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明论”研究的哲学基础
18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西方学者对“文明”问题进行了种种反思和探索，形成了5种最具特色的文明论。对不同文明论的反思，既要善于揭示不同文明论研究对象转换背后的深层价值意蕴，更要通过对马克思“文明实践”内蕴价值需求的揭示，进而奠定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哲学基础。
1 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实践”的反思
——文明起源论。大凡研究人类文明与文明史的学者，一般都涉及文明的起源问题。但不同的学者对文明起源研究的视角不同。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文明演化视角研究文明的起源；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在论及世界各国文明程度高低时，阐释了文明进化的思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创立文明形态史论的过程中，阐释了文明起源的基础——生产的剩余。全面系统建构文明起源论的思想家则是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他在全面深入地考察了人类文明产生的过程后，认为“人类必须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2)为了揭示人类文明进展的轨迹，摩尔根采取由近及远的回溯逆推的方式，展示了不同时期人类文明的表征及其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汲取了摩尔根关于文明与野蛮分野的研究成果，又不局限于文明起源、演化的历史，而是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人类的劳动实践为基础，揭示人类社会文明的起源；并认为两种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即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是人类文明的开始，文明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阶级开始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3)
——文明形态论。关于文明形态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开创了以“文明形态学”为中心的现代文明论，影响深远。他把世界各民族分为文化民族（或称“文明民族”）与原始民族两大类，认定世界历史是文明民族创造的；世界历史可分为8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浮士德文化）和墨西哥文化；每个伟大文化都来源于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民族精神，都有自己表现于文化各个方面的基本象征。斯宾格勒关于“文化来源于一个民族深层次民族精神”的思想是深刻的，但其历史前提和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并持有神秘主义、不可知论和历史悲观主义观点。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思想，认为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的社会或文明。1934—1961年出版的多卷本巨著《历史研究》，创立了用文明观察历史的理论——文明形态史观。汤因比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他对已知的至少31种文明，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他认为：“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这是处于生长过程中文明的特点之一，它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活动都彼此调和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4)据此，汤因比提出了文明形态的理论。
雅斯贝斯对文明形态学的突破在于：提出了以轴心期文明理论为特色的文明形态发展论。他认为，人类文明有4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史前文明。这是人性开始孕育、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构成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础的要素出现了。第二种形态：古代文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国家的诞生，世界帝国的出现，马的应用，文字的发明，民族的形成，还有建筑和艺术品的出现，这一切都使得古代文明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史前文明的面貌。不过，古代文明仍然“缺乏奠立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5)第三种形态：轴心期文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地球上各地区发生了精神运动，标志着轴心期文明的到来。第四种形态：科技文明。它发端于15世纪的欧洲，经过17、18世纪的准备和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面展开，成为轴心期文明以来人类文明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的第一次全新发展。人类的精神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时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文明仍然附在这个基础上，依靠其“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6)
马克思主义对文明形态的研究，仍沿着（劳动）实践的思路展开。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人类的劳动也在创造着文明，推进着文明形态的演进。劳动的进步，即劳动方式、劳动工具等的进步，使人类社会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人类的实践，首先表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际上就是改造自然的活动，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物质生产又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历史形式，而物质生产方式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引起文明形态的改变。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形成的不同的社会形态相对应，便形成了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不同的文明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形态论，是奠基在实践、劳动实践基础上的。
——文明批判论。主要是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批判。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卢梭和傅立叶的文明批判论。一是卢梭的文明批判论。1755年6月，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论文中，一反长期以来人们的一致赞美之声，对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祸害给予了严厉的鞭挞，从而成为文明批判论的先驱。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卢梭文明批判论中所充满的革命辩证法。他说：“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7)显然，恩格斯从卢梭对“文明”带来的另一面——即不平等的批判中，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平等与不平等的辩证法。二是傅立叶的文明批判论。圣西门和孔德将文明作为进步状态来看待；法国的夏尔·傅立叶对文明则持批判态度，他揭露文明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对商业文明的批判更是尖锐和深刻。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说：“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8)三是继卢梭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揭开批判科技文明的序幕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罗马俱乐部、汤因比以及爱因斯坦等人，都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工业文明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变成对自然和人进行控制和压抑的统治工具。因而，工业文明是压抑性文明，而发达工业文明是压抑性文明发展的顶峰。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文明是单向度文明。一方面，它是一个富裕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病态社会。在技术帷幕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全面的奴役和对个人精神压抑的日益加剧，是人的尊严的丧失。“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9)
——“文明冲突论”。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之后又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地论证了他的有关文明冲突的思想。他认为，全球政治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治在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的同时，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上的差异，即文明的冲突。
在众多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认为有两大文明与西方冲突最大，其一就是伊斯兰教，其二是以中国为首的儒教世界。西方世界认为伊斯兰教最不容易接受外来价值观念，是最难同化的；以中国为首的儒教世界、亚洲世界，也是未来与西方发生冲突的一个焦点。亨廷顿认为，儒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联系在不断扩大和加深，将可能形成对抗西方的儒教—伊斯兰联盟。亨廷顿还对普世文明持否定的态度。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从普世文明的来源上否定了“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而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正是其“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但从根本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文化决定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实质上是一种内含着文化霸权的理论。
——文明实践论。马克思对文明的分析论证很系统、完整。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第1卷到第30卷，使用“文明”一词即达2600多次。在前面4种“文明论”的研究中，我们已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在总结前人对文明研究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把文明的发展同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这里再把它作为“文明论”（也是本书）的哲学基础加以阐释。
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0)这就是说，文明是个实践范畴，具有实践性。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劳动实践，就不会有人类，也不会有人类社会文明。实践活动不仅使人类创造了文明，也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主体（实践着的人）和客体（进入实践领域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双重关系的相互作用：客体不断地主体化，自在的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主体又不断客体化，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物化为客观对象。这种主、客体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说明了人们正是在变革客观世界、创造物质世界成果的同时，也改变着主观世界、创造出精神文明。这种物质的、精神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体现出来的进步状态——即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本质是人在实践（劳动实践以及交往实践、创造实践）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质的、精神的成果，这种成果折射出文明的状态、趋势。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说，文明本质上是“实践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文明实践论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文明是一个实践价值的概念，它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实践价值的自我确证。人在实践中创造了文明，反过来文明也确证人的价值，塑造人的素质；文明引导人类走出野蛮的生存状态，在不断创新生产工具、推动生产力进步的过程中，提升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式的品质。其次，文明是一个实践时空的概念。文明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即地缘文明，正是这种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明实践，才会有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才会有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再次，文明是一个生活实践的概念。文明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人们积极进步的、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它包括特定的文明生活条件、生活规范、生活习俗、生活关系、生活内容和生活观念等一系列生活要素。正是通过文明的生活才使人与动物相区分，才能标志出人类不同时期生活的水平、质量及其发展程度。
2 “文明论”研究对象的价值选择
马克思的“文明实践论”不仅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而且奠定了“文明论”研究对象价值选择的基础。换言之，对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对象的选择，包括把“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实质上是基于“文明实践”内蕴的价值需求。
（1）“文明实践”的转型。以马克思的“文明实践论”来解读近现代以来西方学者的种种“文明论”，可以发现：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实践”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的关联来看，经历了三次转型。
第一次，从“文明起源论”向“文明形态论”的转型。该转型标志着对“文明”的研究，从一般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纵向研究，到以横向“文明形态”（对世界上不同文化形态的分析）研究为主，结合不同文明形态起源（即纵向研究）为辅的文明论研究。该转型既标志着人类文明实践的进展，使人类社会的文明不仅摆脱了蒙昧、野蛮状态，而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文明（文化）类型。因此，对人类文明的研究要引入“文明类型”的方法，要研究并揭示不同的文明形态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
第二次，从一般“文明形态论”向轴心期“文明形态论”的转型。这也是随着人类文明实践的发展，西方学者雅斯贝斯在了解并研究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之后，才对东西方不同“文明形态”同时发生的“轴心期”（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作出了判断。该转型的意义在于：“轴心期”文明形态论，既是对人类真正“精神文明”（雅斯贝斯称作“精神革命”）起源的发现，对人类“精神文明”、“精神力量”的展示，又是判断史前文明、古代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态分界的评价标准；既是人类对未来文明思考、创造和发展的思想精神基础，又蕴含了不同文明形态相互区别的思想精神的历史脉络、历史轨迹。
第三次，从“文明批判论”向“文明冲突论”的转型。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突出矛盾。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西方学者对文明的批判，着力于揭示工业化、现代化（现代性）时期“资本”的负面效应，而在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时期，实际上也是“资本”的全球化时期，“资本”面对旧的两极对立世界格局解体的现状，它要寻找并发现有碍于“资本全球化”的新的“敌对力量”；同时，为了保证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资本帝国能降低国内种族冲突、一致对外，于是，正在崛起并日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东方文化，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一个“假想敌”。“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正迎合了这一需求，自然为西方世界普遍接受。这时，“资本”的原罪不是种种负面效应，也不需要深化“文明批判”，而是要研究并把握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冲突和融合的新特点、新趋势、新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批判论”向“文明冲突论”的转型，是“资本”（相对于封建等级而言亦是一种文明）在走向全球化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文明转型”。“文明实践”的转型不会停留于一种水平、一种类型，它将随着人类文明实践的拓展、人类文明实践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发展。
（2）“文明实践”的地缘特点。实践的历时性、区域性决定“文明实践”的地缘特点。所谓“地缘”，也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的集合，不仅包括地貌和地形，还包括气候、各种矿物资源等。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讨论文明就是讨论空间、土地及地貌、气候、植物、动物种类，以及自然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优势。讨论文明也就是讨论人类是如何利用这些基本条件的；一种文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是为地缘—自然条件所根本决定的。(11)
这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强调：其一，地缘文明，一般都起源于同一个地缘世界，或者说发端于直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空间格局。如属于印度文明的人们大多生活在南亚次大陆；属于西方文明的人们1500年前主要生活在欧洲中西部，尽管公元16世纪以后他们迁移到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非洲南部等地区；属于伊斯兰文明的人们主要生活在从北非、中东至阿富汗再至印度尼西亚这一狭长而广大的地带；属于东正教文明的人们主要生活在欧洲东部和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亚洲北部。
其二，发端于同一地缘世界的文明，其深层是共同“文化基因”的影响。如“犹太文明”（当然是否存在“犹太文明”还有争议）共同起源于巴勒斯坦地区。(12)公元2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失去了现今巴勒斯坦一带原有的家园，自此，犹太文明“流散”（Diaspora，也译为“散居”）世界各地。一方面，“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既有共同的“犹太文明”基因，又在融入当地（寄居国）文化、认同当地的文化和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寄居国文化特征的犹太文明。如公元18世纪法国犹太人对法国国家的认同、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均高于对犹太民族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才有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摩洛哥犹太人、德国犹太人、波兰犹太人、俄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等差异和区分。另一方面，“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文明，虽然在融入寄居国中有“变异”，即带有寄居国文化特征，但若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犹太文明”的一种扩张方式；也正因为犹太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的犹太教信仰（也可以说是犹太文化精神），他们即使身在他国也会每天向耶路撒冷朝拜，并于1948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属于“犹太文明”的以色列国。
（3）“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马克思主义文明实践思想的提出，揭示了人类文明本质特征：人类的文明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体现，是人类对文明实践自由境界的追求。
“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文明的自觉选择、自觉创造，人类既选择适宜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又选择适宜其生存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又成为“文明实践”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如人类在“文明实践”的活动中，以其独特的自由自觉的探索创新精神，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字、绘画、戏曲、舞蹈、音乐等来印证人类“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
轴心期的精神文明，实质上是人类在进入自由自觉的“文明实践”后才发生的。换言之，“文明实践”是人类能进步到轴心期文明的动力，“文明实践”是区分“轴心期文明”与“非轴心期文明”的基石。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实践”，形成了具备东西方历史文化特色的精神文明；当今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仍然需要得到“自觉意识”的引导，根据文明实践的需求，进行新的“文明论”的探索。
总之，“文明实践”的转型要求我们：对“文明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或停留于传统的文明研究，必须根据新的“文明实践”的需求，研究世界文明、东西方文明；在放眼世界、比较世界多种文明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具有地缘特点的当代中国文明的研究；“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要求我们对当代中国文明论的研究，更应关注与重视当代中国千百万民众创建“文明城市”的实践，更应自觉地把“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