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整治官场

要治理好山西，关键要有一批得力的官员，张之洞因此不遗余力地整肃官场。

对于庸劣官员，严劾不贷。游击刘定邦原是代州棍徒，在口外归化城、萨拉齐等处开设粮店，由监生捐纳游击衔，即勾结官吏，倚势横行，陷害无辜，买空卖空，把持行市，前后坑害商民资本数十万金，鉴于当地官吏多为其收买，张之洞密嘱署大同总兵张树屏将其缉获解省，饬发太原府审讯，请旨革去职衔，以便严行惩办。光绪八年六月十二日，特参前藩司护巡抚葆亨、前冀宁道王定安贻玩民瘼、糜库款、收受贿赂等误善后之咎。葆亨、王定安皆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光绪九年十月，又劾罢不职文武官员九人。九月初四日，以和顺县知县鲁燮光纵丁扰民，奏请革职。光绪十年二月，甄别武职，劾罢副将以下二十一人。力度皆不小。

张之洞参劾贪劣，力图肃清官场贪污等不正之风，还特别致力于消除致贪的根源。

州县原应是亲民之官，可是州县官搜括民众，除自润外，还要分割一大部分孝敬上司，以博取青睐，得到庇护。这又分为公开与秘密两种。暗中即为行贿。公开则为负担上司衙门的公费，山西名为“摊捐”。山西官场原来就有属吏向上司节寿送“规礼”的陋习，不过无定数，有时还会欠、减。葆亨用王定安之谋改为公费，明减暗增，将水礼一律改为实银，归并入向上司衙门提供办公费用的“摊捐”之中，公然檄催，促使大小官员进一步对百姓搜括，并趁机自润，从而造成贪污无法根绝，并且普遍化的现象。张之洞多次指出，州县官的最大负担莫过于摊捐，廉洁者也必然因之亏空。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即札令布政司永远裁禁陋规，传知全省本衙门旧有规礼如院署津贴、水礼、门包、桌饭、查库银两等一概不准呈送，以恤属官而维政体。他又认为只有上司特别是一省最高权力机关巡抚衙门带头拒礼、裁减费用，才能杜绝基层贪污的借口，清澄吏治。所谓“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为此，他率先垂范，声明“本部院受国厚恩，忝为一省文武诸官之长，堂堂诏糈本足自给，就令不敷惟当以俭养廉，亦断无取盈属官之理。”“总之本部院目击山西官穷民困，决意挽此颓风，于陋规少一分沾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²⁾首先将巡抚衙门公费及一应陋规全行裁除，所有各署公费一并裁汰。减去各项浮费共计每年一千零八十七两。对公认的肥缺盐法道、河东道，他一再要求酌减公费，饬查盐务陋规，严禁滥放滥支库款。对发现的问题，予以严厉惩处。

整治的另一重点是官场“疲玩”，即懒政。他将这种状况概括为：一是懒，二是散，因懒成散，懒散之极，将有“鱼烂瓦解”之忧。深恶痛绝之余，除不断训诫外，更以身作则，树立勤政榜样。如他订立的上午作息表是：丑正二刻（夜一时半）即起，寅初（凌晨三时）看公事，辰初（七时）见客。希望一天当两天用，并长期坚持，以致被人攻击“起居无节，号令不时”。他不用幕友、文案，只慎选属吏，委以簿书笔札技术事务，事必躬亲，一切文件自己动手起草。告诫属吏至于“口舌枯涩，不能多言”，当然也被攻击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晋三年，他始终保持这种作风，光绪十年四月十五日离任赴京宿于直隶获鹿县时，还致函护理山西巡抚奎斌，交代河道修治等未尽事宜五十二条。

对于贤能之员，张之洞予以保荐、升迁，委以重任。他还不断访察属员，从中选拔人才。太原知府马丕瑶、阳曲县知县锡良等即是在其手中不断升迁的。光绪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奏请将王文锦、李秉衡发往山西委用。李秉衡一到山西候补，即派充抚标营务处总办。于公牍中被其识拔的还有补用道高崇基、潞安府知府何林亨、平定州知州沈晋祥、霍州知州杜崧年、朔州知州姚官澄，候补直隶州知州俞廉三、方龙光，太原县知县薛光钊、阳曲县知县锡良、万泉县知县朱光绶等。四月二十日胪举贤才并附清单，称学习胡林翼的办法，共推荐中外文武官吏凡五十九人，其中京官张佩纶、吴大澂、于荫霖、李文田、朱逌然、陈宝琛等十四人；外官徐延旭、易佩绅、刚毅、游智开、黄彭年、孙凤翔、陈宝箴、刘璈、陈彝、李秉衡、陶模等二十九人，高崇基、马丕瑶也赫然在列；现任、前任口外八旗大臣可膺边寄者等锡伦、德平阿、依克唐阿、富陞、李云麟、升泰六人；武职张曜、宋庆、吴长庆、曹克忠、唐仁廉、郭宝昌、方曜、程文柄、程文和、宋得胜等十人。这些人不少后来成为封疆大吏，或某方面大员。

对疲沓不知振作者，张之洞“严檄教戒”，许其自新。他认为人才难得，当节取而磨砺之。候补知县王炜鸦片烟瘾甚重，张之洞批示，必须惩戒，但考虑其文学优长，不忍遽行参劾，从宽暂行停职，勒令半年戒除。限期满如能断瘾，仍然委用，否则一参到底，绝不姑息。

对贤良的官员，张之洞能从实际出发进行宽待、优待。光绪九年候选州判陈庆恩禀告弥补已故嗣父任内未结清的欠款。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批示，这一亏欠是为了煮粥救济饥民，属因公欠账，而且该官官声甚好，自应不能累及后人，令清源局会同布政使核议予以清结。候补知县安颐因款目未能细加清厘，被张之洞奏请降级调用，仍留清源局办事，局事完毕，又因其任劳任怨，备极艰苦而奏请恢复其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