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西方古典学笼统地提到西方古代文史时，古希腊与罗马往往连属。因为，不仅古希腊文史是罗马文史的母体，而且，罗马征服整个希腊之后，希腊化地区的作家大多仍然用希腊语写作，以至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史实际上是拉丁语-希腊语双语文史。[1]
对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语作品，我们不太在意。其实，这一时期的希腊语作家不乏大家，作品中也不乏值得关注的大问题。比如，古希腊传统政制理想或传统政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就是明显的例子。如今的我们很难想象，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语作家竟会通过写作，劝导罗马皇帝模仿古希腊王政传统，后来甚至真有罗马皇帝试图恢复古希腊式的政教传统。假如这样的罗马皇帝在政治事功方面有更大成就，其历史影响究竟如何还真难说。
我们都听说过，古希腊雅典民主政制时期出现过一场著名的“智术师运动”。由于这场“文化运动”与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古希腊的“智术师”也被视为西方最早的“启蒙哲人”或“民主思想家”。从相当程度上讲，柏拉图的作品就是与智术师派展开思想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很少听说，古罗马帝国也出现过“智术师运动”，历时长达三百多年——史称“第二代智术师”（The Second Sophistic）。奇妙的是，这场“文化运动”的基调却是反对雅典的民主政制传统，力图恢复更具希腊本色的王政传统。
“第二代智术师”中的重要人物既有希腊语作家，也有拉丁语作家，其中有些对我们来说至少名字听起来不陌生。比如普鲁塔克，比如金嘴狄翁，比如路吉阿诺斯，比如《变形记》的作者阿普莱乌斯，以及马可·奥勒留皇帝，他的《沉思录》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教读本。
不过，由于我们对“第二代智术师”的基本特征缺乏了解，即便早就有了路吉阿诺斯的不少译品（周作人译三卷本），有了《变形记》的中译本，奥勒留的《沉思录》甚至有多个中译本，我们也未必能读懂这些“智术师”的作品。
安德森的《第二代智术师：罗马帝国的文化现象》是西方学界研究“第二代智术师”的第一部专著。[2] 作者首先致力于钩沉这一历史的文化现象，在梳理文史材料方面用力最勤。作者也力图为这一文化现象提供较为全面的解释，但此书基本上仍然属于文史研究，没有上升到某种理论高度，只是结合具体作品，让我们体会罗马帝国时期的智术师的“味道”。
作了有助于我们具体认识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史，这本书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涉及世界历史的政治哲学问题。比如说，作者在书中三次论及“第二代智术师”以亚历山大大王为主题的作品，这难免让我们想到，当时的希腊语作家心底里很可能抱有这样一种期望：罗马帝国应该继承亚历山大的帝国政制抱负——复兴古希腊式的“王政”。原因不难理解：
公元前4世纪一个讲希腊语的统治者曾征服了一个庞大的东方帝国，其土地之广袤，罗马在东方从未能与之匹敌。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四分五裂，但无损这片广袤的土地长期浸淫在希腊文化中，直到拜占庭时期，这里还保留了大量的希腊文化。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东方的绝大部分地区，各个地方城市的贵族们可能从一种非罗马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城市（这样做仍然可能对罗马极其有利）。（《第二代智术师》，页16）
对于罗马帝国初期的诸多希腊语作家来说，虽然世界已经易主，但他们仍然有可能劝谏罗马皇帝仿效亚历山大大王的光辉业绩。因此，毫不奇怪，打造亚历山大大王形象的“智术师”作品主要出现在罗马帝国初期。
最为重要的作家有三位：普鲁塔克、阿里安和金嘴狄翁。普鲁塔克和金嘴狄翁作品的政治哲学意味最为厚重，而且各有特色：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大王的机运或德性》力图把亚历山大打造成一个怀有天下帝国梦想的“哲人王”，金嘴狄翁的四篇“论王政”则力图打造从荷马笔下的英雄到亚历山大大王的古希腊王政传统。
金嘴狄翁（约公元40 —120）比普鲁塔克年长五岁，出生于富裕之家，本名“普鲁萨的狄翁”（Dio of Prusa，其出生地Prusa是一个古老的小王国比提尼亚［Bithynia］的首府，今土耳其西北部的Bursa）。狄翁年轻的时候就到罗马求发展，取得了罗马绿卡（公民权），身份证上的名字是T. Flavius Cocceianus Dio。后来，狄翁因演说辞闻名得了“金嘴”绰号，比他的真名还响亮。
狄翁在罗马曾跟从廊下派大师儒福斯（C. Musonius Rufus）学习，据说还是厄琵克泰德（Epiktet，公元55—135）的师兄。狄翁在罗马混得不错，甚至进入了宫廷圈子。然而，42岁那年（公元82年），狄翁的一位身为罗马贵族的好友萨宾努斯（Falvius Sabinus）被皇帝多米提安（Domitianus，又译“图密善”，公元81— 96年在位）处决，狄翁受牵连被逐出罗马，不准返回故乡。从此，狄翁开始了相当于被放逐的生涯，去过很多地方，与各种下层人厮混。
多米提安遭谋杀后（公元96年），狄翁才回到罗马，那时他已经快六十岁了。新任皇帝图拉真（Trajan，公元98—117年在位）对狄翁礼遇有加，据说两人还成了朋友。晚年时，狄翁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在乡贤的声誉中幸福地离世。[3]
按照一种说法，狄翁年轻时讨厌哲学，曾撰文攻击廊下派哲人穆索尼乌斯（Stoic Musonius），后来又改弦更张，跟从廊下派大师学习哲学。其实，情形更有可能是：狄翁很早就看懂了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和《斐德若》，明白哲人的在世方式和言说方式应当怎样。换言之，他攻击哲学很可能是装样子，实际上是在保护哲学。他在演说辞《在雅典或论流放》中就说过，哲人要保有自己的内在自由，就必须采用一种特别的言说和写作方式。狄翁一生都没有写过正经的“哲学论文”，现代的古典文史家也不会把他归入哲人一类。
演说辞属于口传文学或基于口传文学，换言之，写作演说辞与发表演说一样，首先必须注意受众是谁，清楚自己在对谁说话。作为一种文体类型，演说辞既可以是政论文，也可以是小说甚至短剧。金嘴狄翁有八十篇演说辞传世，后人编成《演说集》（拉丁文书名Orationes），从内容上讲，好些其实都是谈伦理、政制和宗教问题的哲学文章。但从文体上看，这些演说辞无不是文学作品，以对话或记叙文形式写成，如今应该算短篇剧作、短篇小说或散文。
狄翁的演说辞体现出强烈的希腊“爱国”情怀，一些演说辞明确以传扬古希腊传统神话为主题（比如《特洛亚人》和《奥林匹亚》）。金嘴狄翁热爱“祖国”希腊，却不热爱希腊的民主政制。从今天的政治哲学关切看来，在狄翁的传世演说辞中，四篇“论王政”最为重要，因为它们算得上有分量的政治思想史文献。
按照狄翁在其中的论述，政体依优劣程度可分三等：王政最好，其次是贵族制，随后是民主制——王政的反面是僭主制，贵族制的反面是寡头制，民主制的反面是暴民制（3.45，3.48 - 49）。我们知道，如此分类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分法非常相近。然而，与亚里士多德不同，金嘴狄翁的“论王政”更多意在展示，何以宙斯式的王政是最佳政制。
在狄翁看来，政制离不了王者，而王者必须是个优秀的好牧人。王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是罗马皇帝式的“主子”与臣仆的关系，王者应是民人的同仁、朋友或父亲，王者为王，为的是替民人谋福祉（1.22）。
用今天的政治理论语言来表达，狄翁的王政观相当于近代西方的所谓君主共和制。在《波律斯特涅斯，或在故国的演说》中，狄翁化用柏拉图《斐德若》中的比喻，把王者比作驾驭马车的御手：这位御手驾驭的马车不是灵魂，而是星辰和万有（36.42）。这意味着，王权等于统御万物的理性（36.54）。
“宙斯式王政”的政治哲学含义在于：人世中的最佳政体是人与诸神共在的共同体（36.22），人的生活与诸神和谐地维系在一起，或者说人的共同体分享神性共同体的秩序（36.31）。可以说，狄翁的王权论背后有一种廊下派式的宇宙论，尽管披上了宙斯-赫拉的神性婚姻神话的外衣。
由于这篇演说辞还谈到了公民身份问题，狄翁的“宙斯式王政”实际上是一种君主制共和论，在品质上与西塞罗的贵族制共和论相似，而且两者相隔时间不远。如今的“剑桥学派”竭力抹去共和政体的具体类型，非把民主共和政体视为唯一的共和制，把雅典式的直接民主视为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中的唯一理想，想必会遭到金嘴狄翁的反驳。
在“论王政”中，狄翁还化用古希腊神话勾勒出古希腊王政传统的统绪：首先是荷马笔下的王权形象，接下来是泛希腊的王权形象（亚历山大大王），最后是犬儒派的赫拉克勒斯形象。在狄翁笔下，亚历山大从小就有赶超阿基琉斯的抱负，这意味着不是要成为最优秀者，而是要胜过过去的最优秀者（2.19）——这种说法与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王的机运或德性》中的描述若合符节。
不同的是，狄翁让我们看到，亚历山大是争当优秀者这一希腊文明传统的最后一位代表，由于缺乏节制，他在实现自己的抱负时也毁掉了这一传统理想的地基。毕竟，荷马笔下的竞赛乃是基于诸多优秀者的竞争，亚历山大既然让所有荣誉都集中在自己个人身上，竞争优秀者也就失去了意义。
狄翁让犬儒派的赫拉克勒斯形象进入古希腊王政传统谱系，为的是彰显古希腊王政传统在亚历山大之后所面临的历史困境。在第一篇“论王政”中，狄翁通过改写著名的“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的古老传说来传达他的政治教诲：赫拉克勒斯面临的不是选择两种品德的女人，而是选择两座看似相同的山峰。这两座山峰分别是王政和僭政，远远看去简直没什么差别，山上都坐着一个女人，赫拉克勒斯必须选择其中一个（1.60以下）。狄翁似乎暗示，如果说赫拉克勒斯要当王，那么他心目中的王者理想已经变得含糊不清……
王政的正当性基于最优秀的好牧人当王，或者说，最优秀的人应该为王。但何谓最优秀的人？王者需要有竞争者，或者说，还有另一种人应该获得荣誉，这种人的荣誉足以与王者的荣誉形成竞争关系。这就引出了人的灵魂类型的品位问题。换言之，狄翁的王政观并非世袭式君主制，而是基于德性的君主制，从而是共和式的君主制。
在第三篇“论王政”中，狄翁笔下出现了哲人苏格拉底与波斯王的对比，让我们难免会想到色诺芬的短制《希耶罗或僭主》中的主题：谁的生活更幸福，谁才是真正的在世之王。在狄翁笔下，没有在世荣誉的苏格拉底更为幸福，这无异于说，苏格拉底是无冕之王。
在第四篇“论王政”中，狄翁对大第欧根尼泰然喝退亚历山大的著名传说作了政治哲学的解释：第欧根尼精神上非常富裕，活得自在自足，这种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亚历山大虽为王者，生活却得倚赖军队、金银，所以他嫉妒哲人的荣誉（4.7）。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亚里士多德明确说过的看法（《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28 - 34），反过来说，这证明狄翁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哲学的传人，尽管他的老师是廊下派哲人。
当狄翁笔下的亚历山大问，怎样的人才是最好的王者时，狄翁笔下的大第欧根尼回答说：宙斯就是楷模。大第欧根尼甚至暗示自己身上就有宙斯族血统，这无异于告诉亚历山大，真正的王者品质是追求成为“幸福且睿哲之人”，尽管真正的哲人并不追求掌有王权。狄翁的意思不过是说，世间的王者应该模仿哲人苏格拉底，追求精神上的富裕，做“幸福且睿哲之人”。
狄翁演说辞一贯具有所谓“游戏”（ παίγνια ）或者说“搞笑”式的文风，即便“论王政”谈论何谓最佳政制这样的严肃论题，也同样如此。据说，这是一种“佯谬式的教化”（paradoxical paideia）方式。“第二代智术师”好些作家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最为一贯者莫过于狄翁。[4]
可以理解，在皇帝是好人还是劣人甚至是坏人都完全凭运气的时代，这种教化方式实在有必要。据考订，狄翁的四篇“论王政”是献给皇帝图拉真的，甚至可能亲自给图拉真诵读过。可以设想，如果狄翁不采用这种方式施行教化，难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狄翁早就领会苏格拉底-柏拉图教诲的精髓，那他未必不懂得，哲人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佯谬式的教化”方式——在民主时代的今天，需要对付的已经不是皇帝，而是有知识的劣人。
金嘴狄翁传世的八十篇演说辞绝大多数为真品，古典学家仅查明《哥林多演说》（Corinthiaca）和《论机遇》两篇系其学生Favorinus von Arelate所作。由于论题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现实，这些演说辞如今也被视为十分重要的史学文献。
Loeb古典丛书中的《金嘴狄翁集》共5卷（1932—1951）；德译本全集有W. Elliger的Dio Chrysostomus Sämtliche Reden（Zürich，1967）。笔者选编的这部狄翁文集以其王政论为主题，涉及这一论题的演说辞并不限于四篇“论王政”，还有其他短篇，皆可以对观。
译文据Loeb古典丛书中的英译本迻译，一些关键语词或文句，由戴晓光博士依据希腊文作了校订。崔嵬博士也做了部分校订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古典学家莫勒斯（John Moles）是研究狄翁演说辞的权威学者，本编选了他的两篇论文，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刘小枫
2017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