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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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

三月的一天,李敬寅将他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转战陕北》送到我的案头,我认真拜读,心灵不由得被书中那激荡人心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深深地打动。转战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精彩、最为神奇的一幕。通过李敬寅这部书稿,我对这场惊心动魄、与党的前途命运密切攸关的重大历史的来龙去脉有了全面的了解。

读李敬寅这部书,最大的感受是,当时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如同一支无坚不摧的“铁流”,在陕北的群山万壑中流动,一路穿山越岭,攻坚克难,势不可当。这支“铁流”用了仅仅一年零五天时间,便将蒋介石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赶出了陕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想将我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主力消灭在陕北大山中的图谋。

从1947年3月18日至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和党中央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在边区军民的竭诚支持下,采用“蘑菇”战术,以少量的兵力,牵制着敌人的大部队在大山中“游行”,在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情况下,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将优于我十倍以上兵力的蒋介石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寻机歼灭,奏响了一曲人民战争的凯歌。

作者抓住这一重大历史题材,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翔实的史料、奔放的笔触、宏阔的画面、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全景式地再现了这一战争奇观。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既着力展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雄才大略、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果敢,又着力展现了陕北人民对革命事业的一腔赤诚及牺牲奉献精神,从而深刻生动地反映出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鱼水关系,这也是这场战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关键所在,读来令人心灵震撼,从中受到启迪和鼓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概,弘扬了时代正气,是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注入的正能量。

李敬寅长期致力于党的宣传文艺工作,业余从事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有着敏捷的思维、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扎实的文字功力。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祖国、对家乡、对党的事业充满激情,特别注意撰写身边发生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

40年前,他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就被抽调进京参与《来自坦赞铁路的报告》一书的创作。他在《西安晚报》采写的反映女英雄李凤莲的报告文学《殷红的血迹》,正气凛然,扣人心弦,老一辈作家冰心、臧克家以及阎纲、雷抒雁和我都写过诗文,给予赞赏。冰心说:“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臧克家说:“我一边读,一边流老泪,真乃英雄气概。”

此外,李敬寅撰写的反映秦腔名家任哲中的报告文学《生命的绝唱》在全国评比中获得好评,《国画家罗国士》被收入“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丛书”。全国著名文艺评论家阎纲曾给李敬寅的报告文学集《古城大潮》的序言中写道:“当报告文学作家一窝蜂似地挤血水,挖脓疮,深化忧患意识,激扬批判精神,追求悲剧崇高的时候,李敬寅却以一颗热情灼人的心和一双饱含期待的眼睛,寻觅奉献精神和顶天立地的伟大公民。”

同样,在《转战陕北》一书中,李敬寅更是以极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创作态度,精心构思,认真采访。他沿着毛主席当年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12个县和住过的38个村庄,以及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重大战役遗址,实地采访了这一段离奇曲折、气势恢宏、如诗如歌、令人回肠荡气的战斗生活。所到之处,看到陕北群众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是那样赤诚、那样热爱,他们对那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奇迹般的战争岁月是那样自豪,他们讲述的故事和情节是那样生动感人,是那样富有传奇色彩,是那样激荡人心!

黑云压城城欲摧。

1947年初春,蒋介石胡宗南调集34个旅共计23万部队、97架飞机,而且全部是美式装备,气势汹汹地向延安扑来。而我西北解放军只不过2万多人,而且装备极为简陋。蒋介石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将我中央机关和西北解放军主力全部歼灭。

在敌人大兵压境、不可一世的紧要关头,不少领导和群众出于安全考虑,都劝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主席却深情地说:“长征后,我们党像小孩生了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继续留在陕北,和边区军民同甘苦、共命运的伟大决定。毛主席坚定地说:“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尽管天上有敌人的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敌人的重兵搜索追杀,还有美国最新式的电台测向仪昼夜检测,敌人却始终找不到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踪迹。而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在边区军民的真诚拥戴支持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转战12个县,住过38个村庄,行程2000余里。有时候和敌人的大部队仅隔着一座小山梁、一条小河沟,情势万分紧急,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每个紧要关头,都沉着应对,镇静自若,常常是出其不意,化险为夷。而且在紧张艰难的转移途中,不仅指挥陕北战场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一个个战役的重大胜利,而且指挥全国各解放战场取得节节胜利,让陕北和全国军民受到极大鼓舞。

从安塞县王家湾到靖边县小河村,大雨倾盆,山路泥泞,胡宗南的大部队穷追不舍,身后枪炮声不断,追至天赐湾,敌人的几十万大军和毛主席一行仅隔着一座小山梁。而此时的西北野战兵团远在几百里以外的陇东作战,毛主席身边没有一支正规部队。但毛主席临危不惧,认为敌人进了边区就成了睁眼瞎子,他们没有群众基础,并不知道我们就在这里。何况天赐湾一带山重水复,岔路很多,毛主席便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此演出了一场空城计。

毛主席派出了一个排的兵力,在通往志丹县的方向虚张声势,和敌人正面遭遇,然后且战且退,将胡宗南的大部队引向志丹、延安的方向去了,使我中央机关在天赐湾安然无恙。

毛主席一行离开王家湾之后,敌人将毛主席的房东薛儒宪抓去,严刑拷打,厉声问他:“毛泽东到哪里去了?”薛儒宪不紧不慢地说:“毛主席还在陕北!”薛儒宪的话显然激怒了敌人,敌人的皮鞭像雨点般地打了下来。薛儒宪苏醒过来后,敌人再次厉声地问道:“快说,毛泽东到哪里去了?”薛儒宪仍然是那句话:“毛主席还在陕北!”

与此同时,敌人还从邻村抓来一位老汉,敌师长亲自审问:“快说实话,你看见毛泽东、朱德向哪里去了?”老汉回答说:“不知道。”敌师长盛怒,喝令剁下老人的一个手指头。老人疼得昏死过去。苏醒过来后,敌人再次问他时,他理直气壮地说:“你刚才说你是师长,我才知道你是师长,人家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大的官,从哪里来,往哪里走,咱老百姓咋能晓得呢?你尔格就是枪毙了我,我还是不知道!”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全边区组织了两万多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活跃在陕北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他们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稽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同时,全边区还紧急动员起来,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为前线运送粮食、抢救伤员、挑水做饭、站岗放哨、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有力地支援了西北野战军的对敌作战。

据不完全统计,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全边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修筑工事的支前民兵民工达218.2万人次,支援牲畜147.8万头,做军鞋92.9万双,筹送粮食120余万石,动员4.2万名青年参加了解放军。全边区160万群众都自觉成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坚强卫士,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耳目和喉舌。他们将敌人的一举一动都随时报告给各级组织,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敌人却像睁眼瞎子一般,不是跳进我军的伏击圈,就是被我军牵着鼻子到处瞎撞,最终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遭到灭亡。

正如毛主席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就是这场气势恢宏、如诗如歌、震撼世界的战争奇观胜利的根源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春节前在回陕谈话中指出:“陕甘宁革命老区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指出:“要注意发挥好红色文化资源和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党的历史,传承党的作风,坚定跟党走。”

为了再现那场艰苦卓绝、无比神奇、无比震撼人心的战斗生活,李敬寅不仅采访了众多的人物,参观了每个重大决策的地址和每个重大战役的战斗遗址,翻阅了12个县的县志和有关转战陕北的书籍、画册,认真阅读了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以及叶子龙、汪东兴、阎长林、李银桥等人的回忆录。经过认真梳理,以每个县为单元,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在每个县、每个村庄住过的确切时间、环境背景、遇到的险情和困难,以及在此期间做出的重大决策、重大战役、重要会议,西北野战军指战员的勇敢顽强、典型战例、英雄人物,边区群众的真诚支持、无私奉献、感人故事等都做了详细记录,并且对具体时间、具体地理位置、具体人物,都进行认真核对。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然后认真构思,精心创作,以深刻的主题、充沛的激情、宏大的场景、真实的故事、生动的情节、朴实的语言,再现那场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为了写好这部书,作者历时三年,数易其稿,有一种书不惊人誓不休的劲头。因而,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陕西人民出版社都将李敬寅这部著作列为重点图书。今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经陕西省委有关部门推荐,《陕西日报》在10月21日用了三个整版,刊登了李敬寅这部书中的三篇文章《延川涛声》《清涧飞雪》《吴堡春色》,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感情到处文章生,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相信,李敬寅的《转战陕北》必将以其重大的选题、深刻的思想、独特的眼光、严谨的创作态度、恢宏神奇的战争场景、鲜活感人的故事情节,在读者中引起良好的反响。

2016年3月于北京

2016年10月修改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