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整大学组织结构

大学的组织结构在适应中不断发生变化，如它们通过创立独立组织的研究机构（Organized Research Units）来回应社会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独立组织的研究机构大致具有三种类型：跨学科中心、科学研究所、消费者导向中心⁽⁶¹⁾。这三类研究机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服务于外部需要，并从这种服务中获得收益。但无论是哪种类型，这种独立性角色在塑造大学的研究系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使它的大规模和多样化成为可能⁽⁶²⁾。许多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履行的是双重角色，既提升特定主题的知识，也促进学术学科中的工作；有些研究机构被设计成在资助上主要服务于外面的客户。大学研究中心（独立组织的研究机构）通过包容来解决组织之间的张力，增强了学术研究的经济关联，将它与商业技术联系起来，是国家研究经济中扩展最迅速的部分。⁽⁶³⁾当今大学，通过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服务社会与提升质量相互影响、国际参与与视野拓展双向强化等途径来优化组织结构、提升内部制度水平。

1．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

教学与研究的关系问题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主观上认为，教学受到轻视，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产生什么影响没有更深入的研究。这里的关键主要是评价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去评价。这与教育的周期性长、而研究成果的周期短易见效有关。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学术核心体现的原则是：丰富和传播知识是同等重要的活动，并且当这两者在同一个地方由同样的人进行时，每个都干得更好⁽⁶⁴⁾。学术核心包括四个方面的投入：教师成员、投入研究的时间、来自设施与助手的支持和生产率或质量，所有这些因素都对院校资源有着关键性依赖。⁽⁶⁵⁾所以，对于教师而言，他们对于教学与研究的重视程度，取决于高校对于他们在几种资源上的支持程度、评价方式以及引导。

大学越来越依赖于独立组织的研究机构去做研究，而教学则依赖于传统的教学组织。独立组织的研究机构在争取外部资源方面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传统的教学组织则在为人才培养做努力。二者间的分界现在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大学发展到今天，其复杂性越来越突出的原因所在，“一个松散结合的适应系统，随着它的各种成分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它的复杂性在增长。”⁽⁶⁶⁾当然，独立组织的研究机构通过研究的加强，也会反哺教学：通过资源支持、适应外部需要的研究成果等对教学予以支持。

2．服务社会与提升质量相互影响

从大学为社会服务那一天起，大学与产业的联系就加强了。但是大学文化与产业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产业利用研究的目的是从一些技术优势中获得经济回报，并将专有知识转换成可售产品。而大学中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们则是通过发表研究成果以共享，同时为他们带来承认和声誉。⁽⁶⁷⁾也就是说，一个是私利的，一个是公益的。对于公共知识与商业产品之间的转换，科学家并不太愿意去做这种工作，甚至是排斥的。但是产业界这种逐利性决定了它的主动性，它会通过资助的方式诱使科学家去做企业让他们做的事。毕竟，科学研究需要经费和条件支撑，而科学家们无法将知识直接转化成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知识整合进产业的条件在产业界的搅动下得以完成。其结果是把高深知识与应用知识在市场权力的胁迫之下连接起来了。当然，大学与产业的结合还需要其他条件，比如两者所属人员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条件。“大学、产业研究人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互动密度越高，基础将越具活力和创造性。硅谷的特征是大学与产业行动者的亲密关系以及体现在结果上的他们的互惠性交流。”⁽⁶⁸⁾除此之外，政府的推动也是大学与产业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当大学与产业高度融合时，大学传统的育人功能是否受到侵蚀，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一些大学从商业化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被引导到现有的或新增的商业冒险中。比较大的技术转让办公室当然运行得更有效率，资本的内在源泉激励着更进一步的商业投资。”⁽⁶⁹⁾大学在被市场塑造的同时，也被市场所同化，这种市场价值取向的产生削弱了大学传统的育人价值；当然，这种管理模式也会使大学对待学生的观念产生影响：什么样的学生对高校是有利的？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的公平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盖格认为，对于美国大学而言，市场悖论表现在：市场给大学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学生、推进知识的更大能力和美国经济中更有生产力的角色；同时，它也缩小了大学活动的主权，削弱了它们服务于公众的使命，商业纠纷的增长至少削弱了它们作为知识的中立仲裁这个特权角色的潜力。⁽⁷⁰⁾

3．国际参与与视野拓展双向强化

迪金森学院追求卓越主要体现在两种行动上：反映美国和参与世界。“反映美国”表现在：学生们深入到乡村、社区了解、研究其演变及需要。“参与世界”的实践在德顿来之前就已经开始。1994年建立的克拉克中心进行的是当代政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请来政治人物演讲，生物学教授获得庞大的研究基金；开展国际性教育，开设关于六个大陆的32门课程，其中80％的学生至少要在国外学习一个学期，五分之一的学生要主修一门外语（2002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迪金森的国际课程排在全国最佳的第六名）；学生在国外开展研究，而且他们理解不同文明的人，学会同情处于不发达文明之中的人们，希望通过自己去帮助别人。当公众想起迪金森的时候，他们就能想到“国际化”或者“（传播）科学和研究的工场”或者“法律预科”。对于优势的发挥，为的是给外界一个深刻的印象。

其实，大学的国际化在其早期就得到充分的体现。涂尔干认为，如果说大学起初还只是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制度性的学术生活在跨国的基础上取得了繁荣，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甚至在今天，如果不背叛它自身的根本属性，它也不可能养成狭隘的民族性。⁽⁷¹⁾根据他的观察，欧洲各大学几乎都保留有这种古老的国际主义的痕迹。大学组织的国际参与越来越受到各大学的重视，这种参与有利于拓展视野，扩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