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学术研究新热点的统一战线问题

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范力沛（Lyman Van Slyke）在1967年的著作《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被视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史的奠基之作。他认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成立，被视为共产党试图制度化统一战线策略的体现。毛泽东从矛盾论中发展出了一套统帅一切力量、在关键冲突中取胜的成熟策略，这些策略被统称为统一战线。1949年后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统战部，其基本思想很简单：党员一直占人口少数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得到广大党外人士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⁸⁾此后，西摩尔（James D. Seymour）的研究认为，统一战线策略形成的国际背景主要是基于“无产阶级不太可能发生在拥有大量城市工人阶级的工业化国家，而可能在那些实际上不存在无产阶级、先前受到外国资本家剥削的不发达地区发生”，“弱小的共产党应该同所有进步的和反帝的力量联合起来”。因此，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是唯有中国才有的策略，但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统一战线策略则更有特色，运用的也更为娴熟，并最终使他们夺取了政权”。⁽⁹⁾沈钜光（Shum Kui-Kwong）的研究则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的重要意义，包括：一是有效地扩大了中共的群众基础，二是为组织农民、发展农民运动创造了便利条件，三是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和稳定，四是减少了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对国民党的社会支持，增加了共产党的安全系数。⁽¹⁰⁾此外，也有学者着重研究了多党合作制度，并认为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不能单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两党制作比较。⁽¹¹⁾

针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认为，当日本的威胁成为主要挑战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强调反日民族主义，甚至规定可以接纳地主，只要他们表现爱国。日本投降后国共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中共开展了把一切地主作为阶级敌人的土改运动。政策及政治行动总是根据面临的主要矛盾的认定而变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着统一战线策略，尽管多年来合作的伙伴和支撑它的问题已经发生过很大变化。这种灵活性在毛泽东思想中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当然这种变化对那些被统战对象的个人命运来说可能会带来变数。⁽¹²⁾当然，李侃如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概括性的，并未以翔实的材料对其加以论证。邹谠在其《中国革命再解释》中也用较少的篇幅对这一问题做了概括。⁽¹³⁾

近年来，格鲁特（Gerry Groot）的相关成果为国外学者了解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工作勾勒出了一幅相对完整的图景。⁽¹⁴⁾当然，这些研究更多是事实层面的描述，且对21世纪以来的变化尚缺少足够的关注。与统一战线相关的研究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是狄忠蒲（Bruce J. Dickson）对中国新兴阶层的研究。他认为，这些人虽有热情参与政治，但他们多半不要求政治上的代表权，而是希望能够在体制内获得便利，有足够的知情权和有效表达诉求的权利。⁽¹⁵⁾而黄冬娅对企业家的研究则表明，企业家们越具有“政治嵌入性”而非自主性，则越具有政策影响力。⁽¹⁶⁾

也有西方学者注意到了21世纪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变化，并认为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依靠这一渠道来吸引知识精英，并且团结海外华侨。赛奇（Tony Saich）就认为，统一战线工作重新被重视和对专家型人才的倚重使得八大民主党派得以存续，其新成员的招募数量也有所增长。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党派视为连接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人的纽带。⁽¹⁷⁾但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主党派，实际上，统一战线工作的涉及面要远比民主党派群体更为广泛。也有学者研究统战工作中的宗教问题，并指出统一战线部承担了有关宗教方面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国家宗教事务局系统则负责执行党的相关政策，公安部系统则对监管宗教活动等方面承担了广泛的责任。⁽¹⁸⁾

海外华人学者关于地方政治协商会议功能的最新研究则为我们揭开了统战工作的一个方面。阎小骏认为，一般学者比较注重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具体的政治实践就会发现，非正式的政治制度可能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虽然政协系统在“文革”后得以重新启动，但这一系统在制定政策时基本不会发挥多大作用。但实际上，执政党从政协系统中收集信息、反馈和建议，从而使得政协系统成为“政党—国家”（party-state）体系中很重要的政治制度组成部分。政协除了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外，还有很多工作，如政治学习、联络工作、提案工作和信息收集工作。联络工作是联系非中共精英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渠道可以处理精英的需求，有时候会包括特事特办。用以同官员沟通的提案工作使得政协委员可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通过信息收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社会对政策的反馈和建议。政府有了新的政策也会通过政协来同非党精英交流。总之，政协是一个设计精细的系统，在整合精英人士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¹⁹⁾当然，阎小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而随着政协主席逐步退出地方党委的常委班子，政协会议制度在党内地位会逐渐下降。

以林尚立等人为代表的几位大陆学者自2008年起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统一战线与国家建设的著作。⁽²⁰⁾他们认为，1949年之后的统一战线主要表现为诸如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制度；⁽²¹⁾他们注意到，政协系统在具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后，其民主功能会逐渐强化，而团结功能会相应减弱。此外，他们也指出了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非制度化机制的效能日益降低，而制度化机制也呈现出礼仪化、程式化和象征意义。⁽²²⁾不过，总体上来说，他们的研究模糊了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和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的区别，且上述研究并未对统战部部长入常和政协主席退常这一问题给出专门的回答。

综上，近年来与统一战线相关的研究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统一战线的不同领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相关研究却并未对统一战线工作近年来的地位上升问题予以专门关注。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