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

7月留校，9月就走马上任。我在没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就进入课堂，教78级的学生。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77级的学生其实在1978年2月入校，78级的学生则在1978年9月入校。这两批学生可谓十年动乱积累下来的精英。77、78级两届的考生没有年龄限制。我教的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16岁、最大的学生31岁，而我自己则是23岁。

初登大学讲台的我，在课堂上还是倍感压力的。学生们的眼神似乎都虎视眈眈地，看老师们是否能教得了他们。我当时采用了一个自认为蛮有效的办法，很快就让学生信服，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国外的英语系一般就是英美文学系，而国内的英语系到高年级时一般分成两个方向：文学和语言学。我的侧重方向是语言学。

很多人觉得英语语法很枯燥，但我恰恰相反，我对英语语法津津乐道。我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国外出版的语法书借来一本本地看。当时我正学英文打字，作为练习，我甚至把其中一本语法书整本都用打字机打出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复印机，于是我打下来的语法书就成了我的独家宝贵资料。

为了站稳讲台，我每次在下课前留15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提问各种语法问题，直到他们提不出新的问题为止。我认为只有能够详细解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才能建立起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很快，我的努力有了成效，我的课成为学生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在系里任教的美国外教。因为来中国教英语的美国老师，大多不是从英语或语言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们向他们请教语法问题，例如“这儿为什么用冠词”、“那个词是什么词性”、“这个从句叫什么从句”，他们大多回答不上来。而我作为中国人教授英文，比较了解学生的思维习惯和语法困惑，解答他们的语法问题也游刃有余。后来系里也了解到这一情况，就安排外教去上口语或泛读这类不涉及解释语法结构的课程了。

当老师的常常会将自己的学、教关系喻为“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一桶水”就是老师自己的知识，“一杯水”就是要教给学生的知识。老师要想倒出“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而教师的“一桶水”是需要逐步积累的。

我在教学过程中很注意自身英语水平的提高，采用的办法是大量地听、大量地看和大量地写。那个时候国内逐渐开放，我们越来越多地能听到原始英文材料，甚至国外的无线广播，如VOA和BBC。我虽然不是研究文学的，但在那段时间里阅读了大量的英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

一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峰，也是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同时是英国小说的一个巅峰时期，孕育出一大批文学巨人，如狄更斯、哈代、勃朗蒂姐妹等。我一本本地阅读所有能借到的这一时期的小说。其中，狄更斯写的小说我几乎全都看了一遍。

在阅读时我采用了一个自认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每看完一个章节就会做读书笔记，笔记要用英语书写。在大多数情况下写的并不是我的感想，而是总结或缩写一下所读的章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帮助自己记忆所阅读的书籍内容，二是锻炼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这个方法作为经验介绍给学习外语的学生。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的大量阅读与积累，久而久之我的写作风格也逐渐带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味道。多年后，有美国人看到我出版的博士论文说，我的写作风格很像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特点就是句子比较长、结构比较复杂、用词量比较大。但我现在觉得这并不是好事，现代英语还是应以简洁为宜。

在徐州师范学院教了两年书以后，我有了一次到南京大学外语系进修的机会，参加教育部在南大举办的全国英语教师培训班。在南京大学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来自英国文委（British Council）的专家们。当时这样的学习机会很难得，参加学习的大多是全国各主要院校英语专业的骨干教师，大部分人年龄偏大，我可能是年龄最小的学员之一。在那个培训班里，我见到了不少国内英语界的大咖人物，也为我与他们日后结下深厚的友谊播下种子。

我跟莉莉于1981年年初结婚，婚礼在南京举行。其时下放干部都已回城，我的父母也回到南京，官复原职。

说是婚礼，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没有婚纱照，就是全家人和几位亲戚到饭馆里吃了顿饭。但家人在南京齐聚一起的那份温馨，还是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记得那顿饭是在四川酒家吃的，我穿了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莉莉穿的是她自己做的浅桃红色棉袄罩衫——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棉袄是什么，当然更不知棉袄罩衫为何物了。

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们1500块钱，莉莉父母为我们的新家置办了一台缝纫机、床上用品和其他日用品，这些在当年算是相当不错的嫁妆了。莉莉每每提起总是怀着极其感恩之情，感谢父母为我们的付出。

当年年底女儿就出生了，我们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潇牧，英文名字叫Adele（那是我们两个在读《简爱》时共同喜欢的简爱的学生的名字）。女儿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欢乐。

大学老师不用坐班，没有课的时候我不需要去学校。而中学老师则要坐班，无论有没有课，莉莉每天都得准时到校。所以不坐班的我就担负起买菜做菜、接送孩子上托儿所的任务。

那时候的住房都是由学校分配，条件比较艰苦。由于我年资不高，仅分到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间。斗室虽小，但我们一家三口却也其乐融融。

教师宿舍没有宽敞的厨房，各家一般都把煤炉放在走廊过道里做饭。一溜边的都是炉子，大家一边做饭一边聊天，各家吃什么菜互相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