军团主力、方面军直属队河口附近。

十五军团之八十一师准备跟一军团渡河。

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老关、舍峪里两处为辅渡点（两辅渡点均属十五军团）。

3．渡河指挥

每个渡河点由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每船一人），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的渡河。

4．渡河时间

以二月二十一日二十时为各兵团在各个渡河点同时开始渡河之时间。

5．渡河手段

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翼侧掩护阵地，以保证后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敌发觉，立即改为强渡。

6．渡河后之动作

一军团须准备与进入渡河点附近二三十里地区之援敌战斗而消灭之。在消灭该敌后或该地区无敌情，均须于第二日（即二十二号）或第三日（依渡河快慢及敌情决定）相机占领留誉镇地区。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一卷》，电文节选自《毛泽东年谱》《林彪军事生涯》）

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步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指挥每个渡河点，以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地渡河；二十一日二十时为渡河时间。

毛泽东出席第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做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东征有三个任务：一是从外线分散敌人兵力，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全国的反内战反饥饿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还指出：当前，我军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渡过黄河。

十九时，彭德怀、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甲、十九号红军第一军团全部休息（一师进至解家沟），二十号进至沟口、普阳沟地区。由林规定适当驻地，以不暴露又利渡河为原则。乙、红军第十五军团主力集中高家村一带，由徐规定驻地。八十一师进至袁家沟待命。丙、三天内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二十一号二十时开始渡河。

毛泽东在袁家沟窑洞里运作筹划东征的全盘战局。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按照毛泽东指示认真做好东征战前各项准备工作。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各路东征大军极其隐蔽地来到黄河岸边，厉兵秣马，集结待命。各军团首长和渡河突击队的指挥员都亲临黄河岸边，组织战前演练，进行渡河准备。他们亲自侦察黄河两岸地形，为部队选择强渡黄河的登陆地点。

东征战斗打响前，林彪、曾思玉等一行十几人轻装向清涧、河口方向进发。第一天走了一百多里，到达一个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在这里向政府的干部进行了兵要地志的调查。林彪还特地要了一份县志地图，因为县志地图比军用地图详细、准确。第二天晚上，冒雪到达了清涧河口附近地区，在离河口十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子住下来，决定明天吃过早饭以后，就到河边去。

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已经是深夜了，曾思玉检查过警戒，看见林彪的窑洞还有灯光，就悄悄地走了进去。林彪还没有休息，只见炕上满铺着几副拼起来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他坐在炕头上，双手按着地图，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思索着。发觉曾思玉进去，他微笑着问：“天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他们都睡着了吗？”听口气，倒像该休息的是我们，而不是他自己。“他们都睡下了。”曾思玉回答之后，接着向他请示：“雪下大了，明天还去不去河边？”“去。找个好向导就行。”他略略思索了一下，又说：“找两个。找一个放羊的，找一个划船的，最好年纪大一点。”说完，他又俯身看地图了。

曾思玉到村苏维埃去，托村行政主任搞几身化装的衣服，把找这两位向导的事也交代了。但心里总不由得暗暗纳闷：到河边总共才不过十几里路，有一位向导带带路满够了，为什么还要两个，而且一定要这样两个人？雪，整整下了一夜，足有一尺深，而且还在继续下着。这样的天气跑到河岸上去，实在够受的。但对前敌侦察来说，却也很有利。

吃过早饭，村行政主任给他们找的两位向导来了。两人都约有四十来岁，那位放羊的老乡年纪略大一些。他们都粗壮得很，脸膛又红又黑，额头上的皱纹很深很深，一看就知道是淳朴、勤劳的劳动人。曾思玉叫骑兵侦察班长卢迪挑了五个战士，就立即用借来的衣服装扮起来。他们有的穿上一身光皮板的老羊皮袄，头上缠条羊肚子手巾，有的索性把棉衣翻过来穿。这样浑身上下通白的，莫说隔条黄河，就是离几十步也看不清人形了。那边，林彪也动手化装起来了。他把自己那件旧大衣翻过来穿上，拦腰扎根绳子。看惯了他平时那整齐的装着，看他穿了这一身，倒觉得很不习惯了。

一切准备停当，他们八九个人就踏着齐漆深的雪，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向河岸上走。这正是正月头号，天气还很冷了，从黄河边上吹来的东北风，卷起大把的雪花直往人们的脸上和脖子里撒，冷得人直打寒战，有时憋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但是，走出村子不久，他们就慢慢习惯了，而展现在眼前的一片雪景，却把他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吸引住了：白雪把整个陕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的，到处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真是又雄伟又壮观。

那两位向导大概对他们的行动感到很奇怪，忍不住地问他们：“同志，这样大的雪天，你们到河上来干啥？”曾思玉连忙回答：“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嘛，我们这些南方人没见过黄河是什么样子，听说黄河多么大，水怎样黄。现在来了，不管怎样也得去看看。”这句话是为了不暴露曾思玉他们的意图而事先编好的。接着，曾思玉望望林彪，他笑着点点头。他正一大步一大步慢吞吞地在深雪里走，有时抬起头来，四下里望望，还不时地伸出手来接接雪花。他是那么悠闲，看来倒真像是有着浓厚的看河、赏雪的兴致。

再往前走出不远，就听见“呼呼”“喳喳”的声响。向导说：“听见了没有？那就是黄河了。”十点钟左右，他们来到河口附近辛关渡口岸边上。这时，雪已经停了，冰冻了的黄河，更有一幅奇特的景象：大块的冰凌像一座座小小的银山，在水里缓缓地浮动，一阵急浪卷来，冰块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和四溅的冰末，发出震动人心的响声。四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成群的长嘴巴的白鸟在贴着冰面掠过，真是好看极了。

这时，放羊的老乡走过来，拉拉林彪的衣服，指着对面的渡口说：“同志，你们注意点。这河就是赤白交界，那边有阎老西的白狗子，晴天有时候还打枪过来。”

林彪点点头，立即绕到河岸崖头的后面，伏在雪上，举起望远镜来观察。他看得那样专注，刚才赏雪景的神情登时消失了。曾思玉也连忙掏出镜子来观察。从望远镜里看来，对岸的地形十分清楚：渡口的两侧全是立陡的悬崖峭壁，山头上、隘路口，零散地隆起一些雪堆，张着黑口，那是一些碉堡。渡口上的设防更加严密。在密集的碉堡旁边，有敌人的哨兵在活动，几个敌兵正在扫雪。

林彪看了一阵，继续向渡口北面、河的上游走。这里的雪更深，有的地方把整条腿都陷没了。他好像忘了下雪这回事，蹒跚地走一阵，停下来看看，再走。

走出了好远，他停下来，向对岸望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大衣下摆上的雪，走向那位放羊的老乡。他举起手好像很随便地向对岸画了个圈，问道：“老乡，这一带山上你都上去过吗？”“去过。”老乡回答，“过去给人家当了二三十年的放羊工，从河这边跑到河那边，哪个地方没去过？”“哎哟，那么陡的崖头，人可怎么上？”

“放羊的嘛。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得上去，羊上不去的地方，人还得拉它一把呢。”老乡指着山粱上被雪盖着的断续部分说，“看，那些河崖口上，崖头都是斜的，能上得去。”

林彪点点头，自言自语地把放羊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对，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上得去。”曾思玉一面听着他们的谈话，一面把放羊人的话记录下来。并且随着老乡手指着的地方，勾画了一张草图。这时，曾思玉忽然想起林彪让他去请向导时的情景。真的，陕北这些地区放羊的多，他们整天漫山跑，哪个山沟角落他们不知道？请这样一位向导来实地观察做调查，实在妙极了。不用说，那位船工也一定会在了解水情方面给我们许多帮助。

林彪又和牧羊老乡扯了些别的。比如山上的草多不多，从河对面上山怎么个爬法，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闲扯，但对岸一些眼睛看不见的地形情况已经清清楚楚了。

接着，林彪走向那位船工，从古到今地谈了些黄河的水情以后，又问：“河这么宽，划一个来回得多少时间？”“那得看水势，”船工老乡说，“平常一个来回得两三顿饭的时间，碰到水涨了，时间更长一些。”“歇船的时候，船往哪里放？”林彪又问。老乡往北指了指，说：“就在河口那里。那里水稳。”就这样边看边扯，河口、延水关之间的地段侦察了一遍，一天就在这冰雪的大河岸上忙过去了。

傍晚，雪又下起来了，林彪他们又冒着大雪往回走。整整一天在雪地里奔走，大家又冷又疲劳。但林彪却没有疲倦的神色，仍是神采奕奕地跟着老乡的脚步走。但是却没有来时那种赏雪的兴致。他一面走，一面沉思着。根据以往的经验，林彪的胸中，一个周密的、巨大的行动计划，已经在酝酿、在成熟了。（选自《烽火岁月》，曾思玉著，海潮出版社。）

徐海东也根据清涧当地人拦羊的和船手侦察黄河岸边的地形、敌情，制订了东征渡河方案。

徐海东带上侦察人员，骑着马来到黄河岸边。他们把战马留在一个村子里隐蔽好，化装成当地老乡的样子，踏着积雪，沿着黄河西岸，察看黄河两岸地理位置，寻找渡口。

从黄河岸边回到村子里，天已经黑得什么都看不清了，徐海东晚上又顾不上休息，找到放羊的、老船工谈话，寻找去过黄河以东的人探寻黄河以东的敌情、地形。直到天快亮了，他才躺在老乡的炕上睡下。

徐海东和一些村干部在黄河岸边上度过了几个昼夜。直到他认为需要了解的情况都了解了，渡河方案胸有成竹，这才同侦察人员乘马飞向军团指挥部。

东征战斗打响后，林彪、徐海东踏过雪、观察过的地段，就成了中央红军东征强渡黄河的登陆场。就在那位老船工所指点的无定河口内，隐蔽了渡河的船只，就在那位老拦羊的当年经常攀登的山腰断续部上，布满了突击队的红色战士。

彭德怀随毛泽东渡过无定河来到高家村。随即，彭德怀即率电台去无定河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长的沿岸观察，检查渡河船只，选定和侦察渡河点。他花费了7个晚上，认真侦察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尽可能多地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对岸敌人碉堡周边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的位置，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方案，以求确保东渡取得胜利。同时还准备了万一形势危急，能够安全撤出的方案。

彭德怀已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为了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以及预备队位置都搞得一清二楚，他还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工作，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

战役打响前夕，彭德怀来到预定渡河点视察工作，发现只造出了15艘船。他估算出：如果每船乘坐30人，来往一次运载到岸大概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一万四千人，加上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区区15艘船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的。万一情况有变化，回师的安全也无法保证。于是，彭德怀立即决定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连夜赶造船只上百艘。每只船配备三至四位船工，并且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样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西渡返回的安全措施。

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不到一个营，其纵深也只有留誉镇、石楼各一个营，都离河岸15至20公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红军之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完。

2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渡河准备工作已完成，红一军团全部拟于19日乘夜进入峁上、沟口一线，20日黄昏开始运动，21日14时以前渡毕；红十五军团亦于20日开始渡河，红八十一师开至袁家沟待命。毛泽东同意渡河部署，并于当日电令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遵照执行。

2月19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我军准备渡河已引起敌人注意，现敌正在三交镇上下加修工事，为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并巩固渡河的胜利，对红军各部队提出如下注意事项：一、两军团要有独立作战的准备；二、左纵队八十一师尾随红一军团渡河；三、山西游击队应在老娃关、马灰坪佯渡，袭取一两个碉堡，剪断电线，以掩护主力渡河；四、红一军团渡河时，主要向柳林方面派出有力侦察，渡河后进占石楼以北之西山里、小蒜镇、南岭地区；红十五军团渡河后经义牒镇乘机取石楼；山西游击队及西岸群众务须在红军渡河后，拆毁沿岸碉堡，收集船只，巩固三交镇、转角镇、辛关镇3个渡点。

2月19日，毛泽东从袁家沟动身，再经后坪里，行程25华里，到达高杰村，检查东征准备情况，听取彭德怀东征工作汇报。高杰村与黄河的辛关渡口、河口临近，离造船地方大要坪只有五里路，是红军东渡的前线指挥部，也是红军集结、疏散的要地。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渡河可采取两个方案：一是偷渡，二是强渡，偷渡不成就强渡。要偷渡首先要做好封锁消息的工作。那时，各家各户都喂着狗。一有风吹草动，犬吠声不断。这对红军秘密偷渡是极为不利的。

黄河办事处负责人张浩跟毛泽东请教方法，毛泽东说：“找找群众，他们是有办法的。”

1936年2月19日晚上八点左右，张浩把高杰村行政主任白金璋找来，亲切地说：“同志，你好，我叫张浩，是东征黄河办事处负责人，想请教你一件事，你是白金璋吗？”白金璋说：“是，你们需要什么吗？”张浩笑着说：“我们准备渡过黄河东征，可东征是绝对保密的军事机密，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不让狗叫，有什么办法呢？”白金璋回答：“谁家喂狗，就让主人把狗拉到山里，或把狗拴上喂食，狗就不叫了。”张浩笑着说：“这是个好办法！”他一边说，一边将目光投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点头赞同。张浩说：“好，就这么办吧。”白金璋说：“我马上布置下去”。

彭德怀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安排妥当后，就回到了高杰村，向毛泽东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特别是渡河地点、时间，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彭德怀在窑洞里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白金璋在屋外领着党员干部也忙个不停，他们为了感谢中央红军东渡黄河打日本，为了穷苦人民过上好光景，日夜操劳，吃不上一口好饭，特地杀了一只羊，用羊肉臊子白面饸饹招待中央红军，希望为自己的亲人们改善改善伙食，补补虚弱的身体。

彭德怀汇报完工作，在高杰村人再三挽留下，毛泽东、彭德怀、张浩等和大家一起吃饭。一边吃着，一边说笑着。毛泽东说：“清涧不愧为模范支前县。”（选自《红色清涧》，第202页，黄增辉编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这时的彭德怀一边吃着香甜可口的羊肉臊子白面饸饹，一边走着说：“我听这里的老乡讲，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李自成的军队被朝廷大军赶到黄河边，忙派人到河边察看。派去第一个人回来报告说，水太大过不去，李自成把他杀了。又派去第二个人去，回来仍说过河无门，李自成又把他杀了。又派了第三个人去，这个人一看闯王是非过黄河不成，再说过不去命也完了，于是回来撒谎道：‘闯王，黄河能过了。’闯王一听大喜，忙问怎么过？那人说：‘义军替天行道，为民求安，老天爷搭了一座神桥，大军可以通过。’于是李自成就率领千军万马过了黄河，杀向前方，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和大家听了后都大笑起来，觉得有趣。毛泽东说：“老彭你讲的这是民间故事，其实历史上也有记载。那是崇祯六年（1633），李自成率大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本想夺取华北，不料被明军打得一败涂地，便想退回陕西，但又觉得无颜见乡亲，也不甘心失败，欲求生路，再闯大业，于是决定奔向河南，那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再说那里的明军毫无准备，乘虚而入，必能得胜。可是黄河横在眼前，波浪滔滔，宽数十里，又没有船只，这怎能过得去呢？后有大军追赶，前有大河阻拦，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天气大变，刮了一夜西北风，黄河结成了冰桥。李自成一看，冰封黄河，坚冰搭成桥，心中大喜，高声惊呼：“真是天助我也，义军必胜！”遂下令飞渡黄河，杀入河南。果然河南明军毫无防备，一败涂地，李自成连克数城，破州过县，军威大振，所向披靡。”（选自《红军东征》，第61页，冯爱祥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毛泽东吃完最后一口，缓了口气接着说：“李自成有天助，我们有人民支持，再发挥全体将士的智慧，我想渡河一定会胜利。”

此后，由于渡河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将部队渡河时间提前至20日二十时。

2月20日上午，林彪继续在黄河边侦察对岸敌军的情况，并会见第五团团长张振山及第五团突击队第一组长龙书金、第四组长曾国华，部署突击的方向及注意的事项。

十四时，彭德怀、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萧劲光并告毛泽民、叶剑英：甲、渡河时间一律本日二十时开始，不得先后参差。乙、本日二十时起至明晨八时整，各电台每二小时联络一次，特别是渡河得手与否立即电告。丙、林聂以小部从福禄坪佯攻，徐程以小部从辛关佯攻。丁、阎红彦率八十一师第三营从马花坪渡河，徐程派一个营从杜里渡河。戊、彭从沟口渡河，毛依河口得手与否决定从河口或从沟口渡河。

1936年2月20号（正月二十八），这是极不平凡的一天。黄河两岸风起云涌，西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老天要变脸了。黄河静静地流，河面看不见一只船，见不到一个人，死一般的寂静。黄河两岸由于国共双方对垒，也都静悄悄，无人来往。正月里的天气，黑夜来得快，夜幕遮盖了山川、河流、高原、村庄，天越来越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队伍行进踏雪的脚步声，黄河冰凌的撞击声。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备战工作，1936年2月20日晚19时，彭德怀、张闻天率领早已集结在黄河西岸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指战员，隐蔽在清涧县王家河、河口、辛关、老娃关、马花坪至绥德的沟口一带，各军团在选定的渡口上，准备乘着木船和羊皮筏子，隐蔽渡河，马上就要打响强渡黄河天堑的战斗了。

晚上十九时半，水手们将船和羊皮筏子驶入渡口，红一军团的突击队也进入渡口，大队人马都向河口渡口挺进。

突击队是由红二师五团的二十四名共产党员战士组成，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十五岁。队长是曾国华，分为四个小组，每人一支捷克式步枪，百发子弹，四个手榴弹，组长还配一支手枪，船上配有八名水手，四名梯子手。他们铮铮铁骨，奋勇向前，刘亚楼师长为他们敬酒送行。突击队员们分外乐观、豪爽，个个扎好裹腿，系好子弹带和腰带，不时做战斗练习，准备马上投入激烈的战斗。

红一军团以红二师五团为先头突击队，登陆点为中阳县三交镇坪上村（今属柳林县）。一阵阵寒风，一声声浪吼，战士们的心都在突突地跳，坐上了羊皮筏，登上了船，就等着下命令。二十时到了，岸上的指挥者喊了声：“出发！”羊皮筏和船向波涛中冲去，战士们一心要占领东岸滩头阵地，什么也不顾了，水手们拼命撑船，还要防止冰凌撞船。当船行至河中时，被对岸敌军发现，突然一道探照灯光出现在面前，接着一串串子弹射了过来，随即枪弹如雨倾泻而来，水手拼命向前划，战士立即还击，船舱打破漏进了水，战士忙撕下衣服堵。一个水手胳膊中了弹，鲜血直流，硬是咬着牙划船，河水冰凌不时撞击着船，大家用手把冰推开，也有的战士中弹倒下去，木船在激流、冰凌的撞击下沉浮不定。勇士们沉着冷静，拼命向前划去。不待船靠岸，便一跃而起跳入冰冷的水中，一鼓作气冲了上去，奋不顾身，冲杀上前，很快占领了滩头阵地，打退了岸边的敌人。

红军战士一齐向前进攻，集中火力，打得敌人都退回据点。这时，十五军团从河口渡口也胜利渡过了河。十五军团渡河突击队，由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四十名战士组成渡河先遣队，团参谋长韦杰亲自带领，十五军团长徐海东亲自指挥，从清涧县王家河渡口下水，乘五只小船，冒着敌人炮火，很快就冲了过去。接着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悌请求带领部队占领滩头阵地，徐海东批准了。当毕士悌占领了滩头阵地后，不幸中弹牺牲，激起了战士们的斗志，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便一举将河边守军歼灭，占领了贺家凹，迅速向敌重镇三交进攻。紧接着，后边的部队接踵而来，杀声震天冲向敌堡，守敌在黑暗中不知有多少红军飞过黄河，见势不妙，拔腿逃命。中央红军一鼓作气，冲杀上去，占领了三交镇。

月黑风高，黄河在奔流。英雄的红军战士在黄河上抢渡，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在斗志十分旺盛的红军面前，阎锡山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很快就被突破了。红军渡河进展神速。至21日拂晓，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渡河登岸，打垮和歼灭了对岸守敌，占领了河防阵地。当地老百姓闻听红军渡河，纷纷相传：“红军飞过黄河来了！”

毛泽东在袁家沟战斗和生活了16个昼夜。当红军抗日先锋军于2月20日晚强渡黄河天险成功后，21日凌晨三点，毛泽东和总部机关从袁家沟出发奔向红军东渡指挥前线——高杰村，指挥中央红军有秩序地渡河。

七时，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徐海东、程子华：从河口至三交镇沿河之敌约两团现在我大包围中。我一军团应速向小蒜镇、十五军团速向义牒镇截敌追敌，两军团并各以先头师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义牒镇、河口两点是方面军主力后方联络线，十五军团须酌派小部保护，候抗日游击队明日或后日接替。八时二十分，致电叶剑英、杨尚昆并飞送徐海东、程子华：方面军直属队接十五军团渡河后，即在对岸适当地点宿营，严密配备警戒，构筑工事，并派小分队分别向上下游堡垒线各五公里以上侦察游击，等候我到达。

随后来到辛关房儿沟渡口，当时红十五军团的后卫部队还在继续渡河，毛主席和随行人员就在路旁休息。

十二时，毛泽东电告杨立三：杨森、蔡树潘等领导的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渡河后，以义牒镇为指挥中心，执行维持交通，保持主要渡口，组织本地游击队等任务。周副主席日内来河边主持，你的工作，向他指示。我由义牒镇向石楼前进。二十时，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要他们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同时电告徐海东、程子华：二十二日，十五军团主力须尽一切可能夺取石楼，所有未渡部队改从辛关渡河。

忙完工作，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坐在前边的雪地里吃饭，一盒子小米饭、一格子腌菜，都冻冰了，可主席却吃得津津有味。原来主席在头一天晚上忙于批办电报、研究战况，一晚上没睡觉，早饭也没有吃，就带着部队来到了渡口。看着主席一口一口吃着夹着冰渣的饭菜，从主席身旁走过的战士们都不禁再三回头，眼睛里流露出对领袖的无限尊敬，人人精神都更加振奋起来，齐声高唱《红军东征歌》：

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吓跑汉奸魂。

猛虎扑羊群，冲锋向前进，只见那白军连跑又带滚。猛打猛冲又猛追，追到石楼城。

吃罢饭，毛泽东在黄河西岸指挥红军两个军团渡过黄河后，亦于21日渡河，主席就在辛关的房儿沟渡口乘木船渡河，过去就是山西的辛关（习惯上把陕西的辛关叫西辛关，把山西的辛关叫东辛关）。临行之前，他亲笔给杨立三写了一封信，具体部署了后方工作，并要杨立三向主持后方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请示工作。

立三同志：

（一）作战命令一份付（附）上，可了解红军行动方向及任务。

（二）杨森、蔡树藩、赖传珠领导之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镇为指挥中心，其任务是：（1）维持石楼、义牒、河口间的交通；（2）拆毁沿河堡垒，消灭残敌；（3）发动辛关、老娃关、清水关、义牒镇四点之间的群众斗争，组织山西本地游击队；（4）保持主要渡口。

（三）已下令从绥德、清涧、延水三县动员三千人当担架队，本周底集中一千，三月十五、三月三十各集中一千。但三县人口多少不等，这个平均分配数恐不适当，应以按照可能实情为动员原则，首先集中一千，看前方需要情形等候命令再集中二、三两批。办法：（1）有适当组织，有好干部带领；（2）有支部组织；（3）有伙食组织；（4）带衣毯碗筷；（5）服务期一个半月；（6）每四人一付（副）担架；（7）均到河口你处集中，待命前送。

（四）戴季英负责加造船十二只，计马灰坪三只，老娃关三只，河口六只（此六只准备开赴下游适当渡口应用），请与联络。

（五）你须与清涧县委及河边各区区苏密切联系。

（六）周副主席日内来河边主持，带有电台，你的工作向他请示。

（七）我由义牒镇向石楼前进。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一号十二时于河口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

毛泽东踏上了东征更加艰险的征途，挥师向东挺进。彭德怀则于2月21日从绥德县的沟口渡过黄河，随红一军团到达山西境内的留峪镇。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东征军分为三路，一路沿黄河北上，袭击军渡，围攻柳林；一路进逼中阳，继续东进；一路进占义牒，猛攻石楼。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说：“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100公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

至23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控制了辛关、老鸦关、转角镇、三交镇各渡口。东征红军势不可当，一路横扫占领宽25公里，纵深35公里的区域。此时，东征军已经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完成了东征战役的第一步任务。东征军突然渡河东进，令阎锡山恐慌不已。他一面急令孙楚迅速率军由陕北返回河东、柳林、离石、中阳、石楼一带，与东征军作战；一面电令中阳、石楼守军固守待援。2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为打破晋军的封堵，建立作战根据地，又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军一路至二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2月27日，红一军团发起总攻。阎锡山调派增援中阳的晋军，是被他称为“满天飞”的王牌之一的独二旅，清一色的外国装备。当独二旅行至中阳县的关上村、刘家坪一带时，被红一军团层层包围，成了瓮中之鳖。独二旅旅部、两个团及其炮兵连全部被歼。红一军团俘虏400多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山炮3门。

3月8日，中共中央在山西孝义县大麦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新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决定在兑九峪一带集中重兵消灭晋绥军有生力量。3月10日，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乘兑九峪晋绥军二、三纵队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猛攻，在击溃敌主力、歼灭约两个团后，立即撤出战斗。

鉴于中央军陆续向灵石、平遥、介休、侯马等地开进，阎锡山又纠集四个纵队再次向红军反攻，晋西南、晋西北防守兵力薄弱的实际情况，3月12日，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国民党部队；右路沿汾河与同蒲路南下；左路北上直逼太原，并掩护红一军团。各路红军均取得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日至27日举行扩大会议，深入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瓦窑堡会议以来党的工作与方针政策符合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提出了“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的解放战争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认为要“区别日寇与卖国贼”“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要“以发展求巩固”；会议还讨论了军事战略和行动方针，明确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4月5日，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列举蒋、阎阻止红军东进抗日的事实，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中国于灭亡”。

为策应河东红军的作战，河西的红二十八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趁晋绥军回调之际，迅速进占宋家川、吴堡等地，收复部分原来被国民党军占领的西北苏区。3月底，红二十八军奉命渡河并协同左路军参战。4月14日，为完成恢复黄河交通的任务，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33岁。

1936年4月23日，刘志丹遗体运回瓦窑堡。1936年4月24日，驻瓦窑堡的各机关团体、红军部队3000人在南门戏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褒扬刘志丹同志的光辉业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等领导参加了刘志丹追悼会。随后，刘志丹同志的遗体，葬于瓦窑堡南门城外二三里处。为了纪念这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36年，中共中央特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让人们永远铭记这位共和国奠基人的英名。

4月下旬，集结在山西的阎锡山和中央军已达到51个团，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蒋介石的强令下向西北推进。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和“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的情况下，红军决定回师西北，“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和“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等任务。

5月2日至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返回延长、延川一带。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认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红军东征历时75天，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效。

在军事上，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中央红军在短时间内大破阎锡山的所谓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红军东征突破黄河天险，在晋西北和晋南地区，兵分数路，长驱直入，转战山西50余县，击溃晋军31个团，消灭敌人17000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电台两部，子弹数十万发，扩大红军8000余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来的巨大军事胜利。（选自《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88页，蒋建农、郑广瑾著，红旗出版社。）

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山西建立了地下游击队30多支，为以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动阎锡山入陕部队回防，打破的敌人对陕北的包围封锁，扩大了苏区；为开展抗战打下的基础。

在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生存要求，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得到农民热烈拥护；筹集款项40多万元（现金），解决穿衣吃饭生存问题，缓解了财政压力。

红军东征的胜利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与后方民众大力支援共同取得的。至今还令人悲痛的是1936年4月14日，在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与晋军孙楚部璋拯宇团作战时，被机关枪流弹击中，当场壮烈牺牲。刘志丹战死沙场是东征的最大损失，也是陕北根据地军民的极大损失；还有十五军团二二五团团长徐行德、一军团二师参谋长钟学高、陕北红军独三团团长温志恭、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林龙飞……他们用血肉之躯筑成了革命胜利之路。整个东征战役中有数千名红军将士血染沙场，永远安息在三晋大地上。

红军从清涧渡过黄河前往山西东征，取得了长征以来的胜利。其主要原因就是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清涧根据地的建立，尤其清涧东区，为党中央在陕甘宁建立大本营，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东征的胜利。这都与清涧人民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郭洪涛回忆录：《东征的回忆》）。

三、红军东征的历史意义

1936年2月的红军东征，是我党党史和军史上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壮举。东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及陕甘苏区在发展中得到壮大。东征的意义十分深远，正如毛泽东在总结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时，曾经形象地用“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做比喻。红军东征，从某种意义讲，也是这样的，是长征的继续和发展。但长征是战略转移，是被迫作战；东征是战略进攻，是主动作战。所以说，东征是长征的继续，东征一结束，共产党就在政治、军事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向敌人展开战略上的进攻，共产党就有了抗日战争的主动权。（选自《彭德怀自传》，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东征胜利的意义，毛泽东在1936年5月14日至15日于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高度概括。毛泽东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消灭晋军、国民党7个团，俘敌4000余人，唤起了民众（在山西二十余县宣传组织了群众，壮大了抗日力量），扩大了红军（扩红8000余人），筹备了抗日经费，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当年与毛泽东一道指挥红军东征的彭德怀回顾评价毛泽东和红军东征时说：“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的领导权，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这次，毛泽东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选自《彭德怀自传》，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东征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评价东征：这次东征的收获比较大，除了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宣传了抗日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第一是扩大了兵力。75天党招收新兵8000余人。那时山西的老百姓很穷，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第二是筹得了红军急需的一批物资如布匹、棉花等，款项也筹得了不少，解了燃眉之急。记得这时我第一次看到50两银子铸成的大元宝，这是从土豪家的地窖中挖出来的。第三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迫使阎锡山把驻在绥德的两个师调回山西增援。在陕北，绥德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他们一撤，绥德就是我们的了。同时，红军又先后占领了吴堡、葭（佳）县、神木、府谷地区，陕甘苏区扩展到了黄河西岸。西安事变前后，胡宗南部和东北军一撤，我们进入延安，又到了甘肃的庆阳和宁夏的海原、固原，陕甘宁根据地就比较大了，有可能成为中央得以安身的根据地。（选自《毛泽东画传》，第9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东征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回忆东征：汾河流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在这一带，我们红军才真正见到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个什么样子。在陕北，一说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在山西汾河流域，我们看到地主除土地、羊群以外，往往宅第绵延，几乎占半拉村子，有的地主家里有多少套大车，养着几十匹一色骡马，连一批杂色的也没有，十分阔绰。商业资本也很发达。可是封建性很大，开钱庄、当铺的不少，高利贷剥削穷人，十分猖獗。许多破产农民只好赤身露体下煤窑挖煤。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汉奸财产，筹了不少款子。山西老财都会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部队在这里也学会了敲打地面听声响判断——窖藏所在地的方法，还收缴了不少鸦片烟土，没收了一些当铺的不义之财，充实了抗日经费。我们在这一带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报名参加红军的很踊跃，光四师就扩红1300多人，全军团共扩红约5000多人。（选自《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毛泽东、彭德怀是红军东征的决策者、亲历者和实际统帅，他们的总结概括无疑正确。今天，在纪念东征胜利八十三周年之际，当我们回首八十三年前东征的历史，重新审视中央红军东征的历史意义，揭示红军东征的战略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红军东征历时75天。从战役的决策、战役的准备、战役的发起到战争的指挥，毛泽东都亲临战地组织实施，创造了又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东征是中共党史、军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壮举，东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及陕甘苏区在发展中得到巩固。

红军东征这座雄伟的丰碑上镌刻着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光彩夺目的名字，而最不寻常名字是光荣的清涧人民。中央红军东征选择清涧人民，清涧人民也对东征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清涧人民将与东征这座丰碑一道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人们将一代一代地从中央红军东征在清涧的传奇经历中，吸取勇气、智慧、献身精神和创造精神。

（本文作者：康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