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任教于北京各大学

范文澜到北京后，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又在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在北京教书近十年间，在政治上，他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在此之前，由于天津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他一度失去党的组织关系。来北京后，他作为左派教师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教师联合会和互济会等组织，并担任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工作。1930年秋季，因阎锡山、冯玉祥反对蒋介石，9月间，谣传蒋介石派人到北京联络浙江籍教授，阎锡山派宪兵搜查。在范文澜住处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被逮捕入狱。经蔡元培和北大其他教授联名营救，被捕两周后获释。出狱后，仍在北大任教，作为兼职讲师。他在学校中的地位已不能与专任教授相比，但由于他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受到进步学生的爱戴。1930年冬，北大的进步学生创办《北大学生周刊》，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范文澜被聘为首席顾问，热情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

1932年暑假，父亲去世，范文澜回绍兴料理丧事。回北京后，受聘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次年，任院长。他原住在东四月牙胡同，后迁居小取灯胡同。他的住处事实上成为北平地下党组织与左派团体的教授、作家们的秘密联络点。1932年1月，鲁迅因探望母病来北平，受到北平文化界和学生的欢迎。当时在师范大学任教的钱玄同拒绝他到师大讲演，说“我不认识姓鲁的”，两人原是同在新文化阵营向旧势力英勇冲杀的战友，十四年后却因一个前进、一个退隐而成为路人。而原先对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战斗呐喊不理解的范文澜，现在却成为鲁迅思想上亲密的同志。范文澜于11月24日邀鲁迅来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是日，鲁迅由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陪同到校，以《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为题演讲四十分钟，听众逾三百人。当天晚上，鲁迅在范文澜家中吃便饭，与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左联、社联等八位同志会晤。这是鲁迅第一次会见北平文化界的左派团体人士，向他们介绍了上海左联的情况并建议创办北方的左翼刊物。《鲁迅日记》1932年11月24日所记：“下午范仲沄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约四十分钟。同出，至其舍晚饭，同席共八人。”即记此事。这年12月，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在上海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1933年1月，杨杏佛来京筹办北平分会，范文澜积极参加筹备工作。1月30日，北平分会成立，胡适、成舍我等九人当选为执行委员，范文澜为候补执行委员。1932年曹靖华由苏联回国，范文澜本人早已受特务怀疑，却甘冒风险，聘请他到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34年8月，范文澜再次以共党嫌疑被北平宪兵三团逮捕，解往南京警备司令部拘押。当时在南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出面营救，由北平各大学教授二十余人联名保释出狱。他被监禁四个多月，1935年返北平。他继续受到特务监视，不能再在北大等校授课，只能在外国人办的中法、辅仁大学任教。[57]

两次被捕，使范文澜一再经受了生死考验，反动当局的逮捕、监禁不仅没有使他屈服，反而使他更加坚强。他的自传文章《从烦恼到快乐》中专写了“请参观小屋”一节，以诙谐的笔调，表达他对反动势力的蔑视！文中说：

我自信是一个老实“学究”，整年整月抱着书本上课堂讲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换大米饭吃，对兴风作浪、满身长刺猬毛的“老爷大人”们，采取“敬而远之”态度，不敢恭维，但也并无冒犯。而他们仍总是疑神疑鬼，好像不相信我。正当头等汉奸汪精卫在北平闹什么“扩大会议”那一年，“茅庐之中”，被宪兵忽然“枉顾”，口称司令来请，我连同来我家闲谈的七八个青年学生鱼贯前去“参观”木栅子小屋。还好，仅仅两个星期，汪精卫等从北平滚滚而去，我自然也从木栅子小屋滚出来，他们滚来滚去，当然有他们的兴趣和道理，我这无端滚一下，真是不知所犯何罪。“九一八”以后中国明明止有抗战一条道路，我虽是个“学究”也还懂得不抗战就要亡国。而什么“国联裁制”，什么“长期准备”，什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那一大套，后来却竟摸下面皮，毫不客气的严禁谈论抗日。他们如此如彼的玩把戏，顿把我“老学究”气得瞪眼大怒，我细心考察，切实证明了（像两直角等于一百八十度那样证明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言行一致，想救自己免当亡国奴，理应对共产党以及好青年表示亲近，于是乎我“老学究”又被宪兵请去。这一请是比前次进步多了，一是路途远了，“从北平，到南京”，二是木栅子小屋变成铁栅子小屋，木器进到铁器了。总算运气好，在“我要抗日，不知其他”的立场上，在“内抗强权，外搬救兵”的策略下，居然还能从铁栅子小屋里滚回北平。不过蛋欲静而滚不息，接着又从北平滚到开封来。当然，我这一滚，还是不知所犯何罪。没奈何，勉学阿Q精神，聊以解嘲道：“滚来滚去，在这鸡蛋世界，没有滚出血来，总算运气。”

1932年，范文澜请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曹靖华到女子文理大学任教，堪称是“大义大勇”的行动，由此曹靖华对范文澜的高尚人格和深厚友情刻骨铭心，两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当时的北平，处在国民党反动政权残酷统治下，特务横行，进步人士随时有被监禁甚至被杀害的危险。曹靖华刚从“赤色之乡”苏联回来，随时都有可能暴露身份，则不但本人遭祸，且会累及别人，因而感到处于“血淋淋的白色恐怖下”而惴惴不安。范文澜却不顾可能祸及自己“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身份和人身安全，毅然决然聘曹靖华到学院任教，在危难面前显示出他高尚的同志爱和置个人安危于脑后的崇高品质。在范文澜逝世十年之后，曹靖华撰有《往事漫忆》一文，详细追叙当年危险的情景和感激万端的心情，是我们了解范文澜对革命事业、对同志一片赤诚之心的珍贵材料。曹靖华作了这样深情的回忆：

当年啊，国民党反动派对斯大林的苏联，封锁之严，正如鲁迅所比喻的“比罐头盒子还要严密”。那时像我这所谓“是非之人”，从那所谓“是非之国”回来，天地之大，实无容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仲沄同志却不避艰险，毅然敢于把我引进大学讲堂，其胆识，确实不凡，非独我个人不胜铭感而已。

当时，杀人“魔王”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任北平伪宪兵三团团长。那时谁要落入宪兵三团的门，极少活着出来的。当年回国前，我原定先到上海的，谁知海参崴、上海之间无船，只得乘一只天津的运木料的英国船，到了天津、北平。到北平后，就既来之，则安之吧，先停下再说。朋友们马上给我送了一个封建意味极浓的雅名——张敬斋，并通过私人关系，把我安置到现在的小汤山疗养院。

“好景不长”，我进这“天堂”不到三天，就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飞机的轰炸。这一炸，就又把我炸回城了。事后得知：抗日部队吉鸿昌，和我同时到了小汤山，因为吉鸿昌不但抗日，而且入了党，所以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就派机追踪轰炸。而我却“适逢其会”，恰恰碰上了。

炸弹把我从小汤山一赶回城，仲沄首先来看我，一见面，就满心狂喜地说：

“恭喜！恭喜！真真特大的喜事！从鬼子的炸弹下，全家活着回来了，难得，难得！万幸，万幸！闲话少说，上我那里教书去吧！……”

我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四顾茫然，简直是在作梦。那时，他刚刚接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在血淋淋的白色恐怖下，即便是“道义之交”，一听到我这“是非之人”，从“是非之国”的红色苏维埃国家回来，都避之唯恐不及了，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避我，还敢请我去教书。我狼狈万状地回谢说：

“像我这样的人，连门都不能出，怎么还能去登台教书呢！”

他不待我说毕，就把我的话打断说：

“没关系！你出国久了，名字虽有人知道，可是名字和面貌，却很少有人能对起来。社会上都还以为你在国外没回来呢。你换个名字，我知道，你知道，保险什么人也不知道，你尽管教你的书好了……”

这样，我反复考虑之后，就把中学毕业后，早就废弃了的，谁也想不到的旧名字再起用起来，到女子文理学院教书去了。有时碰到这事：课间休息时，个别同学偶然谈及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偶尔涉及我的译作和名字，却不知道对谈者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学孟老夫子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法，金蝉脱壳似的，含糊其词地摆脱了。[58]

文中还写到一对精致的小红灯笼的小故事，借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窥见范文澜胸怀之博大和感情之丰富，面对反动势力的压迫他是那么坚强，而对同志的家庭和孩子，他又那样充满慈爱和温暖之情：

二次回国后的第一个元宵节，仲沄兴致勃勃地亲往东安市场，选购了一对精致的小红灯笼，送给我五岁的孩子。我把它挂到我书房中间天花板的吊灯下，一直挂到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入城，我弃家离平时，还依然挂在那。那对小红灯笼啊，不禁勾起我一句古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仲沄一生，就具有这颗赤子之心的。[59]

在北京各大学任教的九年，又是范文澜生平著述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他由此而成为享誉士林的国学名家。紧张繁重的授课负担，特务跟踪、反动当局监禁的恶劣环境，都阻碍不了他著述的文思与热情。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包含两种类型。一类是继承原先北大的国学传统，以其在南开大学讲授国文课的各项内容写成的讲义为基础，进一步整理、补充、修改而成的国学范围的著作。计有：《文心雕龙注》，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上册，1929年9月；中册，1929年12月；下册，1931年6月。其后，于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修订本）；《正史考略》，1931年1月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群经概论》，1933年10月北平朴社出版。这三部论述传统学术经、史、子部的著作，代表范文澜早期国学研究的成就。还有一部《诸子文选》（此为所题书名，但序言仍标《诸子略义序》。著者在193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顾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史学年报》第3期］中提到此书也称《诸子略义》），系1928年由京师大学校文科出版课印行。“本书的内容并非诸子文章的选编，而是对诸子学说的评介。自‘孔子以前的文化’至两汉诸子，并论及魏晋清谈与‘文心雕龙诸子’。他认为先秦诸子流派只有儒墨道三家，其他都是三家的支派。墨家有‘别墨’，儒家支派也可称为‘别儒’，刑名出于道家，不应‘别立法家’。对两汉诸子的评论，如论《太玄》《昌言》等，也多发前人所未发。”“序言中指出‘自儒家独行于中国，学术消沉’，由于‘学定一尊’。他赞颂‘方今世运更新，数千年来思想之桁杨一旦尽解，学问不受政治之迫压，各得骋其才智，钻研真理’。此书未经出版社出版发行，因而流传不广，仅在北大师生中传播。”[60]范文澜当年还应有一部文学史讲义。据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文中所述：“范文澜在京津各大学以及后来在河南大学都曾讲授过中国文学史，有讲义印行。吕振羽曾几次和我说起，他早年读过此讲义，颇为赞赏，嘱我设法找到。我曾就此事问过范老。他说当年确曾印过这部讲义，但印数不多，他手边早已无存，不知下落了。”[61]此外，还有一部《水经注写景文钞》（北平朴社1929年8月出版），则是通过摘抄《水经注》的优美写景文字，表达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希望铲除人间压迫剥削的理想。以上属于国学研究范围的著作，我们将在第四章作专门讨论。

又一类著作，则表明范文澜这一时期已开始进入把著述与唤起民众觉悟、进行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结合起来的崭新阶段。这就是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