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放战争岁月

1942年，当范文澜将《中国通史简编》宋辽至清中叶部分印出的校样校改完毕时，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整风结束后，他又继续进行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史部分的撰著工作。由于此前毛泽东已经提出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去做”的指示性建议，因而范文澜对这一工作更加郑重其事地对待，著述的体例也较前面的古代史部分略有不同，主要是详述政治史部分。[31]至1945年冬，范文澜离开延安去晋冀鲁豫边区之时，他已撰写完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部分。（此书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初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以后才改题为《中国近代史》［上册］）范文澜又曾于1944年10月10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一文，实际上也是他所考虑的《中国近代史》中义和团运动以后至辛亥革命部分的提纲。

范文澜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主要职务是先后担任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北方大学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1946年春创办的。校址设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河北邢台，这里文化一向比较发达，校舍则利用南门外原有一处教会医院的房子，因而办学条件要比延安时期好得多。范文澜离开延安后，于1946年4月到达这里，负责这所新创办的大学的领导工作。关于北方大学的情况，当时作为学校领导小组成员、工学院负责人的刘大年，曾有这样的回忆：

北方大学创设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它的特点，我以为可以说，这所学校形式上更多地接近于所谓正规的综合大学。

晋冀鲁豫边区1946—1947年时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地理位置重要，工农业生产条件好。北方大学设在那里，有需要和可能把事情设想得稍微远一点。学校陆续开设包括文教、财经、工、农、医学等七个学院和经济、历史两个研究室，有的学院分本科预科，就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着想的。教职员队伍的水平也与学院设置相称。校长范文澜同志以外，先后有一批在教育、学术、文艺界富有经验的与知名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工作。他们中间，一部分是长期在边区从事教育工作的，如王振华、罗青、张柏园、增一、孟夫唐等。孟夫唐与王振华、晁哲甫抗战前在河北南部办教育，思想开明，得到不少青年信从。再一部分是从延安来的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如艾思奇、黄松龄、乐天宇、张宗麟、陈唯实、张光年、陈荒煤、叶丁易、王冶秋、尚钺、李何林等。其他还有一批新从北平等地去的专业知识分子。在校学生最多时上千人。据说除西藏以外各省都有，也有来自台湾的青年。他们中不少人打听到了北方大学，慕名远道而来，历尽艰险。学校里重视学术讨论、思想交流。1946年夏天举办暑期讲演会，范文澜讲历史，聂真讲农村政策，还有讲哲学、讲生物学的。1978年我编辑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的《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最初就是他在暑期讲演会上讲的。如有的回忆者所提到的，学校领导层有过办学方针的讨论和争论：“短训班，还是正规化？”要是事实上不存在某种所谓正规化的形式，就不会发生那种争论了。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以后，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再过半年多以后又进入北京，成了人民大学前身的一部分。它存在的两年半时间里，为革命输送的干部约一千四五百人。这些干部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发愤努力，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造诣不凡、成绩卓著者并非仅见。他们胸前也许没有排列那么多奖章、金银铜牌，他们却以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那种形式的奖章、金银铜牌。不论从办学特点和培养人材来看，北方大学在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史上是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值得记上一笔。[32]

北方大学曾于1946年秋因备战西迁至山西长治城北三十里的高庄，至1948年5月回迁至河北邢台，7月再迁到正定组成新校。在高庄的一年半，生活环境安定。学校的大部分教育计划便是在那段时间里实施的。约于1947年初，范文澜接到中央宣传部一个电报，要他聚集人才，继续研究历史。不久，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由范文澜主持，成员有刘大年、荣孟源、王南等。此年秋到次年春，又有叶丁易、王冶秋、尚钺等先后从蒋管区来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一时人才称盛。1948年夏新成立的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钱俊瑞为党委书记、教务长。共分四部：一为短训部，二为师范部，三为文学部，四为研究部。范文澜兼任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住进东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成为不久后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东厂胡同1号原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地，亦是胡适、傅斯年、汤用彤、梁思永、郭宝钧等人居住处（历史研究室以后即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后又改称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在1949年以后的住处也长时间在东厂胡同1号之内）。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范文澜任委员。他又由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推选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及全国人民一起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此数年中，尽管正值战争环境，又负责学校领导工作的行政事务，加上他视力不好，但范文澜始终将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一直克服困难抓紧进行。因而至解放初期，《中国近代史》已作过数次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也在1953年出版，后者几乎是重写，篇幅增加了四倍（以后修订本第二编及第三编字数增加更多），这显然得力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数年中艰苦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关于范文澜极其认真地修订著作的情况，荣孟源在回忆文章中曾作了真切的描述（文中将作者所了解的范文澜在新中国成立初年重写、修订著作的情形合起来叙述，故一并引录在这里）：

范文澜同志一九四六年担任北方大学校长之后，因为眼疾影响了写作，但他对于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和写完《中国近代史》等工作念念不忘。一九四七年新年一过，他就开始修订《简编》，暑假时又开始续写和修订《中国近代史》。修订工作一般是让助手读给他听，帮他查阅材料，由他口授修改意见。这样的工作，经常持续到深夜。戴冠芳同志每次催促，他总是说：“就完了，就完了，改完这一点就休息。”直到助手们提出：“范老，休息吧！我们也困了。”他才停止工作，还说：“明天早一点来！”

《简编》在北方大学修改一次，到北京又修改过一次，以后又决定重写，从原来的近六十万字扩大为二百万字。《中国近代史》在北方大学修改一次，来北京后又继续修改了几次，在决定重写通史之后才把这项工作停了下来。后来他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但仍尽力坚持写作，直到一九六九年因病去世。他为革命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范文澜同志在北方大学修改通史和近代史时，一是校勘文字舛误；二是检查史实真伪；三是审订对于历史问题的观点是否恰当。在北方大学时我们为他搜集了一些图书资料，有些是在延安没有见过的，却也有一些在延安用过的材料并没有找到，因而修改工作还有一定的困难。来到北京之后情况不同了，材料多了，修改工作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是查找可靠的版本来校勘书中的引文；二是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来补充、订正或重写书中的文句、段落以至章节；三是根据读者来信、同志们的建议以及学术界的讨论，重新研究一些问题。不论是史料方面还是理论方面，只要有人提出意见，范文澜同志都是认真对待，反复核对材料和观点。发现自己错了，坚决改正，绝不强辩；自己不错，则申述理由。他一九五四年所写《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一文，就是对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批评。《中国近代史》到一九五三年为止，已经印刷了九次，每年都有修改。初到北京时的一次修改较多，如《义和团运动》一章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太平天国》一章对于李秀成的评价是重写的。因为他在北京见到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写过几次，最后才定稿。但是出版以后，范文澜同志还觉得不妥，又写给我一个条子，叫我在再版时必须按此改正。总之，范文澜同志的治学态度：第一是绝不说空话，处处言之有据；第二是详细占有材料，从材料中引出结论；第三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他这种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模范。[33]

兹以修订《中国近代史》为例。范文澜以非常严肃、仔细的态度对待修订工作，下大功夫作较多的修改前后共有四次：1947年秋，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诸同志曾帮助他校订过一次；1949年5月，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诸同志帮助下校订了一次。此后，1951年11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诸同志帮助他做了一次较多的修改，在1954年，又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北京大学世界史教研室诸同志的帮助和读者来信提出意见，做了一次更多的修改。修改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背景或重要问题、事件作补充论述；二是增补有关价值较高的史料，使论述更加准确、深刻；三是斟酌文字，包括标题的遣词用字，使表述更为完善。现以1949年6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沪初版”本，与1955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九版相对勘，举出三处例证，说明范文澜所进行的修订工作是如何之严肃、认真。

例证一。原本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节“绪言”，经修订几乎完全重写。如，原本首段为：

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已是世界第一个商业和殖民地强国。以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八年）瓦特完成蒸汽机制造为起点，早在全国普遍发展的纺织工业首先获得划时代的大进步，接着蒸汽机用到其他工业上，使英国的制造厂变成了巨大的机械化企业，作为英国纺织业中心的曼彻斯特，烟囱林立，也成为全世界纺织中心了。一八一二年（嘉庆一七年）完成了轮船的装制，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又制造火车铁道，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驾驶着新式运输工具，带着可怕的杀人大炮和精美而又廉价的纺织品，开辟世界市场，她决不允许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闭关自守，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那是完全自然的。

这一段的意思，经修订改写为：

中国正当满清嘉庆道光两朝国势开始下降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已经变成走遍世界寻求殖民地的头等侵略国了。英国在十七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末叶，开始用机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工业发展得更快。以棉织业的用棉量及生铁的产量为例：一七七一年至一七七五年，英国加工的棉花仅五百万磅，一八四一年便达到五亿二千八百万磅；一八〇〇年生铁产量为十九万三千吨，一八四〇年，提高到一百四十万吨。

随着工业的发展，英国涌现了许多新兴工业大城。一八〇一年伦敦人口八十四万六千人。但伦敦以外，上五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九个，其中超过十万人的只有曼彻斯特和都柏林。到一八四〇年伦敦人口达到二百五十万，其他城市也都在大量扩充。这些工业城市具有大规模的工厂，制造着各种工业品，特别是纺织业著名的曼彻斯特，烟囱林立，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纺织中心。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英国铁路开始迅速建筑起来，轮船也开始在海洋中航行。由于英国工业的飞跃发展，提高了商品对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输出的要求；又由于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英国得以广辟新市场和新殖民地。在印度，英国侵略势力继续向广大腹地推进，获得剥削殖民地的无限利益。这个贪婪强暴而又在印度积有经验的英国海盗，对满清政府统治下的封建中国，抱有极大野心，一刻也不肯放松侵略的机会，是势所必然的。

相对比之下，经过精心修改的全书开头的内容，更加具体而准确地描述了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向世界实行商品输出的要求，和走遍全球寻找殖民地的侵略野心，突出英国已从侵占印度获得了无限的剥削利益，而且积累了经验，所以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便是国势下降、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接着，作者在修订本又增写了四段文字，补充论述：当时法国是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工业产量比英国低得多；美国更远远落在法国后面，在国际上地位低微；英、法、美三国存在着矛盾，三国在对华问题上也存在矛盾。“法美两国都不愿英国在中国取得特权，因而处于特殊优越的地位，对自己显得不利。英国为了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当它决心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时，公开声明不管英国从中国取得多少新的商业特权，它无意一国独吞，愿与其他国家共同享受”；又论述英国发动对华战争时，本身则存在兵力不足和距离很远、运输线很长两大困难。由于补充了这些论述，鸦片战争前也即中国进入近代史开端之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清楚明确地显示在读者面前，而论述近代史上各个重大事件的国际背景，重视说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是范文澜一再修订此书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这一节“绪言”的后面，作者论述了中国经济状况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生产”的特点，并且补充了一段很关键性的文字：“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支持了满清政府传统的闭关政策，也养成了满清政府的顽固昏聩思想。这种政策和思想反过来又巩固了封建社会的落后停滞性。美国布匹与毛织品显然不能在中国市场取得必需品的地位和广泛推销的机会。习惯于海盗行为的英国政府，为要打破中国的大门，可耻地进行臭秽的鸦片贸易，再加上凶横无理的武装攻击；而看守中国大门的恰恰是腐烂了的满清王朝，它是最坏的看门者，它对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紧闭大门，对鸦片却偷偷开门让它流进来。”这样，便向读者深刻地揭示了英国利用印度种植的鸦片向中国进行可耻的走私贸易直至以武力发动侵略的必然性，也说明了落后的中国处于被侵略地位，被迫实行禁烟和抗击侵略的正义性。

例证二。第一章第六节“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第二段，原本叙述：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禁烟大见成效，道光帝任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查办鸦片事件。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以来口头上喧哗的禁烟法令，开始变成实际行动了”。作者修订时，在“查办鸦片事件”句之后，加了一段：

临行时，龚自珍写了一篇《送林公序》，建议坚决禁绝鸦片，毋为粤省官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所动。林则徐回信说：“谓彼中游说多，恐为众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他又谢绝了龚自珍同往广东的要求，说：“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势多有难言者。”林则徐预见穆彰阿必将伺机破坏，道光帝必将动摇中变，只好“如履如临，曷胜已已”地前去一试，他知道前途是不敢乐观的。

林则徐赴广东任上之前，龚自珍所写的《送钦差大臣林公序》，及林则徐的《复札》，是反映这一时期禁烟派人物对时局看法的有价值的文献，因而范文澜加以征引并作分析，说明林则徐南行前既有雷厉风行实行禁烟的决心，而又早预见到朝廷中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穆彰阿必将暗中破坏，道光帝必将动摇中变，事件的前景诸多危险。作者补充了这些重要史料和分析，更全面地反映了历史情况，并为以后英国悍然对中国发动侵略，穆彰阿乘机竭力诋毁林则徐，道光帝由虚骄变为恐惧，归罪于林则徐，责备他“措置失当”、将他革职等项事态的发展，埋下伏笔，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事件前后的内在联系。此段最末一句也改为：“却因林则徐的一试而暂时变成实际行动了。”添加了十一个字，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更加准确。

例证三。第八章第四节，原本作“西太后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修订后，此节标题改为“各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共分三个小目，原本的全节内容均包括在（一）“代表地主阶级的西太后政府”之内。其中的内容及文字也略有补充、修改，如以下一段话中，“戊戌政变后，清政府痛恨康梁等人，逮捕家属，铲毁坟墓。又派特务刘学询、庆宽托名‘游历外洋，考察商务’，实际是指使刺客，谋暗害康梁。它迭次严谕南洋闽浙广东等地督抚，悬赏银十万两捕拿康梁；严禁保皇党报纸，严惩阅读者，并电驻外国公使查禁保皇党。后来又派卖国贼李鸿章为两广总督，专任镇压保皇党。李鸿章到达广东，凡保皇党的族人也一体治罪。一个姓梁的党徒，有祖母年七十余岁，被捕拿入狱，受虐待身死。”其中加“·”号者均为修订时添加的。这一小目，共分：一、反动派——袁昶许景澄等；二、赞成派——载漪刚毅徐桐等；三、反覆派——荣禄奕劻等；四、动摇派——西太后等，论述西太后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修订本在末项之内，增写了六月十六日深夜，江苏粮道罗道杰向荣禄送密报四条，其中一条是外国人要“勒令太后归政”，西太后得讯后，悲愤异常，不再查问虚实，决心孤注一掷，遂向各国使馆宣布开战；四天之后，因载漪率团民入宫企图杀害光绪帝，西太后转而又对义和团感到危险，对外国强盗觉得还有希望，下谕停止围攻使馆，命荣禄赴各公使馆商议和局等内容。作者更重要的补充是，本节增写了（二）“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有力疆吏”和（三）“代表资产阶级的各派系”两个子目的内容。前者论述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诬蔑和坚决镇压的态度，而袁世凯尤为“狡猾万端，屠杀义和团又最多，得帝国主义的特殊褒奖，所以日后被选为李鸿章的继承人，以至被选为满清政府的继承人”。后者论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会，唐才常、容闳、沈荩等为首的自立会，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对义和团所持的反对态度，并以此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和害怕群众的实质。由于修订本增写了这些内容，使本书论述当时各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做到了全面考察。

从上述三个例证，范文澜这段时期克服身体上、生活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极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从事《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的修订工作的情况可见一斑。这一时期，他在报刊上还发表了多篇论文。《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系根据作者1946年在北方大学夏令营讲演会上的演讲词发表的。[34]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历史上，“（封建）领主和地主占有土地都是依靠武力或财力，都不是用自己的劳力耕自己的田地，更不是上天付给他一个所有权”。“农民应该享有土地，但是失去了土地；地主不应该享有土地，但是占有了土地。这是极不公平的事，历史上的混乱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更明确地说，凡历史上的治，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所有的乱都是地主造成的。”据此，作者认为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本质问题，因而是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自从陈胜吴广领导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后，农民开始向领主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这一争夺过程，在历史上形成下列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秦汉起，下迄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自发地争取土地时期。第二阶段——太平天国起，下迄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号召农民争取土地时期。第三阶段——五四运动以来，是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收回土地时期。”“上列三个阶段，在长期的第一阶段里，农民运动是自发性的，因之效果是微小的，所谓治的时间是极其短促的。在第二阶段里，资产阶级号召土地改革，虽然它无心也无力求其实现，但给农民以不少的影响，其口舌之功是不可抹煞的。在第三阶段里，广大的农民已经得到了土地，这个土地改革运动必然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这就是说，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时候，即全中国永远大治的时候。三千年历史上绵绵不绝的乱，将因此而永远消失。”[35]这是从历史上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与劳动者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论述历史上长期酿成祸乱的原因，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统治、让土地回到劳动者手里的进行和胜利之必然。

范文澜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北方大学校长，领导着全校七个学院的教学和诸多行政工作，以后是华北大学副校长，兼任研究部主任，不用说，行政事务是很繁忙的。作为一名学者，他一次又一次地认真修改《中国近代史》，又要撰写文章和准备《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改写，不用说，任务也是很繁重的。尽管如此，他对周围的同志，却一如既往地以热情、挚爱的心关怀着他们，甚至体贴入微，令人感动！这段时间他对在身边工作的刘大年，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关心，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刘大年（1915—1999），湖南华容人。抗战爆发的前一年，刘大年考入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跟随湖南几位知名的老师宿儒学习经史之学，半年后辍学。抗战爆发，决心奔赴延安，经长沙中共驻湘通讯处和徐特立同志介绍，办了到延安的手续，先在陕北学习革命理论，后到冀南游击区从事宣传教育工作。1942年和1943年前后，他在冀南和太行山上先后读到范著《中国通史简编》和《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得到许多启发，并逐步产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想法。故他后来走上研究近代史的道路，是直接受到范文澜的影响和指引的。恰好于1946年春，刘大年被调到北方大学任工学院负责人，成为范文澜的直接下级。1947年春，刘大年因病休息，遂利用疗养时间收集中美关系的历史资料，并向校长范文澜请教应看哪些书。这个研究课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尚属空白，而且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因为，美国已于1946年夏公开其直接支持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发动内战的狰狞面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46年6月22日发表《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声明》，严正指出：“美国国务院于本月十四日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此法案。”“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没有停止，反而极大的加强了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并在此实际目的下，派遣庞大的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之上。这种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及美军留驻中国领土；相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的太久，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的威胁。在此种现实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顾问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在此背景下，认真地研究中美关系史，系统地揭露美国自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及其帝国主义本质，以教育人民大众，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政治意义。范文澜以其政治上的敏感和对学术事业的热心，立即明确表示支持刘大年的打算，并告诉他可注意两部书，一是李鸿章全集，一是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于不久后，成立历史研究室，指派刘大年担任副主任（范文澜任主任）。刘大年本人讲：“拙作《美国侵华简史》那本谫陋的小册子上有关的部分，就大量利用了这两部书的材料。”[36]又说：“从那时起，我在他的领导下从事行政和研究工作，连续达二十年以上，他对我的关心、教育、信任始终如一。”[37]当时，在刘大年写作此书及书稿完成以后，范文澜时时关心其健康，给他许多安慰和鼓励。书稿完成后，范文澜又为送上级部门审查和代为修订，周详地安排一切。在《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一书中，保留有范文澜在此前后写给刘大年多封书信，真切地表达出他关心同志、扶植后学的殷殷之情，读之令人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种如曹靖华所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高尚襟怀。现特摘录范文澜信中内容于下。

1947年1月信中说：

大年同志：

您因工作繁重，影响到健康，我们非常不安，盼望您早点得到休养，以便早点恢复健康。工院工作，请移交陈唯实、高锡金两同志，此地正在为您找住处，以便安静休养。

1949年3月19日，范文澜已与华北大学一部分同志先期到北平，他极关心有病尚留在河北正定的刘大年，写信告知希望他病好早日前来北平，又担心由此影响其恢复身体，故又嘱他千万不要勉强上路。

大年同志：

听说您又犯旧病，至为系念！望少管事，专心疗养，至要！四部可能找到一所合理想的房子，希望您病早日痊可，与四部诸同志回来。但如身体尚差，千万不要上路，至嘱！！

刚过了九日，范文澜和夫人戴冠芳又写一长信，表达闻知刘大年病情见轻而高兴的心情，又引用宋人笔记，讲患肺病之人如何一心静养才得痊愈。并托人带去卷鱼让其增加营养，叮嘱他烹调的方法：

大年同志：

日前接天巩、可风同志来信，极为驰念。昨成老来平，得悉尊恙已见轻，血已停止，为之稍慰。此次是一种警告，以后必须牢记，万不可再大意。望把工作搁起不再挂心，决心静养，一年后再看情形。如稍好即思工作，实是危事。记起宋人笔记中有一人肺病甚重，医生均说难疗，此人即静蛰一室，不与闻任何事，甚至某夜偷儿入室，此人亦熟视无睹，当作不见，无动于心。此人如此静养，三年完全痊愈，如无病人一样。我想此人所为可作参考。只要把病养好，不在目前争做工作，将来工作多得很哩。兹因便车回正定，带上些许微事，藉以佐餐，请哂纳为盼（卷鱼加一点肉饼加些葱姜味好）。

四部借用东厂胡同一号房子（胡适住宅），勉强可住下现有四部，内有颇大的图书馆（闻藏书卅万册）可借读。我目疾颇有进境，希望今后有节制的做些工作。

正定设分校，你在那里静养可不感寂寞也。致

敬礼！

范文澜　戴冠芳

28日

天巩、可风暨四部同志均此奉候！

王、荣、刘、彭四部同志工作完成回来，向他们致敬！[38]

刘大年于1948年11月撰成《美国侵华简史》初稿，为了慎重，他和范文澜商量，将稿子送到中宣部陈伯达处审阅，后来书稿转由艾思奇（在中宣部工作，兼任华北大学四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阅读提出意见。在此期间，范文澜极关心书稿何时审完和安排出版。他做了三件事，一是致函中宣部陆定一、陈伯达，请示刘著审阅进展情况，二是代领病中的刘大年根据艾思奇等人提出的意见作修订，三是为书稿撰写序言并替作者联系出版社，希望“稿费高一些，出版快一些”。他于1949年致信刘大年说：

大年同志：

好久不得您的消息，甚为念之。近来情况如何？想大有进境。此地[39]读书环境甚好，切盼您安心静养，恢复工作能力，不愁无工作做。为了将来工作，就必须花他一年工夫来休养。您的稿子据艾思奇同志说，他看了，同意出版。近去信并面托中宣部同志将稿寄来，我们据艾同志所提几点意见修改后拟向新中国书店接洽，听说稿费多一些，出版快一些。此事已以我的意思向中宣部请示[40]，如批准，我想这样做，不知尊意如何？兹乘可风同志去正定之便，匆匆致慰问之意。正定第一部学生中，如有够入历史室之条件者，请您与可风商之于李新同志，多多留意。北平书籍浩如烟海，需加增人力也。

敬礼

文澜

同时，范文澜为《美国侵华简史》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充分肯定这部在史料条件较为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著作，对美国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了有力的揭露，是“有战斗意义的一本好书”。序的全文为：

我读了大年同志的《美国侵华简史》，表示钦佩。大年同志要我写一篇序文。我说，这本书是在史料很不凑手的条件下写出来的，但是，“至狡至毒，蔑以加矣”的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暴行却被揭露得差不多了（当然仍须博采史实继续揭露）。可以相信，这是有战斗意义的一本好书。因此，我建议把毛主席“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声明”移录在书端。把这本简史作为声明的注脚。这将使某些读者更明确地认识到毛主席的英明，不止是高喊出中国人民正义的庄严的强烈呼声，而且也一吐中华民族郁积了一百多年的义愤之气。毛主席钢铁般的意志和英明绝伦的领导，必然很快地打倒蒋介石，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去。大年同志同意我的建议，于是我们就这样做，我们都感到民族解放的骄傲。

范文澜

嗣后，范文澜又考虑到需要在书前交待对书稿根据审阅者提出的意见作修改的情况，因而另写了一篇简略的《前记》，代替上面的《序》。《前记》为：

本书原稿曾请几位同志审阅，得到很多指正，我们最近看到原稿，依据指正，逐条修改。此外，我们按着自己的意见，对原稿也有些改动，有些地方，因大年同志卧病在正定，不能和他商量，仍保持其原来文句，希望大年同志恢复健康后，再行从容修改。

范文澜　荣孟源　王南　刘桂五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

由于范文澜如此之操心，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一书果然迅速地于1949年10月由华北大学印行之后，旋又于同年12月中旬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消息，也是由新成立的人民出版社负责人王子野写信通知范文澜的，信中说：“范老同志：刘大年同志的书已出版，寄上样书十一本。因不知刘现住何处，烦代转交。”[41]而范文澜此时又给仍在正定养病、尚未前来北京会合的刘大年写信，更深挚地表达对他的关心与倚重，信中所表示对研究室中“某些个别的疏懒不振作之情形”的不满，更能说明范文澜此时对于要求迅速打开研究室工作新局面的迫切愿望。信中说：

大年同志：

经常打听您的病状，知道已逐渐见好，至以为慰！尚望坚决休养，以期早日康复。自您离研究室后，我残敝之人，如觉失左右手，可风亦半年未回，又失一助手（听说不久可回来）。研究室同志一般工作很好，但某些个别的疏懒不振作之情形，也实在令人寒心。尊恙何时能痊愈，医生如何说法？医生说可以出院时，希望能回研究室半卧治（一个月后此地可有屋子空出来），不必认真工作，对我帮助就很大了。如医生说尚须休养，则坚决服从之。

我想写一篇关于中国封建分期问题，到马列学院讲一次，征得很多意见，想不到您也在休养中为我提意见，感谢之至！等各方意见收集后，我想比较周到的写出来，再向各方请教。如能对此问题相当说得通，亦一快事也。祝痊好！

文澜

［1950年？月］13日

《侵华史》已遵嘱改正矣。

范文澜在此前后对刘大年写作和治病如此之关心备至，当然不能理解为只是对刘大年个人的关怀，而是他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党内历史学界的领导人为培养后进、壮大学术队伍而倾注心血的一个缩影，由此我们也可进一步看到范文澜对同志、对周围工作人员是多么爱护、奖掖，他的胸怀是多么温暖和宽广！

范文澜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北京。北京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的新纪元开始了！再加上北京的书籍浩如烟海，这对于这位在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领域长期耕耘的学者来说，又增加了多少新的活力！这一年范文澜五十六岁，虽然视力不佳，但是精力健旺，一项项新的工作计划催促着他，他将再一次创造出学术上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