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欧洲过去的历史提供一个轮廓。我的出发点就是几年前在我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所说的关于欧洲的内容，本书的结构对此也有所反映。本书有些地方会重复早前那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如果我对某一特定话题没有改变想法，并且不觉得多少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的话，我也不愿意重复自己的观点。如果我想到的这些观点仍然正确，那力求做些简练的修改似乎也毫无意义。但是所有读过那本书的人在阅读本书时，会从中发现很多新的不同的观点。

我希望我写的是一本有用的指导用书。当前，“欧洲”一词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我不想攫取政治家的角色。在接下来的言辞中，我不想对“欧洲”一词作任何特别的回应，只有一点就是：谨慎对待其含义。我们甚至经常还无法就欧洲人是谁或者（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共有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问题的答案总是“因时而异”，这样的问题需要历史的回答。历史确立了大部分欧洲人自我认知的很多方式（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也值得我们努力去了解在拥有共同的经历之后，很多欧洲人身上留下的究竟是怎样的感觉。

我们现在试图认识历史的意义并衡量历史对现在的重要性可能比过去这么做要合理得多。最近的时事也已表明，我们是如何经常性地被周围爆发（或反复爆发）的历史事件所震惊。历史总是被人遗忘，这在爱尔兰就表现得很清楚。其实没必要指出这一点，但是现在历史在家庭和学校中受到的关注比过去要少得多，这让我们比过去更加脆弱。就在几个月以前，我读报纸的时候看到有报道说现在有些英国皇家空军官员都不知道不列颠战役。更加悲惨、残酷的是，正是对历史的遗忘促使波斯尼亚（Bosnia）遭受了五年的不幸。

促使我写本书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出版商大卫•阿特沃尔（David Attwooll）的邀请。除了最正式的目的以外，他不用对本书中我选择的任何个人观点负责，但我很感谢他能给予我这次机会。有人可能会认为每次叙述历史，最后都证实了其中固有的一个现象，就是阻碍对历史的理解。描述历史往往会把历史过分简单化，尤其是通史，更容易遭到这方面的不利批评。本书显然是一部通史。即使是本书高度概括的六卷中的最后两卷，虽然作为对全文的进一步细分，空间上比前几卷更自由一些，但每卷的叙述也都跨越了半个世纪左右。当有些读者发现很多重要的话题没有收入其中时，他们肯定会很失望。在约100万字的叙述中，肯定很难为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找到足够的空间。

我有时候试图最大限度地把信息压缩进来，但我不想过多地对它们加以强调。除非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事例中，一般情况下历史数据都应作图解说明或明确标示，而不是给出一个巧妙估算出来的范围。我们不能过分相信这些数据。即使是最好的数据通常也只是比较接近的估算，其使用的地方不同，效果也就不一样。我曾经想依据值得信赖的权威人士，但即使是他们也不得不运用一些不精确的数据。切尔诺贝利（Chernobyl）灾难发生10年以后，科学家们仍然无法确定其死亡人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是，各种“权威”慷慨地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数据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他们能够确认1991年7月印度人口的数量不是8.5亿乃至8.66亿，而是精确的866 351 738人），因此如果我们估计目前地球上生活着的人类数量在5 000万左右，那将是很愚蠢的行为。同样，我们往回追溯得越远，所得到的资料往往就越不可靠。我希望我能达到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我能用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估算数据来指出相关的数据比较的重要规则。

朱莉•格哈迪夫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帮我输入本书的部分书稿内容，但她对我没有一点抱怨（尽管我不知道她的家人从她那里听到的情况是怎样的），我谨对她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本书的编辑安妮•露西•诺顿，忍受着各种批评以及很多其他的问题，但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她仍然对我充满善意，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我从未视之为理所当然，并衷心地感谢她。我还要感谢她的同事们所提供的专业帮助。最重要的是，我要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家人对我表现出的宽容与耐心，他们被迫接受了我的作息时间表，而我的作息时间与他们期望的通常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本书需要有正式的献词的话，那我要把它献给几年前匆匆离世的一位朋友——诺埃尔•萨尔特。50年前他就已经是一位热忱的亲欧盟者了。无疑，他会不赞同这些篇章中的很多内容（对此我毫无疑虑，因为他对朋友的观点从来都是坦率批评，没有保留的），但我想如果本书问世了，他应该不会感到遗憾。因为此处可以很好地记录我跟他之间从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的感情，我们认识的时候都还是学生。

J.M.罗伯茨

199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