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政治作战是现代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中进行的对抗，是信息化战争本质和特点的体现。政治作战以攻击和抗击为斗争形式，针对敌方军人、政府要员及民众的思想和心理，采取舆论造势、法律斗争、心理攻击等作战行动，与武力战互相配合，消磨和摧毁敌方抵抗意志，鼓舞和提升己方民心和士气，力争以小的代价迅速达成战争目的。

政治作战是非武力作战行动，是进行“软杀伤”的政治攻心战，主要包括舆论斗争、法理斗争和心理攻防。心理攻防、法理斗争需要借助舆论斗争来展开，舆论斗争、法理斗争需要心理攻防来引导，舆论斗争、心理攻防需要法理斗争信息加以强化。虽然政治作战都可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发挥作用，但舆论斗争和法理斗争更多在战略层次上发挥作用，心理攻防更多在战役、战术层次发挥作用。虽然政治作战的作用对象都具有多元性，但攻击重点有所不同：舆论斗争、法理斗争侧重于影响民意，心理攻防侧重于直接影响军心。总之，它们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又各有侧重，共同作用于作战进程，达成作战目标。

在我国古代就有“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之说。政治作战在美英法等国军队中统称为“心理攻防”或“心理作战”，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场高技术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就其作用和地位而言，过去的政治作战与近几场高技术战争中的政治作战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政治作战，由于信息传播手段缺乏，影响范围小，对战争进程和胜负的作用有限，只是武力战的辅助行动，基本处于幕后。近几场高技术战争中，由于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对政治作战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使政治作战由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为与武力战并驾齐驱的另一个战场。

从现代战争看，战争双方实施的政治作战有四大特点。一是超全程全时空实施，影响范围广。政治作战始于战争开始前，贯穿于战争全过程，延续至战争结束后。战前为战争正名，获取国内国际舆论支持；战中摧毁敌方抵抗意志，加速战争进程；战后抚平战争创伤，争取敌方民众支持，利于战后重建。政治作战不受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影响，可以一天24小时全天候、全时空不间断地进行，不仅可以影响敌国的军队和民众，还可以影响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和民众，改变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和行为，影响范围空前广泛。二是大量运用高新技术，信息传播速度快。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使用的军用和民用卫星约160颗，其中军用通信卫星31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媒体就是通过这些通信卫星，把有关战争的信息和图像传回国内，传向世界。三是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从而产生力量“倍增”效应。例如，伊拉克战争初期，伊方舆论斗争曾一度占上风，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感到伊拉克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全国军民将依托城市顽强抵抗，最终将迫使美英付出惨重代价。但由于军事实力差距太大，伊军不断失利直至不战而散，结果使已产生的舆论斗争效果很快消逝。美方依靠强大军事实力，武力战、心理攻防双管齐下，作战行动很快就收到了“倍增”效应：仅用很小代价就攻占了巴格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四是高层统一谋划，充分发挥联合行动的威力。例如，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副总统切尼亲自领导“白宫全球宣传办公室”，统一制定政治作战方案，统一调度全国军地政治作战力量，快速、大量发布有利于美国的信息，很快就扭转了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舆论方向，使其对伊动武的支持率大幅上升。

在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现代战争中的政治作战攻势越来越激烈，手段花样翻新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对战略、战役甚至战术规模的作战行动产生重大的影响。与之相适应，政治作战专业部队异军突起，并在高技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作战部队的专业化已成为国际潮流，是世界各国战斗力量建设的必然选择。目前，许多国家已相继建立了以政治作战为主要内容的专业部队，有些虽然不以部队或军人的身份开展工作，但实际上起着政治作战部队的作用。这些国家从体制编制、器材装备、专业训练、人才质量到战略战术运用和技术手段的开发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政治作战理论与实践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强力支撑，政治作战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要高，必须经过全面系统的专业培训；培养的渠道要广，要充分利用高校、研究机构、部队、政府部门的各自优势，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效益。目前，对政治作战人才培养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甚或一些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空白，基于此，本书试图对政治作战地位作用进行深入探讨，从实战需要研究政治作战对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进而提出政治作战人才培养的途径；同时对外军政治作战人才培养情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军政治作战人才培养的启示和借鉴。期盼我们的初步研究和探讨能够对我军政治作战建设略尽绵薄之力。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火箭军政治工作部群工联络局原局长宁路桥的大力支持。在编写过程中，王勤明、亓力佳参与了本书框架结构确定、各章节重点要点把握以及对全书统稿、杨莉参与了资料搜集整理、外出调查研究以及与业务机关协调联系，对本书的完成有重要贡献。本书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第一章、第二章由贾义春编写，第三章、第六章由武颖娟编写，第四章由王晓军编写，第二章由张家喜编写，第七章由高攀编写，第八章、第九章由段燕编写，第十章、第十二章由刘西山编写，第十一章由李斌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