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明实践”与中国城市文明研究

把文明城市作为基于“文明实践”的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新视域，既是对中国城市文明的一种历史审视，又是对中西方城市文明不同的向度、不同历史价值的一种反思。

1　“文明实践”与华夏城市文明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在“器物”（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字、绘画、艺术、宗教等）、制度文明（家族氏族制、中央集权制、科举制）等方面，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灿烂辉煌。但从我读到的文献资料看，对承载华夏文明的“城市文明”的本质的揭示还不够，说不够，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分析与思考。

（1）古代城市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其本质在“文明实践”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同于家（包括单一聚居部落）的以城墙围起来的“公共空间”。该“公共空间”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次对“文明空间”（相对于渺茫无边际的田野、平原、山川等，是一种“文明的空间”）的体悟、认知和抉择。正因为有了公共“文明空间”，才出现了原始的文明与蒙昧、野蛮的区分。

据记载，中国史前城堡起源于史前环壕聚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长江流域史前城堡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距今6000年，坐落在小岗地之上，平面布局为圆形，面积只有7.6万平方米。城内布局经过规划，城内东部为祭坛区和稻田区，东北部为居住区，西北部为墓葬区，西部为手工业作坊区。城内有祭坛，有随葬品较多的墓葬，说明城内经常举行宗教活动。(13)原始城堡——这一“文明空间”的出现，使原始社会不同部落之间避免了种种野蛮的冲突，为先民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第一次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有了城市与乡村的区分，使人流、物流从空旷、茫茫的农村、山庄向城市流动、汇聚；“城市”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文明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古城堡的出现是人类生存空间发展历程上的一座宏伟的历史丰碑，它不仅将原始社会的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划分开来，而且开启了人类走向未来生活的理想空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2）古代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实践”的公共空间，使人类第一次能在该空间交流、交往和创造，使该“公共空间”真正成为孕育、聚集与传播人类文明的载体，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文明空间”。

我们还是从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发现来说明。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原大地，在夏王朝建立以前经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古国时代，不仅城池林立，而且城堡的布局已具有相当严密的规划。如内蒙古凉城岱海岸边的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准格尔旗寨子塔，城内均划分出显示政治权力的宫殿区，地势较高，多有成排的房基或夯土台基，甚至有宫殿遗址，还有一些奠基或祭祀的遗存。(14)在夏王朝的中心地区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宫殿遗址和多种精美器物；二里头遗址在同时期遗址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不仅有宫殿建筑、大型墓葬，还有各类手工业专业作坊，是个功能完备气势宏伟的都城。(15)显然，宫殿建筑、祭祀遗存、手工业作坊，以及相当严密的都城规划，表明古人不仅把都城作为聚集与传播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的载体，而且开始精心规划都城这一生活与交往实践的“文明空间”。

夏王朝建立前在长江、黄河流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一大批城址，无异于构建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空间”，筑起的一道道分水岭，将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截然分开。从此，幅员辽阔的两大河流域带动周边地区大踏步地奔向文明时代。

（3）古代城市作为文明实践的“公共空间”，它之所以能成为孕育、聚集与传播人类文明的载体，最根本的在于它能成为“精神革命”的所在地，能使其成为产生和传播精神文明的基地。

根据雅斯贝斯有关“轴心期文明”的划分，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华夏精神革命，主要是指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或者说类似西方的精神革命）。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冲击了周王室及贵族阶层对学术文化的垄断，使它从深宫中走出来，面向社会。士阶层的活跃，带动了思想、文化的大变革。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宽松的学术环境形成，许多士或著书立说或办学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政治主张。各种学派涌现，出现空前的“百家争鸣”局面。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乃至中国千年思想文化的哲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在城市“文明空间”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最正规、成就最显著的私学，传播其教育思想，创立儒家学说，为中国未来的精神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2　“文明实践”与中西方“城市文明”的向度

以上阐释了以“文明实践”为基础的城市“公共空间”（“文明空间”）对华夏城市文明发端、发展的意义与价值，这里从三个侧面比较中西方“城市文明”的不同向度，以进一步揭示中西方城市文明的不同特点。

（1）城市数量与繁华度比较。在数千年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学者钱德勒在《城市发展4000年》一书中列举了不同历史时期35个世界最大的城市，其中中国有5个城市先后八次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中国大城市的数量居于世界第一位。(16)

与城市人口规模相适应，中国古代城市的用地规模也较大。汉代的长安、隋唐的长安、宋代的开封以及元代的大都（今北京），均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代的长安整座城市的面积达250平方公里，总人口在百万以上，人口密度约每公顷120人。汉魏时期的洛阳城，周围约15公里，共有十多个城门，宫城居城市的正中央。国外古代的城市，其占地规模一般都比我国的相应城市要小得多。(17)当北宋东京（即开封）成为超大城市时，欧洲真正称得上城市的还没有几个，最大的城市威尼斯要到350年以后人口才超过10万。(18)

1000年前的开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一个高峰，其繁华程度也是西人无法想象的；1000年前，也就是11世纪初的时候，整个欧洲尚处在比较荒蛮和落后的时期，当时的英国要等待800年以后才得以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法国和德意志莱茵河地区采取封建的封臣领主制度，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巴黎和纽伦堡都是一些很小的城市。不过1000年前的开封却有一个方面无法与小威尼斯相比，即商品的跨地区流通和贸易。威尼斯在沟通贸易方面的职能要超过当时的开封。开封的商业繁荣主要是为开封城服务的，但威尼斯的商业城市是贸易型的，它依赖的是不断发展的地域贸易和国际贸易。

（2）城市建筑比较。中国和西方传统城市建筑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种差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曾有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西方传统城市中主要建筑多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等，中国传统城市却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连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从而，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不是像哥特式教堂那样，人们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相反，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主宰……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占着明显的优势。”(19)然而，中国和西方传统城市建筑的差异，并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优劣。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城市建筑都是依地点、依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因而都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

（3）城市形象比较。城市形象抽象地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基本属性：历史沿革、自然风貌、文化遗产、精神传承、都市文明、市民素质、城市风尚等，也涉及城市的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模式、生活质量等。城市形象主要由城市自然景观与环境、城市发展形象、城市建筑形象、城市生态形象、城市行为（市民与政府）形象等要素构成。从城市景观来看，现代中西方城市景观都强调规划的完整性，规划都以中轴线为中心展开，重视绿色空地等，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方位于城市（或社区）中心的建筑大多是教堂，而中国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多是政府机关（历史上是封建衙门）。二是西方城市建筑大多是开放性的，而中国城市建筑大多表现出了某种封闭性。西方城市大多没有中国式的城墙，虽然在中世纪时也有许多城堡，但是城市主要是工商业活动的场所，不是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更没有将城市公园用围墙包围起来，将满园春色关闭起来，而中国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俗称“兵家必争之地”），建城墙可以防止兵荒马乱，维护政权稳定。中国传统家庭喜爱居住四合院，喜爱将自己的空间包围起来（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春光不可外泄”、“肥水不流外人田”、“各人自扫门前雪”等），封闭的环境适应了封闭的心理。三是西方城市中各色人种都有，成为世界人种和文化的博物馆，而中国由于长期的封闭性，城市中人种的复杂性相对较低。

3　中西方城市文明的历史价值

基于“文明实践”而形成的不同城市文明的历史向度的比较，对我们把握中西方城市文明的不同特点，对研究当代中国的文明城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第一，中西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它反映了中西方城市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不同时期所拥有的文明，所达到的不同文明的水平；中西方城市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对中西方城市文明的认识必须尊重其发展的历史规律。

对中西方城市发展的研究，我们之所以用“城市文明”的概念而不提“文明城市”，正是尊重中西方城市文明演进规律的一种表现。因为“城市文明”与“文明城市”是两个指向不同的概念。“城市文明”指的是城市所达到的文明水平，所体现的城市文明程度——这种文明程度可以是以“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为突出象征的城市文明；“文明城市”则内蕴着文明实践主体的自觉意识，内蕴着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基础好的城市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目标的追求。因此，“文明城市”也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整体水平较高的城市；这类以整体高水平文明为标志的城市在古代与近现代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第二，中西方城市文明的特色，集中体现于城市建筑风格上。应当说，中西方各具特色的城市建筑都是依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发展起来的，具有不同民族的风格。如果说在近现代中国还以传统建筑文化为本，那么到了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景象正在成为我们的视觉困惑；在各大城市大搞“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各种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罗马建筑风格、哥特式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中国大城市中崛起；城市的个性、特色和风格正在缺失。缺乏个性和特色的城市也难以成为当今的文明城市。西方后现代主义关于城市建设的“文脉”精神，应成为我们当今推进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警示：城市决策者在开展城市规划与建设之前，应了解城市的文化与历史，应尊重你的城市文化！尊重你的城市的风格和城市的人文精神！

第三，中西方的城市文明各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文明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城市文明的发端均以商业文明为标志（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城市陶〈今山东定陶〉，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威尼斯），推进城市商业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城市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商业文明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文化艺术，则是中西方文化艺术家为人类城市文明而创造的灿烂绚丽的精神文明；城市的精神文明使城市脱俗于一般的商业文明、手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它使城市文明与人的（自身）文明合二而一，使城市文明回归人本身，城市的思想精神、文化艺术印证着人的创造，体现着人对推进城市文明的智慧与力量。

第四，中西方不同时期的城市文明成果，凸现的是人的知识、能力、智慧和创造，是人的进化和文明在城市文明上的反映。人们一旦意识到人的文明对城市文明的巨大力量，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便是要重视“文明城市”的建设；如果说“城市文明”的概念强调和展示的是“城市文明”演进的自然逻辑（其中蕴含着人在不同时期对城市“文明空间”的贡献），那么“文明城市”概念突出的则是人对城市文明的自觉意识、自觉活动、自觉创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既是对人类城市文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对当代中国“城市文明”的推进已进入到一种自觉意识、自觉创造水平的判断。文明城市的创建实践将人类的城市文明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21世纪人类的文明正在成为新的城市文明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