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徐文荣：我的“三农”赤子心

在拜访徐文荣先生之前，我们深入接触过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大多出生在1925年至1945年之间，经历过满目疮痍的战争时期、沧桑巨变的建国时期、春回大地的改革开放时期……最初的乡镇企业家也好，国企掌门人也罢，他们的魄力、格局，他们的思想、睿智，还有家国情怀、使命感、企业家精神、人格魅力，都是很难超越的。在一生所践行的事业中，他们各有不同。徐文荣先生最不同之处，便是将一生奉献给了农民，奉献给了中国的“三农”。

2019年的5月和8月，我们往返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与位于浙江省东阳市中南部的横店镇，听取徐老先生为我们回忆他这一生的“三农”赤子路。本文根据徐老先生的口述整理而成，原汁原味地呈现，以飨读者。

“为什么富的人家那么富，我们穷人却这么穷”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吃不饱，后来举家从东阳北乡迁到了东阳南乡。我们初级小学学制四年，每年读两册，一共八册。从第一册到第七册，我在学校都是第一名。读到第八册的时候，我弟弟意外去世了。因为这件事，我大病了一场，初小第八册就没再读。高小第一册我也没去读。

后来，一个同学劝我说，凭你的学习基础，你只要努力读书，绝对跟得上。于是，我身体好一点了就接着认认真真地读高小第二册，后来我考了第六名，读第三册时我考了第三名。读到第四册的时候，我又生病了，而且因为家里穷，要在家里帮忙，就没再读了。

生活很穷苦，这让我对农民要富起来有很强的信念。我家旁边住了一家富人，他们是做生意的，卖火腿，很有钱。我妈妈和他们家夫人关系很好，就带我去她家玩。她家的火腿在太阳暴晒下，油一滴一滴落下来，我妈妈就让我回家拿碗去接油，接起来拿回家炒菜用。

那时我就想，为什么富的人家那么富，我们穷人却这么穷。这个问题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家没土地，只能靠做小生意为生，柴米油盐全要花钱买。横店有个大米市场，我们就从那里买米。那时候人工舂米，三分之一是带壳的，吃饭的时候，一般要丢掉带壳的，但我们不舍得，就剥了壳吃。这已经是最好的饭了。那时候隔天才能吃一顿大米饭，其他都是稀饭。

到了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让我去学木匠手艺，我很听话，就跟表哥从横店一路走到东阳拜师学艺。路很长，脚走得很痛。路上看到一条河，水是倒流的，我很好奇，便问表哥水为什么是倒流的，他说钱塘江的大潮，潮水就是倒流的。后来，我们坐上了去师傅家的船。我看到船家在河里淘米、洗菜，甚至连马桶也倒在河里，水很脏，但我已经感觉很满意了。

当学徒的时候，早上喝稀饭，中午吃米糕，我特别满足。但跟着师傅学做木匠有个规矩，当师傅吃完放下筷子，徒弟也要停下来，绝对不能再吃了，所以我经常吃不饱。

“我很勤奋，非常勤奋，什么工作都干过”

16岁下半年，每天“一稀两干”，吃得很不错了。我真不想回来。结果半个月以后，听说打仗了，家里就让我回横店。后来，横店解放了。我想参军，就冒充18岁，报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当时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朋友，他个子高，我个子矮，他被选上了。后来我去问解放军，我为什么没被选上。他笑笑，叫一个士兵拿了把枪过来，让我背着，结果枪拖到了地上。他说，你的枪背起来都拖到地上了，怎么去打仗呢？所以我就没去。

后来村里办夜校，需要人手教本村人识字、算术、打算盘。实际上我识字也不多，但我爸爸教过我算术，我算术很好，所以我可以教别人算术。但我还是有些不甘心，就从报纸上学字，自己努力学会了再去教大家。18岁上半年，我学会了1500个字。那时候爸爸说，家里这么穷，还是要找份工作。

有人推荐我去当教师，我说我当得了教师吗？他说我夜校的教师都当过了，应该行的。我有些没信心。当时，我们区委书记是山东人，刚从东阳到横店，看到我这个人很灵光，叫我跟着他当通信员，我高兴极了。后来横店成立了供销合作社，供销社主任点名要我到供销社。最终我不想离开横店，就到供销社了。

我很勤奋，非常勤奋，在供销社干了三年，什么工作都干过。先是在杂货门市部，后来调到肥料部卖肥料。我晚上要到各个村去宣传、推销、订购，路很难走，而且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去。再后来，我又被调到金宅供销社，但有时候还要回横店这边帮忙，晚了就不能回去了。

有一次，我到横店帮忙，太晚了没有回去。第二天，金宅供销社被盗了。钱被盗了，我的衣服也被盗了，他们却说是我“监守自盗”。我哭了，不想干了，说要回家种田去。我们主任很好，劝我说总会查清楚的。我听了他的话，又干了不到两个月，这案子查清楚了。原来是那天晚上代替我在金宅供销社值班的小伙伴偷的，他承认了。

我经济没问题，思想也很好，积极性很高。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出色，商改、统计工作都做得好，慢慢就被提拔起来了。那时候供销社经理是国家干部，营业员不是国家干部。那时刚宣布我任经理，就接到县委的通知把我调到东阳“肃反”办。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我很努力。

因为工作完成得好，态度积极，我24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组织部门让我去东阳县安文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主持工作。那时候当个副主任是很了不起的了。但我说我不懂农业，农村工作没干过多少。有人就说，这是组织要重用你、提拔你，你是培养对象，就得服从组织分配，去了好好干就是了。

“从当党支部书记开始，我就知道只有农民富起来了才算富”

那时农村是一种什么状态？吃不饱，饿肚子，劳动很繁重。当时我的工作之一是给县里汇报数据，但是我不想讲空话，所以我决定不干了，打报告回家。结果上面没有同意，后来调我去当团区委副书记、东阳团县委委员。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亲眼看到很多人饿得吃稻草、稻根，吃下去还要去劳动。“浮夸风”还是很严重，我跟区委书记说，我干不了，要回家种地去，书记却派我到省团校去学习三个月。

在省团校学习的时候，中央开了庐山会议，从反“左”变成反“右”。当时很多年轻干部下放回农村了，我听到这个信息，也写报告申请回家。回横店后，我带着村里人去上海收“马桶砂”做肥料，然后换玉米，获得了村里群众的认可。大家希望我来当支部书记，不过却接连遇到了“小四清”“大四清”运动。^[1]

一次在学习的时候，我对“大四清”工作组组长说：“我想问你一下，什么叫社会主义？是不是吃的是油，穿的是绸，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是社会主义吗？”

他说：“是啊，你很懂。”

我说：“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横店土地很少，老百姓靠种地吃不饱。比如我家，一户五口人，我们夫妻两人有一个三岁的儿子，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年收割大麦能分到103斤，而早稻从种下去到收割至少需要100天，五个人103斤大麦要吃100天，如果不做点小生意，又没有自留地，能吃饱吗？这叫社会主义吗？”

组长听了很生气，马上要批判我，但我觉得自己没有错。

从1963年到1970年，受“文革”的影响，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到了1970年，上面有指示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各地恢复党组织，他们又要选我当大队支部书记，老百姓也请我当书记。我对妻子说，这是老百姓请我当，他们拥护的事，我要去做。

我当了支部书记后，就想办法让大家过好日子，带领大家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整理田地，去衢化买氨水提高粮食产量。一年时间，粮食年亩产量就从700斤提高到1500斤。另外，我们还种桑养蚕、开农具厂、办五金厂等，副业队还纳入了木匠、石匠、理发匠、修鞋匠等。社员的分红从原来每工分两三毛钱，提高到每工分七八毛钱。日子过好了，老百姓高兴极了。

开会时我对大家说，我们再奋斗一年，保证“两干一稀”，饭后再来一个水果。老百姓大笑说，这是神仙生活，有那么好吗？我说只要我们肯努力，就一定能达到。总之，农民的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从当党支部书记开始，我就知道只有农民富起来了才算富。

“我们办企业，从一开始就抓住‘三农’不放”

1974年底，人民公社让我去办丝厂。当时我做支部书记干得很有劲，也帮助自己村里的老百姓富起来了，就不愿意去。结果组织不同意，一定要我去。

虽然一分钱都没有给，但我们很努力把丝厂办好了。三年过去了，规模扩大了，利润也高了。我们请师傅到横店来给农民做培训，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后来全都带动起来了，从丝厂到轻纺工业都成功了，内销和外销也都在做。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看到轻纺业有下滑趋势，就调整了产业结构，开始做技术含量高的磁性材料，办起了磁性材料厂。工厂赚了钱，我们就用来修建基础设施，修路，造桥，改造了南江，横店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们办企业，从一开始就抓住“三农”不放，那时候政府还没提过。后来改革开放，政府才提出来，要发展“三农”。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过好日子。钱放在口袋里没用，要拿来发展生产、做好事。

后来统计，我经手办过700多家企业，其中有的关门了，有的生存了下来。这期间，我们也升级了，提出必须走高科技发展道路的思路，以及“多元化发展，专业化经营”的口号。

1994年，新华社发表文章说，横店已经解决了“三农”问题。但是我知道，要完全实现农业变工业、农民变工人、农村变城镇这三个转变，光搞工业是不行的，因为工业无法吸收全部劳动力。

我到深圳去考察，发现他们的旅游搞得很好。我就想搞文化旅游产业，让大家都找到挣钱的机会。就这样，我们用四荒地建设了影视基地，带动了旅游，让老百姓富了起来。

我们把农村变成城市，也是被逼出来的。那时候，路不行，电没有，困难重重。用电的电线，我们都是用高价买来的。每一个工厂，都要买很大的发电机。

后来，我积极邀请东阳县供电局到横店来建变电站。你没有土地我给你，没有指标我给你，投资分红也给你，这样才让横店有了电。建程控电话机房也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刚开始走向国际，外商都来订合同了，但给厂里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人家说和你们做生意太累了，电话都打不通。我听说东阳有可以建程控电话机房的，就花大价钱请他们来，在横店建一个。难啊，搞企业真难。我如果不是为老百姓负责，也很难做到这些。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

1988年，我们办的工厂很多了。东阳市委书记说，你们要试点改制，转为私有制企业。我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我说我不要个人发大财，一个人富不算富，每个人都富才算富。我就是这个想法。

1993年，又有很多人劝我改制。有人说，你改制了可以拿10%的股份，值几个亿，但我坚决不改。

我跟当时的省委书记李泽民书记说，现在到处在刮企业改制的风，他们都劝我改制，但我不想改。我个人没有横店集团的股份，政府、员工、群众也都没有投资，所以都没有股份。这个企业是大家一起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当时什么也没有，我们申请贷款、打借条、动脑筋、搞市场，经过努力，我们搞起来了。现在企业做大了，叫我们分掉，这是对党、对老百姓不负责。我想，要想大家富，集体资产必须要在。我办企业是要在横店生根、开花、结果的。

李书记说，你自己决定好。那么，这个模式叫什么呢？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社团经济，宗旨是“四共”，即共创、共有、共富、共享。横店集团是社团成员共同所有，但不能个人占有。

钱赚来做什么用呢？横店要造“东方太阳城”。什么是东方太阳城？就是像太阳一样，它的光芒永远普照大地，带动老百姓致富。

我们集团和别的民营企业不一样，它们很多是私人企业，是个人的、股份制的或者家庭的，而我们是社团成员共同所有。它们对国家贡献有两大方面，一是缴税，二是劳动就业。但劳动就业贡献占比不是很大，一个企业能够解决几千人、几万人就业就不错了。而我们是全民就业，这是不一样的。

“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支持老百姓通过劳动持续赚钱”

1994年，横店人均年收入就达到4700多元，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老三农”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我搞了50多年，把它解决了。现在幸福指数调查结果出来，2017年，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5万元，基本每户人家都有汽车，其他各项指标也都很好。我们实现了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民到工人、从农村到城镇的转变。现在我们要解决“新三农”问题了。如今中央强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两年前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领导说，中国农民这么多，还有3亿多农民进不了城市，也进不了城镇，想要2020年全面达到小康水平，谈何容易？政府要帮助贫困地区创办民营企业，带动他们就业、致富，这是最根本也是最好的办法，就地消化，就地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召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开会，说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他再三强调全面支持民营企业，现在已经在做了。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的影响，不少民营企业还是在不断关门。我们横店很好的，今年（2019年）税收比去年增加6亿元。

最早提到“三农”问题的，是邓小平，但是那时没那么明确。“农业变工业、农民变工人、农村变城镇”，这是具体道路，是我们提出来的。现在中央对农村、农民、农业很关心，我们又提出了要求更高的“新三农”：横店的农业永远稳定，横店的农村永远美丽，横店的农民永远幸福。具体怎么操作呢？

农业永远稳定。横店土地有限，基本被我们征用完了。每一亩土地的征用费开始是3万元，后来增加到5万元。我们劝说农民不要一下子把征用费领完，不然子孙后代就没有饭吃了。我们提出，把征用费存在横店集团，由集团每年发给农民每亩1000斤粮食，保证子子孙孙有饭吃。同时，60岁以上的农民享受失地农民保险，每年每月都可领到两三千元保险费，过年时还享有集团发放的生活补助金。这样做农民既有饭吃又有钱用，家家户户都很开心，生活永远有保障了。

农村永远美丽。以前是工业和影视文化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农民都去搞第三产业，房子造起来出租，都赚钱。那是老思路，这次新农村改造，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中央提出旧村改造，全面建设新农村，趁这个机会，横店要节约、高效利用土地，向高楼发展，我们要改成六层半或七层半小楼。我给政府领导建议，政府领导听进去了，说七层半可以，但不能打破老房子原来使用土地的指标。我说好，不打破，就造七层半。同时，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要做到规划整齐、保持美观、生态宜居。我们企业是助推政府搞“三农”，为什么敢担这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为老百姓着想。

农民永远幸福。要想农民幸福，必须先带动农民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我们积极响应，可是由于有关因素制约，“活起来”难度很大。2009年，我提出推翻文博领域“三座大山”，2010年又提出“十条意见”，目的是改变全国数千万收藏家（爱好者）“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的窘境，繁荣我国文博产业。为此，我们着手在横店创办一个集收藏、博览、鉴定、评估、拍卖、交易、培训、研究、修复等十大功能于一体，金融化、进出口、线上线下文化艺术品生态圈全面协同发展，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古玩艺术品综合平台。我们有这个自信。目前，我们已在实施首期展览交流中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带动更多商旅客流，老百姓餐饮、民宿生意都会好起来。还有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也在积极筹备，争取让横店成为国际国内会议会展的首选地。总之，“全域旅游+全民旅游”才能带动老百姓致富。

有人问，你们是搞企业的，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些事情，把自己的企业搞好不就行了？我们就是想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别的要求没有。但是难啊，做好事都难！关于“新三农”，我提出两个目标：到2025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0万元，其他方面也都跟上去；到2040年，人均年收入达到20万元，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企业不要那么多人了，大家到哪儿就业呢？可以到影视文化产业这边来。所以，即使很多企业关门了，宾馆、民宿等还可以赚钱。因此，我们提出全域旅游、村村旅游、全民旅游，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支持老百姓通过劳动持续赚钱。

2017年，中央多个部委联合课题组来横店调查幸福指数。各国政府都在用这个考核指标。北欧的幸福指数高，那么中国呢？幸福指数高的城市不多，但我们横店的幸福指数超过了北欧、国内香港特区和其他小城镇。过去的三大明星村，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都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不是用分钱的办法，只有老年人每年过年的时候按年龄、分等级领取补贴。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能持续靠劳动挣到钱，过上好日子，享受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如今，我们这里“横漂”8万多人，他们都要租居民的房子住，我们就出钱补贴居民搞民宿。大家富起来了，文化生活就丰富了，生活幸福感、获得感也就提高了。农民永远幸福就不是梦。

[1] “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大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2] 新华网．听，习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怎么说？［EB/OL］．［2016-04-1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3/c_11186056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