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明君：文帝刘恒

汉文帝是西汉前期一位重要皇帝。他在汉初“无为之治”的基础上，注意安定朝政，选贤任能，省除酷刑，尽量减少战争，稳定社会秩序，减轻赋役，重视发展生产，努力积累财富。景帝继续推行这些政策，经过文景两代约40年的努力，西汉王朝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并迅速走向其鼎盛时期。后世把文景时的清明政治，誉称为“文景之治”。

汉文帝名刘恒，是刘邦与妃子薄姬之子。公元前196年，刘邦平定陈稀叛乱，收复代国疆土，刘恒便被封为代王，当时他年仅8岁。

代国是汉初所封同姓九王国之一，地在今山西北部及河北部分地区，地处边鄙，经常遭匈奴侵扰。高祖诸子封国中，代国尤为苦寒，实因刘恒与其母不得刘邦宠幸之故。但吕后擅权时，当年得宠的诸王妃嫔被诛杀殆尽，刘恒母子却又幸而免祸。当然，刘恒行事也格外审慎，公元前181年吕后杀赵王刘恢后，提出要改封刘恒为赵王。刘恒深知诸吕势大，赶紧推辞不迭。吕后果然虚晃一下，便封吕禄为赵王。刘恒身为代王17年，以仁孝闻于天下，其母薄姬也以仁爱善良而为人称道。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周勃、陈平等迅速平定了诸吕之乱。大臣们秘密相聚，议立天子，最后一致认为刘恒在尚存刘邦诸子中年纪最长，贤明宽仁，其母薄氏家族也无显赫势力，绝无诸吕那种外戚干政之患，于是议定立刘恒为天子。大臣们悄悄地派使者到代地去迎接代王，刘恒的部属大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只有宋昌等少数人坚决主张代王去长安。代王母子也拿不定主意，便派薄姬之弟薄昭去长安探听虚实。薄昭见到周勃，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刘恒这才带着赞同他去即位的宋昌等六人向长安进发。

陈平、周勃和大臣们到长安郊外的灞桥迎候。见到代王，大臣们全都像朝见天子一样跪叩行礼，周勃也赶紧呈上了天子的玺符，刘恒推辞不受，坚持要到了城中的代王府邸后再说。到了府邸后，刘恒仍三番五次推却，要大臣们另推刘氏中有德者即位。大家硬把他扶到面朝南的座位上，群臣叩伏不起，请他以宗庙社稷为重，刘恒才接过玺符，同意登基。

刘恒如此谨慎，自有一番深意。当初大臣们议立天子时，曾有人提出由齐王刘襄即位，刘襄拥有较强的实力，故刘恒不得不提防此时有人另生枝节。更重要的是，刘恒在朝中全无亲信、势力，他将要倚重的大臣陈平、周勃、灌婴等，都是当年的开国功臣，或长于运筹帷幄，或能叱咤风云，全都身手不凡，新近又有诛诸吕的大功，如果没他们的真心拥戴，要驾驭朝政谈何容易。

公元前180年冬，代王刘恒在群臣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位23年，史称汉文帝。

文帝是个头脑清醒的君王，也是想有所作为的君王。他深知，稳定朝政，保持政治的清明，既是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也是他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首要条件。文帝始终与元老旧臣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注意抑制外戚、宠臣的权势，有力地消除了朝中动乱的隐患。

文帝即位之初，便大封诛诸吕的功臣。这批功臣主要是辅佐刘邦开国的元老旧臣，权重势大，虽大都“少文重质”，但长期从政，经验丰富。文帝尊重、信任他们，经常向他们征询治国之道。丞相是皇帝治国的主要助手，文帝时的五位丞相全都是曾随刘邦征战的老臣，即：陈平、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文帝的尊重和信任，也赢得了他们的真心拥戴和倾力辅佐。

当然，文帝对元老旧臣也视其才而用。周勃诛诸吕功居首位，任百官之首的右丞相，竟不清楚丞相的职责，一问三不知。周勃自己也觉得很难堪，便托病辞职。陈平死后周勃重任丞相，不久，文帝便借凡封侯者必须去封邑的命令，让周勃离开了朝廷，不要他继续空踞高位而贻误国事。后来有人告发周勃欲反，事虽澄清，但周勃入狱受窘，使文帝非常不安。此后，文帝对犯罪的大臣都注意慎重处理，从不轻易下狱动刑，犯了死罪也总是让大臣自杀。

高祖时因欲废立太子在朝廷和社会上引起动荡，并埋下后来诸王妃被诛的隐患。文帝很重视这一教训，即位两个月后便立长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为太子，有力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杜绝了日后在皇位继承权上可能产生的动乱。文帝确立太子后，不久又立太子之母窦氏为皇后。

文帝很注意不让外戚接近权力，仗势横行，以免重蹈诸吕作乱的覆辙。他的舅舅薄昭自代就辅佐他，在他即位后又屡有功劳。后来薄昭得意忘形，擅杀朝廷使者，犯了大罪。文帝派人送去毒酒要他自杀，薄昭不肯；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薄昭家去哭，薄昭知不可免，终于自杀服罪。窦皇后出身贫微，她当皇后后其弟窦长君、窦广国自然也显赫起来。文帝接受周勃、灌婴的建议，为窦氏兄弟选择了有德行的师友，窦长君、窦广国也从不敢骄横生事。公元前162年丞相张苍被免职后，文帝一度想让以贤能德行闻名于时的窦广国出任丞相，但思之再三，仍另选他人为相。

文帝宠幸邓通，赏赐邓通钱财巨万，又让他开矿铸钱发了大财，富埒王侯。文帝还经常到邓通家做客，对他的恩宠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一次，丞相申屠嘉朝会时发现邓通竟不顾朝廷的礼节，公然坐在文帝身旁。申屠嘉对文帝进谏道，您宠幸谁不妨让他发财，但朝廷之礼却必须时刻谨肃。文帝虽已答应私下告诫邓通，申屠嘉回到相府仍愤恨不已，便传令叫邓通到相府来受训斥，声言不来便斩。邓通去央求文帝，文帝心知丞相在理，便让他去挨训。邓通脱了帽、赤着脚向申屠嘉请罪，申屠嘉越训越生气，仍令手下将他斩首以整肃朝礼，邓通吓得叩头出血。文帝估计邓通被训斥得差不多了，这才派人持诏令向申屠嘉致歉，赦免了邓通。

为治之要，务在得才。文帝深知这个要诀，他即位后不久，便下诏要天下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同时注意从官吏中选拔能人，破格提拔，委以重任。文帝起用的贾谊、晁错、张释之、冯唐等人，从不同的方面对富国强兵、稳定社会秩序和防范边患等，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也被誉为“文景之治”的名臣。

文帝即位的第一年里，得知河南郡郡守吴公治绩为天下第一，便提升他为廷尉。吴公推荐贾谊，文帝便任命贾谊为博士。张释之原任骑郎，默默无闻十来年。文帝发现他很有才干，便提升他为谒者仆射。张释之直言敢谏，太子违法他也敢挡驾，文帝更加器重他，提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廷尉管刑律，张释之任廷尉多年，执法公允，有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晁错本任太子家令，他上书言事，提出移民实边、“入粟拜爵”“入粟助边”，被采纳后成为当时防备匈奴的良策，文帝提升他为太中大夫。冯唐当众顶撞文帝不能用良将，气得文帝拂袖而去。但文帝迅速压下怒气，主动召见冯唐，认真听完他的话。见冯唐确有真知灼见，文帝不但派他持节出使，又将他从郎署长破格提升为车骑都尉。

文帝也能虚心纳谏。他即位后迅速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律，以肃清谏言的障碍，诏令说：古代朝中设有号召进言之旗，大道桥边有专供人写政治阙失的木板，现在律令中却有“诽谤”“妖言”等罪，这就使臣子无法把心中的话讲完，皇帝就没有机会听到自己的过失，故废除之。

无论谏诤者官职高低，文帝总是认真对待，择善而从。即位之初，文帝常招聚群臣游猎、宴饮，颍阴侯灌婴家的骑士贾山上书，劝文帝把自己和大臣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国事上来，文帝欣然接受。每次上朝，即便是郎、从官这样的普通官员呈上书疏或进言，文帝总是停下辇车，耐心听人把话讲完，所言可用便迅速采纳，不可用则暂置一旁。这种做法，群臣无不称道。

文帝纳谏时很注意克制感情，不让自己的喜怒影响对国事的处理。冯唐让他当众下不了台，但文帝终能妥善处置。文帝出行时有人惊吓了他的车马，又有人盗高庙（高祖刘邦之庙）的玉环，这两个案子交廷尉张释之处理，判决都比文帝预想的要轻得多。两次文帝都大发脾气，但张释之说有律必依的道理，文帝又承认他做得对。

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内宫总是与她同席而坐。文帝带慎夫人去游上林苑，中郎将袁盎故意引慎夫人到文帝身后去坐。慎夫人大怒，不肯就座，文帝也非常生气，立刻起身回宫。袁盎随之回宫，见他们在生气，便上前谏道：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皇上既已立皇后，慎夫人就只是妾，不能与您同坐；况且陛下宠她，尽可多赐给她钱财，不然您以为对她好却反而害了她，陛下难道没见过“人彘”吗？文帝听后顿时领悟了袁盎的深意，转怒为喜，连忙告诉了慎夫人。慎夫人也很感激袁盎。

减轻刑罚，废除肉刑，也是文帝的清明政治之一。刘邦入关时曾针对秦律酷繁而“约法三章”，很受拥戴，但汉初20多年里秦律又被恢复使用。如“收帑相坐”，即不但犯罪者判罪，其无罪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要“相坐”而受罚。文帝即位的第一年，就下令废除了这项律令。

古代法律中最残酷的莫过于肉刑。肉刑包括脸上刻字、残断肢体及破坏人的生育能力等，总之是使人致残。公元前167年，齐王的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被逮赴长安受肉刑。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恳求文帝让她自身罚做官奴婢来赎父刑。文帝本来就反感肉刑的残酷，缇萦也感动了他，于是下令废除肉刑，另以其他处罚代替。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文帝时期虽减轻刑罚，犯罪却越来越少。史书称当时“刑罚大省”而“几致刑错”，也就是说刑律因很少人触犯而近乎虚设。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渐增强，是文帝时期的突出成就。

文帝之前，汉王朝虽已立国20多年，但秦朝的暴政和秦末长期动乱，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破坏极大，“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故汉初国力困乏，皇帝的车也无法配齐四匹一色的马，丞相以下竟坐牛车。经过20多年的“与民休息”，生产虽逐渐恢复，但国力仍极有限，百姓一遇荒年也仍有卖妻鬻子的。

文帝即位后，对汉初的政令措施进行了调整，减轻了赋税和徭役。汉初规定田租为十五税一，百姓年龄在15至56岁之间的每年交纳算钱（人头税）120钱。汉文帝时很多年成都将田租减为三十税一，有的年头还干脆免交田租；算钱减少了2/3，每人每年只交40钱；徭役也从汉初规定的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同时，文帝注意体恤百姓，他即位后迅速大赦天下，不久又废除了把犯人亲属罚为奴隶的法律，并释放官奴婢为庶人；文帝下诏，赈济“鳏、寡、孤、独和穷困之人”。这些措施都有益于改善老百姓的处境，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文帝还多次下诏，反复强调农业是立国之本；他又亲耕籍田，窦皇后种桑养蚕，以倡导发展生产。

农业生产日益发展，粮食日渐丰裕，又出现了商人囤积居奇和谷贱伤农之弊。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令“入粟拜爵”，“使民以粟为赏罚”，即让人们用粮食买爵位，用粮食赎罪。这样一来，国家存粮大增，既加强了国家的储备，又益于减轻租赋；向农民买的粮多了，粮价自然也就提高了。为加强戒备，防范匈奴的侵袭，文帝还积极鼓励养马，规定百姓家中养马一匹便可免除三人的徭役。百姓乐于养马，马匹增长迅速。

农业生产发展后，工商业日益显得重要。文帝逐渐将汉初的“抑商”变为“惠商”，他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即取消在关口津梁处检查往来行人的制度，废止了不准在山林川泽中樵采、捕捞的禁令。人们可以自由贩运，开山鼓铸，砍伐木材，于是“交易之物莫不通”，商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

文帝时期社会稳定，“民乐其业”，物质储备年年增多，人口增长很快。文帝之后的景帝，也把发展社会经济放在首位。史书记载：经过文景两代约40年的努力，汉王朝国力迅速强盛，百姓的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非遇水旱大灾，百姓家家富裕丰足。郡县的仓库都堆满粮食，官府财物充裕。首都国库中的钱成万上亿，堆久了连穿钱绳都朽坏了，数也数不清。太仓中的陈粮一年压一年，堆不下便溢出库外，以致腐坏不可食用。汉初极匮乏的马，这时在普通街巷中也随处都是，原野上更是良马成群。一般的人骑马也讲究起来，只骑公马而耻于骑母马，骑母马去赴会将被人家赶出来。汉初那种国力困窘贫弱的局面早已毫无踪影。武帝正是凭借文景时期丰裕的物质储备，经略边疆，齐政修文，干出了一番宏伟的事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帝统治时期，北边有强盛的匈奴为患，南面的南越王赵佗曾操戈相向，中央王朝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些都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因素。文帝充分意识到社会安定才可能发展经济，战争则既耗国力又加重百姓的赋役，只会适得其反；同时汉王朝的国力有限，尚无解决匈奴为患的物质储备。因而，文帝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时总是尽量怀柔安抚，努力避免或减少战争。

对南越作乱，文帝就非常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控制着桂林、南海和象郡等三郡的赵佗，早在高祖时就已接受汉朝封予的“南越王”称号，称臣朝贡。吕后时歧视南越，不但禁止向南越出售铁农具等铁器，连卖给南越的家畜如马、牛、羊等，也故意只卖公的，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赵佗三次派人出使汉朝，都有去无回。于是赵佗自称南越武王而反，胁迫闽越、骆越等归附，并举兵进攻长沙郡、南郡，南方动荡不安。吕后派出的讨伐大军无法攻过五岭，双方僵持不下。

文帝即位后便立即着手结束这种敌对的僵局。他下令修缮了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的父母墓，并派人守护，按时祭祀，还将赵佗在故乡的兄弟封官厚赐。接着，文帝派陆贾为使者，带去一封措辞诚恳的信和大批礼物。文帝在信中承认吕后时的做法不对，谈到自己即位后对赵佗父母墓、亲属的关心，以及愿意和好如初的诚意。赵佗对文帝以德服人的做法非常感动，立即取消帝号，恢复向汉朝称臣纳贡。

汉朝自建立起就一直为匈奴所困扰，乃至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吕后受辱于冒顿单于。汉朝无力重创匈奴，总是忍辱以和亲了事，即把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赠送大量内地特产，以换取单于的欢心，减少侵扰。文帝时对冒顿单于及后来的老上、军臣单于，都主动和亲，希望能和睦相处，避免战争。

但匈奴历来就不受和亲的约束，只要发现边塞防守薄弱处便凭恃游牧民族的优势，快速长途奔袭，在边境郡县烧杀抢掠，甚至侵袭内地，造成破坏和动荡不安。为了抵御这种突袭，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大举徙民实边，应募者有罪则免罪，无罪则拜爵，并由官府资助他们安家立业，这种办法使屯戍简而易行，运输费用也大大减少。文帝采纳“入粟拜爵”的建议后，又下令要百姓将粮食运到边塞去缴纳，边塞很快聚存了大量的粮食，使屯戍更加便利。对匈奴大规模入侵，文帝总是派大军将其逐出塞外即罢，尽可能缩小战争的规模，以便始终把力量集中在增强国力上。

汉初至文帝时的几十年间，所封诸侯王虽屡有变动，但总的说来诸侯王势力日渐强大，野心也与日俱增，成为朝廷的潜在威胁。如吴王刘濞，其国又有铜矿又濒海，刘濞开矿铸钱，煮海为盐，同时又招降纳叛，聚集了一大批因罪亡命之徒，国力、人力均不可小视。故贾谊、晁错大声疾呼，要朝廷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文帝部分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如梁怀王刘揖死后，文帝将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乘机将40多个大县收归朝廷；公元前164年又分齐为六，分城阳为三，均缩小了封国，诸侯王虽多但实力大大减弱。

文帝一向待人宽仁，而他对诸侯王的迁就，助长了他们的气焰。淮南王刘长在其封国内竟废斥朝廷的法令而另搞一套，又请求朝廷让他任命相国和二千石的大官，文帝竟同意了他。刘长愈加嚣张，擅杀无辜吏民，终至起兵造反，犯了死罪。文帝却只将他流放，刘长死在流放途中后文帝还自责不已。吴王刘濞假装有病不去朝见，阴谋造反，文帝听信他派来的使臣的解释，说刘濞老了可免朝见，不但原谅其罪，还赐以几杖以示体恤。刘濞更加紧发展实力，招兵买马。文帝死后仅三年，刘濞便联合诸侯王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文帝姑息纵容诸侯王，终至遗患于后世。

为了使国家快点富强起来，文帝既注意开源，也注意节流。在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他倡导俭朴，并以自身为表率，“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他在位的23年里，国家虽日渐富裕，但无论是起居的宫室还是游乐的园囿，无论是护卫的车骑还是皇帝后妃的衣着用具，全都遵循过去的定制，绝不为自己的享乐乱耗钱财。他自己衣着非常普通，他最宠幸的妃子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宫中的帐幕绝不用织锦绣花的豪华品。

按汉代制度，皇帝总是在生前为自己修庙。文帝也在长安城南为自己修了一座庙，名叫顾成庙，庙宇规模不大并较简朴，就像是转眼回顾之间便可建成，因而取名“顾成”。文帝要兴办的事若与百姓的利益、经济的发展有冲突时，他总是放弃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他想修一座露台，匠师们一核计说需花费“百金”。文帝对周勃一次都赐金3000，这应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但文帝一听赶紧停修了，他说：这已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了，我住在先帝的宫室中都深怕对不起他们创业的艰辛，还修露台干什么呢？

文帝即位后不久，便有人来献千里马。文帝赶紧推辞，下诏说：皇帝出行前后总有大队的车马仪仗，一天不过走三五十里路，我哪里用得上千里马呢？于是下令把马退了回去。他深感这种捧场逢迎之风不可开，又立即下诏说自己不接受任何献礼，“其令四方毋求来献”，断然制止这种浪费钱财、贻害百姓的事。

文帝不仅生前俭朴，并且下令死后薄葬节礼，以移风易俗。文帝在公元前157年去世。他在遗诏中说，现在世上的人们都想长寿而不愿死，一旦死了人又倾家荡产地厚葬，我很不赞成这样做。他遗令将自己葬在长安东南的霸陵，随葬器物一律使用陶器，不许用金银作装饰；坟墓也因山而成，不堆封土。汉代皇帝从死到下葬至少有一百多天，其间天下吏民为之服丧，礼节繁缛，下葬后又有重服之礼。文帝在遗诏中下令大加改革，令天下吏民三日后即除去丧服，停丧期间也不禁止百姓嫁娶等活动，以免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下葬后的重服制度也予取消。文帝还下令将宫中自“夫人以下至少使”的大量妃嫔们，全都遣归其家，不白白耽误了这些人的一生。

文帝薄葬节礼很受后人赞赏。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就援引文帝为例，在处理刘备丧事时革除了繁缛的丧礼，下令天下吏民三日后即除去丧服；魏文帝曹丕也以汉文帝为榜样，遗令国内只服丧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