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春梦留痕

一

真个是“江山也要伟人扶”！儋州，古称“南荒徼外不毛之地”，只因九百年前大文豪苏东坡曾在这里谪居三年，便声闻四海，成了历代骚人迁客、显宦名流觞咏流连、抒怀寄兴的所在。现在，每天都有大量游人远出岭表，万里间关，前来亲炙这位全能文艺大师的遗泽，领略其逆境中闪射出的人格异彩。

苏轼（1037—1101），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

苏轼一生命运多舛，自“乌台诗案”接连被贬，先后谪居黄州、惠州、儋州。但他生性旷达洒脱，所到之路皆为当地民众做了许多好事。

儋州地处海南岛的西北部，宋代称为昌化军，治所在临近北部湾的中和镇。此间现存很多东坡遗迹，最著名的要算有“天南名胜”之誉的东坡书院了。当年只是一所厅堂，为坡翁讲学会友、酌酒谈吟之地，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地建起了亭、堂、殿、馆一应俱全的书院。所存楹联特多，粗粗算了一下，不少于四十副。这在苏、杭、汴、洛的名城胜邑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是僻处天南海陬，遐方殊域。洵可谓洋洋大观矣！

书院主体建筑载酒堂系坡翁亲自命名，取《汉书·扬雄传》中“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之意。建堂时日史籍失载，从东坡离儋五十年后，南宋名臣李光贬谪昌化军时曾会友赋诗于载酒堂，并有“荒园草木深”之句来看，可以推知此堂当建于东坡在儋之日；但有的学者否定这种意见，断定为始建于元代泰定年间。堂前现有载酒亭一座，为双层亭檐结构；堂庑两侧莲花池中游鱼可数，岸边有挺拔的椰树和清幽的翠竹，环境颇为隽雅。

十年前，儋州政府于书院西园雕塑了《东坡笠屐》的铜质全身塑像，再现了先生“劲气直节，豪宕不羁”的风采。村民们望着蔼然可亲的东坡雕像，深情无限地说：先生说“我本儋耳民”，“海南万里真吾乡”，可是，一走就是八九百年，头也不回呀！现在总算归来定居，再也不走了。他们满意于先生那副头戴竹笠、身穿布袍、脚拖木屐的田夫野老打扮，认为雕塑艺术家充分地体现了民意。

在千古诗坛上，怕只有苏轼一人如此深受民间百姓喜爱。他亲民的形象，幽默的性格，俨然一位邻家老人。

后殿里还有一座《东坡讲学》的组塑。你看他，手把书卷，正襟危坐，目光炯炯，慰诲循循，真是形神毕肖。先生在幼子苏过陪侍下，正与“贫而好学”的当地友生黎子云细论诗文，显现出文人之雅、直臣之鲠、智士之慧的综合气质。

东坡书院的一副楹联，恰当地概括了上述的场景：

图成石壁奇观，戴雨笠，披烟蓑，在当年缓步田间，只行吾素；

塑出庐山真面，偕佳儿，对良友，至今日端拱座上，弥系人思。

联语中“图成石壁奇观”云云，指的是镶嵌在载酒堂石壁上的《东坡笠屐图》。据《儋县志》记述：一天，东坡过访黎子云，归来途中遇雨，便从路旁一农夫家借了一顶竹笠戴在头上，又按照农夫的指点，脱下了布鞋，换上一双当地的木屐。由于不太习惯，又兼泥泞路滑，走起来晃晃摇摇，跌跌撞撞。路旁的妇女、儿童看见老先生的这副装扮，纷纷围观嬉笑，篱笆里的群犬也跟着凑热闹，汪汪地吠叫不止。而东坡先生并不在意，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南宋的周紫芝最先把这一生动自然、潇洒出尘的形象绘成图像，取名《东坡笠屐图》。明代的宋濂和唐伯虎也都分别以“东坡笠屐”为题材题词、作画，使之得以广泛流传，风行中外。

先生的洒脱性情，妇儿的憨态可掬跃然纸上。

在中和镇，坡翁结交了许多黎族朋友，切实做到了他诗中所表述的：“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入乡随俗，完全与诸黎百姓打成一片。他常常戴上一顶黎家的藤织裹头白帽，穿上佩戴花缦衣饰的民族服装，带上那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打着赤脚，信步闲游；或者头戴椰子冠，手拄桄榔杖，脚蹬木屐，口嚼槟榔，背上一壶自酿的天门冬酒，一副地地道道的黎家老人形象。

走在路上，他不时地同一些文朋诗友打招呼；或者径入田间、野甸，和锄地的农夫、拦羊的牧竖嬉笑倾谈。找一棵枝分叶布的大树，就着浓荫席地而坐，天南海北地唠起来没完。他平素好开玩笑，有时难免语重伤人，在朝时，家人、师友经常提醒他出言谨慎，多加检点。现在，和这些乡间的读书人、庄稼汉在一起，尽可自由谈吐，不再设防，完全以本色示人。

有时谈着谈着，不觉日已西沉，朋友们知道他回去也没有备饭，便拉他到家里去共进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几杯老酒，结果弄得醉意朦胧，连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正像他在诗中所写的：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这两首诗活脱脱地表现一个顽童小儿。

他常常踏遍田塍野径，寻访黎族友人，若是一时没有找到，就拄起拐杖，疾步趋行，闹得鸡飞狗跳，活像着疯中魔一般。这也有诗可证：

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

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风。

东坡《海外集》中收有一些与黎族人民纯情交往的诗篇。有一首诗是这样陈述的：在集市上，他遇见一位卖柴的黎族同胞，形容枯槁，精神却很饱满；平生未闻诗书，但能超越荣辱名利的牵累，具有高洁的内心世界。由于言语不通，他们只好通过手势来传输情感、沟通思想。卖柴人很喜欢这个平易近人的汉族老先生，嫌他这身儒冠儒服不太适用，便慷慨地奉赠了一块自家织出来的吉贝布料，让他做成黎家式样的服装，以御风寒。

据曾在儋州一带工作过的朱玉书先生考证，吉贝，是一种高仅数尺的植物，秋后生花吐絮，洁白似雪，纺织出来曰吉贝布。早在战国时代，黎族先民就把它作为贡品，深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所赏识。

生活还很困苦的黎族同胞，能够把这样珍贵的物品慨然相赠，说明他们对诗人饱含着敬慕与爱戴的深情；而具有易感的心灵、长期遭受倾陷迫害的老诗人，则把普通民众这种暖人肺腑的真情，同封建时代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甚至凭空构陷，落井下石的龌龊恶行加以比较，感到确实悬同霄壤，天差地别。他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体验，悟出了人生真谛：“情义之厚，有加以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

东坡先生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七月抵达中和镇，开始其谪居生活，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奉命渡海北归，在这里只住了三年。但他留给当地黎、汉两族人民的美好印象，却如刀刻斧削一般，千古不磨，久而弥深。人们缅怀先生的遗泽，传颂着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逸闻佳话。

为了纪念他，此间不仅有东坡村、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小学、东坡公园，甚至还把当地说的一种官话称为“东坡话”，戴的斗笠叫做“东坡笠”，吃的蚕豆名为“东坡豆”。村里有一口“东坡井”，父老们口耳相传：先生当日舍舟登陆后，发现村民饮用的竟是潦洼积水，污浊不堪，以致经常患病，便带领群众踏勘地脉，就地挖井汲泉。数百年来，井泉源源不竭，水质甘甜，群众饮用至今。20世纪60年代初，郭沫若同志前来视察，还曾舀上一勺，亲口尝过。

涉及衣食住行，可见影响之深，民间以东坡命名的菜肴更有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等。

无独有偶，镇西15公里处，紧靠海边的地方，也有一口古井，名为“白马井”。传说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归来，三军在此登岸，正值盛夏炎阳似火，一个个口渴难挨，将军的坐骑白马，掠地长嘶，“踏沙得泉”，解除了将士干渴之苦。为了纪念这位伏波将军，感戴这番神奇的恩赐，后人便在泉眼上面筑围成井，并在井上盖起一座伏波庙，世世代代，香火不绝。

耐人寻味的是，同是掘井得泉，伏波将军的行迹却被后人神化，千秋筑庙奉祀，凌驾于万民之上，人们自然敬而远之；而诗翁东坡则截然相反，他置身于群众之中，力求做一个货真价实的“黎母之民”，老百姓便也接纳了他，把他看成是自家人。

九百年间，世事纷纭，沧桑变易，外边世界走马灯般地变幻无常，“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坡翁以风烛残年的一介流人，却能世世代代活在黎、汉两族人民的心里，未随时间的洪流荡然汩灭。这一方面说明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

二

东坡先生入儋之初，尽管朝廷有“不得签书公事”的旨令，但毕竟还挂有一个“琼州别驾”的虚衔，因此，州府官员依例把他安置在城南的州衙里暂住。从诗人吟咏的：“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落枕前”看得出，州衙的房舍原是十分破漏的。经过一番修葺，总算可以安居了。不料，后为下来巡访的官员所察知，当即被从官舍逐出。先生只好在城南污池旁边的桄榔林中买下一块地方，在邻里和友生的热情帮助下，“运甓畚土”，“结茅数椽”。先生名之为“桄榔庵”，并兴致勃勃地吟咏：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房舍当然是很鄙陋的；而且，周围环境也十分恶劣：“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但是，到了清代画手的笔下，《桄榔庵图》的景观，却是：一带连山之下，林木掩映中，现出一座由高大院墙环绕着的三进砖石结构的典丽厅堂。其间显然带有文人想象的“诗化”成分。并不符合当时当地的艰窘实况。

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中却仍然能洒脱吟诗，古今几人能为？怕只此坡翁耳！

现在，桄榔庵已经片瓦无存了，遗址周围还有一些耸天直立、羽状复叶丛生于茎端的桄榔树，临风摇曳，楚楚生姿，令人蓦然兴起思古怀人之情，仿佛依稀可见先生当日林间负手行吟的情态。而村民们尽管明明知道，这些林木都是后来长起的，并非东坡先生手植；但是，因为它们长在先生住过的庵舍四旁，便也爱屋及乌，像《诗经·甘棠》篇讲述的：棠梨茂密又高大，不要剪它别砍它，——召伯曾住这树下。在这里，村民们同样以悉心爱树的深情，寄托着对坡翁的思念。

旧志载，东坡旧宅桄榔庵中曾有一副对联：

烟景迷离，无搅梦钟声，尽许先生美睡；

风流跌荡，有恋头笠影，且招多士酣游。

下联讲的是实情，上联却未必尽然。因为东坡先生毕竟是放逐荒徼的待罪谪臣，朝中那些居心险恶的政敌，是不会任他那样“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

殷鉴在兹，前车不远。东坡谪居惠州期间，相依为命的爱妾朝云，由于不服当地水土，染病故去，诗人衰年丧侣，晚境凄凉。一天，万分孤寂、佗傺无聊之中，写下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绝：

朝云是苏轼在杭州所买的侍妾，乃苏轼红颜知己，朝云在苏轼贬居期间陪伴左右，情深意长，笑云先生“一肚皮不合时宜”。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哪里料到，这样一首抒怀小诗竟惹出一场新的祸端。宰相章惇以为东坡贬谪之后处境安稳，便奸笑着说：“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又矫诏把他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儋州）安置。此时的心态，坡翁自己讲得很清楚：“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在惊魂惴惴之中，纵然“无搅梦钟声”，也还是“心似惊蚕未易眠”。所谓“尽许先生美睡”，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善良愿望而已。

这一年，诗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说发配到这素有“鬼门关”之称的“风涛瘴疠”、“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惠州住上三年两载，恐怕也得“子孙舁骸骨以还”了。实际上，执政诸人就是蓄意让他葬身海外，否则，怎么会做这样的安排呢？这一点，先生本人也是了然于心的。因此，出发前，即已做好了不能生还的准备，两个儿子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到广州后与长子苏迈诀别，然后带上幼子苏过，乘船溯西江而上，在滕州与弟弟子由相遇。因为知道这次是生离死别，分手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愁坐了一整夜，自有苦不堪言的痛楚。

见面时即已知日后不会再相见，生离与死别都是活生生地摆放在眼前，对一个孤独的年迈老人来说，内心的悲苦自是不堪言表。

他给友人王敏仲写了这样的告别信：“我于衰迈之年，投置蛮荒之地，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因此，已经和长子江边诀别，处置好一切后事。到了海南之后，我首先要预备下棺材，然后再挖下墓圹，留下手疏给儿子，告诉他们：我死后就葬身海外，不必扶柩内迁。这也是东坡的固有家风啊！”到了贬谪地，照例给朝廷写了一道谢表，里面也有“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的话。

到了儋州，面对的果然是极端困苦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而且毒雾弥漫，瘴疠交攻。东坡曾记下过这样一段文字：“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另一位贬儋诗友对此做了更贴切的概括：“万里来偿债，三年入瘴乡。”这是面临的外部环境。

而他的内心，尤其苦闷至极。坡翁乃深于情者，一向笃于夫妇之爱。昔日贬谪黄州，有长期相伴、苦难同当的妻子王闰之偕行，“身耕妻蚕，聊以卒岁”，尚可时时获得感情上的抚慰；后来到了惠州，虽然妻子已死，但仍有“如夫人”朝云这个红颜知己，生死相依，体贴备至，成为暮年遭贬时的生命支柱。可是，赴儋之日，却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自然无限感伤，倍觉孤独。这对一个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来说，无异于“孤树加双斧”。等待他的，难道还会有其他出路吗？

可是，结果竟大大出人意料。坡翁在这里不仅逐渐安居下来，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得以生还；而且，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北归后，还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到内地以后，当友人问及海南情况时，先生颇带感情地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之所以如此，——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在《苏东坡在海南》一书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为诗人自己觉得已有了个“今我”。这种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时处顺、取得精神解脱的症结所在。

入儋伊始，他还深陷于“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的感伤中，他说，我刚刚来到海岛时，环顾四围，水天无际，当时心情非常苦闷，想的是：我可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此岛呢？但是，过了一阵子又觉得，天地本身就围在水中，九州圈在茫茫的大瀛海里，中国就在少海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生命无一不在海岛之中。认识到这一层，也就跳出了蚂蚁般的身小视短的狭隘视界，获得了一种超越意识，最后得出“俯仰间有方轨八达之路”的积极结论。“此心安处是吾乡”。境况的顺逆，于他已不具备实质性的差异了。

除了这种“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还曾得到过高人的指教，从中意外地获得一场活生生的人生顿悟。

据《侯鲭录》、《儋县志》等记载，北宋元符二年（1099）三月的一天，东坡负着大瓢，口中吟唱着《哨遍》词，漫游田间，遇到一位家住城东、正往田头送饭的七十多岁的老媪，两人就地闲唠起来。东坡问道：“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样啊？”老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世事不过像一场春梦罢了。”东坡又问：“怎见得是这样呢？”老媪直截了当地讲：“先生当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学士，也可以说是历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回过头看，不就像一场春梦吗？”东坡听了，点头称“是”，若有所悟，于是，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春梦婆’呀！”

这位神秘的“春梦婆”莫非是上天派来的仙人，特来点化彼时困窘的苏东坡。

儋州自汉代设置郡县以来，历朝都有流人谪徙，可以考知姓氏的第一位流人乃是隋代的宗室杨纶。他先被流徙广西，后来逃往儋州避难。至于唐代、五代十国和宋初，贬谪儋州的达官仕宦，更是接踵而至。“谁知把锄人，昔日东陵侯！”据我猜测，这个“春梦婆”当是某一显贵流人的亲属或者后代。否则，不会对于世事沧桑有如此深邃的感悟。不管是怎样情况下出现的，反正对于东坡先生来说，不啻醍醐灌顶，以致当头棒喝。

在同普通民众融洽无间的接触中，东坡的悟世思想不仅未被消解，反而益发强化起来。与黎族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那种完全脱开功利目的的纯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战胜生活困苦、摆脱精神压力的生命源泉；挣脱了世俗的桎梏，实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伟大的诗人、作家一样，苏东坡的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即已熔铸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于一身，初步构成了他那复杂而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尔后的起伏颠折中，有时候，儒家的弘扬内在精神，实现自我，积极用世，在他的思想中占上风；有时候，道家的绝对自由，超越时空的淡泊无为，又在心灵中居于主宰地位。屡遭贬谪之后，他曾盛赞《庄子》实获吾心，把庄子思想当作自己的既存见解，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仕途经济的理想抱负。

苏轼一方面在清风明月中暂时摆脱尘世的喧嚣，陶醉于自然，浑然忘我，飘飘欲仙，追求佛道两家都向往的那种自然的真淳；另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尊主泽民”的儒家济世思想。即使后半生仕途坎坷仍不放弃济世利民的政治抱负。

“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在对腐败的官场、世俗的荣华以及尔虞我诈的人事纠葛表示厌恶、轻蔑与怀疑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觉醒。正如朱靖华教授指出的，东坡在生存的诸多灾难中，找寻到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社会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归属感。

说到东坡的思想变化，我想起了他晚年的一首七绝。渡海北归之后，坡翁在当涂遇到了诗人郭功甫，想起几年前贬谪惠州时这位老朋友曾经有诗相赠，当时未及作答，这次，他欣然命笔，依韵作和。诗共两首，其一云：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首句隐括了当时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腐败朝纲；次句是对友人赠诗中“今在穷荒岂易归”的回答，显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豪迈感；第三句是说，他这只“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想要凭借风力安然降落，为最后一句张本；第四句是全诗主旨，说他悔于从前高翔远翥，以致活得太累太苦，决心要“收敛平生心”，追求“我适物自闲”、“乐事满余龄”的精神境界，在澹泊宁静中，过上一种平平常常、自然本色的日子。

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并没有料到，三个月后他就一病不起，撒手尘寰了。这种并非奢求的享受一番平常生活的渴望，终于未得实现。

三

东坡书院中有这样一副对联：

北宋负孤忠，春梦一场，忘却翰林真富贵；

南荒留雅化，清风百世，辟开瘴海大文章。

寥寥三十二字，对于坡翁在超越自我、战胜逆境的同时，以其“清风雅化”，为开启海南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作了有力的概括。

坡翁在多年放谪生活中，逐步实现了价值观念的两个转换，或者说是疏通了两条心灵的渠道。

儒道两种价值观的转换，一者文质彬彬，身体力行；一者弃文就朴，羽化登仙。

他在孔门圣教熏陶下，自幼即“奋励有当世志”，立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愿和“尊主泽民”的理想抱负。针对国库空虚、官冗兵弱等弊政，写过大量策论，想要通过改革，“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但是，现实并不赋予他这种机会，“戴盆难以望天”，刀斧之余，一贬再贬，仕进之途已经重重阻塞。作为乐天知命的达人，他欣赏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态度，适时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转向自然，寄兴山水，放情吟咏，找到了一个与污浊、鄙俗、荒诞的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诗意世界，痛苦的灵魂得到了艺术的慰藉。

苏轼的“陶渊明情结”。苏轼将自身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穷达之间”亦“绰然有余裕”的社会文化观注入陶诗清新自然、冲淡平和的外壳之中，形成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和“应物”的处穷哲理。苏轼使自己沉浸于陶诗的平静恬然中排遣情景，自我镇定，达到情感的内在超越和净化。

他刚一踏上海岛，就被这里的奇异风光吸引住了。海南山间的急雨奔雷，开阔了他的胸襟，触发了他的诗兴：“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他热情地赞美岛上特有的飓风来临时的奇丽景色：“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这同诗翁的豪纵不羁的情怀恰相映照。难怪弟弟子由读后，激赏其“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天空海阔的浩瀚气势，使他冷静地思考人生，达观地对待人生，既引发出宇宙无穷而生命有尽的感慨，又产生了将有限生命统一于无穷宇宙的顿悟。南国的生机盎然的迷人春色更令他怡然心醉，升华了他的乐观情趣和诗性人生。这也有词为证：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在这方面，坡翁与晚年的谪仙李白有些相似。李白流寓皖南，通过同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和沉酣于壮美无俦的自然山水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才未展、壮志难酬的苦闷，平复了由仕途险恶所造成的心灵损伤，激发了澎湃的诗情，五六年间写诗130多首。东坡居儋三年，共写诗174首，各体文章156篇。

两人晚期的诗文，作为解脱苦闷、宣泄情感、释放潜能、实现自我的一条根本途径，作用是一致的。但是，其间也有明显的差异：除了时代的烙痕，比如唐诗重性情，以形象、韵味见长，而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取胜，李、苏两家自不例外；单就风格来讲，虽然同是豪纵奔放，挥洒自如，都具备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但太白一些诗作，愤激、清狂，反映出内心的苦痛与压抑之沉重，相形之下，东坡为诗则显得从容、逸宕一些，而且时杂风趣。他说：“吾侪老矣，不宜久郁。”可见，内心同样也有深重的忧伤，只不过善于消解罢了。

坡翁另一方面的转换，是他立足于贬谪的现实，把实现“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庙堂之高”转移到“江湖之远”，从关心民瘼、敷扬文教、化育人才的实践中拓开实现自我、积极用世的渠道。

他劝说黎胞开垦荒地，多植稻谷；推广中原先进耕作方法，移植优良品种。针对当地以巫为医、杀牛祭鬼的陋习，大力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介绍医方药物。同时，抱着对黎胞的深厚感情，劝学施教。坡翁有一首《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的诗，对于南荒徼外的儿童奋勉向学，诗人由衷地感到喜悦和欣慰。

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

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

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

前来负笈就学的，不仅有本地的贫寒士子，如黎子云、符林、王霄等；有些远在千里、百里之外的友生，也纷纷上门听讲，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一时“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四五百年间，儋州未曾有一人登第。对此，坡翁深以为念。遇赦北归时，将自己所用的一方端砚送给了弟子姜唐佐，并题句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意思是，海南与中原地区虽为沧海隔开，但地脉未曾断裂，文脉也应该是相连的。读书士子要发愤图强，勇破天荒，改变当地文坛落寞的现状。诗句中对于海岛人才的成长，寄寓了殷切的期待。坡翁的这一厚望并没有落空，离儋不久，这里便陆续有一些人擢第登科，并出现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琼台记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东坡先生无分境况的穷通，一贯关心民生疾苦，热心为百姓兴利除弊，是发自内心的生命本色的体现，表现了封建时代一个开明的士大夫的优秀品格。如果说，过去在太守任上，这样做是出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还带有某种“恩赐”因素和“临民”姿态；那么，现在身在海南，则完全与黎民百姓融为一体，换黎装，说黎语，甘愿“化为黎母民”，既不是居高临下，也不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本儋耳民，流落西蜀间”，索性以本地群众一员的身份出现。

以“春梦留痕”的笔法，虚实相生的散文技法，凭借自我的诗性领悟复现了一个早已逝去但又鲜活存在的文化巨匠。揭示他由“临民”“恩赐”的心态转变为与民一体的心灵轨迹。

说到诗翁谪居海南期间教民化俗的泱泱德政，人们自然会想到东坡书院的另一副联语：

公来三载居儋，辟开海外文明，从此秋鸿留有爪我拜千年遗像，仿佛翰林富贵，何曾春梦了无痕

这里隐括了东坡的两首诗。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提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联语中“春梦”云云，两典并用：一是上引的“春梦婆”谈及的“昔日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二是东坡谪居黄州时曾写过一首七律，内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这里用“秋鸿有爪”、“春梦留痕”来状写东坡先生在儋三年的名山事业、道德文章，极为贴切。

纵观两宋以还的千年史迹，在久居边徼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扬文教的善行来说，真正能够和坡翁比并的人，原不是很多的。有明一代，远谪云南的杨升庵算是一个。据《蒙化府志》记载：当地士人，无论认识与否，都载酒从升庵先生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从杨升庵诗文著述之繁富在明代当推第一看，也与东坡相似。

但是，杨升庵在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之外，还纵情声色，流连歌妓，放浪形骸，有时竟达到颓废的程度。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升庵贬谪滇中，有东山携妓之癖。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丫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这简直就是胡闹了，坡翁绝不为此。

当然，杨升庵这样佯狂放诞，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一面，是对终身流放这种过苛处罚的消极反抗；也是全身远祸、养晦韬光的一种方式。因为嘉靖皇帝对于杨氏父子在“议大礼”中的表现，尤其对升庵挑动群臣哭谏闹事一举，一直切齿怀恨，时时欲置之于死地。从这一点看，升庵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可是，坡翁就不理会这种韬晦的策略，否则，他也许不去浪吟那“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了。

一提起这件事来，我又不禁想起那个专和东坡作对的奸相章惇。算是皇天有眼，这个太平宰相居然也成了谪臣，偏偏贬逐在离海南很近的雷州（海康），而且，东坡就在遇赦北归途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坡翁的心境如何，是快心惬意呢，还是报之以轻蔑的沉默？都有可能，却都不是。他实在是一位宽厚长者，听到这个讯儿，即写信给章惇的女婿黄实，备极恤慰，及于家人。信中说：“子厚（章惇字）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指子由）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辟太夫人也。”

整人人整，磨墨墨磨，章惇作法自毙，原属罪有应得。《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一流，千秋万世钉在耻辱柱上，更是天公地道。据章惇本传记载，子由贬谪雷州，不许居住官舍，便花钱租赁民房。章惇闻知后，即以“强夺民居”罪名，下令追究处治。因为租券上分明记载着已经偿付了租金，只好作罢。这次，章惇谪居雷州，又到这家来“问舍”求住，户主说：“算了吧，前次苏公来住，因为那个章丞相找茬儿，我们几乎倾家破产。再也不往外租了。”天地间，竟有这样的巧合，真令人击掌叫绝。可惜我不会饮酒，不然，一定要拍案浮一大白。

恶有恶报，也算大快人心，作者亦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