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世文献中的“君子”

那么，这种对“君子”的认识，在其他的传世文献中是否也可以通用呢？首先在《尚书》中，可以见到以下的“君子”和“小人”的对比。

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虞书·大禹谟》）

这是就有苗的无道进行论述的一段，意思为本来应该是在位者的“君子”却在“野”，相反，本来应该是在“野”人物的“小人”却就了上“位”。因此，此处的“君子”能理解为居上位者的意思。可以说这是一个把“君子”的本来意思很直接地表达出来的例子。

像这样的表达了“君子”本来含义的例子，在《墨子》中也可以见到。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尚同中》）

此处“王公大人士君子”，也是表示为政者的身份。根据以上这段记载，具体相当于“君子”的并非王和君主，而是卿大夫和士。

在“君子”表示居上位者这一点上，以下《孝经》的例子也是同样的。

子曰：“……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圣治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广至德章》）

前者叙述了君子的言行带给民众的巨大影响。用适当的言行“临其民”，民众就会敬爱为政者，政令就会得到实行。后者论说了君子教给民众孝悌的重要性，以引用诗歌的形式，把“恺悌君子”表达为“民之父母”。两者都是作为统治民众的居上位者（为政者）的君子的例子。

此处的君子，具体是指国家的重臣（卿大夫阶层的人物）。在并非指君主自身这一点上，《孝经》中以下的例子可作参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事君章》）

从章名就可推测到，此处的“君子”是指处于侍奉“上”的立场的人物。其中论述在侍奉君主之际，只有竭力尽忠或匡正谬误才是君子。这可以说正显示了作为从政者的君子。

那么，在记录孔子的言行最多的《论语》中，“君子”是如何理解的？关于这点值得注意的是，桥本高胜在《从天罚到人怨》（《天罰から人怨へ》，启文社，1990年）中的如下见解。即，《论语》的“君子”言说，有必要分为向“君主”期求“君子”和向“在野人士”期求应该出来做官的“君子”两种情况，分别看待。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君子”的原义是君主，后来变成了指在野的具有高尚人格者这种见解。

那么，能否把《论语》中的君子，如此明快地分为两类呢？如果仔细分析《论语》就会发现，还是应该理解为“从政者”的例子居多。下面就列举这方面的例子。

①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②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

③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④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

⑤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

①是有关郑国的子产的评论。孔子列举了君子的四个主要条件，虽然是间接的，但内容是把子产作为君子来表彰的。②认为足以托付“六尺之孤”即幼小的君主的人物才是君子。这也是在预先假设了有能力实行摄政的重臣时的论述。③是说，和隐者相遇的子路对隐者评论道，这种隐居生活缺乏社会性，君子之所以出来做官，是欲行使社会的大义。该评论的背后，也存在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为君子这种意识。

作为从政者的君子形象更加明确的例子是④和⑤。在④中，首先论述了君子在得到民众的信任后役使民众的必要性。接着论述“信而后谏”。也就是说，君子在作为治理民众的为政者的同时，也是侍奉上司的臣下。可以说正是假定了作为从政者的君子。

在⑤中，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孔子在回答中，列举了“尊五美，屏四恶”的要件。更具体地说，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一样，将这些要件作为君子的姿态加以说明。此处分明将君子理解为“从政”者。

而明显将君子作为君主的例子却几乎未见⁽⁶⁾。而且，《论语》中的君子是否单指在野的具有高尚人格者也很值得怀疑。看上去似乎可以如此理解的例子，其实还是理解为上述的“从政者”比较妥当。实际上，这个观点从其他学派对儒家的批判也可以得到证实。以下为《墨子》的例子。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非儒下》）

墨家抓住儒家“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的言语，对儒家展开了严厉的批判。

本来服侍居上位者而尽忠，服侍双亲而尽孝，遇善则赞，遇过则谏才是人臣之道。而所谓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则是极端消极的态度，隐藏余力，不能说是在尽忠。

墨家是在“君子”为“人臣”的前提下，作出如此论述的。墨家并非就君主或在野的人格高尚者进行论述，而是设定为在朝廷中接受君主下问的臣下，对儒家进行批判。

从墨家的这一论述，也可以推测到儒家的君子是被理解为从政者的。儒家集团认为如果被起用为其他国家的重臣，参与国政，就可以实现儒家的理想。因而，儒家把“义”作为君子的要件，尤其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此处的“义”，已经不只是原有的正义的意思，而是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儒家所认定的理想。儒家在他国做官，在成为从政者之际，并非准备去为其国或其君殉死，他们在根本上还是尊重儒家的理想“义”。“义”之所以作为君子的要件受到尊重，正与儒家的这种姿态密不可分。

也就是说，可以推断在《论语》中，反映了儒者自身作为“君子”即“从政者”，参与国政这样一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