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一方的社会

约翰·肯尼迪以为只要水涨一次，所有的船都会为之升高，结果证明这个假定是错的。即使所有的船都移动了一点，但有些船就是要比别的船蹿得更高一些。一味地追求效率，将导致社会偏向少数，偏离了社会大众。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可能变得更有钱，但组织规模并不一定变得更大，意思是说，国家即使变得更富有，工作机会也不见得会增多。其实一个社会若要保持每年3%的经济增长，或许就必须提高5%的效率，才可能在全球的竞争环境中保有竞争力。

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异，即是消失的工作。实际说来，一个国家为了要变得更富有，就必须让它的企业变小。缩小规模虽不可能产生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追求效率的驱动力，却很可能腐蚀掉当初因推动效率文化而设计的一切，因为利益既没有为社会大众均享，成本也未曾平均分摊。企业所熟悉的20/80公式（也就是说20%的产品往往产生80%的利润）似乎渐渐适用于市场社会：20%的人似乎已经产生，也得到了80%的额外财富。

一个颇具竞争力的企业很快就会抛掉80%利润较低的产品或消费者，如此才好集中精力在较高的20%上。虽然有些人很希望这样，不过人类社会却不能如法炮制，不能就此抛弃不太有生产力的人，但也不太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只好让他们继续在困境里挣扎，或是提供给他们短短的“教育阶梯”，并且希望他们会开始往上爬。

若要忘了20/80的社会，情况或许会更糟。以下的数字是由戴维·科顿（David Korten）在他的《当企业掌管世界之时》（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一书中所列举的：

●　1989年，全美1%收入最高的人，每人平均赚559795美元，这些人的所得超过占总人口40%的收入最低的人全部所得的总和。

●　1992年，全美收入最高的1000名总裁的平均收入是一般工人薪水的157倍。

●　1993年，《福布斯》杂志列出400名富豪的财产净值高达328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与斯里兰卡四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　全世界70%的贸易由500家企业掌管。

社会不会长期容忍位居顶层1%的人赚的钱比底层40%的人更多，这40%的人最后会奋起反抗。

英国的情况有些不同。1996年11月，一份星期日报刊登出一张图表，比较了几种职业与重要人物每周的收入。图表脚注说：“为了将所得最高收入者囊括进来，顶端的比例尺已经缩小，否则我们将需要多达1400页的报纸。”

1996年，英国夸耀自己是欧盟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速的国家，然而那一年大家也才得知，1993年竟有17.2%的英国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只有全国平均值的一半。17.2%的数字比10年前的14.3%要高，比中欧三小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高出5%，也高于欧洲4个最贫穷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与爱尔兰）之外的每一个国家。如果全国效率的提高是以更多人变得更穷为代价，它真的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