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创建新史学呕心沥血
（一）“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1936年，范文澜离开北平，来到河南开封，在河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授。他在河南大学任教共有两年多时间，直至1938年秋，在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正式参加新四军部队，负责领导战时教育工作团，从事抗战动员和统战工作。这段时间是我们国家民族命运的极其关键的时期，先是日寇大举进攻我华北、华东地区，“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八年抗战从此开始。这段时间也是范文澜本人学术和人生历程的关键时期。他到河南大学文史系任教，讲授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所编上古史、文学史讲义受到学生欢迎，这标志着，他的治学由原先的国学领域跨入了史学领域。尤其是，由于抗日时代潮流的推动，他在人生历程上，由原先一位进步教授，转变为集学者和革命家于一身的难得的人物。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举国全面抗战，是为保卫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战的中国军民，同灭绝人性、野兽般的日本侵略者之间的一场历史性大搏斗。“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历史阶段的开始。日寇集结大量兵力，大举向我进攻，至1937年底，日寇华北侵略军已沿平绥线先后攻下张家口、大同、包头，南下占领太原，沿平汉线先后攻下保定、石家庄，继续向河南进犯，日寇又沿津浦线侵占我山东全境。在华东，日寇进犯上海，我爱国军民奋起抵抗，经过三个月的苦战，上海失守，日寇又向西以三路包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政府机关先迁至武汉，武汉成为战时临时首都。短短数月，我华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全部丧失，华东许多重要地方也陷于敌手。日军所到之处，骇人听闻地大肆屠杀、奸淫、抢劫、焚烧，制造了一起起震惊中外的大惨案。我数以亿万计的同胞惨遭日军铁蹄的蹂躏，中华民族处在血泊之中！
以1936年由北平转至开封为起点，范文澜在抗战时期写下他人生最有声有色的篇章。在河南，他为抗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范文澜离开北平，是因为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爱国活动，早已受到反动当局和特务的监视，所以不得不转移。而他应聘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则有多方面的深层原因，并且，当日的河大为他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使范文澜的抗战热情和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出来。范文澜的叔父原先在河南做过地方官，范文澜早年曾在叔父家居住过，大学毕业后又曾在汲县中学教书三年，故他对河南及省城开封的环境和人事较为熟悉。范文澜在北平时，因两次被监禁和长期受特务监视，官办的大学已不敢聘他，而此番河南大学聘他任教授，则不能不说得力于文学院长萧一山教授和文史系主任嵇文甫教授。萧一山曾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就读，是晚于范文澜的校友，1935年至1938年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他除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外，又创办《经世》半月刊。他提倡经世之学，并积极鼓吹抗战，反对卖国投降。1936年，他延聘范文澜为文史系教授，并委托他主编《经世》半月刊。嵇文甫（1895—1963）河南汲县人。1918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是较范文澜低一年的校友。毕业后，他即在开封师范学校任教，五四运动爆发，他倾心于进步思潮。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1928年初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31年，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创办《北大学生》，特聘范文澜和嵇文甫同为该刊编辑顾问，恰好说明两人同是革命青年所亲近和佩服的进步教授。1933年，嵇文甫应聘到河南大学任教，后又担任文史系主任。1935年冬，他参与组织开封一万大中学生举行大会，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发表讲话，鼓舞大家的抗日情绪。范文澜到河大后，两位进步教授志同道合，配合默契，共同为推动河南的抗战工作做出显著的贡献。
《从烦恼到快乐》曾生动记述了作者在河南大学为抗战宣传和训练青年而奔忙的情景：
在河南大学教着书，芦沟桥大炮响了。尽管你老先生紧掩双耳，却掩不住敌人的大炮口，终于不得不承认中日战争的事实。久矣夫掩口不言的我们，似乎也相当可以说话了，在许多文化人（我也跟在后面呐喊）“大做文章”动员群众之后，河南先进青年，都感觉到学习救亡理论和技术的必要。河大当局以及一般朋友们帮助我，教我办短期的训练班。不久成立了一个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青年们投考的踊跃、学习的热心，使我更确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必然胜利。训练班主要课目是中国问题（嵇文甫先生担任）与游击战术（马致远同志担任），这两位台柱子撑起了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群中起着颇大的影响。那时候我们的预定计划是挑选一部分学生沿平汉线（重要城市）办短期训练班，兼做民运工作，联合当地青年，广播救亡种子，最后目的是到信阳去打游击。
训练班一个月毕业，我们决定从开封步行到许昌，路程二百四十里，作为毕业考试的试题。这在住惯城市的人看来，确是一个颇难的“试题”，可是应试的几乎是学生全体（约二百人）。我们经费经验都很缺乏，只能允许七十几个学生“应试”，名称改为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团长嵇文甫先生留开封做统战工作，免得顽固分子造谣捣乱。我们在许昌办了一个两星期的训练班，收获不坏，虽然也有不少想破坏我们的人，但当地官绅教育界以及驻军某军团长却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正当阴历年底，九十个人的服务团，浩浩荡荡向舞阳县进行了。
我在开封曾编印一本《游击战术》，两个月销售到五千册，因此，我被闻名不识面的朋友们误认为游击战术专家了。我到许昌第二天，就被某中学校长“敦请”去讲游击战术，他对学生介绍，肯定我是中国闻名的游击专家（我虽然当场否认，他们还恭维我谦虚）。豫西南某地方当局，跑到开封找嵇文甫先生，指名要我去教游击战术，嵇先生哈哈大笑，说你要请范文澜教游击，等于要我教游击一样是笑话。我深切感觉到虚声浮名，误事不小，此后随时警惕不要做抗战阵营里的“招摇撞骗者”。
我们大队到了舞阳，驻军某师长表示欢迎。干部参谋政治工作人员更相处很好。某夜服务团员内话剧团在城内演剧（团员大部分在乡间工作），公安局长请我到剧台后面讲话。他说，县长奉某军长面谕，限贵团明天离舞阳境，我说，好，明天再见。演剧完了，我们回到寓所，我向团员报告，大家不由得愤怒起来，我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华民国土地上作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是中国土地么？我决计不走，我决计到舞阳县监狱找中国土地去。”团员们叫起来，“我们一起去”。第二天清早（不等公安局长来），我先去请教某军长，什么理由要我们走。某军长完全否认，说那是县长传话错误，师部人员办了几桌酒席来慰劳我们，我用坦白豪爽的态度，同他们痛饮酬酢，宾主都醉了，而我尤其醉得凶，倒在床上呻吟。在断断续续，激励团员们的言语中，几乎全体哭泣，不能仰视。师部人员也陪着愤慨，某参谋拔出手枪，声称去县政府枪毙那个狗头县长。团员们拉住他，他还对空连放几枪，表示义愤。我第二天醒来，团员们告诉我，“好事者”还把这一场闹酒起个名，叫做“范先生大闹舞阳城”。我很惭愧，不敢再喝酒。
我们决计办训练班，舞阳青年救国会会员二三千人，愿意轮流进城受训。某军长出面阻止，某校长暗中捣鬼，使我们无法进行。我去武汉想找人疏通，却被某某顽固机关压迫我上鸡公山——河南大学新迁的校址所在。我考虑轻重利害，止好上山重当“教书匠”；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团，依然不顾困难环境，继续活动。[1]
范文澜毅然走出大学的课堂，脱下教授的长衫，果断地决定为抗战工作而奔走呼号，这一人生道路的重大转变，是由于日本强盗的大炮声逼迫着他，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庄严召唤推动他做出这一抉择的。按照原先他在北大受到的严格国学训练，按照他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性格，如果不是外界环境、社会变迁的重大刺激，他很可能一辈子从事“好古”之学，坚持把“追踪乾嘉诸老”作为惟一的目标。但是，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一再遭受的深重灾难，帝国主义不断的野蛮侵略，却深深地触动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他深切体会到，不抗击侵略，就没有民族的生存，更何论学问的价值。从南开时代的“五卅运动”，到北平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爱国进步活动，到“七七事变”后他在河南投身于抗战动员工作，到最后成为抗日部队——新四军的一员，他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不断上升到新的高度。范文澜的思想转变很符合事物的逻辑发展，在与他同时代的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中很具典型性。但范文澜却从不炫耀自己的进步和思想升华，反而再三、再四地作严格的自我解剖。从他在南开参加地下党以来，十一年中，他追随共产党作了许多工作，曾一再被缉捕、被监禁，但当他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过去时，却总是责备自己觉悟之低。因此还曾在他一篇论述抗战动员的文章中，他对自己作了这样严格的剖析：“我是向来闭门读书，不理世务，血液早冰冷得同死尸相差不远，心境早枯寂得同老僧几乎一般，所差的比死尸多饮食呼吸，比老僧多妻儿俗累而已，这当然不会而且不喜欢谈什么天下大事的了。本刊主编人却叫我写些文章去充篇幅。我想在这个时候，既然不是真死尸，不是真老僧，似乎应该对暴寇表示，冷得像死尸不远，寂得像老僧一般的人，也要同你来抵抗一下的缘故，冒昧答应了主编人。”[2]他嫉恶如仇，对于民族的敌人，更充满无比的义愤，一旦觉悟，便毅然决然走上抗战的道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真正做到把自己的生命与抗战的神圣事业融为一体。
从“七七”事变起，到1939年春季参加新四军担任宣传工作以前，范文澜满怀抗战热情，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一改他以前很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旧规，热情迸发地写出一批进行抗战动员、分析形势、鼓舞斗志的文章，又参加主编《风雨》周刊，并受萧一山的委托，主编《经世》战时特刊。二是创办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和领导河大抗训班服务团。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在党组织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抗敌工作训练班，训练对象是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青年学生，由于创办工作有河南省委的支持，动员河南大学秘密党员参加。省委还派了马致远同志（即刘子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代表新四军留守处去讲《游击战术》。《风雨》周刊和《经世》战时特刊，都对推动河南抗战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范文澜领导的抗训班服务团因为是在共产党影响之下从事深入的抗战组织动员工作的，不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因此国民党军队中有的人欢迎支持（如舞阳驻军师部干部、参谋、政治工作人员），掌握权力的人物却对其阻挠以至捣乱。1938年3月，国民党教育部（当时机关在汉口）下令，强迫嵇文甫、范文澜离开抗训班服务团，回河南大学（开封沦陷后已迁至鸡公山）。范文澜还曾根据河南省委的指示，在襄樊、南阳一带做过统战工作。
王阑西同志当时担任河南省委文委的领导工作，与范文澜来往极密切，他写有一篇回忆文章《抗战初期的范文澜同志》，感情真切地记述了范文澜为抗战工作辛劳奔走，尤其不怕游击区环境的艰苦和危险，以及参加新四军后如饥似渴学习革命理论的情景，很有价值，特引录如下：
我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底认识范文澜同志的。当时我从上海到河南开封不久，在中共河南省委（亦即豫苏皖工委）文委主持工作，从我和范老认识起，来往就很密切，到一九三九年八月初我从河南确山竹沟镇去华中敌后才分手，解放后，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在开封的河南省文化界举行了一次抗战救亡座谈会。在会上由两位地下党员同志提议办一救亡刊物，得到了到会全体的支持，刊物以后定名为“风雨周刊”，由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平津流亡作家姚雪垠和我共同负责主编，随后就得到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九月初正式出版。在八月底《风雨》未出版的时候我见到范文澜同志。见面之后，他非常热情，他谈到刊物如何办的问题，以及他对当前抗战救亡的主张。我约他给《风雨》周刊写稿，三四天后，他亲自送来一篇稿子，是纪念“九一八”的，文章中痛骂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发表后得到了强烈的反应和好评。接着他主编的《经世》半月刊也出版了。这两个刊物，对河南团结救亡力量，推动救亡运动起了相当作用。范老的文章篇篇都是有力之作。他又提出筹办抗战讲习班，训练对象主要是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青年学生。很快便得到河南省委的支持，动员河南大学的秘密共产党员参加。组织上由我联系。范老亲自讲课，省委几个同志也去讲过课。他还提出上《游击战术》课，省委派了代表河南确山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的马致远同志（即刘子厚同志）去讲授《游击战术》。范老通过这个讲习班，组织起了大批青年。在当时河南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范老遇到了许多困难。《经世》半月刊被迫停刊，讲习班办了两个月也不得不结束了。范老又把训练班的全体成员组成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由他亲自率领到许昌、临汝一带作抗战救亡的宣传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范老因事回到开封，正值国民党蒋介石大肆鼓吹“鲁南大捷”（即所谓“台儿庄胜利”），国民党省党部通知《风雨》周刊按照他们意旨宣传。《风雨》已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的刊物，我们如果坚决拒绝作这样的宣传，刊物有遭到国民党封闭的可能。当时主编《风雨》的虽是嵇文甫、姚雪垠和我三人，但嵇文甫先生已不敢露面，姚雪垠同志去武汉一带，只有我一个人在撑持。范老看到当时的形势，主动提出参加作主编，强化编辑阵容，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河南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主编改为五人，又改为五日刊，继续坚持宣传党的主张，硬把国民党的压力顶住了。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封沦陷，《风雨》周刊才停办。范老在这一段时间里，写文章，办讲习班，作演讲，积极参加抗战救亡活动，对河南这个时期的抗日运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开封沦陷，国民党省政府移至镇平一带，范老先随着河南大学也从鸡公山移至南阳、镇平县一带；不久即到达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竹沟镇，并很快领导战时教育工作团，在舞阳和湖北襄樊一带进行救亡宣传。这时在鄂豫边区和襄樊一带的第五战区的李宗仁，邀请范文澜同志去参加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他要我征求省委的意见，省委同意他去参加。在这段时间中，他两三次到竹沟向河南省委（当时改为鄂豫边区党委）谈工作，按照省委的意图在信阳、桐柏一带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也帮助襄樊、南阳一带的救亡活动。他到竹沟谈工作的时候，我和当时省委（区党委）书记朱理治同志、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谈到他的入党问题，都认为他完全可以入党。由于他在五战区进行统一战线活动，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决定把他入党的时间再推迟一些。他在信阳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春季。这几个月中，范老深入群众，作抗战动员，足迹踏遍了桐柏山区。
一九三九年春，盘踞信阳一带的日寇的侵犯频繁，战斗紧张，我们在信阳、桐柏一带的游击队流动性太大。范老在省委和信阳县委的一再劝说下，从信阳回望山游击区，经过长途跋涉回到确山县竹沟镇河南省委（即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机关。竹沟镇是京汉线上确山县西七十里的一个人口不到一千的小集镇，十分贫困。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间一度为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对外称新四军八团的留守处。范老到竹沟镇后，生活虽较在信阳游击区流动性少了，但生活是极端困难的，跟所有战士一样，每天六分菜金，与刘贯一、王思九、夏农苔三同志同住一间暗淡无光的房子。省委安排他在省委宣传部帮助进行干部教育。他除了参加一些工作，还孜孜不倦地、夜间伏在小灯下读《联共党史》和《斯大林选集》，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劄记。范老的吃苦耐劳和刻苦学习精神，使我们受到感动。省委几次号召机关干部向范老学习。在三四个月中，日军两次进攻确山，企图打通京汉线，竹沟直接受威胁。省委布置开展游击战争，在每次动员中，范老都是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作好准备。虽然省委给他准备了马，他推辞不要。中原局的负责人几次劝他去延安，他都婉转谢绝，说他要留在鄂豫边区抗战。一九三九年八月初我离开竹沟去敌后，出发之前，他还和我畅谈了一晚，至今记忆犹新。在我和范文澜同志相处一段时间里，向他学了不少东西。[3]
在这段时间，范文澜为全国范围汹涌的抗战热潮和自己饱满的爱国激情所驱使，写下数量甚多的政论、杂文，或进行抗战动员，或分析形势，或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建议，或斥责投降行动，或揭露汉奸罪行，或抒发对压制抗战力量的愤慨，反应迅速，发表及时，成为他一生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最为集中、大量的时期。计有：
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 《风雨》周刊第3期（1937年9月26日，开封）
论团结一致 《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第1期（1937年10月16日，开封）
忆鲁迅先生 《风雨》周刊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旧账与新账 《风雨》周刊第7期（1937年10月24日）
反对教育界的神行太保 《风雨》周刊第8期（1937年10月31日）
根绝“汉奸”、“准汉奸”、“候补汉奸” 《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第2期（1937年11月1日）
赠乡村训练员序 《风雨》周刊第9期（1937年11月7日）
救亡与救亡计划 《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第3期（1937年11月16日）
《游击战术》序 《风雨》周刊第11期（1937年11月21日）
论纷乱与摩擦 《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第5期（1937年12月16日）
闻见杂记 《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2月16日，汉口）
苦闷 《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第15期（1938年5月16日，汉口）
在这十余篇文章中，最能表达其抗战救亡热情和对时局分析之中肯的，要数《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和《〈游击战术〉序》两文。
《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一文，首先高瞻远瞩，概括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的中日战争局势，日寇方面是国力强，长期作了侵略战争的准备，武器优良，但是士气不足；中国方面是国力弱，战争准备时间短，武器差，但是士气高涨，杀敌勇敢。他说：“野心的日本军阀，图谋吞并中国，几十年来未曾停止过，中国政府渐渐脱离麻痹状态，作对日抗战的准备，却只是最近几年的事。这种准备工作，无论怎样积极的进展，到底受时间和财力等等的限制，想在短时期内造成与日本同等的武力，真是谈何容易。”“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逐渐开展，而且一天天激烈起来。日本军阀既已势成骑虎，陷入进退两难的苦境，为保持强国颜面计，为满足侵略贪欲计，不惜施展各种凶暴卑鄙的手段，疯狗似的尽量向我猛扑，希图即刻击碎中国武力，完成他们所梦想的大陆政策。无奈中国将士，决不是他们预料的将士，无论怎样极端仇视我们，怎样藐视我们，接触后的教训，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不容易对付，看南北各条阵线上，尤其中央军所在的地方，那种忠勇义烈、至大至刚的抗战精神，照老话说来，真可以泣天地动鬼神了。据前线回来的人说，敌军止是火力较猛，一到中国兵士冲进敌阵，挥动刀枪，乱刺乱砍，像天上凶神一般，追亡逐北，杀个痛快。每次肉搏战获得的胜利，可以抵得炮火下的牺牲，大体说来，敌我伤亡的数量，不差多少。这些话绝对不是凭空吹牛，我们相信确是事实。这事实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日本的武器远胜于我们，而我们的士气却远胜于日本。”范文澜接着中肯地分析，双方士气高低悬殊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士兵是受欺骗而来的，所以厌战，而中国将士都觉悟到自己肩担着伟大而神圣的任务，为民族生存而战，所以有进无退：“据日兵说，他们派遣的时候，军官说平津已经很平安，全要我们去驻扎些时就成。谁知一到此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纷纷调往前线去了。……他们上前线完全是被欺骗被逼迫的，没有中国兵那样冲锋陷阵的勇气，还有什么可怪呢？至于受有良好训练的中国将士们，十分知道国家的前途只有两条。一条是降服，忍气吞声做亡国奴；一条是乾坤一掷，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看谁是最后胜利者。两个月来我忠勇的将士们，仗贞刚浩然之气，争先贡献宝贵的赤血，替国家去灌救猛烈无比的火灾。这完全是由于他们觉悟了自己所负任务的伟大和神圣，清清楚楚看出谁是坚决抗战的谁就是英雄好汉，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歌颂；反之如果临阵退缩，半途屈服了，那就成了民族罪人，永远被民众抛弃，永远被后世唾骂。活的时候，即使在日本人保护下当亡国奴，到底不会有好死的。将士们有了这样的觉悟，所以表现出有进无退，视死如归的壮观。”
范文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争取对日寇作战的胜利，首先必须去掉侥幸取胜的心理，在后方实行充分的切实的动员，作为对前方的有力支援：“我看报纸上时常有日本社会快崩溃了一类的记载，为鼓励退缩的民气计，这些话未始没有相当意义。不过，中国人是富于侥幸性的，自己苟且不长进，却希望人家快快倒霉，这是相当普遍的卑劣心理，不容我们隐讳的，他们正想躲避艰苦，偷安渡过，听了这套虚悬的宣传，正合胃口，以为中国已在抗战，止要这样做去，可以坐等对方的崩溃。”因此在激励民气以外，还要绝对客观地研究敌我双方的优点和弱点，冷静思考并采取有效措施，利用敌人的弱点，发展自己的优点，同时克服自己的缺点，使前线将士充分地得到民众的后援，完成救国的大功。
其次，范文澜提出了实现持久抗战必须采取的几项重要措施。范文澜这篇文章是“七七”事变后两个月写的，当时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一文尚未发表。[4]范文澜却能在文章中提出切中肯綮的办法来，这不仅说明他对待抗战事业热情高涨，思考深刻，更说明他早已不是只有书本知识的书生，而是对中国国情有较深入的了解，能运用比较科学的观点作分析，并且有预见能力的，兼具不平常的智慧与识力的人。他提出的措施有三条：（一）切实把民众组织起来。他正视到农民由于千百年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因而存在落后自私的弱点。但是，“只要有良好的组织，有透彻的训练，很快可以转变为抗战最有力的拥护者”。而此中尤其关键的问题，是要给农民和其他阶层人民以切实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处境。故范文澜强调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农民以及社会中其他各阶层人民所迫切追求的是什么？政府统盘筹划一下，给每一阶层以若干满足，他们自然对于组织发生兴趣，对于训练自然乐意接受。”这样，把民众切实组织起来，就能真正形成“巨大而不可击破的力量”！（二）切实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他说，真理必得充分辩论才能显豁出来，邪说也必经彻底辩论才能彻底绝灭。当辩论进行的时候，难免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到后来真理必定战胜，而且战胜以后的真理，定为多数人所尊敬，所服从。“现在对日作战，正在开展的时候，要集中全民的意志，要整齐全民的步趋，紧要关头全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真正统一起来。是真正觉悟、心悦诚服，而不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要达到这个伟大目的，止有彻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才是唯一的捷径。”很明显，这里强调充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就是要保证一切有利于抗战的言论都能不受压制，自由发表，对于破坏抗战，或阳奉阴违，藉抗战之名而行压制抗战力量之实者，则要及时揭露，而且要保障人民大众和各派政治力量有这一权利。因此，范文澜提出，政府应制定“约法三章”，作为指导救国言论共遵的原则。这三项是：一、“理论与行为不符合者罚无赦——如口说救国，行为卖国之类是”；二、“理论失败而仍继续其行为者罚无赦——如提出某种救国意见，理论上已不成立，而仍固执谬见，作破坏公众利益之行为是”；三、“不守公开发表之意见，暗中蛊惑人心，意图颠覆国家者，罚无赦——如汉奸造谣惑众之类是”。不在这三条之内的一切救国意见，应该尽量让他发表，甚至偶或有人估计中国抗战一定失败，失败以后痛苦更大，不如及早商量讲和条件，还可以保存小部分国家利益之类的理论，也不妨让他列举与由，公开讨论。通过自由辩论，正确的意见最后定能受到一致拥护，人民对政府的抗战措施更会衷心拥护，不再产生怀疑，汉奸们也无法暗中挑拨破坏。保障言论自由，就不能对不同意见压服，更要禁绝用武力压制。“古代贤明的皇帝，无不下诏求直言、极谏，何况我们的政府，当然会教人采用理论克服理论的信条，不许人用真刀帮助舌刀。”（三）号召世界民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组织国际义勇队。范文澜分析中国抗战的国际条件。一方面是，美英与日本之间有矛盾的一面，但在日本施行某种阴险策略下，又会诱使美英政府对日本妥协、让步，对此我们头脑要清醒，不能抱有幻想。他说：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步步进逼，对此，“一般时务论者很多人料他在国际间，尤其是英美，定会给与大困难的。当然美英决不愿意他这样蛮干，可是不愿意止是不愿意而已，希望英美挺身而出，用刀拦住他的来路，那止是依赖侥幸等心理错综而成的昏梦。”但是，由于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是法西斯国家向和平主义国家进攻，日本与欧洲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相呼应，世界范围的法西斯野蛮势力造成对人类和平和进步最可怕的威胁，所以，中国的抗战必能得到各国和平与正义力量的支持。故范文澜提出，当前我们在国内应进一步坚决抗战，更加扩大民主政治，在国际上则要号召全世界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的拥护者，组织各种义勇队来帮助中国抗战，有的可以在军事上、技术上帮助中国，有的可以做瓦解日军的工作。[5]
为了配合当时河南各地纷纷积极行动起来，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范文澜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立即着手编选《游击战术》一书，从各种有关军事的书籍上选出有参考价值的内容。书的印行无疑是给中原各界人民送来“及时雨”，大受欢迎，范文澜因而被传称为游击战专家。范文澜为此书写的序，则集中论述抗战游击战争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即开展游击战的前提，是切实在广大城乡各地改善政治，发动民众，让民众真切感受到开展游击战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故这篇序是从政治指导思想上来论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可行性，与上面论持久抗战的文章正好互相补充。范文澜在文章中首先大声疾呼：发动民众，坚决抗战，发动游击战争，是目前救国的惟一方法。他严厉斥责在抗战中动摇、妥协的势力：“那些闯了大祸还不悔祸，口唱歪曲，手放烟幕，意图保护私利，不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全是国贼民贼，应该发挥三民主义的力量，彻底把他消除掉。”他强调“政治改善”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和根本命脉，游击队必须有纯正的坚决抗日的动机，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严明的纪律约束，故说：“最紧要而必须提醒的，是游击战的基础，建筑在政治改善这一点上。如果有人误认发动游击战是时髦工作，想借此投机发财，慌慌张张从城市跑进农村，勾结土豪劣绅，招集匪徒棍痞，打起游击的旗号，到处骚扰横行，使困苦无告的小民，如水益深，火益热。那末，这种衙役式的，流寇式的游击队，只是民贼害人自利的工具，不但无补于救国，却加速度促进农村的崩溃。”
范文澜进而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角度，对抗战时期如何贯彻三民主义作了全新的阐释。抗击日寇侵略，当然就是民族主义，当前尤其要强调“奉行不折不扣的民权、民生两大主义，作民族主义的根干”。民权主义，就是要刷新政治，不但要在游击区域建立起体制完整的、有行政效率的民主政治组织机构，而且要使各级政府的官都切实负起领导民众、扶助民众的责任。“游击队到一村，就把一村的民主政治赶快建立起来，推而广之到一县数县，都得切实造成由下而上的政治机构，如此，人民才知道这是自己的村、乡、区、县，我不爱护，谁当爱护。普通人大概知道爱家庭，甚至止知道爱私房。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们有权参与家庭或私房的事务，所以感觉家是自己的家，房是自己的房。现在使人民有权参与村乡而至于国的政治，想教他不爱也不可能了。”民主政治的建立，关键又在于各级官员必须不折不扣贯彻领导民众、扶助民众的宗旨，“民众需要的是清洁的诚恳的负责的爱民的官，却不要民贼性质的官来瞎胡闹”。抗战时期实行民生主义，就是减少人民的负担，让人民得到实在的利益，看到光明和希望，因而真心实意拥护政府，愿意跟着官长同敌人拼命，如此获得民心，游击队的存在才有保障。故说：“目前人民生活的艰苦，真是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政府为收拾民心计，应该把一切苛捐杂税，全数废除，尤其战区邻近地方，更得快快实行。固然捐税废除以后，财政要受重大影响，许多事务会停顿起来。但权衡轻重，减少人民负担，意义异常深远。宣传爱国主义的人东跑西走，逢人便说你们为什么不爱国？你们愿意当亡国奴吗？不知道肚皮紧贴脊骨的饿人，整天找杂面窝头，大成问题，如何能教每个人都有伯夷叔齐的精神呢？敌兵所到之处，他只要出一张慷他人之慨的告示，说今年以前旧欠田赋以及现行各项捐税，一律豁免。你想人民虽然不愿亡国，饥吻尝到小甜头，足够引起‘日本人还不差’的谬见。国家最巩固的根基，在于得民心，民心一去，已失土地不容易收回，未失土地随时有溃降的危险。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难道还没有被历史百次千次证明么？当局倘能退一步想说这些土地比如已经丢掉了，我们一切开支，照没有土地计算吧，这样一来，人民生计顿是宽舒，感激仁政，谁也愿意出死力替长官拼命了。在当局这个大度量包涵之下，让游击队提出有钱出钱，减租减税，废除苛杂等口号，取得民众的欢迎，游击队的存在，因此得有保障，游击队的威力，也就从此得以发扬，不是收入渐减而土地却永得保存么？”[6]
总之，范文澜在抗战爆发后发表的时评、政论和杂文，都是犀利、中肯、富有战斗性的，因而如王阑西所说，对河南的抗战动员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所重点论述的中国抗战要走持久战的道路，坚决反对投降活动，制止汉奸，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治，政府和官员必须领导民众、扶助民众、提高民众觉悟，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税、废除苛捐，让民众由获得切身利益而坚决拥护抗战等思想主张，都是针对“七七”事变后的形势，作深入分析而提出的切中肯綮之论。拿当时集中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对抗日战争进程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的主要文件来衡量，范文澜的上述主张是与之甚为契合的。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实现全国抗战的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共产党并愿意保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范文澜1927年因躲避反动当局逮捕离开天津到北平时，虽因天津党组织遭破坏而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但他在北平的进步活动，都是在党组织指导下进行的。到河南后不久，即与河南省委负责文委工作的王阑西有密切联系。故他对于抗战的观点与党中央的主张多相符合，一方面是他与党组织的负责人接触而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则是他依据自己掌握的革命理论、原则对时局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看法。这两项，都说明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他的心同抗战的时代脉搏一起跳动，同党中央的方针策略互相贯通。
发表在《经世》战时特刊上的《闻见杂记》一文，是范文澜于1938年初应经世社社长萧一山之约稿而写的急就章。范文澜于前一年抗战爆发之后，曾负责编辑《经世》战时特刊，以后他带领河大抗战工作训练班服务团辗转在豫中豫南各地，经历和闻听了各种事情，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国家形势的危险，河南抗战青年的爱国热情，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和民众处境的艰难，部分爱国军官对抗训班工作的支持和顽固机关的刁难、破坏，使他的神经一再受到强烈的刺激，伤心落泪，悲愤不已。现在，他被迫离开抗训班服务团，重回搬至鸡公山的河南大学，重见昔日朝夕相处的友人，更是百感交集。文中根据数月来亲历的事实，痛切地指陈当前妨碍抗战动员和损害抗战力量的严重弊端，着重抨击国民党机关中有的人口头上称救亡第一，而实际上却为争夺私利，把救亡事业抛到九霄云外，采取排挤甚至是阴谋手段打击抗战力量，如此闹下去岂不最后闹出亡国的惨剧！最后举出民众中蕴藏着抗敌救国力量的实例，表达了对抗战最后胜利的热切希望：“我亲眼看见某地若干少妇用面粉做成人形，称为日本鬼子，蒸熟后给小孩子吃。说是吃鬼子肉。……我想，如果宣传工作做得好，每个中国人都有了民族意识，老太婆摆茶摊的都会帮着做救国事业，虽然军事上偶有失败，民众定能扶助军队使他很快地恢复抗战力量。”“鸡公山风景太好了，尤其在大雪以后，雄奇而清丽，使人留恋着不忍舍去。我希望抗战能早日得到胜利，同几位朋友又坐在这个窗下，写几篇回忆的文章。”[7]
范文澜领导的河大抗训班服务团本来在河南名声极好，很受欢迎，但国民党的部门害怕它影响太大，先逼迫范文澜等几位进步教授离开服务团。不久后，范文澜即由迁到鸡公山的河南大学直接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武装的一员。战斗环境和残酷的物质生活的困难他都毫不在意，相反，他成为新四军的一员后，与部队的集体融洽无间，如鱼得水。对于这段生活，他也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敌人的炮火一步一步逼紧来，我在高山上彷徨着，找不到该走的道路。我想，跟着学校逃难，逃到什么时候才不逃呢？我决计退还聘书，跟游击队去干一下罢。我参加新四军，在游击队里当教员。
大学课堂里俨然以“讲书”为己任地教着书，确是个“匠”而非“员”。我曾在北京大学教“古历术”，说来是“颇为高深的学问”，应该是（至少可以自以为是）“值得名贵”的。某次讲完了一个麻烦问题，好像是记得春秋月食问题吧，学生某君问我，“我们学了这些有什么用？”我窘了，我说，“学校让我教这门功课，我按照这门功课该讲的讲，到底有什么用，我不知道，我想学校也未必知道。”这是一个好学生，不久因在《北大学生》上登载一篇“某大博士的矛盾研究”而失踪，听说解到南京去了。而我在游击队里以“外行”资格教书，却从没人问我“学了什么用”，反之，大树下草垛旁讲起书来，大家都聚精会神在听我南腔北调难懂得很的“高论”。于是我很高兴，当了二十几年的仅凭出卖教书技术吃饭的“教书匠”，现在竟升级当“教员”，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可以和群众彼此自由地交换智识了。[8]
从1937年秋范文澜创办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和领导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到1939年春季以后参加新四军、随部队在游击区活动，两年多时间内，他的足迹踏遍豫东、豫中、豫南广大地区，他经历了由知名的大学教授到一名党领导下抗日部队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转变，以他对神圣的抗日战争的满腔热情，以他高超的组织能力和特有的谦虚态度，以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河南抗日群众和新四军干部战士中赢得崇高的威信。关于他所受到的衷心拥护和称誉，范文澜本人从未讲过一个字，幸好有铁夫所写《范文澜先生》一文，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是范文澜一生中出于记者之手的惟一的一篇人物特写，它诞生在充满战斗硝烟的豫南游击区，发表在1939年10月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上。这篇特写一开头就称范文澜为“以前是文质彬彬的教授，现在变成了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然后，把我们带进当时特定的历史场景，豫南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的院子里，干部、战士开会热烈欢迎从前线归来的范文澜先生，他在大家的掌声中，极为谦逊地又极其重要地讲了他领导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开展抗战动员工作的经验：
是一个清朗的晚上，豫南的一个小镇上的某军留守处的院子里，布置了长凳、茶点，坐满了人，大家在热烈地欢迎着新从前线归来的老同志和范文澜先生。在一阵掌声中，范老先生站了起来，消瘦稍高的身材，一副温和的面孔，戴着深度的近视镜，操着江浙的语音，以极谦慎的口吻，开始向我们讲：
“我首先申明，我这次来此的目的，完全为了学习。好比一个小学生为了上学来的。我懂的东西很少，希望在这里好好学习些时候，更希望同志们，不客气地给些帮助，使我加紧学习。”他那诚恳、虚心的态度，丝毫不是敷衍的客套，使我们年青人听了觉得感动和惭愧。接着，他仍旧很谦虚的说：
“我在豫南前线，只担任些小工作，和一位姓马的先生（按，即马致远同志）在一起，在工作和活动上可以说惟马先生的‘马首是瞻’。假使说，在工作中有点小成绩的话，那只有下面的两点：第一，在我领导的流动工作团中，从未因男女之间的交往而妨碍过工作。这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也是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我时常对青年男女说：你们是处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生活是在非常紧张和急骤变化之中，应付自己已感不暇，假如再来个小娃娃那将如何安置呢？所以你们该忍耐一下，等到处境比较安定时，那我并不反对你们进行制造小娃娃的工作。我经常这样向他们解释。另一方面，多从工作上和学习上鼓舞他们，使他们总是在不断的紧张工作中生活着。这样竟收到了良好的成效。这是我认为有些成绩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反对‘乱打游击’的行为（即指揩油或随便取用人家的东西——铁夫注）。我以为假使在青年中酿成了乱打游击的风气，不特扰乱团体生活的纪律和秩序，而且更危险的，就是会发展成自私自利的心理，甚至种下贪污的根源；同时，也表现出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我极端反对这种行为。记得列宁住在伦敦的时候，冬天无力购买寒衣，有一天他的姐夫打算代他购买一件大衣，但他极力推辞不肯接受，后经再三劝解，才勉强答应了。我想，假使列宁是善于‘打游击’的话，那他的姐夫的现成大衣也许早给他打走了。他这样不怕苦的精神，是我们青年的模范，尤其是‘好揩油’的人所必须好好学习的。我要说的就是以上两点小成绩。”
在一阵掌声中，他坐下了。他这两点成绩据他讲虽很平凡，但对一般做救亡工作的青年说来，却是很有重要意义的事情。[9]
范文澜在欢迎会上的谦虚态度是真心实意的，他表示希望能好好在这里学习些时候，希望同志们不客气地多给他帮助是出于至诚的。在讲话中，他不谈他所领导的流动工作团在前线的危险环境，不讲大家高昂的热情和进行抗战动员所获得的效果，而只讲了两点小成绩，却是很耐人寻味的。工作团是从满怀抗日热情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中组织起来的，处在经常流动的环境中，要克服经常行军、分散到群众中做动员工作、物质条件艰苦等困难，甚至要接近火线，处境更危险，大家怀着热情而来，同时这些成员又都处于恋爱、结婚年龄，如果不是通过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团员们具有自我约束能力，男女青年间始终保持着严肃的同志关系，那么青年人朝夕相处，难免有人会做出越过同志、战友界限的举动，假如搞出娃娃来，那就会“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法继续在战争环境中活动，并且将严重损害工作团的声誉。范文澜作为工作团的领导者，一方面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向青年们讲清利害，让团员们严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多从学习和工作上鼓舞，使他们总是在不断的紧张工作中生活着，让大家精神充实，保持着高涨的热情，确实把青春的精力都奉献到抗战动员的工作中去。范文澜谦虚地讲述的这点“小成绩”，却能“因小见大”，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他对青年的关心爱护，看到他作为领导善于抓住工作的关键，也看到工作团严格的纪律。范文澜所谈的第二点“小成绩”同样很重要，因为，若任由贪占便宜的行为存在、滋长，就会造成团员中诸多矛盾，涣散组织，破坏团结，诚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蝼蚁之穴”。范文澜认真抓住反对贪占便宜的行为这一项，杜绝了团员中自私自利思想的产生，培养了集体生活的原则性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正因为范文澜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他所领导的工作团成为河南所有救亡团体的模范，范文澜本人受到工作团青年们的衷心爱戴，对此，这篇特写作了充满热情的描述：
范先生原是一位有名的老教育家，他曾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后来到河南大学当教授，是一位对中国国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抗战爆发后，先生怀着气愤与兴奋，决心为抗战服务。他首先把夫人和儿女送往陕北学习，然后，捐出自己仅有的积蓄，带了一群河大的学生，组成河大流动工作团，正当豫东战事吃紧，开封危急的当儿，他们出发到豫东豫西开始工作。后来工作区域又渐渐经豫中开展到豫南，差不多走遍了河南全省。这一个工作团，好像一个突击兵团，在河淮平原和嵩岳脚下的千百万同胞间种下了抗战救亡的种子，燃起了杀敌自卫的怒火，在宣传教育各方面，表现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工作团的纪律，团员间的团结，男女关系的严肃大方，更为人称道不置，都认为是河南所有救亡团体中的模范。
这些成绩，固然是由于全体团员的努力，但是我们知道这更因为：范先生那种老当益壮，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和他的高尚的道德，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态度，以及个人学而不厌的精神，直接教育和感动着这群朝夕相处的青年男女，他们像慈父一样爱戴他，像严师一样尊敬他，愿意永远围绕在他的周围！
有光荣成绩的河大工作团，后来不幸被迫解散了！那批青年多投入军队中和其他工作团工作，但他们仍旧保持着河大工作团的光荣传统。
范文澜因受国民党顽固机关的逼迫，离开了他所领导的抗训班服务团，这对当地的抗战动员工作固然是一个损失，但是不久后他参加了新四军，从事党领导下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于他的一生来说，则是一个重要的新起点。因为，他从此获得了机会全力以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在1939年9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请看铁夫笔下范文澜不顾日寇飞机到处轰炸，在河边树下贪婪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情景：
如今，范先生正在这活跃的小镇上，进行他的研究工作。豫南前线的战事是那样紧张，炮声隆隆，敌机到处轰炸，小镇东边有一条漫长的河堤，在密密的树林旁边流着涓涓的清流，我们看到范老先生成天从容地坐在那里阅读他所爱读的进步书籍。即使在饭馆里人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博学的教授在手不释卷，向着世界最进步的科学和人类的真理，深入钻研。
范先生是老当益壮，范先生永远是年青的，永远是青年的模范。让我们敬祝范先生健康！
这位署名“铁夫”的记者如此感情真挚地称范文澜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称他“永远是青年的模范”，表达的是中原广大抗战青年和新四军干部战士的共同心声。有趣的是，当这篇通讯在延安杂志上发表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已作出让范文澜转移到延安去的决定，这在时间上是一种巧合：我们的主人公即将要在革命圣地延安登场，恰好他的事迹先行向延安的青年和干部作一介绍，有道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不过，这一“巧合”背后，实际上又存在着深刻的必然性。范文澜由一位有名的大学教授，转变为抗战训练班的领导人和新四军的一员，他的不平凡事迹和崇高精神，正需要在党中央所在地的刊物上宣扬；而从革命事业的全局来说，更需要这位学识渊博，而又充满热情追求真理、不知疲倦地学习科学理论的优秀人才，到全国人民瞩望的抗战事业的指挥中心延安来发挥作用，施展才干。1939年底，范文澜从河南确山县中原抗日根据地出发，几经辗转，终于在次年初春节前夕，来到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