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过动物行为学阅读卢梭：作为理论的事实

《论不平等》的部分解读者认为：自然人要开始直立行走，必须经过一个发展和进化阶段，以使他摆脱动物性状态，变得具有人性。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认为《论不平等》是达尔文式进化论的先导——自然人可以作为兽和人之间概念上的“缺失的环节”。受卢梭理论猜想的吸引，其他人试图在《论不平等》中寻找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bioanthropology）思想的起源；因为根据当代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科动物的研究，卢梭的许多猜想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准确性。例如，Robert Wokler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文章，在其中探讨卢梭的自然人和现在归类为猩猩的动物之间惊人的亲缘关系。Wokler列举了自然人的诸多特征：素食、缺乏较长时间的性接触和类似接触，以及“本质上孤独和懒惰”的生活。他认为卢梭的自然人较为准确地再现了猩猩形象，“比在他身后二百年间对猩猩行为的任何描述”都更准确。——“这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没有理由假设他（卢梭）曾经看到过猩猩”。然而，哲学猜想和近期科学观察之间偶然的相似性在多大程度上经得起分析还是个问题。这不仅由于《论不平等》中没有一处将自然人等同为猩猩，还由于如Wokler自己所知的那样，即使卢梭的惊人猜测——“猩猩可能是野蛮人的一种”可以被视为支持了自然人是在猩猩形象上构建出来的猜想，十八世纪“猩猩”一词并不只限于我们今天所指的那种动物，它泛指所有类人猿。那个时候接近和观测灵长目动物的机会是很少的（甚至大猩猩在十九世纪晚期以前都不被归为一个特殊的物种），因此人们不能假定18世纪某个特殊物种的名称与它们当前名称的用法之间有任何一致性（不仅猩猩，还有黑猩猩、猴、猿）。[7]就算不考虑历史上用词的混乱，把猩猩和自然人联系起来的做法引出一个疑问：在使自然人“自然”——即成为动物世界一部分的时候，存在什么问题？

猩猩恰好是唯一没有生活在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灵长目动物。由于这个原因，它是卢梭自然人特别成问题的参照物。因为猩猩碰巧与自然人共有的特征也是区分猩猩和其它灵长目动物（包括人类）生活方式的特征。确实，研究过卢梭“自然人状态”与当代动物行为学和社会生物学关系的学者会发现，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论不平等》中的构想，在使用经验论据时都会遇到困难。因为，与我们最有亲缘关系的动物祖先过的都不是孤单、懒惰的生活。例如，Roger Masters承认“当代自然科学家实际上一致反对卢梭创造的形象——纯粹自然状态下孤单的人”。对古猿和其它人科动物的进一步观察证明，“人类比卢梭所认识到的要社会化得多。”[8]尽管Masters不得不同意社会性和合作在进化过程中起的作用——我们现在获得的“最科学数据”证明了这一点（甚至脑的大小和结构“也可能是合作的结果”），他也列举了其他数据，试图证实在自然状态下有可能存在离群索居的生活形式：“比如在旱獭中，美洲旱獭就独自生活，很像卢梭描述的纯粹自然状态”（页99） 。

尽管美洲旱獭和猩猩的行为细节值得注意，但是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是——动物生活的经验知识是如何与像《论不平等》这样的文本分析联系起来的？别忘了，《论不平等》之所以引起思想争议，不仅因为它在讨论道德和政治问题时使用社会生物学知识，而且因为其论证的构成要素多为十八世纪的直接成果。Wokler曾提议《论不平等》由于其猜想具有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应该在“经验主义的灵长目动物学（Primatology）历史上占据显著地位”。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卢梭假想试验的产物——他称之为‘猩猩’的动物，恰好与现在动物学上定名为‘猩猩’的动物相同，这纯属偶然”。Wokler很快承认了在十八世纪的科学和哲学话语中，“猩猩”一词只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但是他坚持认为：由于与事实明显一致，卢梭关于自然人的猜想得到确认；而且鉴于这种真实性，卢梭的猜想是可以产生理论成果的。为了使读者更好地注意此次争论的两个焦点——“事实”和“发现”的思想变化，有必要详尽引述Wokler的话：

野外生活的猩猩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特征，例如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控制领地和攻击性——这些都是部分行为学家认为所有动物共有的特征，而且人也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动物根性……因此卢梭描绘的猩猩——“以果为食，平和安静，孤独栖居，自由漂泊”。似乎是自然链中缺失的重要环节。 自然链对于证明社会的不平等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卢梭是偶然撞上这个发现的，因为他称之为猩猩的生物不过是个抽象概念……但是它仍然是最非凡的发现……甚至在今天也同样如此。今天许多评论家错误地把我们身上的动物特性作为下述事实的论据：我们的生命由其本性决定，是龌龊的、兽性的、个体之间永远是话语尖刻的激烈争吵，或受制于恐惧。[9]

Wokler提到卢梭反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因此把《论不平等》恰当地带回到当时的理论语境。同时，Wokler也指出十八世纪关于人类本性和社会结构的哲学争论的方式继续影响到当代的争论，甚至影响到当代对动物学“数据”的解释。通过观察来确定某个物种不食肉可能很容易，但是什么样的观察形式才能确定某个物种是“爱好和平”的？

Wokler作为事实列举的猩猩行为的特征是对1980年代社会生物学正统观念的挑战。这种观念认为，物种具有竞争的天性。 自从有研究显示合作和利他行为在灵长类动物社群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种正统观念就已经受到了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Wokler所称赞的无竞争的自主（noncompetitive autonomy）——在卢梭书中和猩猩行为中体现出来，在新的语境下与单子个人主义（atomistic individualism）暗含的思想相一致，而不是对它构成挑战。单子个人主义掩盖社会性和相互依靠在灵长类动物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其含义可能是掩盖它们在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中的角色）。Frans de Waal最近研究了许多灵长目物种中存在的利他主义和同情（empathy）倾向，他认为卢梭的自然人看起来更像Wokler的现代霍布斯的思想同盟，而不是其对立物。在de Waal看来，《论不平等》创造的生物形象——他的“独立性即使在做爱时也不会丧失”，他在“完全缺乏社会联系”的情况下生机勃勃地成长——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论不平等》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和权利理论家的信仰之书。前者把社会描述为鲁宾逊·克鲁索的集合，后者则忽视我们的存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联系、需要和相互依靠”。[10] de Waal是动物学家，而不是政治理论家或思想史家——这一身份使他特别敏锐地感受到思想上的先入之见对经验研究的重大影响。他并没有把自己对“同情”的论述当作“发现”——即迄今为止我们关于灵长类动物未知的事实，而是把它当作对经常观察到的行为的重新描述。如果对动物行为的解释必须归结为心灵和意图的状态（或否定它们），并且没有一致的说法，认为什么可以被看作动物心灵特殊状态的证据，那么在描述灵长类动物行为时，并不是经验观察在指导“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使用。所以，尽管“恐吓”、“问候”、“求爱”和“统治地位”这类词已经被广泛接受，“援助”或“和解”这类词却可能遭到反对。而且，尽管在动物行为研究中采用“拟人论”是不可避免的（确实，禁止使用拟人论有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过分强调它的使用则是一种预先假设——例如什么应该算作思想和意图，以及对人类行为本质的信念（例如生来就是自私的和具有竞争性的）。[11]

使用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来阐释卢梭《论不平等》这样的文本有可能导致循环论证。因为只根据最近发现的一些灵长目动物的行为特征，就认定卢梭关于物种和平天性的论述“一直是正确的”（套用Wokler的话），或者认为霍布斯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忽视了卢梭和霍布斯著作中各种人性理论冲突的激烈程度（这种理论的冲突也存在于洛克、Mandeville和其他人的作品中）。这些冲突的理论塑造了对动物行为的阐释，特别是那些与智人（homo sapiens）有着相近进化关系的动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