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

我写完这本书后，关于奴隶制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在我们生活的独特时代，奴隶制的存在是个奇怪的悖论。当下是历史上一个特殊时刻，2700万奴隶实际上只是迄今为止生活在奴隶制中的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为奴隶主生产的大约400亿美元的利润相较于其他产业产生的利润简直微不足道。我猜测奴隶制仅代表了全球经济的极小部分，它是如此微小，以至于不会有国家或产业因为它的消失而破产，只有控制奴隶的暴徒会有所损失。随着奴隶制在每个国家的非法化，以及自由人权上达成的一致协议，奴隶制已经到了彻底根除的阶段。奴隶制正在被推向全球黑暗而隐藏的边界，并已站在自我灭亡的边缘，我们从未有如此大好的机会，可以一劳永逸地废除它。

自《用后即弃的人》出版以来，奴隶制对成百上千的人来说，已经终结。那些曾被奴役的人，也在意识和预防计划的控制下保持自由。在不同地方，各种奴隶制正经受着攻击和清除。书出版那年，反奴隶制运动风起云涌，并做了诸多尝试：有失败，有成功，但每一次尝试都获益匪浅。试验解放的不同方式，可以为更多重要路径提供概念验证。简言之，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帮助人们脱离奴隶制。缠绕我们的问题也不再是“人们能够摆脱奴隶制吗？”而是“我们能够拯救多少，并且多快？”答案有赖于我们能够为解放与重建生活奉献多少资源。

如果估量一下解放的成本，以及与重获自由的奴隶一起重建生活的成本，你会发现自由真的是一场交易，而成本却异常低廉，因为大多数奴隶生活在收入和花费很低的国家，比如印度。根据目前的解放工作来看，2700万奴隶的解放成本正好低于110亿美元，将花费25—30年的时间。那确实是不少钱，但放在全球范围，不过是个零头。它相当于港珠澳大桥的造价，或者是西雅图单轨列车系统的成本。钱真的不是问题，除非我们没有。

所有政府花在废除奴隶制上的钱的总和，简直处在从怜悯到羞辱的范围，远不及打击其他犯罪的花费。这越发令人沮丧，因为废除奴隶制是在省钱。经验告诉我们，自由的社区在当地经济中尽享高速发展，环境破坏和政治腐败的成本则会下降。结束奴隶制带来的是纯自由红利，解放行动很快会为自己买单。

令我欣慰的是，书中我遇到的尚存在奴隶制的地方的确在发生着改变，它证明《用后即弃的人》讨论到的每一种奴隶制都可以废止，但这并不意味着书中描写的奴隶制已经走向终结。在泰国，仍然存在着庞大而残酷的性产业，像西瑞（Siri）一样的乡村女孩，以及越来越多来自老挝和缅甸的女孩被骗到妓院，经受奴役和虐待。在马特·弗里德曼（Matt Friedman）、莉萨·伦德·泰勒（Lisa Rende Taylor）及其同事领导下的联合国机构间项目（UNIAP），正在制定更为可行的方式去阻止女孩的招募，同时切断妓院受害者的供应。在巴基斯坦，尽管有几个组织冒着暴力和威胁，帮助数百个家庭重获自由，但砖窑厂奴隶制的总体情况并未好转。在毛里塔尼亚，2007年自由选举直接促成废奴计划，激动人心。非常遗憾的是，2008年的一场军事政变，让这场改革如昙花一现。但毛里塔尼亚反奴隶制的运动是顽强的，不管多少成员被捕，它依然继续坚持。毛里塔尼亚的瘫痪尤为令人难堪，因为它不过是弹丸之地，并且严重依赖国外援助。法国和美国本可帮助（压制或命令）毛里塔尼亚实行他们国家的废奴计划。可悲的是，这些富有的强权国家往往觉得其他地缘政治问题更重要，对于那些坚持奴隶制旧方式的国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曾在印度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见到农奴，数以千计的人们和无数被奴役的村庄已经重获自由。今天这些村庄不仅解放了奴隶，它们已经对奴隶产生了免疫。这是因为“解放奴隶”和它的搭档们为正在实施的解放运动开发了一种新的社区组织模型，它被称为社区警戒委员会（Community Vigilance Committees, CVCs），主要由之前的奴隶组成。基本上，社区警戒委员会要学习如何挑战维持奴隶制的残暴权力。他们的反贪腐工作保护了居民，同时改善了村庄。这些团体同样也证明了，自由能够像病毒一样传播，自我复制，简直强大到不可能被遏制。

一次又一次，当村庄获得自由，它们便会扩展到仍处奴役中的临近社区，和他们一起共事，并在他们争取自由的过程中给予支持。它是奴隶制如何终结的强大而鼓舞人心的示范，但是资源再一次成为问题。随着这些村庄走向自由，北方邦人口暴涨，容纳了大概1.99亿人。如果北方邦是个国家，那它将拥有世界排名第五的人口量。除去城市和乡镇外，该区域大约还有10万个村庄。2011年，“解放奴隶”拿出大约10万美元，与250个村庄合作，内容包括在每个村庄待3年，帮助它从奴隶制过渡到稳定而持续的自由状态。基于此，一个极为粗略的估计是，帮助北方邦所有村庄实现奴隶解放并不再受奴隶影响将会耗费2亿美元。对于一个人权组织来说，那是很大一笔钱。另一方面，它还没有俄国亿万富翁安德烈·梅尔尼琴科（Andrey Melnichenko）买新游艇花的钱多，或者说比美国部队在阿富汗维持一天的花费还低，从全球角度来看，简直是九牛一毛。

巴西传来了好消息。我在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见到的奴隶制已经几乎完全灭绝，它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改变和一位充满斗志、无所畏惧的官员——路易斯·安东尼·卡马戈·德·梅罗（Luis Antonio Carma-go de Melo），他介入并强力实施反奴隶制法律。反过来，卡马戈·梅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得益于路易斯·达·席尔瓦在2002年10月竞选成为巴西总统，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卢拉。卢拉有工会背景，这使得他预先就有意向采取真正反对奴隶制的行动。他在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中长大，能够深切地理解贫穷。卢拉四年级的时候辍学，14岁时在铜熔炼厂谋得一份工作，19岁时因为工厂事故失掉了一根手指，从那以后便在工会运动中活跃起来。作为总统，卢拉认为，奴隶制的历史依然在阻碍着巴西的发展。在2006年10月的一次发言中，卢拉说：“奴隶制将财富集中到权贵精英阶层，在国家的生活中制造了巨大的社会鸿沟。”⁽⁶⁾

上任四个月以来，卢拉为“废除奴隶工人”成立了全国委员会，并将它作为政府永久的一部分，同时将废除奴隶制作为一项任务写入国家计划。这可能是整个解放运动中，政府第一次踏上了正确的道路。委员会整合所有政府相关机构，包括警察局和国家执法部门，同时还有反奴隶制和人权组织，在当时这些组织承担了主要的工作。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团队，在计划实施的七年来，接近四万人摆脱了奴隶制。巴西成为一个明显的示范，展示了当一个政治领袖重视奴隶制时所能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