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展开

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态度和方法，陈寅恪有过颇为精辟的论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5]他讲对于古代思想家之学说，必须联系其环境背景，设身处地，采取了解、同情的态度，然后对于学说的真谛和著述的目的，才能有真了解。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要把问题严格地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是相通的，因而对我们审视历史很有启发。今文经学实以公羊学为主干。清代今文学的复兴，就是公羊学说重新提起和被改造推演的历史。公羊学的复兴和盛行，乍看起来，似乎带有怪异的色彩，有旁门左道之嫌，难以索解，实际上，我们若能知人论世，以了解、同情的态度考察，则它在百余年中，由重新提起—张大旗帜—改造发展—达于极盛，是环环相扣，十分合乎逻辑地展开，又因时代条件变化和思想家不同的学术个性而注入新的生命，更与政治、社会、外交上迭起的风波息息相关。这一学术变迁史，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人哲学探索的历程和救亡图强思想的不断高涨，就其波澜起伏、腾挪跌宕的特点而言，又可视为一部有声有色、饱含隽永哲理的多幕活剧。

[1]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一，见《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1页。刘礼部即著名公羊学家刘逢禄，官礼部主事。虫鱼学，指朴学末流烦琐考据、脱离实际的学风。卖饼家，指公羊学。《魏略》：严幹，字仲公，善于《春秋公羊传》。时司隶钟繇不好，而尤以《左氏》为大官厨，《公羊》为卖饼家。

[2]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一，《龚自珍全集》第九辑，第442页。

[3]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有云：“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陈老师平生不讲经学，但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还不免流露公羊学的观点。”见《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7页。

[4]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盦年谱外纪序》，孙文光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123—124页。

[5]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