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禅与武士道

如果说禅与日本的武士阶级有关系（不管怎样的关系都可以），人们或许会觉得奇怪。佛教在各国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展、繁荣，其性质都是慈悲的宗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参与过好战的活动，那么，禅为什么成了鼓舞日本武士好斗精神的原动力呢？

原来，在日本，禅从一开始就和武士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当然，禅从未暗示过他们去从事那种血腥的职业，然而，禅也确实被动地支持了悟入禅境的武士们。

这种支持具有双重意义，分别是道德上和哲学上的：道德上，禅教导人们一旦决定了进路，就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哲学上，禅使武士们知晓，生死并无差别。

而这种绝不回头的精神，说到底是来自哲学上的确信，然而禅宗起先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所以，禅和哲学相比，其在道德方面或许更容易激励武士的精神。

从哲学的观点看，禅反对理性而重视直觉，认为直觉才是到达真理彼岸最近的道路。所以，不管是在哲学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禅对于武士阶级都是非常有魅力的。

武士阶层的精神是比较纯净的，很少沉溺于哲学上的思索，这是他们根本的禀性，这种禀性决定了他们必定会去寻求禅的精神——这可能是禅和武士之间产生密切联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禅的修行是纯朴、果决、自恃、自制的，这种戒律式的倾向和武士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作为武士，应该一心一意地面对眼前厮杀的对方，断不可东张西望；为了击败敌人，他必须勇往直前，而绝不能有来自物质、情感、理智方面的干扰。

因为在武士心中，哪怕是浮现出一点点理智的困惑，都将对他的前进产生严重的阻碍。至于各种情感和物质的占有欲，在他决定进退的时候，更是巨大的障碍。

总而言之，真正优秀的武士应是一个自制的修道者和苦行僧。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正是禅在必要的时候赋予他的。

再次，禅和日本武士阶级有历史的渊源。人们普遍认为，荣西（1141～1215）是最早把禅传播到日本的和尚。然而，他只在京都地区活动。京都在那时是旧佛教派别的势力范围，所以，在这里创建新教派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会受到来自旧佛派别的激烈反对。由此，荣西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与真言、天台二宗妥协，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

然而在北条氏定居的镰仓，情况就全然不同了。因为源氏得势靠的是和平氏及公卿贵族对抗，所以，继承源氏的北条时代也就非常具有武家色彩。平氏及宫廷贵族因为过度奢侈及首鼠两端，最终走向堕落，失去了权势；而北条政权实行极为严格的节俭作风、道德修养，最终拥有了强有力的统治和军事力量。

作为这种强权的领导者，他们无视宗教的传统，仅把禅作为他们的精神指南。就这样，从13世纪开始，禅经足利时代到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逐渐渗透了日本人的一般文化生活，并对其产生了各种影响。

我们知道，禅并不是那种具有一套系统概念和公式的理论或哲学。禅力图使人从生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禅就必须借助于一种直观感觉的理解方法。所有道德、哲学，只要它不妨碍这种直观感觉式的体悟，禅都能将其运用自如，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从这种意义上说，禅能够同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无神论、唯心论以及所有的经济、政治学说发生联系。

不管怎样，禅首先是一种革命精神的鼓动者，这一点是肯定的。同时，它既含有可以使人成为过激的叛逆者的动力，又含有使人成为顽固的守旧派的动力。

当危机（不管什么意义上的危机）来临的时候，禅就马上表现出锐不可当的一面，从而成为冲决现状的改革力量。

在此点上，镰仓时代的精神与禅的这种阳刚之气恰好吻合。在日本有这样的说法：

“天台是宫家，真言是公卿，禅是武家，净土是平民。”

这话充分表现了日本佛教各派的特点。真言、天台二宗礼仪繁杂，有许多精细、奢华的东西，所以它迎合了上流阶层的高雅嗜好。净土宗的信仰和仪式都非常简单，自然满足了平民的要求。

禅宗的目的是达到最终信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除了采取最坦率的方式外，还要求有超常的意志力。诚然，禅宗并不只依靠意志力，最终必须通过直观感觉达到目的，然而对于武士来说，意志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继承了泰时[1]执权之位的时赖（1227～1263），是北条氏一族中最初的禅修行者，他邀请了很多从京都和从中国南宋来的禅师到镰仓，并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对禅进行研究，最终领会了禅的深意。

这件事给了他的家臣们很大的启发，他们也都学着主人的样子修起了禅。经过21年不间断的努力，时赖终于在中国禅师兀庵的教导下彻悟。

在他开悟之际，兀庵为他的这位高徒写下如下诗偈：

我无佛法一时说，

子亦无心无所得。

无说无得无心中，

释迦亲见燃灯佛。

时赖政绩斐然，但是很不幸，他在1263年，也就是年仅37岁的时候，就仙逝了。在悟到自己的死期将近时，他披上袈裟，正身禅坐，口诵辞世之诗，安详而逝：

业镜高悬，

三十七年。

一槌打碎，

大道坦然。

北条时赖之后是北条时宗（1251～1284）。时宗是时赖的独生子，他继承父位时年仅18岁。

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的名单中，就有这个时宗。如果没有他，日本的历史也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他在执政期间（1268～1284年）成功地击溃了蒙古连续数年的入侵。

时宗像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为日本国祛除了即将降临于国土上的灾难。在完成了赶走外敌这一事业后，他也随之溘然长逝了。

他的一生短暂而高洁，他将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这一事业。那时，他是日本国民唯一的依靠，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鼓舞着全国人民。他的存在，化为戮力同心的军队形象，宛如绝壁屹然挺立，阻挡着来自西海的惊涛骇浪。

然而，在这个超凡人物身上，还有更令人惊叹的地方。他在从中国来的众多禅师门下学禅，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时间、精力。他为这些禅师们修建寺庙，还特意为佛光国师[2]修建了一座，这也是为了悼慰蒙古军队入侵时死去的两国军民的亡灵。

时宗的庙现在仍在镰仓的圆觉寺中，当年那些禅师给他的书信仍然完好地保存着，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对禅是何等热衷。

如下的故事虽然不一定和历史事实完全相符，但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想象中再现当时他对禅的态度。

有一次，时宗前去拜访佛光国师。

时宗：“人皆谓怯弱乃一生之大敌，试问如何方能避之？”

佛光：“即断切此病来处。”

时宗：“此病来自何处？”

佛光：“即来自汝自身。”

时宗：“怯弱于诸病之中乃吾最憎之事，如何来自吾自身？”

佛光：“汝投弃执为时宗之我，汝有何觉？当汝成此之时，再来会余。”

时宗：“如何能为之？”

佛光：“即断汝一切妄念思虑。”

时宗：“如何能断切吾之种种虑念？”

佛光：“唯有坐禅。即透悟汝一切虑念之源乃为思属时宗自身。”

时宗：“吾有众多俗事必为之，如何觅得禅思之暇？”

佛光：“纵使为俗事，汝亦应以其为汝内省之机，如此，不几日即悟汝心中之时宗为谁。”

可以肯定，此类对话在时宗和佛光之间是曾经有过的。当接到蒙古人渡过了筑紫海面马上就要攻来的确切情报时，时宗来到佛光国师面前，说：

“吾生涯之一大事终已来临！”

佛光问道：“如何是汝抗敌之策？”

时宗振其神威，大吼一声：“喝！”这一吼，好像要喝退眼前群集而来的百万敌兵。

佛光大为高兴，说道：“真狮子儿，能狮子吼。”

这正是时宗的勇气。依此勇气，时宗成功地将由大陆渡来的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击退了。

当然，从历史事实来看，时宗在日本历史上能成就如此伟业，并非只是因为他勇猛过人。为了抗敌，他曾进行了周密计划，精心准备，他依靠从全国各个地方聚集起来的军队，实行他的计划。

虽然他自己一直在镰仓，但他的军队却早已遍布遥远的西部国土，机敏而又有效地执行着他的命令。在当时的时代，靠的是驿马通信，能做到这样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想见，假如没有全体军民对他的完全依赖，这样的伟业他是无论如何也成就不了的。

在时宗的葬礼上，佛光国师所作的悼词概括出了时宗的人格：

故我大檀那杲公禅门，乘大愿力而来，依刹利种而住。视其所以，观其所由。有十种不可思议。何谓十种。

事母尽孝，事君尽忠，事民牧惠，参禅悟宗。二十年握定乾坤，不见有喜愠之色，一风扫荡蛮烟，略不有矜夸之状。造圆觉以济幽魂，礼祖师以求明悟。此乃人天转振，为法而来。乃至临终之时，忍死以受老僧衣法，了了书偈而长行。此是世间了事凡夫。亦名菩萨应世……。

不容置疑，时宗生来就是个天才，但禅也一定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否则他不会在事业和个人修养上取得那样大的成就。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热心的修禅者，丈夫死后，她在圆觉寺对面的山中建造了一座尼庵，是为松岗东庆寺。

我们说禅和武士相投，这话在镰仓时代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

时宗不仅是个武士，还是个大政治家，和平是他的宗旨。在收到蒙古人入侵的第一份情报时，时宗就在建长寺里无学祖元（即佛光国师）主持的法会仪式上宣读了他作的祈祷文：

专祈之事：徒弟时宗，永扶帝祚，久护宗乘。不施一箭，安和四海；不露一锋，顿息群魔。普利德仁，寿福弥坚。秉慧炬，烛昏衢，剖慈心，赈危乏。匡护诸天，密扶众圣。二六时中吉祥骈集……

北条时宗身具伟大的佛教精神，是真诚的禅修行者。禅之所以能在镰仓及京都地区站稳脚跟，并开始在道德、精神各方面对武士阶级产生影响，正是由于他的倡导。日本和中国的禅师之间的频繁交往，以此为发端，渐渐不再限于两者共同关心的精神活动。

比如当时不仅书法、绘画、瓷器、丝织品和其他种类繁多的艺术品被从中国带来，还有众多木匠、石匠、建筑家、厨师等也和他们的主人一起来到了日本。这一切，使得在后来的室町时代，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十分发达。

就这样，在北条时赖、北条时宗伟大人格力量的引导下，禅深深地渗入了日本人特别是武士们的生活中。随着禅在镰仓的影响日益增强，禅开始传播到京都。在那里，它得到了日本禅师们的大力支持。

甚至以后醍醐天皇、花园天皇为首，皇族中间也涌现出很多禅的热心信徒。在京都城内一时建立起众多禅寺，以学识、品德闻名的禅师纷纷成了各院的开山祖师。足利幕府的将军也是禅的崇拜者，他手下的许多武士自然也效仿他，学起了禅。

可以说，当时日本的天才们，差不多都成了禅师或武士，而且凭借着这两者在精神上的融合，还构成了后来举世闻名的武士道。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武士心态及其与禅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坚持不懈地保持作为一名武士的尊严构成了武士道的核心，而所谓的武士的尊严，就是忠、孝、仁、义。

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要坚持苦修清戒，不管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第二是要有“死为常住”的觉解，能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从根本上来说，这二者都离不开意志上的严格修行。

最近，因为日本的一些军事行动，人们开始热烈谈论起一本叫《叶隐》的书。按字面意思理解，“叶隐”就是“隐藏在叶子背面”的意思，然而它的实质是在说武士不应夸耀自身、哗众取宠，而应躲开世人的注意，只对自己的同胞们寄予深情。

此书由各种记录、逸话、训言构成，是17世纪中叶的一个禅师负责编纂的，这个禅师是九州佐贺藩主锅岛直重的手下。此书极力鼓吹，作为一名武士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好奉献出自己生命的准备，这也是贯穿此书的中心思想。

它主张：任何伟业都必须达到迷狂的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将日常意识的限制打破，充分发挥隐含在它下面的无穷潜力。这种潜在的力量有时也许是残酷的，但无疑它又具有超越的、奇绝的作用，在人进入无意识状态的一瞬间，它就会突破个人的极限而升华。

与此同时，死对人的威慑力也就彻底丧失了。我们常说武士的修养与禅互相配合，互相辅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下面引用《叶隐》中的一个故事：

柳生但马守是一个出色的剑术家，其时他还是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剑术老师。一天，一个旗本[3]找到但马守的住处，要跟他学习剑术。

但马守说：“看上去，你已经是一位剑术大师了，不过，你既然想拜我为师，那在我们成为师徒之前，请你告诉我你是哪一派的。”

那个旗本答道：“说起来非常惭愧，我根本就没学过剑术。”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是将军的剑术老师，是一定不会看错的。”

“违背了您的意思，我很是抱歉。不过，我确实对剑术一无所知。”

客人的否认非常干脆，但马守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既然你这样说，那也许就是这样吧！但是，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你一定在某一方面已经成为大师了。”

“既然您一定这样认为，我就告诉您吧。只有一件事我可以说是完全把握了。那还是在我年少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念头：要当一名武士，在任何场合都绝不怕死。从那以后数年来，我一直在同死亡的念头搏斗，渐渐地，我竟达到了完全不将死当回事的程度。您所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呢？”

“这就对了！”但马守不禁大叫道，“正是这样！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剑术的秘诀也就是不怕死。我已经训练了好几百个徒弟，但至今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看起来你无须再学什么了，你已经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了。”

——《叶隐》（第十一卷）

死的问题不管对谁来讲，都是个很大的人生问题。而对于在战斗中随时都可能丧生生命的武士来说则更是当务之急。

对参加战斗的任何一方来说，战斗都常常意味着死亡。在封建时代，谁也不能预言死亡会什么时候到来。作为一名将名节看作生命的武士，他就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死亡。

17世纪时，武士大道寺友山，在他所著的《武道初心集》一书的开头这样写道：

对于武士而言，最为重要的，即从元旦清晨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怀抱必死的念头。这个念头在你内心坚定不移之时，就是你彻底尽义成业之日。对主忠，对亲孝，也自然能够避开一切灾难。这样你既可以得长命，也能具备威德。

要常常想到人生无常，武士之命无常。那你就能将每天都看成自己的最后一天，每天奉献身心以尽你的本分。不要想长命。不这样的话，你就极易耽于无为，使自己的生命幽闭于污名之间。楠木正成（日本南北朝时代武将）常让其子楠木正行体悟死，原因便在于此。

可以说，《武道初心集》的作者非常恰当地将普通武士心中潜意识的东西表达了出来。对于死的信念，一方面能够使人们超越这固定而有限的生命，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认真地思考生活的含义。

因此，诚实的武士和禅十分接近，因为他们带有战胜死的意念。禅对生死这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是诉诸学问、道德修养及礼仪，这对于不太善于思辨的武士来说正合其心意。武士的心态与禅那种径直的实践的教法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叶隐》中还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所谓武士道，即决意一死。当汝处歧路之时，应速择死忠，别无缘由。唯只昂首前行。或谓汝未中的，岂非白白丧失性命？然既处歧路，则无须思虑中的与否。吾辈皆好生而恶死，而理则附于人之所好。如此将失之鹄的，虽生犹为懦夫。此境极危。未中的而死者，虽谓徒死，绝不为耳。武士道中此为至义。每朝每夕，常备死念，则汝能会通武道，一生无瑕而果成大业。

——《叶隐》（第一卷）

后世有为此书作注者在后面附上了塚原卜传[4]作的一首和歌：

武士所学无他法，

唯不惧死是天机。

在《叶隐》中，还有一位叫长滨猪之助（日本剑术家）的也说过差不多的话：

兵法之要，唯舍身讨敌而已。对手亦舍身相讨之时，始成对手。其时胜所依者，唯信与命。

——《叶隐》（第十一卷）

注释者在此做了如下附记：

传说荒木又右卫门（德川时期的剑术家）讨伐伊贺上野的敌人时，曾教导他的外甥渡边数马说：“舍己之肤以斩其肉，舍己之肉以斩其骨，舍己之骨以夺其命。”

在另外一本书中，荒木又说道：

剑术之胜，唯依舍身取敌而已。如不抱必死之念，汝必败无疑。此处甚要。

——《一刀流闻书》

《叶隐》中还说：

武士之德，唯在能离生死。不能离者，一事无成。所谓万能一心者，虽闻之与有心相似，实际远离生死。如此，汝可为一切之事。

——《叶隐》（第十一卷）

这种离生死之心，也就是泽庵禅师[5]所说的“无心”。达到这样的“无心”状态，就能不为生死所烦扰，从而成就一切。

就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的塚原卜传，他是一个真正理解剑术的武士。他认为，剑是一种磨炼自我意志的工具，而并非杀人的武器。

在他的传记中，记载了这样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的是将一个说大话的武士扔到孤岛上不战而胜；另一个故事是试验他三个儿子剑术之熟练程度。（见附录）

在16世纪，日本的战国时代有两员名将——武田信玄（1521～1573）和上杉谦信（1530～1578）。他们两人的领地相互接壤，因此经常发生争斗。不管作为武士还是作为统治者，他们可以说都是旗鼓相当的，同时他们又都修习禅道。不过，虽然他们互相仇视，但当谦信得知信玄领地上的人民为盐的缺乏而苦恼时，就宽大地从自己的领地上拿出这一必需品给信玄送去了。

因为他的领地靠近日本海，盐的产量十分巨大。在川中岛的一次对阵战中，谦信觉得自己的部队前进的速度太慢，有些沉不住气了，于是他想单枪匹马突入信玄的阵中，一举决出雌雄。

当他看见信玄和几个部下正悠然地坐在椅子上时，就拔出剑向信玄头上刺去，同时用禅语问道：“剑刃之下你有何说？”信玄一点儿也不慌，非常镇定，他用手中拿着的铁扇将袭来的利剑格开，答道：“红炉之上一点青雪。”这一问答当然可能未必真实，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两位武士对禅是多么热衷。

谦信曾在益翁（战国时代僧人）的门下潜心修习过禅。在益翁讲授菩提达摩的“不识”之说的时候，谦信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听讲者。他仗着对禅的一点了解，想考一考益翁禅师。他乔装打扮，使人觉得他就是个普通武士，躲在人群中等待时机。就在这时，益翁突然冲谦信问道：“试问达摩不识是何意？”

谦信一下子呆住了，不知说什么才好。益翁接着问道：“您平日论禅滔滔不绝，为什么今日这样无话可说？”谦信在益翁的追问下显得极为狼狈，他的傲气全然没有了。从此，他在益翁的指导下极为虔诚地学起了禅。

益翁常对他说：“汝欲真正领会禅，必须舍命直入死穴。”

谦信后来也为他的家臣留下了如下训诫：

“欲生者必死，欲死者必生。要旨在于心志如何。如能会此心而坚守此志，则入火不伤，入水不溺，虽生死者何惧？吾常明此理而定入三昧。惜生厌死者，不足以称武士。”

信玄也在他的《信玄家法》中谈到了禅与死的关系：

“唯信佛心。曰：适佛心者，则时时添力；横心以制人者，则显露而亡。传云：神不享非礼。”

“只好参禅。语云：参禅无秘诀，唯思生死切。”

从上面这些言论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禅和武士的生活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也不难明白，为何禅师有时竟然会把死当儿戏。

信玄的老师是甲斐国慧林寺的快川和尚。信玄死后，慧林寺因为拒绝将躲在寺内的逃兵交出，在1582年4月3日被织田信长的军队包围。

织田手下的兵士们将快川和一寺的信徒全都赶到山门的楼上，想放火将山门烧掉，把反抗者全都活活地烧死。禅师们在快川的带领下，在佛像面前安详地结跏趺坐。

快川仍像平常一样向大家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被大火围困了，在这样危险的时刻，诸子准备如何转达摩的禅轮呢？每人都说一句吧。”

于是，禅师们按照自己的参悟各自作了一偈。最后，快川也说了一偈，然后大家皆入火定三昧（身上出火而入禅之三昧）。

快川之偈是这样的：

安禅不必须山水，

灭却心头火自凉。

从某种意义上说，16世纪的日本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封建诸侯互相争战，当时的国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可以说是四分五裂。这必然使百姓深受其害，而武士们都想尽一切办法加紧磨炼自己的首先和意志力，以争夺政治、军事的霸权，使其在生活的种种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刚毅雄伟的男性气质。

这个时期形成了构成武士道的大部分道德准则。信玄和谦信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武门诸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战斗中，他们勇猛果敢，面对危险毫不畏惧；在对领地庶民的统治中，他们机敏、贤明，深谋远虑。他们绝不是愚蠢无知的一介武夫，而是博学、虔诚的通才。

信玄和谦信都是杰出的佛教徒，信玄的俗名是晴信，谦信的俗名是辉虎，可是众所周知的却是他们的法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青年时期都曾在禅宗寺院接受教育，在中年时剃发，自称入道。和其他佛教僧侣一样，谦信戒荤腥，无妻室。

他们两人都热爱大自然，创作了很多诗歌，这和许多有教养的日本人是一样的。谦信在出征邻国之际，曾作了下面一首诗：

霜满军营秋气清，

数行过雁月三更。

越山并得能州景，

遮莫家乡忆远征。

当然，信玄热爱自然的心，并不能阻止他去讨伐越后的敌人。在信玄领地内比较僻远的地方有一个用于供奉不动明王[6]的寺院，当他去参拜时，这附近一个禅寺的住持邀请他去寺内一坐。

信玄最初想谢绝这位住持的邀请，便推说忙于两三天之后的战斗准备，这次恐怕没有时间拜访贵寺了，等征战归来一定拜访。

这个住持就是后来被织田信长的士兵烧死的禅师中的一个，他不听信玄的话，仍然坚持自己的邀请，说：“现在樱花初放，贫僧为您能欣赏这美丽的春色，特设下佳筵，请您一定要来赏花呀。”

信玄想：“赏樱花也并非一件坏事，而且，住持这样邀请我，太见外了也不好。”便一口答应了。

得此赏花的良机，信玄一面观赏美丽的樱花，一面同住持谈论尘世之外的事，不禁诗兴大发，作了下面一首和歌：

樱花美且绮，

应悔无良机。

来春忽过此，

古寺深雪里。

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信玄和谦信所表现的超越功利的对大自然的赏悦，可称为“风流”。没有此种风流情感的人，在日本登不了大雅之堂。

这种情感不单具有审美意识，而且还带有宗教色彩。在有文化教养的日本人身上这种心态有非常强烈的表现，以至他们在临死之前还在作歌写诗，从而形成了著名的“辞世诗”。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接受着这样的教育和训练：不管身心处于多么紧张激动的状态，也要能找出那把自己从中引离的一瞬间。死或许是人一生中最纠结的一件大事了，但是有教养的日本人却能冷静地审视它、超越它。

在封建时代，也并非只有普通的有教养的人才作辞世诗。在镰仓时代，乱世诗就是最先由禅师一派开始的。

佛陀在进入涅槃的时候，让徒弟们聚集在自己四周，给予他们自己辞世的训诫。中国的佛教徒，尤其是禅师也效仿这种做法，然而他们留下来的，已不是什么辞世的训诫，而是在表白他们自己的人生观。

武田信玄的辞世偈就引用了这种禅文学的形式：

大抵还他肌骨好，

不涂红粉自风流。

——《碧岩集》

确实，“实在”是非常完美的，我们所有人都从“实在”来，还于“实在”，又常住在“实在”中。多彩的世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在这表象的背后，却蕴含着永恒的完美。

上杉谦信曾作了下面的和歌与汉诗：

四十九年一睡梦，

一期荣花一杯酒。

生不知死亦不知，

岁月只是如梦中。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独立明月下，

心静万事空。

诞生于14世纪末的历史文学作品《太平记》，记录了镰仓时代的武士之死。就像慧林寺的禅师之死那样，这本书也能让我们对禅对武士道尤其是武士生死观的巨大影响了解得更清楚。

有一个叫盐饱新左近入道的人，他是北条高时的家臣，虽然是武士，但在镰仓的武士阶级中身份并不很高。在主君厄运将要来临时，他便准备自杀以殉主君。

他将长子三郎左卫门忠赖叫到身边，含泪说道：“诸方守备皆已被攻破，一门将士皆欲剖腹自杀。吾也欲于主君先行一步，以尽忠义。然汝尚年幼，因之未蒙主君之恩，今虽不舍命，人亦弗能谓汝不知大义。因汝可于某处暂时栖身，出家以供佛陀。如此，则汝能谢我后世，安然度此一生。”

三郎左卫门忠赖听后，泪流满面，很久也没说话。但他并未听从父亲的建议，说道：“忠赖虽未亲蒙主君之恩，然吾一家之命皆因主君武恩而盛。若忠赖本出于释门，则或可弃主恩入佛道。然吾既生于弓矢之家，见武运将倾则避时难以济尘身，则必为天下人所笑，此为大耻也。汝既欲一死，则吾愿为汝冥途之先导也。”

话音未落，他便拔出袖下的刀刺入腹中，登时身死。其弟盐饱四郎见此情景，想要跟着抽刀剖腹自杀。入道竭力劝阻道：“汝不必急于先。须按长幼之序，且让吾先行。”

盐饱四郎听后，便收了刀恭候在父亲面前。于是，入道便让四郎在中门放置一把坐椅，结跏趺坐其上，然后取过笔砚，挥毫作了一首辞世诗：

提持吹毛，

截断虚空。

大火聚里，

一道清风。

入道写完，便抱臂伸颈，让他的儿子四郎将自己的头颅砍下。四郎于是赤膊挥刀，砍断了父亲的脖颈，又抽刀刺入自己腹中，直至刀柄，俯卧而死。入道的另外三个儿子见状也跑进来，用同一把刀接连剖腹自戕。[7]

在北条氏灭亡之际，还有一个名叫长崎次郎高重的禅门武士，他的老师和北条高时的老师是同一人。有一天他去拜访老师，问道：“如何是勇士凭么事？”禅师马上答道：“急用吹毛如前。”

这个武士听后顿悟老师话的意思，在随后的战斗中十分勇猛，直到最后筋疲力尽，倒在了主君高时的面前。

这种精神其实就是禅的精神，他的修成正果靠的是武士修禅者的努力。

禅关心的，未必是同武士们讨论灵魂不灭、神道的正义以及伦理行为，只是告诉他们，不管结果是否合理，只要别人能做到，你就要一往无前地去做。

哲学能够借助理性射进避风港，而禅则诉诸行动，最有效的行动，就是一旦下定决心，就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在这一点上，禅可以说是一种武士的宗教。

日本人心中最为崇尚的一个道德观念是“无畏而死”。只要是舍生忘死，就连罪犯所犯下的罪，也是能够被宽恕的。“无畏”意味着“不留遗憾”“意识清醒”“犹如勇士”“义无反顾”“从容不迫”等。

日本人非常鄙视死时犹豫不决、磨磨蹭蹭，希望能像樱花随风而逝那样走向死亡。日本人这种对死的态度和禅的教义正是完全一致的。

日本人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生之哲学，但却有死之哲学。虽然有时从外表看，这种哲学有些鲁莽。由于吸收了禅，武士精神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并波及一般民众。

在以后的时代里，民众就算不特意接受武士的专门训练，也能把握武士的这种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身。

在日本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中，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怪不得一个外国记者在说到日本佛教时指出：“日本的性格就是禅。”[8]这是再中肯不过的了。

注释：

[1]北条泰时（1183～1242）：镰仓幕府第三代执权。

[2]南宋时，佛光国师为躲避兵乱曾住在雁山能仁寺，当元兵闯入时，他泰然自若，唱了如下一偈：“乾坤无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

[3]旗本：江户时代武士的一个等级，家禄五千石以上一万石以下，有资格直接觐见幕府将军。

[4]塚原卜传（1489～1571）：室町末期剑士。

[5]泽庵禅师（1573～1645）：安土桃山时代，德川前期临济宗僧人。

[6]不动明王是佛教五大明王之一，降伏一切恶魔的神，坐火焰中，怒目切齿，右手持剑，左手持索。

[7]《太平记》（卷十）。

[8]参见查尔斯·艾略特的《日本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