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到延安
1940年1月，范文澜经过沿路的种种艰难险阻，怀里揣着中原局的介绍信，身上带着游击区战斗的风烟，来到了延安。时当陕北严冬的季节，天寒地冻，北风刺骨，但是范文澜心里却是热切的、激动的。凭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延安——陕甘宁边区的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的希望，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他这种激动的心情，自己曾有真切的表述：
朋友某君认为我还有学习上进的可能，介绍我到延安来。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10]
范文澜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来到延安的。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战争正由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挺进敌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并逐步扩大游击根据地，人民革命力量在连天的抗战烽火中不断壮大；尤其是，在对付日寇罪恶的侵略战争，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一面赞成抗日、一面策划反共，政治、军事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集中了全党智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抗战中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成为指导中国人民战胜当前最艰难危险的局面，逐步争取胜利的保证。以上三个方面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都是以延安为体现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迅速成熟的结晶，就是毛泽东思想。它不仅指引抗日的航船在惊涛骇浪中前进，而且把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提高到新的高度，中国人民从此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再彷徨失望。而对范文澜来说，则由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他的思想理论认识迅速地产生了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规律性的认识是来之不易的，必须是在理论上对长期危害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政治思想路线进行彻底清算，还必须对急剧变化的抗战形势正确地分析总结才能达到。1937年夏季，陕甘宁根据地已经得到巩固，毛泽东为了帮助全党干部提高理论认识水平，发表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从理论上集中清算了严重危害中国革命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路线，深刻地批判、剖析其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离开“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本无法认识真理。以丰富的事实和深刻的道理，论证坚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一原则的至关重大的意义，号召全党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从而开辟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性的宽阔道路，为统一全党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日寇的疯狂进攻严重地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战争形势艰苦卓绝，国共两党关系及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中共中央面对这一切困难情况，一再迅速地作出正确决策。特别是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论著，提出了全国人民最终战胜日寇的正确道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并且规划了在抗击疯狂的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壮大人民力量，最终埋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道路。简要地说，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解决了四个方面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关于中国抗战经过持久战最后必然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理论。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争取抗战的胜利为人民的胜利的理论。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论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
四、关于必须重视学习历史的理论。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从事意义重大的理论创造中，一再向全党同志严肃地提出学习祖国历史的任务。毛泽东阐述学习历史遗产、研究历史的理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对于祖国的历史充满强烈的自豪感，他首先重视和反复强调的是总结和发扬历史遗产中的精华，同时又有鲜明的辩证分析的态度；第二，他是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的高度，强调研究历史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只有对中国历史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才能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论述深湛而精辟，构成正在形成中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冬，由毛泽东和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和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社会、近代革命的道路，作了概括而中肯的论述。这部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所提出的许多论断对于历史研究更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这些理论成就，对于中国共产党胜利地指导抗日战争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对于范文澜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掌握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他在中原游击区之时，对于当地所能找到的革命理论书籍的学习，已经达到那样如饥似渴的程度，日寇飞机在不远处扔炸弹都影响不了他，他已完全沉浸于书中而仿佛听不到爆炸声。到了延安，他更是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并且因经常得与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交谈，获益更加巨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马克思说得好，“人体的解剖对于猴子的解剖是一把钥匙”，真正掌握了当前革命理论的实质，能够帮助范文澜分析历史问题时做到左右逢源。对于当前革命理论——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是有深刻体会的，多年以后，他就曾明确地讲，要认真学习党的文件，读《人民日报》，这是当前活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他没有长期的、独到的体会，他是不会做出这样亲切有味的总结的。
当日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抗战的热情无比高涨，革命的信念坚定高昂，不怕艰苦、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为抗日事业多做贡献，成为人们共同的目标和行动的准则，边区成为全国最有光明前途的地方。这就是教育、陶冶了无数进步青年的延安精神。女剧作家李伯钊于1942年夏所写一篇文章的一段朴实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见证，文中说：“真正革命根据地的面貌，是众目所睹的：是吴满有式的英雄领导着边区的农业生产。民主浪潮，从村到县；波及了边区广大幅员。由于党内外人士的合作，完全实现了三三制的政权制度。学习热情，激动着全边区全延安。学术界自由论争。作家、诗人自由写作出版。党政军民手携手，一心一意建设自由的边区的延安，人人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一切为着提高自己，积蓄革命力量，巩固反攻据点。全中国人民向往的革命根据地——边区延安，这块民主自由的天地，人们紧张的，团结的，战斗的生活着工作着。”[11]延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发扬英雄气概，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决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光明前途的伟大精神之体现。
范文澜到达延安前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迅速走向成熟，尤其是毛泽东总结全党智慧，系统地提出经过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理论，争取抗战胜利为人民的胜利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理论；以及延安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这些，就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不久，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并在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通史简编》的撰著的重要条件；这些，就是在这部《简编》背后，而对理解这部著作的产生和意义不可缺少的东西。否则，就无法了解，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那样艰苦，撰写中国通史所需要的书籍资料更不充足，他却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一笔一字地，然而顺利而迅速地完成这部总字数达五十六万字的巨著。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上达到的成熟，使范文澜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极大的提升，是延安革命精神和人们的思想风貌使他得到巨大的激励和鼓舞，是中华民族迸发的伟大精神，激发他要撰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型历史著作的热情和使命感！延安时代，和随之到来的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悲惨年代，第一次打败了侵略中国的外国强盗和创建新中国的惊天动地的时代。这伟大的时代产生了一大批非凡的历史人物，立功立言，在政治、军事、学术文化领域做出出色贡献，形成群星灿烂的局面，而范文澜，则以他在创建新史学方面的业绩，成为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戴逸教授曾经精辟地论述，范文澜在延安撰成的历史著作，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对于范老的作品、为人的评价，要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他说，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全部中国历史，范老是第一个，当然，还有很多老一辈历史学家，做了很多卓越的开创性的工作，但他们没有写过中国通史，范老是第一个用马列主义写中国通史的，而且他的著作，观点鲜明，见解精辟，学识贯通。他的文章很有特色，具有中国民族的气派，大家风范。他的作品风靡一时，经久不衰，不仅是我们历史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常阅读的，而且是当时许多革命干部案头的必读书。“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杰出的人物，群星灿烂，立功立言，造福后人。20世纪前期，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此，产生、涌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在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我们历史学界也产生了像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样一大批人物，他们各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很高，对我们后人来说有一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心情，崇敬、仰望，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境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一大批人物呢？我想，这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需要他们，时代也造就了他们。对于范老及范老的著作，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里面，才能充分理解范老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著作的价值、影响。”戴逸教授又说，范老在延安著史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饱经忧患的幼年时代，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已在全党确立了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正在大踏步走向胜利。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形势下，需要有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历史的书，这样的书，马、恩、列是不能代替中国人来写的，任何外国人也不能越俎代庖，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写。而中国的领袖们，忙于领导革命战争，也不可能来写。这时，就产生了一批革命的学者。“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党不仅在政治上成熟了，理论上也有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中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经过长期争论，研究，有了比较正确的一致的认识。在这样的形势下，写作一部科学的、系统的中国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才有可能。范文澜同志正是在这个形势下，这个时代，这种条件下投入了极大的力量，经过了艰苦的劳动，呕心沥血，创作了这样两部杰出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样两部书，当然是范老个人的作品，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12]戴逸教授的论述，对于我们结合中国革命大踏步走向胜利的背景，结合延安时期干部群众蓬勃向上的环境，结合时代精神的体现来理解范文澜在创建新史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很有帮助的。
范文澜在《从烦恼到快乐》最后一部分，便以朴素的语言，讲出他到延安一年后，由于政治理论修养迅速提高，能够无牵无碍地研究学问，从接近中央领导人获得政治指导和人格影响的巨大帮助等项而感到衷心的快乐，和他决心奋发进取的心情：
写边区一般状况的文字相当多，我不必重复来讲。我止写我个人的快意处。
第一，我酷爱学习，在边区外当“教书匠”，忙着“为人师”，极少学习的机会。即使偶有，因怕“别人说闲话，找岔儿”，“听来历不明的人讲演，惹是非”等等原因，不得增益新知识，边区恰恰相反，任何人都在热心学习着。我以前对马列主义茫无所知，这一年来自信进步不少。我如果努力不懈，一定还会进步。
第二，共产党确是光明磊落，领导全人类的政党，它对党员非党员一视同仁，因才而使，绝对没有偏私的意见。我是教书匠出身，所以让我安心研究“本行事业”。图书馆中国古书很丰富，尽我能力自由去探求，结果，感觉到能力太缺乏了。想起过去煞有介事地做“误人子弟”的工作，真是罪过不小。
第三，共产党爱惜人才（虽然我并非人才），确是无微不至。即使是个人生活方面极小的节目，也是随时注意，尽可能想法改善，保障“安心研究”的成功。我确信，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不是空谈骗人的学问），应该想法进边区来。我又确信，目前全中国找不到像边区那样安静的地方，能让读书人无牵无碍，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
第四，单从文化方面讲，边区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也就是新兴文化的心脏。许多著名学者，聚集在延安周围几里路以内，他们研究的心得，随时开会报告。还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研究会、学习小组，请他们出席指导作结论。试问，什么地方能够接近这样多的明师益友呢？所以居住边区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会飞跃的进步。
第五，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党员非党员的政治指导和人格示范，起着不可言喻的伟大影响。所以住在边区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迷惘，因为国际国内发生新问题，立刻会得到正确的指示。也没有思想行动昏惑不悟的危险，因为发现错误，立刻会得到自我批评的纠正。边区成为最快乐的地方，这是个最主要的原因。
恕不第六第七……说下去。归根到底，边区确是全中国最快乐的地方。以前我这样听说，所以来到边区，现在我这样亲自看见，希望长期的住在边区。
范文澜把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列为他到边区后感到“清爽快乐”的第一项，可见他对此收获最大、体会最深，也最为重视，按范文澜一向极不爱宣扬自己的性格，此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他又强调在延安可以无牵无碍地读书，平心静气地研究，“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应该想法进边区来”，则是他潜心撰著《中国通史简编》，进展顺利的明显写照。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延安人艰苦奋斗而又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与范文澜如饥似渴学习科学理论的方向，与他严肃、刻苦治学的个性正相合拍，所以他到延安之后，如鱼得水，畅意遨游，创造力得到空前的发挥。范文澜到延安，适逢时会地担当了当时所亟须撰写一部新型中国通史的重任，他的成功，为领导中国革命正处于辉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增加了一道亮丽的光彩。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树、远见卓识、领导人的人格力量又给了他巨大的教育和帮助，延安精神滋养、造就了他，因而他的史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
范文澜到延安时，年龄四十七岁，正值思想和学术臻于成熟，而创造力处于高峰时期。他到达不久，即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随后，毛泽东就直接向范文澜“交待了一件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13]
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至第一期学员毕业后，“有两位同学——尹达和佟冬被分配搞历史，加上未经任何人介绍、自己从北平来到延安的、当过大学讲师的杨绍萱，一共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历史研究室，住在翻译室旁边，同属一个党支部。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但他只是挂个名，极少过问研究工作，似乎是一个局外人。他向大家传达过一次毛泽东同志关于要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指示，但他并未说明农民战争的重要意义何在。因为陈伯达自己也不大懂得这个问题，更谈不上如何领导、组织大家进行具体工作了。”至1940年，研究室人员增加至八人。新增加的五人中，除范文澜外，还有谢华，他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在北伐军中任过团的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区参加过长期的地下斗争。到延安后先在军事部门工作，因为他爱好研究历史，自己要求来到历史研究室。其他三人，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都是刚从马列学院毕业的学员。范、谢、杨三人岁数较大，被公称为范老、谢老、杨老。范文澜之任研究室主任，据叶蠖生回忆，经过了颇具戏剧性的场面：
范老来后不久，陈伯达召开研究室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会上，杨老发动了对陈伯达的攻击。原来杨和陈都在北平的私立大学做过讲师，到延安后，杨老想引陈为故人，向他推荐自己关于西周时期中国仍是奴隶社会的学说。可是，陈伯达是极其势利的，根本看不起一个无人推荐、自找上门的非党同志，不仅不重视杨的学说，还对杨采取鄙视的态度。因此杨老对陈早已心存积念，在这次会上就直接对陈进攻了。杨说：范老是历史界前辈，应该让他主持研究室工作。陈当即表示自甘引退。从此，历史研究室就再没有和陈伯达交往了。[14]
当时党中央决定的由范文澜主持编写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既是为了提供向干部进行历史教育的读本，也是要代表对当前斗争和民族前途充满信心的革命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讲出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系统的新看法。由范文澜任总编，从党的需要和他本人的学术历程来讲，都是难得的历史机遇。范文澜接受任务以后，便全力以赴投入理论和材料的准备之中。撰写中国通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来分析中国历史，解决古史分期问题。这对范文澜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熟悉、占有古代史料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范文澜胜利地通过了这场考验，表现得胜任愉快，短时间内，撰成了他第一篇系统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理论文章——《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发表于1940年5月2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上。范文澜总的看法是，赞成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而对郭沫若所持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此文所显示的浓厚理论性和高度概括力是很突出的，它不仅成为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古史阶段的理论指导，而且，文中的基本观点构成范文澜“西周封建论”学说的基础，一直到60年代都没有更改。
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范文澜作了多方面的论证。主要是：一、殷代主要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均为殷王和贵族所占有，奴隶主对奴隶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他论证的根据是：“《尚书·梓材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召诰篇》：‘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这就是说殷王是皇天的大儿子，他代天有土地和人民。现在周王做了大儿子，所以土地人民都归周王所有。这是周初人的话，足见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在殷代是属于王的。”“在‘卜辞’及发掘里，证明殷代（盘庚以前无可考）大批杀戮奴隶，祭祀用奴隶作牺牲，《盘庚中篇》称民为‘畜民’。《周易·旅卦·六二爻辞》，‘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皆买卖屠杀之证。”二、畜牧业是当时主要的生产部门，大量使用奴隶。《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牛有牧。”圉、牧在仆、台之下，其贱可知。卜辞中有“耤臣”，则是农业奴隶的管理者。三、当时贫富的分化已很明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史记·周本纪》：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萌就是甿，隶即奴隶，是被剥削者阶级。由于殷代阶级对立严重，因此刑罚严酷。《礼记·表记》所谓“商人先罚而后赏”。《荀子》说：“刑名从商”。《韩非子》也说商人有弃灰之刑。“卜辞及地下遗骨，想见殷代杀戮的凶残。卜辞‘囚’字，作人在井中之刑。刑罚是统治阶级压服人民的工具，目的就在于迫令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奴隶社会里财富以奴隶多少为标准。卜辞里殷代征伐之事极多，但也不见他们扩大了多少土地，征伐的目的就在于掠夺奴隶，增长自己的财富。
关于论证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开始，范文澜的主要根据是：一、西周的直接生产者，奴隶也有，农奴也有，而主要的却是农奴。“如《豳风·东山篇》描写战士回家的情况‘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这是一幅孤村冷落的图画，要防止奴隶逃亡，应该有比较集中的居处，这样散居荒野，正是农奴留恋在小土地上的情景。《召南·行露篇》是说男人聘礼不足，女子不肯嫁他而兴狱讼。这是穷苦农民想讨便宜老婆，如果是奴隶，根本不要什么聘礼，由主人择配罢了，何致兴讼而且传为美谈。《大雅·灵台篇》：‘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这是诗人夸文王行仁政得民心，庶人像儿子那样来替父亲出力。如果是奴隶，呼之即来，‘子来’有什么希罕。周公称颂文王‘不敢侮鳏寡’，如果是奴隶，鳏寡由于主人不给他匹配，有什么可称颂？依这些材料看，西周文王时代，农奴已是主要的生产者。”“古史相传文王发政施仁，大概文王就是首先抛弃奴隶而利用农奴的封建主，在封建社会看来，他确是值得‘仪式形文王之典’了。”西周本是西方小国，竟能翦灭大邦商，恰恰证明新生的封建制度，必然要战胜旧的奴隶制度。西周农夫已有私有财产，和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小雅·大田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明证。二、西周初年，已实行封建爵禄制和贡赋的定制。范文澜举出的史料甚多，如：《左传》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了薛侯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桓公二年：“今晋，甸侯也。”又十年：“鲁以周班后郑。”僖公四年齐桓公责楚“尔贡包茅不入”。昭王南征不返，王室威信坠地，足见茅包之贡尚在其前，非成王周公所班定而何。又五年晋灭虞，“归其职贡于王”。昭王十三年子产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又二十三年：“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哀公七年，吴来征百牢，鲁子服景伯对曰：“……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上述《左传》中保存的史料足以证明：“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三、范文澜认为，提出周初已是封建社会的开始，不是说周已是完全实行封建制度，相反地，旧的奴隶制必然还残存，关键是要看到新生的封建制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代表了社会的本质。“我们不应该误认残余为这个社会的本质，而忽视新因素的向前发展，因为新制度是发展的，而旧制度则日趋瓦解，即使在开始时，旧的还占较大比重的力量，而必然要被新制度所代替，是无可置疑的。”[15]
范文澜把上述基本论点写进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修订本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因而他成为古史分期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除范文澜，还有吕振羽于1936年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时，翦伯赞于1943年著《中国史纲》第一册时，也都已提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观点，相比之下，范文澜论证最详，后来又有重大的发展，因而学术界常以他为这一分期主张的主要代表。《关于上古历史问题的商榷》一文，既表明范文澜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重大进展，又反映他当时尚未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故文中一一列出《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界定”，而逐项举出史料来论证，因而难免有生硬的地方，这同当时党内和延安理论界把《教程》奉为“经典”、视为绝对正确的背景是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工作正式开始于1940年8月。当时是作为一项集体编写的任务，由范文澜任总编。分工的情况是：谢华、范文澜分任第一编；佟冬、尹达、范文澜分任第二编；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分任第三编。[16]并简单拟定了几条原则：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于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故如范文澜所说：“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因此，《中国通史简编》实际上是范文澜个人著成的。关于当时历史研究室分工撰写的情况，有叶蠖生的一段回忆，可作补充：
范老主持工作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直接向范老交待了一件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把几千年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加以分析、整理，归纳在十来万字的小册子里，做到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这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范老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全室会议，讨论如何进行工作。最后决定采取分工合作、集体创作的办法，把历史分成若干时期，由各人分担一段，写出初稿，然后由范老加以统一，完成定稿。分定任务后，杨老却表示不参加合作。这是由不同的学术见解引起的。原来杨老也曾把自己关于西周是奴隶社会的主张向范老推荐，希望能得到采纳和重视。范老虽然待人接物态度谦和，但在治学态度上却受章太炎影响（他是章的再传弟子），比较自信，不轻易接受不同意见。他一向主张周初的大分封是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当时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已经发表，其中也有“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提法。这样就更增强了范老的信念，以致对杨老的主张持否定态度。这就是杨老不愿意参加合作的原因。
杨老当时多次要求入党，还未被中组部最后批准。对一个非党同志，特别在学术工作上不可能强加命令，这使范老感到很为难，就和我商量，要求我在自己分担的任务外，把分给杨的工作也承担下来，我表示愿意接受。范老对此很满意，并指定金灿然和唐国庆二人做我的助手。我考虑到大家都是同学，他们也有能力独立工作，就没有接受他们做助手，而是把原来杨老分担的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交给了他们（后来实际上是由金一人在做）。在不长的时间内，大家都陆续交出了初稿。但因为事先并未讨论出写作大纲，各人的作品不仅文风各异，而且处理历史的观点也各有己见，要加以统一相当困难，这使范老很为难。只有金灿然一人，严格按照范老要求，只作材料劄记，不作条理论述，范老认为这对他还有点帮助。既然无力统一初稿，范老就决心由他个人独力编写。[17]
其时历史研究室内也属年长的谢华因古史分期意见的不同，不愿参加合作，最后书稿出版时在序言上仍然列上他的名字；负责分工的各部分写成后书稿不合用，全书实际上是范文澜独力著成，序言上也都按原先的分工一一列上：都说明范文澜的谦虚和对室内同志及他们的劳动的尊重。
当日范文澜著书，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油灯下工作的，物质条件的艰苦可以想见。图书资料条件也很差，范文澜讲过，那时连《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到。[18]而《中国通史简编》至1941年5月即撰成，总共还不到十个月时间，进展是如此的顺利、迅速！在极差的条件下却绽开了这株20世纪中国史学的奇葩，这除了由于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外，主要还得力于他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已达到熟练的程度，以及他来到延安后，根据地上下蓬勃向上、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极大地教育、感染了他，化成了他本人的非凡创造力而奔泻于笔端。显然，若果离开了这些条件，《中国通史简编》能如此迅速地产生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通史简编》撰写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予以很大的关注。关于如何写法的问题，范文澜曾专门请教毛泽东，“毛主席不止一次对他说，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后来他的工作就是依照毛主席的意见做的。”[19]党中央原来的意见是这部书写十几万字，但在进行中，研究室的同志们发现对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这样的字数无法容纳通史的内容，于是要求增至二十五万字，后来仍觉得不行，要求增至四十五万字，中央充分尊重学者们的意见，并明确说：“你们写吧，能写多少算多少。”《简编》上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出版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20]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视《中国通史简编》的著成为党在延安所做的又一大事，称之为“科学著作”，充分表明他对范文澜史学工作的高度重视。这同毛泽东一贯强调学习祖国的历史，并作为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紧迫任务之一的态度是吻合的。又据荣孟源回忆，《简编》上册出版时，毛泽东非常高兴，特意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21]
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由解放社正式出版。在此之前，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同志曾作了一次讨论，叶蠖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当范老把他写出来的稿子征求大家意见时，多数人不愿意表示看法，只有谢老提出了一些批评，并提出了三十多条建议。一开始，这些建议未能为范老所接受，两位老同志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当时认为，三十多条建议都是细节问题，是可以接受的。范老反问说，既然都是细节，又何必提出修改？为此，我和范老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讨论和争辩。最后，除一条意见外，全部建议都终于为范老所接受，使这次争论得到了解决。[22]
吴玉章是范文澜所敬重的党内老同志，称他是“我党历史学家”，并采用于吴老关于古史分期的观点。吴玉章读了《简编》第一编“从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建立——远古至秦”之后，很快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延安编辑《解放》周刊的吴亮平，热情地肯定范文澜的著作“很好”，并对几个具体问题提出批评、建议，信中说：
看了《中国通史稿》第一编，觉得很好。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尝试，材料丰富，叙述通俗，处处注重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以出土文物、甲骨文等实物为根据。这些都是很好的。
我觉得有几个缺点，写在下面：
（一）关于家庭的起源没有说到，就是说关于两性关系的历史发展没有很好的说明。根据恩格斯、摩尔根的著作和我国古史中的材料（除太古之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外，如《左传》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孔子说：“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是最能解释这一问题的。因此，开始就从原始公社说起，没有溯及以前的社会，这是不圆满的。
（二）关于商鞅变法讲得比较多，关于管仲的功绩没有说到。对于齐桓公及齐国的作用，估计得很低。
（三）孔子作《春秋》，开始了中国编年纪事的例子，这是他大的功劳。有成文史以后的年代，要附一有系统的记载。
（四）关于老子生在孔子之后，这是一个翻案。听说前几年在北平争论很烈。如果还没有得到可靠的结论，则不宜采入这个通史中去。[23]
吴玉章对中国历史深有造诣，曾作了多年的研究，因而他的批评是很有见地的。他称《简编》第一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尝试，称赞其材料丰富，叙述通俗，注重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恰当运用新的考古资料，这些评价都切中肯綮，很有分量。他所指出的缺点，二、三两项在正式出版的《简编》中都有所修正。第四章第二节“大国争霸”中，增加了论述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内容，具体记载管仲的改革措施，说明了管仲的改革措施为齐桓公称霸二十多年奠定了基础这一春秋史的重要内容。再者，书中自共和元年（前841）以下，各个朝代（或历史时期，如春秋、战国），都列出简明的年表，系统地记载历史年代，便于读者查阅，这也是根据吴老提出的意见设置的。吴老信的末尾还提出开一次座谈会的想法：
据陈伯达同志说，范文澜同志主张开一座谈会来交换大家的意见。我以为这是很好的。请你用中宣部或历史研究室的名义，约对历史有兴趣的人，于本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午后在杨家岭礼堂开一座谈会。如何？请与洛甫同志（按，即张闻天）商酌行之。
据佟冬回忆，这次座谈会不久即在杨家岭吴玉章窑洞举行，参加讨论的有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三老”，学者有范文澜、谢华、叶蠖生、尹达、佟冬、金灿然、唐国庆。会上，董老提到《尚书·武成篇》中写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真实性及奴隶是否能当兵的问题。会后，吴老留研究室同志吃午饭，拿出大米饭、炖牛肉、苏式“沙辣”菜招待大家，青年同志都嚷：“改善生活了！”[24]这件往事，很好地说明了吴老、董老等老革命家对《中国通史简编》撰著工作的关心和对青年学者的亲切爱护，也说明当年延安物质条件的艰苦，在饭桌上能摆出一二样较像样的菜，在当时便是难得的享受了。
1941年底，马列学院改称“中央研究院”，党中央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范文澜担任副院长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院长仍由洛甫兼任。范文澜在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之后，继续全力以赴撰写宋元时期以后篇章，至本年底即又完成自北宋至清代鸦片战争部分，中国古代史部分至此告竣。延安当时学术研究气氛相当浓厚，因范文澜对传统经学有精湛的研究，于头一年夏秋间，被邀请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讲演中国经学简史，讲演的提纲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上（1941），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毛泽东亲临听讲，并写信给予热情的肯定。信的内容是：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毛泽东始终把研究历史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不顾工作繁忙、连续亲临听讲，从他信中高度评价范文澜的历史学研究，都充分地反映出来。这封信又突出地体现出毛泽东把研究历史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对于近人错误的一面应进行有分析的、说理的批判的重要看法。这些都对范文澜有深刻的启示。
当时，范文澜还主持编选了作为根据地干部学习文化之用的课本《中国国文选》，这也是由毛泽东指定由范文澜负责编选的。据叶蠖生回忆：“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老、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大家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觉得味道异常甘美。”[25]这部《中国国文选》在1942年完成付印，毛泽东特别写了序言，强调干部学习文化的重要，称赞文化课本的编成是一大胜利，表扬了范文澜、徐特立等同志：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和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按，当时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26]
当时范文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却克服了工作条件的简陋、艰苦，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奉献精神，为撰著《中国通史简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范文澜长期的助手和同事荣孟源对此曾写下充满敬爱之情的回忆：
当时，他和戴冠芳同志带着十几岁的范元维，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窑洞里，既是寝室，又是书房、客厅、餐厅兼厨房。窑洞后底支着一个大床铺；前面靠窗处用几块木板支了一个大案子，是书桌也是餐桌。案上有一盏小油灯，点的是蓖麻油、小麻油或煤油，不管哪种油都是黑烟弥漫，火光如豆。范文澜同志就是在这盏油灯下，坐着一个木凳子，夜以继日不停地伏案工作。疲倦了就背靠墙壁略微休息一下，拿起一尺长的烟袋，抽几口当地出产的烟叶。所用的稿纸是用有光纸印的，纸质坏，不好写，而且反光刺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写出了那么多重要著作……
范文澜同志在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时，说起来是吃小灶、穿干部服的。但所谓“小灶”，不过就是灶小一点，由戴冠芳同志把供应的口粮领出来自己做饭。他们家的小米饭，特别是稀饭，确实比大灶好吃些，土豆、白菜、萝卜等等也比大灶做得可口些，如此而已。当时边区棉布很缺乏，大家都穿土布，从外面买得少量斜纹布，做成衣服给领导干部和学者、专家穿，这就是所谓“干部服”。一九四一年冬季发棉衣时，王实味没有领到干部服，就在中央研究院里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同志把自己的棉衣给了他，才平息了这场风波。[27]
范文澜在延安的日子里，还有很令人感动的地方，他和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有着诚挚、深厚而又长久的友谊。这是大学教授出身的他，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炼，思想上达到彻底革命化的表现，也与他在历史著作中深切关注历代劳动人民的命运，无比同情人民的苦难，严厉挞伐压迫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是互为表里的。读着以下回忆材料，我们更能体会到他那份淳厚、诚挚、视同志如手足的感情：
他对于工农出身的干部十分亲近，常能深交为知己。
他在中央研究院时，常有来往的，首先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王震同志。范文澜同志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中央研究院开始整风时，范文澜同志约王震同志去看墙报。王震同志当即指出了墙报上的错误倾向，使范文澜同志感愧不已。他事后对同志们说：“大学教授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透了，真了不起！”此后他一直和王震同志保持友谊，直至去世。
谭余保同志是农民出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参加湘赣农民起义，曾任湘赣苏区副主席。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夫妻二人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直到新四军成立时才和主力汇合。谭余保同志来到马列学院学习后，范文澜同志也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晚年生子，夫妇二人都不会抚养，戴冠芳同志经常给以帮助。范文澜同志给孩子起名叫元纲，算作自己的儿子元绶、元维后的老三，待如亲子。他多次对我们说，谭余保同志过去坚持游击战争，三年没吃过一顿热饭，这种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很好学习。
还有一位王国华同志，也是农民出身，曾是豫西南伏牛山区游击队的领导人，在群众中威望极高，人称王老汉。范文澜同志在河南竹沟镇工作时，两人已成为知交。范文澜同志来延安后，王国华同志也被送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文化。两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就到兰家坪小馆子里要了些酒菜，边喝边谈。范文澜同志平时是不喝酒的，这次不觉喝得大醉。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
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范文澜同志在这一点上，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28]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报告，鲜明地、精辟地论述必须坚决克服党内长期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粗枝大叶、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学风，树立深入实际、周密地作调查研究、以马列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的正确学风。并且明确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29]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这段指示，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给予范文澜极大的影响，直接促使他在完成《中国通史简编》鸦片战争以前部分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将近代史研究当作学术工作的重点。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及1942年2月所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这一时期，历史研究室的人员有出有进。新增加的人中，主要有齐燕铭、吕振羽。齐燕铭，满族，曾在北平中国大学任讲师，是著名经学家、考证学家吴承仕的得意门生。吴承仕是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地下党员，是和齐燕铭一道接受革命理论并同时入党的。北平沦陷后，吴承仕老先生到天津坚持地下抗日斗争，壮烈地牺牲在日寇的屠刀下。齐燕铭到晋冀鲁豫边区，后来辗转来到延安。吕振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在刘少奇领导下做过统战工作，以后到新四军中，又从那里转到延安。
1942年3月至5月，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前期，当时范文澜以研究院副院长的身份负责领导全院整风工作。他以一贯办事认真、待人真诚的性格，认为整风就是鼓励每个人大胆提出批评意见，哪怕是最尖锐的意见也应该欢迎，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他对思想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警惕，尽管参加革命工作多年仍然书生气甚浓。当时中央研究院出了个王实味的问题。王实味，河南潢川人。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语言学院预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去关系。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去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翻译室、中央研究院工作。1942年2月1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王实味于2月17日写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当时延安文艺刊物《谷雨》上，又写了一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共四个小题目，分两次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3月的副刊上。这些文章都是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这些批评反映出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文娱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把干部待遇上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等，在当时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一些人同情。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当时主持院务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在会上提出检查要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意不是只着重检查领导），院长、秘书长、各室主任应当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王实味带头反对这些意见，认为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反对指定当然委员，主张选举产生，并写了两篇书面批评意见，张贴在研究院整风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他提出“绝对民主”，鼓动大家若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眼光不应只看本院，应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王实味这些错误言论，在不少人中引起反响，以至轰动延安，有许多人到中央研究院看墙报。墙报出了五期，当时范文澜作为副院长没有批评这种做法，而认为是“发扬民主”，应该支持。毛泽东曾利用晚上举着马灯看墙报，并严肃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范文澜也很快认识到这是严重的错误思想倾向的问题，认识到自己放弃正确引导的过失。
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加按语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消除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至6月11日召开十六天全院座谈会，大会有十四次。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思想批评会开始之后，当时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指导整风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兼任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他直接插手，使座谈会很快成为斗争会，思想问题升级成为政治问题。在最后一天大会上，李维汉指出王实味是受托派思想支配，希望他能爬出来。范文澜也在大会讲话，对此完全表示赞同，并对自己身为领导而放松积极的思想斗争表示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与会同志对此很受感动。当年7、8月，康生追查了与王实味有过关系的四人，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10月，开除其党籍，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年底，康生下令逮捕了王实味。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机关转移时，王实味被错误处决。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后，知道王实味被错误处决，大为震怒。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时，在有关王实味的一个注释中，曾指出：“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经过李维汉、李言（当时延安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温济泽等同志一再反映事实，有关部门查证落实，公安部于2月7日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宣布对王实味“托派分子”“国民党奸细”“反党集团”问题予以平反。[30]
1942年6月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范文澜根据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深刻体验所写的《民主集中制》一文。文章谈了八个问题：（一）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整体；（二）四大原则；（三）强制不是压迫；（四）对民主集中制的错觉；（五）民主与极端民主化；（六）集中与专制主义；（七）两条战线的斗争；（八）初步的自我检讨。中心是讲自觉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民主不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他说：
党内有正常的民主制度，可是没有经过锻炼的知识分子误认党内民主就是要求出版言论自由的民主，服从整体，服从纪律，在他们看来，是颇不自然甚至认为非必要的。他们一有机会——在领导较弱的时候——便有意无意表现出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些知识分子既投效无产阶级，却幻想当一名“上等人”或“老爷”（非大倒其霉不可）。真正志愿革命的知识分子一定痛自针砭，荡涤旧染之污，在铁的纪律监视下，逐步改造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优良战士。
最后，他作了严格的自我检讨，承认整风运动初期因领导不力而造成中央研究院内部分同志非无产阶级意识泛滥的错误：
我读了二十二个文件以后，检讨本人领导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经过，成绩似乎也有一些，但在开始阶段的领导方式，缺点比优点大得多。因为我那时实在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平时教条主义的学习，遇到实践，不自觉地与所谓理论完全脱节，主观地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在我不正确影响下，若干同志也就被诱起潜伏着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不正确倾向。同志们这种表现，并不足深怪，而我则不能不认为衷心抱疚，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自从中宣部召集座谈会以来，各种不正确倾向，大体已经纠正了，我们正应抚今思昔，从各人痛苦经验中体会二十二个文件的实质，改造自己。有错认错，认错改错，把彼此的错误当作彼此教育的材料，互相劝勉，互相观摩，共同完成思想革命的伟大事业。
《中国通史简编》北宋至鸦片战争以前部分于1941年底撰成，次年12月以《简编》中册由延安解放社出版。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共党校三部，范文澜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继续撰写《简编》下册即近代史部分。原计划分上、下两编，上编写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下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到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年末他离开延安时，已撰成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手稿由叶蠖生整理，1946年在延安出版。因为写作体例上和上、中册有所不同（主要偏重政治史），所以将书名改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
范文澜在延安撰成、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工作的大事件。他除了全力以赴完成这部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史著外，在延安时期还出版有《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以后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册的附录印行），《太平天国运动》（即《中国近代史）上册中有关太平天国的篇章）于1945年4月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此外，范文澜还在延安的报刊上，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本人学习马列主义的体会，撰写了多篇时评，体现出他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风格。
《提倡民族气节的必要》（发表于《解放》第123期，1941年1月）痛斥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难当头，全民族抗战至上的神圣责任，却处心积虑组织特务机关，日夜进行反共工作。特务机关的活动，包括“收买腐劣分子”，“嗾使变节分子”，“摧残有气节人”，实在令人发指！他大声疾呼：“抗日的人士应该有抗日的民族气节。绝不应该在日寇猛攻民族危急的时候，做破坏团结、杀害救亡志士的暴行，也就是说，总不应该以横行霸道、民怨沸腾的反共特务工作，来客观上帮着敌人反共，灭亡中国。”
范文澜在参加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在火热的熔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自己的深刻体会。他对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之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辩证分析的观点，用自己的语言作了概括，写了《古今中外法浅释》一文（发表于1942年9月3日《解放日报》），作了深入浅出的阐发：
什么是古今中外法？我想，就是运用马列主义分析方法去正确解决问题的必要程序。古今中外是指分析一个问题的过去的现在的，也就是时间（古今）和空间（中外）限界以内，历史的、全面的来认识客观的现实，而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如果细心地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从它的当前具体情况看，从它的内在基本特征看，从它的周围相互关系看，四个条件具备，问题的面貌和性质，大体是看清楚了。问题清楚以后，即分析过程完了以后，再做一番综合的功夫，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就是马列主义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这段话，简洁、集中、明确，无疑是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论的创造性论述，堪称掌握了问题的精髓。以前，他继承、吸收传统文化中朴素理性、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精华，是他迅速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并能融会贯通地运用的途径。范文澜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国学家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转变，在到延安以后二十余年间撰写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史巨著，以及在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上作出重要建树，关键正在于此。
《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一文是为驳斥蒋介石文化专制而撰写的，发表于《解放日报》1943年7月10日。文章引述王船山先生在明亡后痛切的告诫：“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指出：当今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第七年，相持最艰苦的阶段，在文化问题上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发扬民族气节、鼓励民族道德，如何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实现民主政治，如何挽救私欲横流网识大义者们的将死或已死之心，如何痛斥日寇汪精卫以及一群不逞之徒的莠言谬论阴谋诡计，这是当前谈论中国文化的大前提，我们必须牢记并体味王船山的遗训。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借口“政治统一”来鼓吹“限共”“溶共”的谬论，范文澜作了有力的驳斥：
政治统一，也要分清进步的统一与反动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反动统一时代，文人学士们或作诗文歌颂天王之神圣，或讲哲学以巩固君长之权威，宗旨不外提倡专制，压抑民主，著书汗牛充栋，“发扬光大”的主要部分，如此而已。……反之分立时代，也要看这所谓分立是反动统治者的内部分立，或是进步与反动的分立。若在后一种分立时期，则文化不但不会衰落，而且一定发扬光大。……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大思想家著书立说，都在反抗满清所谓统一的时期。尤显著的是孙中山先生反满清反北洋军阀的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发一大光彩，岂是依靠满清和军阀“政治统一”的威胁利诱收买豢养才捏造出来。要之，国家在反动倒退的政治统一之下，文化必然趋于衰落，而卑劣的腐臭的奴隶的文化却得以特别发达；在反抗这种反动政治的运动勃起时，进步的文化才可以与之俱兴，直到革命统一以后，进步性文化才能正常地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
文章戳穿国民党鼓吹“政治统一”的欺骗性，举出清初顾、黄、王三大家和孙中山，正是在批判反动、倒退的所谓“政治统一”之时，提出自己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光辉学说，而当前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的政治压迫中，出现了革命文化的勃兴，预示着到革命统一事业完成之后，必然要出现全国范围的进步文化的高涨。文章抓住问题的实质深入剖析，实在犀利有力！
1943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已开始显露出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新预兆，西方的德国在节节败退，东方的日本也不断失利，整个形势处在大变化的前夜。蒋介石集团害怕国内人民抗日力量的壮大将会冲击自己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企图掀起新的反共行动来摧垮共产党的力量。于是策划新的反共高潮，并于3月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中国之命运》，系统阐述中国式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声称国民党是国家之动脉，掌握中国之命运，污蔑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是割据势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并示意决心发动反共内战，二年之内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因此，瞄准《中国之命运》这一靶子，展开对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宣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对于民族抗战事业的巨大贡献和进步性，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就成为事关抗战全局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大问题。共产党人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和文章展开批判，范文澜也旗帜鲜明地参加这一斗争。他撰写了题为《谁革命？革谁的命？》一文（发表于1943年8月1日《解放日报》），文章提出在抗战时期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明确标准：“现在事情很显然。抗日、民主是革命，反共内战、专制独裁是反革命。测量国民党的革命性有多少，只要看它做出来的是些什么事情。”对于国民党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片面抗战，积极反共，压迫人民，破坏国计民生，大搞特务活动等种种倒行逆施作了有力的揭露：
在如此国民党，如此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军事则练兵宗旨，侧重反共，所谓军纪军令，不施于降将叛军，却乱施于忠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党务则收罗大批特务汉奸，当作党的灵魂，阴风惨惨，专以破坏革命屠杀青年为能事；政治则贪风大炽，敲骨吸髓，人民逃死无路，民变到处发生；经济则农村普遍破产，百业凋敝，全国经济命脉垄断在少数金融巨头之手（其中主要巨头是蒋介石）；教育则戕贼青年，威胁利诱，强迫接受特务训练，汉奸思想，充当反共的鹰犬。这样做下去，抗日的中国能否存在，已成疑问，何颜吹嘘“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如果国民党不放弃反共的宗旨，不改变“革命等于反共”的谬见，即使党和团扩张到异常大，无非增编几千个几万个特务大队，祸国殃民，造更大的孽。中国何辜？人民何罪？要供养这一类反动蝗虫来加深自己的灾害！
总之，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写的政治文章眼光锐敏，思想深刻，论述透辟，是他以前撰写《大丈夫》《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等论著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很好的教育和战斗作用。这些政论文章同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中站在人民的立场指点江山、评说历史一样，生动地体现出他作为一位人民的历史学家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正义感、使命感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严肃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