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道路上很拥挤，路两边以及头顶上都有玉米秆和稻草席搭成的屏障，走在里面，就像是进到了马戏团或是一个土著村子的入口处。我们慢慢地行驶在这两边、上面都有草席围挡的通道里，出了通道后是原来用作火车站、四围没有遮挡的一片空地。这段路面低于河堤，顺着这条低洼公路的边沿，在高出的堤堰里挖了不少的洞穴，有步兵们藏在里面。此时太阳快要落山了，沿着堤堰行驶，我们看到有奥军的侦察气球飘浮在河对岸背阳的山坡上方。我们把车子停在了砖厂那边。一些砖窑和一些挖得较大的洞被改造成了包扎所。这儿有三位医生我认识。在跟少校的谈话中，我得知在进攻开始、我们的车子拉上伤员后，我们要通过那条掩蔽的公路，把伤员们运回到有山脊做屏障的主干道，那里设有一个救护站，另有车辆把伤员们运走。少校希望这条路千万不要堵塞。这是唯一的通道。这条路之所以被遮掩起来，是因为它在河对岸奥军的视野范围之内。在砖厂这里，有河的堤岸为我们阻挡住敌方步枪和机关枪的子弹。在河面上有一座被炸毁的桥梁。轰炸一开始，意军打算再搭一座桥，一些部队将从上游的河湾处水浅的地方涉水过去。少校个子不高，留着两边向上翘起的小胡子。他曾在利比亚打过仗，戴着两条证明受过伤的条章。他说如果战事顺利，他将跟上面为我申请嘉奖。我说希望仗打得顺利，并对他的一番好意表示感谢。我问他有没有一个较大一些的掩体，让我的司机可以待在里面。他派了一个士兵领着我去看。我跟着那个士兵，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掩体。司机们看了都挺满意的，我把他们留在了那里。少校请我跟他和另外两个军官喝一杯。我们喝着朗姆酒，彼此感到很融洽。外面天色渐渐地黑下来。我问什么时候开始进攻，他们说天一黑就开始。我回到司机们那里。他们正坐在洞里聊天，一见我进去都不吭声了。我给了他们每人一包烟，马其顿牌香烟，烟卷包装得松松垮垮的，在你抽它们之前，你得先把纸烟的两头拧紧了才行。马内拉打着了打火机，都给大家点上了烟。这个打火机的形状像个引擎冷却器。我把我听到的都告诉了他们。

“在来的路上，我们怎么没看到那个救护站？”帕西尼问。

“它还在我们那个拐弯口的前面。”

“这条路将会很难走的。”马内拉说。

“他们将把我们炸得血肉横飞。”

“很有可能。”

“有吃的吗，中尉？进攻一开始，我们就没工夫吃饭了。”

“我现在就去问。”我说。

“你是要我们待在这里，还是可以出去走走？”

“最好是待在这里。”

我又去到少校的掩蔽壕里，他说战地厨房很快就到了，司机们可以过来领饭。他可以借给他们饭盒，如果他们没有的话。我说想必他们都有的。我回去告诉司机，饭一来我就给他们拿回来。马内拉希望饭能在轰炸之前送来。当我在的时候，他们都不作声。他们是机械师，都厌恶战争。

我出去查看了一下车辆，摸了摸情况，回来后跟四个司机一块儿坐在了掩体内。我们都坐在地上，背靠着墙，抽着烟。掩体里的土又干燥又暖和，我用肩抵着墙半躺着，放松着身体。

“谁会去进攻？”加沃齐问。

“意大利狙击兵。”

“只有意大利狙击兵吗？”

“我想是的。”

“这儿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发动一次真正的进攻。”

“或许，这只是佯攻，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真正的进攻不在这里。”

“进攻的人知道这一情况吗？”

“我认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当然不知道啦，”马内拉说，“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还会去进攻吗？”

“是的，他们会的，”帕西尼说，“狙击兵都是些蠢货。”

“他们都很勇敢，而且守纪律。”我说。

“他们都有很宽的胸围，都很健康。可他们仍然都是些蠢货。”

“掷弹兵个子都高。”马内拉说。这是个玩笑。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一次你在场吗，中尉？士兵都不出击，他们在每十个士兵中间，对第十个执行枪决。”

“不在。”

“这是真的。他们让士兵们排成行，每数完十个士兵，就把第十个拉去枪毙。是宪兵队执行的枪决。”

“宪兵队，”帕西尼说，往地上啐了一口，“那些掷弹兵个个都在六英尺[29]以上。可他们就是不肯出击。”

“如果每个人都不进攻，战争就会结束了。”马内拉说。

“那些掷弹兵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是因为害怕。军官们都是些很好的出身。”

“有些军官在独自冲锋陷阵。”

“一位中士枪决了两个不进攻的军官。”

“有些部队还是出击了。”

“在枪决的时候，那些参与了进攻的部队没有排成行。”

“有个被宪兵队枪决的士兵跟我是一个镇子上的，”帕西尼说，“他块头大，个子高，人也很精明，是个掷弹兵，老是待在罗马，总是跟女孩混在一起，和宪兵们在一起。”他说着笑了起来：“现在好了，在他家门口外，总站着一个枪上上着刺刀的卫兵，没有人可以到他家里去看他的父母和他的姐妹们，他的父亲还被剥夺了公民权，甚至不能参加投票选举了。他的家人都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拿走他们家的财产。”

“如果不株连到他们的家人，恐怕就没有人会去冲锋了。”

“会有的。阿尔卑斯山部队就会去冲锋的。那些志愿兵，还有一些狙击兵也会的。”

“狙击兵也有临阵脱逃的。只是现在他们在极力忘掉这件事了。”

“你不应该让我们这样谈论下去，中尉。军队万岁[30]。”帕西尼不无讥嘲地说。

“我知道你们是怎样谈论战争的，”我说，“不过，只要你们把车开好，说的——”

“说的不要让其他军官听到。”马内拉补充完整了我的句子。

“我相信，我们应该让战争结束，”我说，“如果只是一方停止战斗，战争不会结束。如果只是我们停下来不打了，那情况会更糟。”

“情况不可能会更糟，”帕西尼用恭敬的口气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战争更糟糕的了。”

“战败会更糟。”

“我不这么认为，”帕西尼仍然是一副恭敬的口气，“战败怎么啦？战败，你就可以回家了。”

“他们会紧跟在你的后面到来，占了你的家，糟蹋你的姐妹。”

“我不信，”帕西尼说，“他们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这么做，让每个人都保卫他自己的家，让他们的姐妹们留在家里。”

“他们会绞死你。他们会逼你再次当兵。不是救护车队，而是参加步兵。”

“他们不可能绞死每一个人。”

“一个入侵进来的外族不可能把你造就成为士兵，”马内拉说，“战斗一打响，你就会逃的。”

“就像捷克人那样[31]。”

“我想你一点儿也不了解被外族征服后会怎么样，所以你认为它并不糟。”

“中尉，”帕西尼说，“我们知道你允许我们这么谈论。说实话，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会比战争更糟糕的了。开救护车的我们甚至不可能认识到它的糟糕程度。当人们意识到战争有多糟时，他们已经不能够制止得了它了，因为他们已经疯了。有些人对战争从来没有这种认识。有些人是害怕他们的长官。正是这些长官制造了这场战争。”

“我也知道战争不好，但我们还是得把它打完的。”

“战争没有完结的时候。战争没有一个终止。”“有的。”

帕西尼摇着他的脑袋。

“战争是不可能靠胜利来赢得的。即使我们打下了圣嘉伯烈山，那又怎么样？即使我们攻下了卡索、蒙法尔科内和里雅斯特[32]，那又怎么样？到那时候，我们又会在哪里？难道你们今天没有看到那远方的层层叠叠的群山吗？你们认为我们能把它们都占领了吗？只有奥军停战了，才有这种可能。有一方必须首先停战。为什么不可以是我们先停止战斗呢？如果奥军开进到了意大利的腹地来，他们便会感到厌倦，会一走了之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可事与愿违，仗一直在打。”

“你可以当一位演说家啦。”

“我们思考。我们阅读。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是机械师。不过，即便是农民，他们也有理智，不会去相信战争。人人都厌恶战争。”

“让一个愚蠢的、永远不能明白任何事理的阶级控制了一个国家。这就是有了这场战争的原因。”

“他们也从中挣到了钱。”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挣到，”帕西尼说，“他们太蠢了。他们发动战争，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因为愚蠢。”

“我们不要再说了，”马内拉说，“即便对中尉来说，我们也谈得太多了。”

“他喜欢听我们讲，”帕西尼说，“我们会改变了他的。”

“可是，现在我们必须住嘴了。”马内拉说。

“我们可以吃饭了吗，中尉？”加沃齐问。

“我去看看。”我说。戈尔迪尼站起身，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我能做点什么吗，中尉？我能帮帮你吗？”戈尔迪尼是这四个机械师中说话最少的一个。“如果你愿意，跟我来吧，”我说，“我们去看看饭怎么样了。”

外面漆黑一片，在山上有探照灯长长的光柱来回地晃着。在那条战线，有这种安装在军用卡车上的大型探照灯，有时你走在夜间的公路上也许会碰到，就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军用卡车稍稍停得离开路边，一个军官指挥着灯光，其他的士兵都吓得哆嗦。我们穿过砖厂，来到了包扎总站。在总站的入口处上面有绿枝搭成的一个屏障，夜风吹着白天晒干了的树叶发着沙沙的声响。里面有灯光。少校正坐在一个箱子上打电话。一名军医上尉说进攻提前了一小时。他给我倒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我望着那些木板桌，那些在灯光下闪烁着的医疗器械、脸盆和盖着的药瓶。戈尔迪尼站在我身后。少校打完电话站了起来。

“现在，进攻就要开始了，”少校说，“又推后到了原来的时间。”

我望着外面，天黑乎乎的，奥军的探照灯在后山上来回地照着。有一小会儿很安静，接着，在我们身后的所有大炮都开始了炮击。

“萨伏伊王室 [33]的部队。”少校说。

“有汤吗，少校？”我说。他没有听清。我又重复了一遍。

“汤还没有送上来。”

一颗很大的炮弹飞过来，在外面的砖厂炸开了。又是一颗炸了过来，在猛烈的爆炸声中，你也能听到砖瓦和泥土炸起来落下的声音。

“有什么东西吃吗？”

“有一点干面包。”少校说。

“你有什么，我们就吃点什么吧。”

少校跟一个勤务兵说了几句，勤务兵到后面去了一会儿，回来时端来一铁盆煮熟的冷通心粉。我把它递给了戈尔迪尼。

“你有干酪吗？”

少校有些不太情愿地跟勤务兵说了一声，勤务兵又到后面的洞里，拿来一块白奶酪的四分之一。

“非常感谢。”我说。

“你们现在最好不要出去。”

听到有什么东西放在了外面的门口。其中一个抬东西的人往里面瞅着。

“把人抬进来吧，”少校说，“你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想让我们出去把人抬进来？”

那两个抬担架的人一个抬着伤员的腋下，一个抬着腿，走了进来。

“撕开他的外衣。”少校说。

他手里拿着一把镊子，在镊子头上夹着一块纱布。那两个上尉军医脱掉了他们的外套。“请离开这里。”少校对那两个抬担架的人说。

“我们走。”我跟戈尔迪尼说。

“你们最好再等等，等到炮击结束。”少校扭过头来说。

“他们等着吃呢。”我说。

“随你的便吧。”

我们出来跑过了砖厂。前面一颗炮弹炸在了河岸边上。接着又有一颗，我们没有听见，直到一股气浪突然冲了过来。我俩赶忙卧倒，伴着闪光、爆炸的震响和袭来的火药味儿，我们听到炮弹碎片的嘶鸣和房屋倒塌的轰隆声。戈尔迪尼爬起来，朝着掩体跑去。我跟在他后面，手里端着干酪，它光光的表面已经覆上了一层砖灰。在掩体内，我们的三个司机正靠墙坐着抽烟。

“饭来了，你们这些爱国者。”我说。

“我们的车怎么样？”马内拉问。

“没事。”

“吓着你了吧，中尉？”

“你说得没错。”我说。

我拿出小刀把它打开，擦了擦刀刃，刮掉了奶酪上面的那层灰。戈尔迪尼把盛着通心粉的铁盆递给了我。

“你开始吃吧，中尉。”

“不，”我说，“把盆放在地上。大伙儿一块吃。”

“连叉子都没有。”

“凑合吃吧。”我用英语说。

我把干酪切成小片，放在通心粉上面。

“大家坐下吃吧。”我说。他们坐下了，在等我先动手。我把五个手指头放进通心粉里，捞起来一团面。

“再举得高一点，中尉。”

我把通心粉差不多举到了肩膀的高度，让手中的面和盆里的面条分离开来。再把它放低到嘴边，吸进去咬断，咀嚼着，然后，吃上一片奶酪，再喝上一口酒。这酒有股铁锈的味道。临了，我把水壶又递给了帕西尼。

“这酒有股铁锈的味儿，”他说，“酒在壶里放的时间太长了。而且一直就在车上扔着。”

大家都在吃，他们的下巴都离盆子不远，脑袋稍向后仰起，把抓起来的面条全部吸进嘴里。我又吸进一口面条，吃了一些干奶酪，用酒冲了冲嗓子。外面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震撼了大地。

“这要不是四二〇大炮，就是迫击炮弹。”加沃齐说。

“山里面没有四二〇。”我说。

“奥军有斯科达大炮[34]。我见过它们炸下的大坑。”

“是三〇五。”

我们继续吃着。外面传来喀喀声，好像火车引擎开动的声音，随后一声爆炸，再次震撼了大地。

“这个掩体不够深。”帕西尼说。

“那是一门大迫击炮的炮弹。”

“是的，长官。”

我吃完了我的那份干奶酪，又喝下了一口酒。在其他响声中间，我又听到了喀喀声，接着是“嚓——嚓——嚓”的声音——然后是一道闪光，就像熔炉的门突然打开，跟着轰隆一声巨响，开始呈白色，后来是红色，接着一阵疾风扑面而来。我拼力想要呼吸，却喘不上气来，我觉得自己从身体的躯壳中冲了出来，我飘啊，飘啊，在风中极力要挣脱出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我死了，也知道认为你自己刚刚死去，本身就是个错误。我飘啊，飘啊，可不是向前，而是感觉自己又滑翔回了原处。我又能呼吸了，我回到了自己的躯体中。地上被炸裂开来，在稍稍离开我头部的地方，有一根炸断的木梁。在我晕晕沉沉的头脑中，我听到有人在哭。我想是有人在喊叫。我想动，可怎么也动不了。我听到河对岸跟河的上、下游传来的机关枪和步枪的射击声，以及河水中巨大的泼溅声，我看见有照明弹射上了天空，炸开后，呈一片白光在上面飘浮，随即有火箭弹也升上了天，还听见了炮弹的爆炸声，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刹那间，临了，我听到离我不远有人在呻吟：“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使劲地扭动我的身体，终于从重物中抽出了我的双腿，我转过身来，摸到了他。是帕西尼，在我触到他的时候，他尖声叫着。他的腿朝着我的方向，在明暗之间我看到他膝盖以上的腿都被炸烂了。一条腿已经没有了，另一条仅仅是由肌腱和裤腿连着，炸剩的那一截在抽搐、战栗，好像已经失去与身体的连接。他咬着胳膊，呻吟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后来，转而说：“天主保佑你，玛利亚。天主保佑你，玛利亚[35]。哦，耶稣，打死我吧，耶稣打死我吧，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哦，最纯洁最可爱的玛利亚打死我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吧。哦，耶稣，可爱的玛利亚帮我结束这痛苦吧。”声音哽咽起来：“妈呀，我的妈呀。”随后，他安静下来，嘴仍然咬着胳膊，炸残的那截腿仍在抽搐。

“担架兵[36]！”我把两手呈杯状撑在嘴边大声地喊，“担架兵！”我想要挪近到帕西尼身边，给他的腿绑上一个止血带，可我动不了。我又试了一次，这一次腿稍稍地挪了一点儿。我用胳膊和胳膊肘使劲，向后爬了爬。帕西尼现在已经安静了。我坐在他旁边，先是解开我的外衣，想撕下我衬衣的后摆。我用牙齿咬住衬衣的边角，使劲地往下撕，可撕不动。后来，我想到了他的绑腿。我穿的是羊毛袜，而帕西尼裹的是绑腿。所有的司机都是打着绑腿的，只是帕西尼只剩下了一条腿。在拆开他的绑腿时，我发现已没有必要给他试着敷上止血带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确认了一下，他是死了。还有另外三个司机也需要找找。在我坐直了身体时，脑子里突然有什么东西狠狠地动了一下，就像有重物压在了洋娃娃的眼睛上，我的眼球后面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我的两条腿感觉热乎乎、湿乎乎的，我的鞋子里面也是湿湿的、暖暖的。我知道我被炮弹击中了，我俯下身子，伸手摸向膝盖。我的膝盖不在那里了，我的手陷了进去，我的膝盖原来错位到了小腿上。我把手上的血在衬衣上擦了擦，另一个照明弹缓缓地从空中降下来，我看见了我的腿，吓坏了。哦，上帝，我说，快让我离开这里。然而，我知道我们还有三个人在这里。一共是四个司机。帕西尼死了。还有三个。有人从我的腋下抬起了我，另一个人抬着我的腿。

“还有三个人，”我说，“死了一个。”

“我是马内拉。我们去找担架，可没找着。你怎么样，中尉？”

“戈尔迪尼和加沃齐在哪儿？”

“戈尔迪尼在急救站接受包扎。加沃齐正抬着你的腿呢。抱住我的脖子，中尉。你感觉伤得重吗？”

“伤在腿部。戈尔迪尼怎么样？”

“他没什么事。击中我们掩体的是颗大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他们两人一下子卧倒，我摔在了地上。“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搂着我的脖子。”

“看你们再把我扔到地上。”

“那是因为我们害怕。”

“你俩没有受伤？”

“我俩只是擦破了点皮。”

“戈尔迪尼还能开车吗？”

“恐怕不行。”

在到达急救站之前，他们俩又扔了我一次。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我们再不会摔着你了。”

在急救站的外面，黑暗中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在地上躺着。他们把伤员抬进去，又把一些伤员抬出来。在抬伤员进出、门帘撩起的瞬间，我能看见包扎站的灯光泻了出来。死了的就分开搁在一边。正在工作的医生们都高高地挽着袖子，浑身是血，像个屠夫。这里没有足够的担架。有些伤员疼得大声地嚷嚷，可大多数的伤员都很安静。夜风吹着包扎站入口上方遮阴的枝条沙沙地响，夜晚渐渐地变冷了。不时地有担架员进来，放下担架，抬出伤者便离去了。我一到包扎所，马内拉就叫出来一位中士军医，他给我的两条腿做了包扎。他说我的伤口里进去了许多灰尘，所以没有流太多的血。医生们会尽可能快地给我做处理。说完他又进到了里面。马内拉说，戈尔迪尼不能开车了，他肩膀上的骨头被炸断了，头部也受伤了。他当时没感觉到有多么糟，但现在他的肩膀已经不能动了。他正坐在一垛砖墙旁边。马内拉和加沃齐每人拉了一车伤员走了。他俩还可以开车。英国人开来了三辆救护车，每辆车配有两个人。其中的一个司机朝我走过来，他是戈尔迪尼帮我叫来的，戈尔迪尼看上去面色苍白，病恹恹的样子。那个英国人向我俯下了身子。

“你伤得重吗？”他问。他个子很高，戴着一副钢边眼镜。

“伤在腿部了。”

“希望不至于太严重。想抽支烟吗？”

“谢谢。”

“听人说，你损失了两名司机。”

“是的。一个死了，还有就是带你过来的那一位。”

“运气太糟了。你愿意让我们把你的车子接管过来吗？”

“这正是我想要请你们做的。”

“我们会好好照料这两辆车，把它们送回到那所别墅医院。206医院是吗？”

“是的。”

“那是一处风景迷人的地方。我在那里见过你。他们告诉我，你是一位美国人。”

“是的。”

“我是英国人。”

“不会吧！”

“没错，我是英国人。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吗？在我们的一个部队里有意大利士兵。”

“你能把车开走，这太好啦。”我说。

“我们会小心照料好这几辆车的，”他站直了身子，“你的这位伙计很焦急地想让我过来看看你。”他拍了拍戈尔迪尼的肩膀。戈尔迪尼瑟缩了一下，笑了。这位英国人突然用流利、标准的意大利语说：“好了，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见到了你们的中尉。我们接管过来了这两辆车。你们无须再担心了。”他停了停又说：“我一定要做点什么，让你早点离开这里。我去找下医务人员。我们将带你一起回去。”

他朝着包扎站那边走，在躺着的伤病员中间小心地举着步。我看见用作门帘的毯子掀起来一下，屋里的灯光泻了出来，他走了进去。

“他会照顾好你的，中尉。”戈尔迪尼说。

“你怎么样，弗兰格？”

“我没事。”他在我旁边坐了下来。不一会儿，我看见包扎站前门的帘子又撩了起来，出来两个担架员，他们俩后面跟着那个高个子英国人。他把两个担架员领到了我这边。

“这位中尉是个美国人。”他用意大利语说。

“我宁愿等一等，”我说，“有的人伤得比我重。我等等没事的。”

“来，来吧，”他说，“不要硬充英雄了。”接着，他又用意大利语说：“小心一点儿抬他的腿。他的腿伤得很重，很疼。他是威尔逊总统的亲儿子。”他们把我抬起来，进了包扎站。屋子里所有的台子上都在做着手术。小个子少校不悦地看着我们。他突然认出了我，挥动了一下手里的镊子。

“你好吗？”

“好！”[37]

“是我带他进来的，”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唯一的儿子。他可以待在这里，等着你腾出手来为他包扎。完了我会把他作为我的第一批伤员送到医院。”他朝我俯下身子说：“我去找他们的副官给你写病历卡，这样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他弓着腰走过低矮的门廊，到了外面。少校正在从伤者身上取下镊子，把它们扔进盆子里。我的眼睛随着他的手移动着。现在，他在给伤员包扎了。随后，担架员把人从手术台上抬了下来。

“让我来给这位美国中尉做处理吧。”一位大尉军医说。他们把我抬上了桌子。桌面硬硬的，挺光滑。随之有许多强烈的味道进入我的鼻孔，各种化学药剂还有鲜血的甜甜的味道。他们脱下我的裤子，那位大尉军医开始一边查看一边向中士副官口述着：“右腿和左腿上部，左右膝盖以及右脚有多处擦伤。伤重的地方是在右膝和右脚。头皮上有裂口。（他用手摸着——疼吗？——主啊，是疼！）头骨可能有断裂。是值班时负的伤。这就可以使你免于因自残而被送上军事法庭。”他说：“你要喝杯白兰地吗？你是怎么负的伤？你当时是想干什么来着？是要自杀吗？注射防破伤风疫苗，在两条腿上都画个十字记号。谢谢你。我将把伤口给你清理一下，洗干净，包扎起来。你血液的凝血功能很好。”

填病历卡的副官抬起头来：“是什么导致你负伤的？”

那个大尉军医说：“是什么击中了你？”

我闭合着眼睛说：“一颗迫击炮弹。”

大尉弄得我痛得厉害，好像撕裂了我的肌肉组织：“你能肯定吗？”

我极力躺着不动，在刀子切割着我的肌肉时，我感到了剜心的疼痛：“我想是的。”

大尉军医（对他发现的东西很感兴趣）说：“这些是敌人迫击炮弹的碎片。你要是愿意，我可以给你再查查看，不过，没有必要了。我将把留在你身上的弹片都做上记号——很疼，是吗？哦，比起你以后要受的痛苦，这点痛算不了什么。真正的痛还没有开始呢。递给他一杯白兰地。你受到的惊吓暂时麻痹了你的神经。不过，情况总体不错，只要不被感染，你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你的头怎么样？”

“仁慈的耶稣啊！”我说。

“那么，最好不要喝太多的白兰地。如果你的脑部有骨折，你当然不希望它发炎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汗水一下子淌了出来。

“仁慈的耶稣啊！”我说。

“我猜想你的头部是出现骨折了。我这就给你包扎一下，不要来回晃动你的脑袋。”他包扎的时候，手的动作非常快，包扎得又紧又牢靠。“好了，祝你好运，法兰西万岁[38]。”

“他是美国人。”另外一个大尉军医说。

“我好像听你说过他是法国人。他说法语的，”大尉说，“我以前见过他。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他喝了半杯科涅克白兰地。“再抬上来一个重伤员，再拿一些防破伤风疫苗来。”大尉跟我挥了挥手。有人抬起了我，过门口时门帘扫在了我的脸上。到了外面，那位中士副官蹲在我躺着的地方，很温和地问我：“姓氏？中名？教名？军衔？出生地？级别？部队番号？”末了又说：“对你头部的伤我很同情，中尉。希望你很快能好起来。我现在就用英国人的救护车送你走。”

“我很好，”我说，“非常感谢。”少校前面所说的那种痛开始发作，这让我对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觉得一切都与我无关了。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了过来，他们把我放上担架，在担架抬到救护车车身的高度时，他们将它推了进去。在我旁边还有一副担架，上面的人整个头部都包裹着，只露出一个蜡像般的鼻子。他困难地呼吸着。又抬上来几副担架，挂在了我们上方的吊索上。那位来自英国的高个子司机走上前来，往里面瞧了瞧。“我会当心驾驶的，”他说，“我希望你不会感到太颠簸。”我感觉到汽车引擎的发动，感觉到他爬上了前面的座位，接着是松开刹车，踩下离合器，车开动了。我静静地躺着，任凭痛苦肆虐。

在救护车一路爬坡的时候，交通比较拥挤，车行驶得很慢，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有时还得倒车转弯，在这样走了一段时间后，车子终于开得快了起来。我觉得有什么在往下滴。一开始滴得很慢，很有节奏，临了，就滴滴答答地往下流了。我冲着司机喊。司机停下车子，从他座位后面的窗洞望了过来。

“怎么回事？”

“在我上方的那个人在流血。”

“我们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抬不出来这副担架。”他开动了车子。血在不断地往下流。在黑暗中，我看不清楚血是从上面帆布的哪个地方流出的。我试着侧着身子躺，让血不要流在我的身上。流到我衬衣底下的血，让我觉得热乎乎黏糊糊的。可我身上却觉得冷，我的腿又在痛，这使我感到恶心。又过了一会儿，从上面担架流下来的血少了，又像刚开始那样在滴了，我听到并感觉到上面的帆布在动，担架上的人终于比较舒服地安顿下来了。

“他怎么啦？”那个英国人回过头来问，“我们就要到了。”

“他已经死了，我想。”我说。

血滴得越来越慢了，仿佛是日落后的冰柱上滴下来的融水。在山上的夜晚，躺在车子里，感到阵阵的寒意。到了山顶救护站，他们把那副担架抬下来，又抬上去了另一副，之后，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