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适应新常态 把握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是治国理政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时指出，“十三五”规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保持战略定力稳中求进，主动适应新常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们必须主动适应新常态。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态势是好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大势，看清趋势，我们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不为一时起落而乱了方寸，不为风雨险阻而迷失方向，推动我国发展航船行稳致远。

定力来自信心，信心源自实力。2015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农业形势持续向好，发展活力有所增强，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基本面企稳向好，有着扎实有力的现实支撑。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9.5%，国民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0%；从节能降耗看，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经济运行质量提升，让7%的增速更有含金量、更有说服力。

更应看到，全面深化改革提速，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强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加快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众创空间”“创客中心”等新业态活力四射……新的增长点正在加快孕育并不断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加快形成并不断蓄积力量，预示着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在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的同时，也应清醒看到，前行的道路依然险阻重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有挑战有风险并不可怕，关键要有化解挑战和排除风险的决心和办法。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会大有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只有主动适应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形势，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改革创新是根本出路。把改革作为调整结构的根本依靠，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重点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我们就能让发展方式向绿色化转型、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增长动力更加强劲，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益的发展。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运用辩证思维是重要方法论。“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既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既要勇于“破”，又要善于“立”，守住风险底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为经济发展打造新机制、点燃新引擎，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有机统一。

二、科学认识新阶段新特征，正确把握新常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有待强化。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实质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根本原因。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三、深刻剖析机遇挑战，积极引领新常态

我们要紧跟形势发展变化，在着力把握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引领新常态。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同时共存；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得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其他后发国家，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第一，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作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第二，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应当看到，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也可能出现类似日本20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增长动力就难以形成。

第三，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一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过去10年，总体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动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会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工作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这与工业内部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第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增加。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结构的调整与提升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虽然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虽然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巨大。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却可以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会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