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西方文明城市的历史向度

中西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展示了中西方城市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成果，所达到的不同文明水平；若转换一下视角，把中西方不同的城市文明看作中西方“创建文明城市”的不同篇章、不同阶段，看作中西方“创建文明城市”的古代史、近现代史，那么，我们将进一步从中西方“文明城市”的历史向度的比较中，获得种种有益的启示。

1　城市数量与类型比较

在数千年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美国学者钱德勒在《城市发展4000年》一书中列举了不同历史时期35个世界最大的城市，其中中国有5个城市先后八次位居世界第一（见下表）。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中国大城市的数量居于世界第一位。

与城市人口规模相适应，中国古代城市的用地规模也较大。府城的占地面积通常有数平方公里；省城的面积往往超过10平方公里；至于都城的面积则高达数十平方公里。如汉长安（内城）35平方公里、北宋东京40平方公里、元大都49平方公里、明南京43平方公里，都位居世界前列。据1957年探查，隋唐时的长安城城址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米，周围约36公里，不算后建的大明宫，城墙范围内用地面积约8300公顷多，合83平方公里多，加上大明宫的面积，共达8700公顷，合87平方公里。唐时的长安，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城市，而且也是古代全世界的最大城市。对比国外古代的城市，其占地规模一般都比我国的相应城市要小得多。

中国古代、近代的城市类型主要是：都城、商埠中心、手工业中心城市、海外贸易城市。中国的手工业中心城市是明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松江、苏州、杭州为重要的纺织业中心城市，景德镇、宜兴、佛山为陶瓷业中心城市，自贡为制盐业中心城市。这类城市一般都具有发展某类手工业的独特的自然禀赋条件。如景德镇地域上有质量上乘的瓷土，自贡有天然的盐井，苏州、杭州一带有发达的养蚕业等等。自唐宋起，中国出现了一批以海外贸易为重要经济基础的城市，这些城市主要有广州、宁波、泉州、扬州等，其中扬州既是国内贸易的中心城市，也是海外贸易的中心城市。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发展。北宋年间开封的繁华是有史料记载的。著名的《东京梦华录》对城市的道路是这样描绘的：“坊巷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御路宽达200余步，虽不可信，但可以想象当时开封城市道路之发达。而且，1000年前的城市，已有专用的御路、人行道、水沟、绿化道，也是古代城市的一大创举和文明。(23)

可以说，1000年前的开封，是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一个高峰，其繁华程度也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1000年前，也就是11世纪初的时候，整个欧洲尚处在比较荒蛮和落后的时期，与亚洲相比，在经济发展上毫无优势可言。当时的英国要等待800年以后才得以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法国和德意志莱茵河地区采取封建的封臣领主制度，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巴黎和纽伦堡还是一些很小的城市。

在西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也与商业、手工业和贸易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从11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威尼斯就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势力范围延及克里特岛、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岛。借海上贸易的便利，并经过几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成了沟通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中心，构筑了一个强大的海上商业王国，曾经攻占过君士坦丁堡，占据这座东方大城3/8的面积，又把面积大于自己几倍的克里特岛列为自己的殖民地。11至15世纪，威尼斯的海军不仅是地中海水域最强大的，而且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威尼斯，出现了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并逐渐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制度的出现。自18世纪中期开始至19世纪下半叶，先从英国开始，继而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接着是美国与加拿大，西欧和北美相继完成工业化进程，从而出现了一些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米兰等等，工业文明促进了城市文明。而中国近代社会由于始终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状态，因而没有出现工业城市，这是中国“城市”文明史上的一大缺憾。

当然，中国古代的商业城市，如北宋时期东京开封的商业规模和市场发达程度恐怕要600年以后才能在巴黎看到，要远甚于当时的威尼斯。但是，1000年前的开封却有一个方面无法与小威尼斯相比，即商品的跨地区流通和贸易。威尼斯在沟通贸易方面的职能要超过当时的开封。开封的商业繁荣主要是为开封城服务的，主要是为本地的市民以及来往的商人服务的，开封是一座消费型的商业城市。威尼斯也是商业城市，但威尼斯的商业城市是贸易型的，它依赖的是不断发展的地域贸易和国际贸易。只要贸易的需求存在，这座城市仍然能够发挥沟通贸易的作用和职能，城市就会不断发展下去，即使出现一些突发的事件，也只是影响一时而已。而由威尼斯引发的12世纪地中海的商业资本主义，其气势和速度上完全可以和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相比。

2　城市建筑文化比较

20世纪也许是迄今以来西方城市建筑史上最辉煌的一个世纪，也是最令人茫然的世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会在西方城市的土地上留下如此多、如此怪、如此大的建筑。因此，对西方城市的建筑，必须把它放到西方城市建筑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中去认识。西方建筑文化的不同特点，分别体现于以下三个时期。

工业革命在给西方的传统城市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促进了西方现代建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如工业化导致大量人口从乡村移居城市，使城市人口密度迅速增加，造成城市居住环境的普遍恶化；工业化的需求改变了城市的传统功能，打破了城市的传统格局，形成了以交通枢纽（火车站、码头等）、工厂区域、工人居住区域等为中心的新的城市布局。由于工业化初期缺乏政府对于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统一管理，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开发的混乱状况。工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大城市随之出现了金融中心区和金融建筑。交通日益繁忙，逐渐出现了城市交通阻塞现象。城市污染严重，废物、废水等成为突出的问题。城市中缺乏适应工业化功能性需求的新的建筑形式。工业革命给西方城市所造成的诸如此类的冲击，无疑需要人们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行动来回应。在工业化、城市化和思想观念大变革以及新技术、新材料不断出现的社会背景下，现代西方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运动逐渐地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了。这个运动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其大方向是试图通过采用简单的建筑设计形式达到建筑物低造价、低成本的目的，从而使它能够为整个社会服务。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城市建筑运动的兴起，有不少先驱者期望通过改变城市的建筑、设计，最终为市民大众提供价廉物美的住宅空间，解决因城市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建立一个为多数人服务的社会，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他们利用钢筋混凝土、平板玻璃、钢材等新的建筑材料，采用废弃任何外加装饰的新的建筑形式，打破了数千年以来建筑为权贵服务的原则，打破了几千年以来建筑完全依附于木材、石料、砖瓦的旧传统。作为对古典风格晚期的反叛和革新，现代主义城市建筑和设计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全新的价值取向以及全新的美学标准。同时，现代主义城市建筑运动在材料方面的拓展，钢筋混凝土和钢等的运用，使大跨度、大高度的城市建筑成为可能。采用框架结构及其他复合结构，使墙体不再担当承重功能或只起围护作用。这使人们对“墙”的概念有了重新认识，也使室内采光效果第一次取得了突破性的改进。这场现代主义的建筑文化革命，不仅仅局限于建筑领域，还影响到了城市规划设计、环境设计、家具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和传播设计等诸多领域。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城市建筑文化，是在继承和扬弃现代主义城市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个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历史的重视，并实用性地采用诸如建筑构造、建筑符号、建筑比例、建筑材料等历史建筑的因素，以增加城市建筑的文脉性。二是重视建筑的意义及其表达。西方后现代主义城市建筑文化的理论家都认为，建筑类型和风格是传达意义的关键，类型代表了时代特征。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建筑的类型和风格形成了城市建筑发展的连续性，建筑类型赋予建筑、城市，乃至文化以文脉内容和知识性、文化性特征。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理论家都非常重视对城市建筑类型的研究。三是注重人、建筑和自然的关系。当人们在建筑地点放下一块基石的时候，就改变了地点的意义，地点变成了建筑，建筑活动因此如同现象学中提出的环境因素一样，是把差别、区别综合起来的活动。四是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城市建筑文化的城市规划理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仅现代主义的城市建筑是有问题的，而且其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也是有问题的。现代主义建筑家在完全忽视城市文脉的前提下设计城市建筑，把西方城市改造成了人造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但城市不仅没有能够提供温馨的、充满人情味的、自然的生活场所，反而造成了人和人、人和自然的隔膜。汽车替代了步行，电讯交往替代了面对面的交往。邻里关系疏远、人际关系松懈，城市丧失了它的传统功能，人成了人造都市环境中的一个物理因素。因此，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坚持“文脉主义”，反对按照功能划分区域以及割断文化脉络和文化多元性，以城市结构的矛盾统一组合——如简单/复杂、私人/公共、创新/传统等，来规划城市，突出城市和建筑的本来意义。

中国和西方传统城市建筑的差异，则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种差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曾有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西方传统城市中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等。中国传统城市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而自儒家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连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从而，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不是像哥特式教堂那样，人们突然一下子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相反，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主宰……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占着明显的优势。”(24)然而，中国和西方传统城市建筑的差异，并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优劣。这是因为，按照佛朗普顿的说法，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城市建筑都是依地点、依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因而都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

从19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建筑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以及中西、古今城市文化的冲突、交融的特征。据王振复的总结，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5)

其一，从城市总体规划角度看，一些中国城市是西方某国独占的割让地，殖民化程度颇高，当初进行城市建设时，可能有一些具体设想，但在文化观念与城市功能问题上，都不是目光远大与细加推敲的。如近代上海与天津，由数个殖民国家瓜分共占的，并与华界共存，不可能进行总体规划。因而，这些新型城市的平面一改中国传统的“棋盘格”，其建筑的分布，拥挤处寸土必争，疏放处荒芜漫漫，城市道路往往依原有地形发展，曲折甚或纠缠，呈现“无政府状态”，导致城市风貌千奇百怪，缺乏统一、均衡的美。而在一些西方人独占的城市区域里，其景观又显得单调，如哈尔滨的俄罗斯式、长春的日本式与青岛的德国式。

其二，虽然这些深受西方文化濡染的中国城市总体布局往往都不很合理，但却滋生了一些新的平面“语汇”。中国城市的典型平面布局是讲究“规矩方圆”，通常的做法是中轴对称，最严谨的城市平面布局是所谓“棋盘格”。而这种城市平面布局规制与模式由于西风东渐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即变有序为无序，无序是对有序的历史性惩罚。

其三，从建筑技术与结构看，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模式是土木结构，数千年一脉相承。西风东渐，迫使城市建筑的技术与结构发生革命。当“洋务运动”初起时，一些工业生产类建筑以土木为材，土木结构，一般规模也不大，占地仅在300—400亩之间，有的甚至仅为数十亩。但在由外资所兴办的工厂与洋行等建筑中，已引进西式砖木混合结构。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钢结构已被应用于中国的城市建筑。据记载，中国近现代第一座铁（钢）结构建筑，是1863年建于上海的自来火炭化炉房，这是由英国人开办的一家工厂。

其四，近现代中国城市建筑文化，无疑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巨大影响，但依然不同程度地保存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烙印。当时北京并未处于接纳西方文化的前哨，但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风格的冲击。北京近代旧式商业类建筑，自是传统的一路，却以“洋式”装修门面。如商店里出售的已是“洋货”，而商店的建筑却是属于中国传统的。为了协调“中”“洋”之间的不同风格，北京人便扩展了商店的主入口，采用玻璃这种明亮、光滑的新材料装潢橱窗，以此突出商业类建筑的现代情调以及炫耀性与招徕性。或者“用砖砌成圆券、椭圆券或平券，券旁做柱墩，墩上作几排横线脚，顶上立狮子、花篮等装饰。这是文艺复兴壁柱处理的变体”。(26)

3　城市形象比较

形象（Image）是一个主体自身及外界对这个主体的基本认识和评价，它具有外在性、理念性和公众性。城市形象（City Image）就是一个城市的内外公众对这个城市的总体的、抽象的理性概括和评价，也是城市与公众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传递信息和思想的外在形式。城市形象抽象地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基本属性：历史沿革、自然风貌、文化遗产、精神传承、都市文明、经济基础、市民素质、城市风尚等等，也涉及城市的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模式、生活质量等。通常情况下，城市形象还体现一个城市所独具的特征和气质。

城市形象主要由城市自然景观与环境、城市发展形象、城市建筑形象、城市生态形象、城市行为形象（市民与政府）等要素构成。从城市景观来看，现代中西方城市景观都强调规划的完整性，规划以中轴线为中心展开，重视绿色空地等，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方位于城市（或社区）中心的建筑大多是教堂，而中国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多是政府机关（历史上是封建衙门）。

西方国家的居民大多信仰宗教，尤其是美国信教人口达95%，全国有60万牧师从事宗教活动。首都华盛顿有各类教堂数十座。北京的城市中心是天安门广场，上海的城市中心是人民广场，这两个广场附近都是政府机构，是权力的中心。中国也有一些宗教活动的场所，大多分布在名山大川，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有些宗教场所（如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佛教堂等）坐落在城市，也只是在城市很不起眼的地方，当然它们也成为中国信教群众的活动中心。

二是西方城市建筑大多是开放性的，而中国城市建筑大多表现出了某种封闭性。西方城市大多没有中国式的城墙，虽然在中世纪时也有许多城堡，但是城市主要是工商业活动的场所，不是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大部分家庭都喜爱低矮的栅栏式的“围墙”，将自己满园的春色宣泄出去供人欣赏。更没有将城市公园用围墙包围起来，将满园春色关闭起来，然后再出售门票提供一部分就业机会。而中国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俗称“兵家必争之地”），建城墙可以防止兵荒马乱，维护政权稳定。封建政府甚至还建立长城以保卫国家，这是一种变相的城墙。中国传统家庭喜爱居住四合院，喜爱将自己的空间包围起来（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红杏不可出墙”、“春光不可外泄”、“肥水不流外人田”、“各人自扫门前雪”等），封闭的环境适应了封闭的心理。

三是西方城市中各色人种都有，成为世界人种和文化的博物馆。而中国由于长期的封闭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方与世界真正接轨，因此城市中人种的复杂性大大降低，满街是清一色的黄皮肤、黑眼睛（北京等少数城市例外）。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这一景观正在发生变化。

4　城市生活方式比较

中国与欧洲城市生活方式作为两种类型的体现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既有相同点，也有明显的相异之处。

首先，无论是古希腊城邦还是中国先秦时代的城市，都是行政和军事中心。希腊城邦的产生出于防御的目的，联合血缘较近的部族，筑城自卫。实力强大的城邦联合较弱的邻近城邦，成为一方的霸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或者是诸侯国的国都行政中心、军事中心，或者是地方的行政中心。如楚国的郢、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等等。城市生活富有政治的、军事的色彩。政治上的统治者居住于城市的中心。古希腊政治首脑居住在市中心附近宽阔的林阴道两侧，不同职业者按尊卑等级安排在不同的城市区位上，商人和工匠聚居在他们工作的被称为“市”的地方，城墙之外居住着下等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特别是诸侯国的国都，统治者居住的宫殿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其他则按照职业分工和城市区位功能分为手工业作坊区、一般居民居住区、商业区和旅馆区等等。

第二，与匮乏的经济相适应，城市生活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禁欲主义色彩。古罗马城市生活方式本来就有奢华的一面，由于日耳曼贵族的入侵，罗马城市玉石俱焚。尽管自公元9世纪城市生活开始复兴，但由于中世纪的主导价值观念被包含禁欲主义的希伯来文化所取代，因此欧洲中世纪城市生活方式具有了较强的禁欲主义色彩。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之后，也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带有一定程度禁欲主义倾向的生活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旺盛的生活需求。但是，当时中国城市在生活条件、生活质量上要优于欧洲城市，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处于领先的地位。中世纪后期，落后、黑暗的欧洲城市生活又开始复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贸易、市民和市政府。由于在这种城市里实行城市居民的自治，市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自由结社，对公共生活领域的关心，发育出了市民社会，从而形成了城市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从这一点看，中世纪晚期所形成的城市虽小，但具有新质，为形成近代城市生活方式提供了容器。

第三，中国由于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严重抑制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公元8世纪的唐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到184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反降到5%左右。(27)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走上了依附性现代化道路，城市与城市生活方式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的格局，即表现为富有近现代色彩的欧洲文化登陆沿海一带的口岸城市与基本停滞于传统生活的广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就城镇本身而言，不仅古风淳淳的内地传统型城镇和凉风习习的口岸城市的二元结构；而且，同一口岸城市，也往往形成新老城区、华人社区与洋人租界对比鲜明的二元结构”。(28)

近代欧洲，由于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化迅速发展。而这些国家的侵略与扩张，又为其本国的城市化加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城市生活方式出现一些鲜明的特点：高收入、高消费导致的生活条件优裕，分期付款的超前消费，形成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中间阶级主要是技术与专业知识分子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体，体现出平民化的色彩，在反战、倡导和平和绿色环保行动中成为重要角色。欧洲城市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发生历史性倒转，闲暇时间大大超过了工作时间，因此欧洲城市生活方式中闲暇生活与闲暇消费成为其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