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伯纳迪（Bruno Bernardi）著

吴雅凌　译

最著名的书，人们不是都最懂。《社会契约论》（le Contrat social）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一点。[1]《社会契约论》一问世便遭到群起攻击，直到法国大革命初期，人们才开始给予它热情的肯定和赞誉。不过，正如其他同类情况的书，《社会契约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人们把它当作一件工具来阅读。《社会契约论》成了一个象征。长期以来，它代表了人民专政对旧有制度的替代，犹如一面旗帜，象征主权和自由，在空中招展飘摇。接着，人们又渐渐形成另一种观点，把它看作法国共和体制的奠基之作。《社会契约论》和卢梭一起进了法国的先贤祠（Panthéon）。它很快成了一座丰碑：人们观赏、羞辱或推崇它，但很少对它提问。为了重新阅读这样一部著作，我们必须先看看以往阅读的整体状况。

长期以来，卢梭作为思想家的身份一直为人所忽略。卢梭人格上的种种“矛盾冲突”（contrariétés）更让人有理由相信，卢梭的思想不够严密一致。二十世纪的解释工作（以卡西尔为首）使我们认识到，卢梭思想充满了哲学意义和深刻的完整性。[2]卢梭作品必须在哲学史上得到应有的定位。人们往往把卢梭描述成一个受灵感启发的哲学爱好者，这种理解倾向如此强烈，乃至相应产生了自发的一代（une génération spontanée）。许多研究作品纷纷问世，大部分刊登在《卢梭年鉴》（Annal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其中，Robert Derathé的政治哲学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3]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在解读卢梭上取得了重大进展[4]。然而，在《社会契约论》的问题上，卢梭研究的两条阵线始终没能达成一致。[5]注重卢梭哲学思想同一性的解释者们选择了别的分析重点：早期作品、宗教思想、语言哲学和教育哲学；反过来，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更看重《社会契约论》，这方面的阐释随处可见，但始终没有一部全面完整的论著出现。尤其该书的第3、4卷始终无人问津。毫无疑问，评论界持续存在着对《社会契约论》的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原因便在于此。

为了使一个文本真的对我们说话，还需要第三个条件——即我们有问题向它提出。这也许也适合于《社会契约论》的情况。Mark Hulliung在其最近的著作[6]里指出，“是时候让我们在启蒙思想的惯常解释上往前迈一步了”，同时还不要忽略“自我怀疑（doute de soi）的时刻”和“自我批评（autocritique）的时刻”。Hulliung论及，在卢梭身上便隐藏着“启蒙思想自我批评”的典型形象。笔者以为，这一观点的意义，更在于它引起了我们对自己当前状态的思考。认识启蒙思想的自我批评，首先要求我们对当前时代具备足够的批评意识。我们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尤其政治哲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启蒙思想的继承态度。“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第1卷第6章）。显然，这一著名论断往往使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始终仅限于提出问题、揭露矛盾，并且把政治当作一个有待认识和研究的集中地带来思考。从这个角度探讨《社会契约论》，就是要在寻找它所给出的答案之前，先认识它所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