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大求学时代

1908年，范文澜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次年考进上海浦东中学堂，时年十六岁。由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教学的课程高出于当时一般的高小学堂，因此他是插班进入上海这所中学堂，而且入学后感到课业轻松，对此他曾回忆说：“我们的县立小学，程度相当高，毕业时英文读完《皇家读本》第三本，文法读完‘内司飞而特’第三本，算学也不算差。我投考浦东中学堂，插入二年级，还似乎有些余力。”[18]浦东中学校长黄炎培，后来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政治家、教育家。他是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次年中乡试举人。后返乡办小学堂，并于1905年经蔡介绍参加同盟会。1906年在川沙办浦东中学。此后任江苏谘议局议员、教育司司长、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校长当时办学很有革新思想，学校奖励体育，有各种球类游戏，每天像排课程一样安排一定时间，规定学生上操场，至少必须散步。少年范文澜爱玩，是喜欢自由随意地玩，学校这样规定集体活动，他很不习惯，觉得正想读书，强迫去游戏，正想游戏，强迫去读书，读书游戏，总不合拍，这样他玩的兴趣逐渐消失了。在浦东中学堂，范文澜印象最深、最具性格化的事件是剃去长头发以表示他对满清政府的憎恨，而受到黄炎培校长的称赞，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对此他有详细的回忆：

我在小学，已经自发的憎恶满清皇帝，不知道怎么去反对他，只知道辫子是可恨的东西。每次剃头，总敦嘱理发匠剃去一圈长发。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头顶仅存烧饼那样大的一块长头发。正面看去，很像和尚。在那时候这是极不美观的。提倡质朴的校长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不趋时髦，值得夸奖，曾被提出算作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那知我这光头，多少含些“大逆不道”的意义。[19]

因此范文澜在浦东中学堂读书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与黄炎培先生的关系却远比一般的校长与学生之间深得多，直到四五十年代他们都成为社会知名人士以后，俩人仍然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次年，范文澜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堂。在安定中学堂三年的生活中，他印象深刻的两件事，一是星期日经常陶醉在西湖幽深的山林、美丽的景色之中，二是曾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欣喜若狂：

安定管理宽松，功课也不紧，我感觉很“自由”。星期日照例跑西湖，既不进茶楼坐赏风月，也不泛小舟追慕少艾，我却有独自的目的。说来可笑，小学时代，读《桃花源记》《鲁滨孙飘流记》及其他神仙小说，给我强烈的印象，曾几次计划找荒岛去。西湖山深林幽，使我幻想桃花源也许不远，神仙可能碰见。辛亥革命爆发学生们高兴得像疯狂一样，我也被“共和”这个名词全身麻醉了。像我这样落后得想求神仙的学生，一遇革命，就直觉地拥护赞成，证明任何愚民教育，掩不住青年爱好前进的热情。

中学四年，没有学得什么。现在回忆，那些是中学教育给我的东西呢？我想，只有西湖跑的次数算不少。

所以他在回忆文章中称自己是“游荡的中学生”。这段时期，他还经常读章太炎的文章和《国粹学报》，思想上深受影响。

中学毕业，范文澜依照叔父的嘱咐，报考北京大学，于1913年入北大预科。次年转入北大本科国学门，至1917年毕业。在北大四年，是范文澜打下做学问基础和考察其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可惜能搜集到的材料不多，主要靠范文澜前后作过的简短的回忆，更具珍贵的史料价值。《从烦恼到快乐》中专写了“到北京去”一节，回忆当时情景如此：

我叔父在河南，拍电报来教我考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是虚名颇大的京师大学堂，一般认为很难录取。我冒险去上海应文预科考试，自觉卷子写得不成模样，录取绝无希望。我叔父鼓励我，仍教我去北京进私立大学。我去北京，表弟许君在车站接我，说我已经录取了。一刹那间，我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动了一下。

文预科几乎专读外国文，中史（中国史）、中地（中国地理）、国文都在下午上课，而这些课学生照例是“藐视”的。“上东安市场去”是午饭时候热烈的提案。四五人里推选一人上课，其余畅玩东安市场去了。教员低着头点名，“被选上课人”发各种不同声调的“应卯”。真不愧是“公开的秘密”。

我从预科转到本科，功课好像更专门了，而用功好像更不需要了。军阀混战，政治污浊，学校腐朽，学生醉梦。这是“五四”运动大风暴前的寂静时代，我生性迟钝，而又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到来，只感觉得百无聊赖罢了。我曾向佛经找出路，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大乘起信论》是随身密伴，“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课。我虽然迷信学佛，可是反对学校不合理的措施，却无所顾虑，因此几乎被斥退。

“五四”以前两三年，我算是毕业了。学得些什么呢？学得些“头脑顽固”，一切都立在腐旧方面，我那时候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现在想来，真是觉得惭愧。

关于考入北大和在北大学习的往事，范文澜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曾对助手作了如下回忆：

我小学是在绍兴念的，后来到上海念浦东中学。那时同学有九个人。有八个人都得了软骨浮肿病，肿到胸部，有一个人死了。只有我没有得这个病。当时去日本的很多，我的同学陈建功等人都去了日本。我也很可能去。那时去，不要花钱。我来北京，很偶然。我在上海考得很不好。卷子都是用英文，不过可以带字典。我想一定考不上。那时我叔父在北京，叫我一定来北京念书。他当时有些维新思想，主张考不上北大，还可以上国民大学（中国大学的前身），那是国民党办的，在当时算作维新。我来北京时，碰上我表弟（按，据上文，应是表弟许君在车站接我），说我已考上北大了。

那时北大的教员，我们前一班是桐城派的姚永概。我们这一班就是文选派了。教员有黄季刚（黄侃）、陈伯弢（汉章）、刘申叔等人。辜鸿铭教西洋史，其实根本不讲课，上课就骂洋人，说只有中国才是礼义之邦。那时北大有点“百家争鸣”。姚永概上课宣传桐城派，骂文选派。黄季刚上课就骂桐城派。

当时北大的学生良莠不齐。“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北大西斋宿舍，一排排的平房，中间隔成小间，彼此不隔音。他经常读书到深夜，隔壁的同学却常在夜间打麻将牌，使他不胜干扰。他有时忍耐不住，便敲敲墙壁，说：‘喂！喂！天不早了，该睡了。’对方却回答说：‘快了，快了，再有四圈就完了。’”[20]

在以上材料中，范文澜对当时北大学习情景的回忆是真切的，他对自己受到国学家深刻影响的描述是坦率的，所作的自我解剖是严格的。此中，有三点需特别予以论及。

一是当时社会的污浊和学校的腐朽。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之后，清朝倒台、民国成立曾经带来的一些新气象，很快烟消云散，国家处在袁世凯之流的反动军阀统治之下，成为政治黑暗、社会空气极度恶浊的一段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也依旧嬗继昔日京师大学堂的腐败气习。学生到校并非为求学问而来，而是为混个资格，以后可到北洋军阀的衙门里求个一官半职，故旧北大被称为“官僚养成所”，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蔡元培于1917年初任校长、着手改革学校之前。正如蔡校长所说：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之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其稍认真者，且反对之。独于行政司法界之兼任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为毕业奥援也”[21]。蔡元培接长北大之后，正是针对这种腐败情形，而大力进行整顿和改革的。他“首先着重改变学生科举时代的旧观念”[22]。蔡在其就职演说中，即对此一往日积弊最深者大加针砭，指出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学生在“讲堂之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23]。因此他在就职演说中勉励学生三事：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强调指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机关，“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因此，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非为做官，非为致富，“宗旨既明，自趋正轨”。为了转变旧风气，引导北大学生对读书和研究学问发生兴趣，蔡元培推行了诸项卓有成效的改革：充实教员阵营，吸收进步学者；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实行学制和体制的改革。由于蔡元培实施了这些意义重大的改革，“才使北京大学洗刷了旧积垢，面貌为之一新”，并终于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和中心。[24]范文澜进北大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实行整顿和革新之前度过的，处在弊病丛集的环境中，却能一心问学，这比起周围一些满脑子升官发财、平日里游手好闲的朋辈，显然是一个特殊的好学生，因而才能在学术上打下深厚的根基。

二是应当怎样看待范文澜当年沉浸在训诂考证路数的利弊得失。

北大文科，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一直是桐城派古文家占据优势。先是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当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请了桐城派文人林纾、陈衍等到大学堂当经文科教员。此后严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兼任文科学长，姚永概这位桐城派人物即为他所聘请。1914年8月，夏锡祺被委任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聘了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学者来任教。“黄侃挺身崛起，打破桐城派的学风，主张起晋宋之文，一时靡然成风，音韵考据之学大盛。”[25]范文澜在北大国学门师从的老师，主要是黄侃、刘师培、陈汉章。黄侃（1886—1935）湖北蕲春人。20世纪初年，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章太炎任《民报》主笔时，黄经常撰稿，并拜章为师。章对其颇为器重，悉心授以小学、经传。回国后，又佩服刘师培在经学上的造诣，遂再拜仅比他年长两岁的刘师培为师。此后，专力从事小学、经学、考证的研究。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出身于朴学世家，曾祖父文淇、祖父毓崧、伯父寿曾三代治《春秋左氏传》及其他经史考证之学，刘文淇所撰《左传旧注疏证》最为有名。刘师培于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炳麟、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遂赞成革命。次年加入光复会。1907年赴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为夺取同盟会干事职权，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被拒，遂变节。1909年，为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入其幕。1915年追随杨度，参加发起“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1919年初，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学术兼容并包”的宗旨，因其在经史考证之学有深邃的研究，聘为文科教授。陈汉章（1863—？）字伯弢，浙江象山人，清末名举人，学问以渊博见称。时在北大文科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据听讲者之一顾颉刚所述，“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26]。

范文澜在北大受这三位老师的影响是很大的，加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他在经史考证方面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八年，于1925年即撰成第一部著作《文心雕龙讲疏》，而后又在此基础上，经过改撰，成《文心雕龙注》这部很受学术界称誉的力作，便是显证。黄、刘、陈三位都属古文经学派，他们承受的学术传统是深远的。古文经学派在汉代即已形成。其优点，是崇尚实事求是，重史实、重考证，尤擅长文字训诂、辨析古义。至清代乾嘉年间，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学术的演变，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文字音韵、考订史实的学者，由考经与考史，形成汉学或朴学极盛的局面，诸如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及刘师培之曾祖父刘文淇，章炳麟的老师俞樾（俞氏年代较后）等人，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乾嘉朴学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考证方法，形成了搜集和处理史料的很有特色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这套方法不惟使传统考证学达到高峰，而且很符合近代科学方法。因此，20世纪以来一些著名学者，如章炳麟、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垣、陈寅恪等人，都很推崇乾嘉学者的考证成果和方法，他们根据20世纪学术演进提出的课题，继承了乾嘉学者的严密考证方法而发扬光大之。考证之学既然在20世纪还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范文澜又是在新文化运动高潮到来之前就读于北大的，他师从黄侃、刘师培这些学者，服膺他们的训诂、考证之学，以至完全沉浸于其中，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由刻苦钻研而深有体会，被视为高材生，其勤苦向学的精神，也是值得钦佩的。他一直到大学毕了业，仍然保留这种心境，决心当这些国学大师的传人：

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27]

考证学派曾在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严密考证方法有科学的因素，历史研究者必须以熟悉史料、钩稽搜集史料作为基本功，把充分占有材料、务求将基本史实考订准确，力戒腾空立说、证据不充足立说和人云亦云——这无疑都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反对轻视考证的态度。并且认为，单纯作认真、严密的考证，只要材料可靠，言之成理，也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这些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搜集材料和深入考证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历史研究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即在大量材料的内在联系中去探求一个时期社会的特点，弄清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中总结出治乱盛衰的道理，考察时代嬗变的轨迹和法则，以求得对当今社会的有益教训，以帮助推动时代前进。这些应是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工作。所以，考证功夫和探求史实间的内在联系，二者应交相为用，缺一不可。轻视考证，将导致学风空疏；相反地，视考证为全部目的，将造成眼界狭窄。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做学问有更高的目的，认识到为了推进“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要冲破千百年来古文经学派造成的思想藩篱。在运动达到高潮时，有的人态度更加激烈，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一篇通信，指斥先后霸占北大文科讲坛的两派学者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其言词显属偏激，但其要求学术文化进入新境界的大方向则是正确的。此后范文澜经历二十余年多方面的社会实践和学术实践，达到了唯物史观的崭新境界，把自己的学术与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密切结合起来，重新审视当年“沉溺于训诂考据圈子里”的经历，作了严格的自我解剖，这正是他思想和学术产生飞跃的表现。1949年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他所撰写的纪念文章还表示自己的追悔：“我在‘五四’运动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术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流行的白话文、新学说，把自己抛弃在大时代之外。后来才知道错了！错了！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感谢时代不抛弃任何一个愿意前进的人，我算是跟上时代了。想起那时候耳不闻雷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如何不后悔呢！”[28]他从决心做古文经学大师的传人，认为追踪“乾嘉老辈”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的国学家，到成为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无比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这一经历在20世纪前期的学人中是很典型的，也是极大的成功。实际上，他在北大打下的深厚国学根柢又成为他日后取得杰出成就的基础。对此，周恩来的一段评论是很恰当的：“（‘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29]

三是，范文澜当时因社会黑暗、学校腐败而陷入苦闷，于是向佛经找出路，迷信学佛。他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这段经历，在学术上的意义是：他以后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严正批判历史上佛教迷信盛行造成的严重祸害，是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进行的，较之局外人的批判更能打中要害，故其学术价值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范文澜在北大求学时，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住在宣武区山会邑馆（即绍兴会馆）。暑假中，范文澜常常去看望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八岁的同乡前辈。范文澜曾在纪念文章中忆及当日的情景：

民国初年，他在教育部做佥事，单身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槐树院（好像长班叫做槐树院，记不清了）。暑假期中，吃罢晚饭，我同一位表弟许君，照例散步到槐树院去。我们走到的时候，他也照例正在书桌上吃晚饭。一小桶饭，一碗自己炖的肉，一碗汤，好像从不改换菜蔬似的。他对金石学兴趣浓厚，所谈的无非碑帖之类，我们年轻，听了等于不听。天快黑了，我们就告辞回去。一个暑假，几乎天天如此，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没听说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行事。[30]

新文化运动高潮掀起，鲁迅成为新思想的闯将，当时范文澜对此却很不理解，感情疏远了：“《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潮，认为没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当时所谓新人物疏远起来。但是经过颇长时期以后，我觉得老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看与议论符合。我不便也不愿举出实例，总之，凡是口头上说些道德伦常或装扮得俨然道貌，望之肃然的人，细细查究一番，十之十被我发现人欲横流，出人意外的不道德行为。于是我灰心了，所谓满口道德仁义的老师宿儒，只是披一身吓人的道袍而已，肌肉上未免汗垢累积，到澡堂子好好洗刷一番才成。我重新想起新人物中至少像鲁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怎样也找不出使人怀疑的地方来。怪不得他有资格奋笔教训别人。我对被教训者的同情心，不由得移到教训者方面了。”[31]范文澜重新认识鲁迅是以后的事，当时他甚至认为鲁迅走错了路：“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我甚至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了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谒见他。”[32]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步高涨面前，范文澜陷入思想矛盾之中：他对国势日颓，痛心疾首，但“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真出路”；他拒绝与守旧的师友合在一起撰写反对新思潮的文章，但又自行其是，不愿与革命亲近。[33]

1917年夏范文澜在北大毕业后，经叔父介绍，给校长蔡元培当私人秘书。两人既是师生，又有乡谊，关系融洽。但范文澜一向专心向学，缺乏应对社会事务的经验，加上蔡元培要的是语体文，他却习惯于写文言文，所以半年后辞去秘书的职务。[34]此半年中，他还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员，继续进修。当时的北大文研所由本校文科毕业生自愿入所做研究员。在校的本科高年级学生经主任教员认为合格，也可以入所。范文澜在本科毕业前已在该所研习。毕业后和他同在文研所的本科生，有三年级的冯友兰，二年级的傅斯年、俞平伯等。担任文研所国学门各研究科目的教员，音韵是钱玄同，训诂是陈汉章，文字学是黄侃，文学史是刘师培、吴梅（瞿安）等人。在文研所期间，范文澜继续得到诸位名师的指点与熏陶。[35]

1917年11月，范文澜去河南汲县叔父处与戴冠芳女士结婚，离开了北大。婚后夫妻感情融洽，相敬相爱，从此相伴走完整个人生历程。戴冠芳是浙江宁波人，出生于1892年，1966年逝世。

1918年，经许寿裳介绍，范文澜到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课半年。下半年到河南汲县中学任教，继续在此教书三年。到1921年，经叔父介绍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任统计员。他不满意这个职业，不久即辞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