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学组织内部治理的变化

一、重构大学组织制度

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布朗大学是常春藤联合会垫底的学校。这所学校坐落在落后的罗得岛，很多学生不愿意去这所学校上学。1969年，学校抛弃了标准课程设置，取消所有分配的必修课，减少了学生为了毕业需要修满的课程数量，按照有利于适合个人专注的原则避开了主修课，并且允许学生以通过和不通过为评分标准参加所有的课程。⁽³⁹⁾学院的宣传手册上写道：“布朗大学的课程是要教给学生选择和责任”，其标语是“有责任的自由”，很符合学生的愿望。80年代，《时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的前身）出版的学院指南上，布朗大学成为高等教育中最炙手可热的学校，甚至比哈佛还难进。学校也在不断提高对学生的服务保障能力，让学生感觉这既是一个学习的场所，也是一个生活的场所。从整体上看，当下大学组织内部制度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表现在招生制度和培养制度方面。

1．改革大学招生制度

1853成立位于费城的海狸学院，因为这名字上挂着个动物的名字，1992年学校聘请的分管学务管理的副校长丹尼斯·诺斯特兰德（Dennis Nostrand）一上任就开始为改名而努力。经过努力，它成功改名为“桃源大学”（Arcadia University），而且资助一年级新生在春假期间去伦敦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大力宣传改名后的学校。2002年秋，学校申请者增加了三分之一，入学新生达到学校历史上最多（超过500人）。⁽⁴⁰⁾除此之外，各大学在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不断转变观念、改进招生方式。

第一，构建基于学生需要的招生制度。海狸学院分管招生的常务副校长诺斯特兰德提出“顾客导向”招生策略。他把发给学生的信件个性化，以绩优奖吸引更优秀的申请者，建立“全面质量管理”队伍，加大学校宣传等。其实在美国很多大学都采取这种策略，比如波士顿大学，70年代中期任命杰克·马加尔（Jack Maguire）为招生部主任，他对那些向校内、校外和在学校内部流动的学生开展招收、资助、追踪、保留和挽回等工作，并使这些工作系统化，结合成一个整体以减少分裂。他的观点是，与“客户基础”有关的一切都是每一个管理者的责任。大学招生工作运用了营销学的方法，把学生视为客户，大学教育则是供学生们消费的产品，招生的任务就是“做广告和招揽顾客，给他们的产品定价，并且保证产品符合需求”⁽⁴¹⁾。为了吸引到优秀学生和增加学生数量，各大学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招生方式来满足学生需要：一是以针对性项目吸引目标学生。2001年，原布朗大学校长戈登·吉（Gordon Gee）到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任校长，他开办了希勒尔学院，恢复了一个犹太研究项目，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犹太学生。二是通过扩大影响力吸引优秀学生。迈克尔·班克1997年担任该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和学务副主任。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率在一流私立大学中最低，很多优秀学生放弃了申请该校。班克从一份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的报告了解到，很多潜在的申请者都不知道这所大学，他就采取通过在校大学生去宣传学校；同时他还精心制作了发给预期申请者的学校画册《心中的生活》，减少原来宣传画册中学生们埋头读书的照片，更多的是大学生们的有趣活动，如跳舞、玩耍和踢足球。这一招很有用，1999年的申请者数量比上一年上升了22％，而且申请者中包含了很多高素质的学生。三是通过互动吸引学生。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提供了一种互动式的经济资助评估，学生可以到学校的22个分校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虚拟浏览。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利用欲申请的学生在学术、运动和校园方面的兴趣来帮助他们安排校园招待会。⁽⁴²⁾

第二，运用市场机制提高生源质量。学校在招生时很看重选择性，即申请者与被录取学生的百分比和被录取者与注册学生的百分比。如何提高选择性？一是利用提前录取的招生政策，学生只能申请一所学校，并且保证一旦被录取就前来入学。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尽可能多地鼓励一些学生们来申请，这样，学校可以拒绝的申请者越多，学校也就越有选择性。二是以“饥饿法”提高大学门槛，比如一些大学通过不接受最优秀的申请者（他们也知道这些学生最终不会来），这样看起来学校更难进。面对激烈的竞争，MIT于1998年提出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择优录取学生以及基于本科生财政需要为其提供财政资助的问题；二是关于教师对学生的集体责任问题；三是大学与企业日益密切的互动是否会不恰当地扭曲大学的学术使命，从而降低大学对社会的终极价值。⁽⁴³⁾面对“非歧视录取”和“按需资助”⁽⁴⁴⁾的讨论和争论，MIT坚持实行“非歧视录取”和“按需资助”政策，“录取最好、最聪明的学生，而不管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这是MIT的一贯作风，也是其追求的目标。”⁽⁴⁵⁾

第三，以大学办学特色吸引学生。芝加哥大学于1892年由约翰·D·洛克菲勒出资230万美元创建，洛克菲勒希望大学可以“带着富于时代精神的深切的同情进入正轨”。⁽⁴⁶⁾如果用特色来描述芝加哥大学的话，它所培养的是思想和精神领域的领袖，鲁道夫在其1962年所著的高等教育简史中写道：“在塑造（美国内战以后高等教育的）观点和期待方面，没有一个事件比芝加哥大学的建立更重要”，它是“美国历史上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时代的精神事件之一。”芝加哥大学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学校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精华是“隐居式学习方法”，教育的中心是必修的公共核心课程，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掌握某些思想习惯，从而可以不受各个学术领域的批评家的约束，强调各个学科中的批评性思维方式，反对过早地专业化以及用小型研讨会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考试。⁽⁴⁷⁾本科生为自己被单独教育而自豪、为能够展示奇异的智慧而欣喜。本科生人数控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他们的信条是“小即是美”。该校一位名叫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尔（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的天体物理学家20世纪40年代在学校工作期间，每天要驱车100多英里到学校去给一个只有两名学生的研讨会上课，他于198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这两名学生早在他得诺奖26年前就获此奖。这个事例说明，芝加哥大学的特色在于：专注于少数才华横溢的学生，而对只能算得上聪明的学生的教育则缺乏兴趣。它的师生比是美国最低的，1995年，全校有8200名学生，博士生与本科生人数几乎一样多，生师比为8∶1。

2．实行精英培养制度

第一，美国大学精英培养制度的发展。美国大学的荣誉教育制度较为独特。Peter（2008）追寻荣誉教育的历史发现，荣誉教育最早出现在1930年的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学院，这是一所有声望的小型文理学院，注重学生个体以及学校的声誉发展。当时，学校校长艾戴乐（Frank Aydelotte）决定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提供给最好的学生最丰富的教育经验，二是提高学校的学术声誉。在校长和学校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这所小型的文理学院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⁴⁸⁾

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化节奏的加快，荣誉教育发展的背景和理念在悄悄地发生变化。Long（2002）认为荣誉项目可能是学校之间对优秀生源的竞争以及对一些州人才流失的高度关注所产生的，它被视为是吸引优秀学生的竞争工具。⁽⁴⁹⁾Peter（2008）以美国亚利桑那州为例，叙述了荣誉教育发展的背景。在90年代中期，亚利桑那州想弄清楚留在本州大学学习的杰出大学适龄学生的情况，结果显示虽然大多数学生愿意留在本州，但是本州排名前5％的高中毕业生中仅仅只有20％的学生愿意留在本州接受大学教育，而在这其中国家绩优学生仅仅只有15％。而亚利桑那州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离开本州去追求学士学位，再也不回来。这一现象成了亚利桑那州高等教育发展甚至是本州人力资源流失的一个长期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亚利桑那州大学特有的，在其他州的许多大学里，他们逐渐失去有才能的学生、教职人员以及高等教育政府的支持。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必须要给那些有才能、有抱负的学生提供更好教育的机会。荣誉教育成了较为理想的选择。⁽⁵⁰⁾

有研究发现，荣誉项目已广泛出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近一半的公立四年制学院、大学以及许多私立大学都有荣誉项目的存在。⁽⁵¹⁾另外，美国有专门为全国的本科荣誉项目、荣誉学院以及参与荣誉教育事务的教师、学生等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协会组织，称为美国高校荣誉教育理事会（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简称NCHC）。据NCHC数据统计，美国已有1 200多家高等教育机构加入该协会。

美国高等教育荣誉项目与荣誉学院基本采取本人基于自身兴趣进行申请，由项目或学院进行审核选拔，其中审核的一项标准是成绩。虽然美国的入学考试相比我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这种以成绩作为主要标准的选拔方式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仍受到质疑。Aquino（2011）认为选拔识别能从荣誉课程中受益和取得成功的学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学生的选拔都是基于高中平均成绩和标准化考试，但是很多研究表明这样的选拔形式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他对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2006—2008年间荣誉学院的学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高中时期跳级获得大学学分的学生比通过传统选拔标准识别的学生在本科学术生涯中有更好的预测成绩。⁽⁵²⁾

类似荣誉学院这种精英人才培养制度得到美国很多公立大学的认可和关注，如精英学院的设置。精英学院的培养方式是：设立小规模的、招生严格的文理学院，这些学院里对优秀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还有特开的研讨班、独立的居住区和慷慨的经济资助。⁽⁵³⁾马萨诸塞大学爱默思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1999年设立联邦学院就是为了改变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把联邦学院的学历变成一种学术地位的象征。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的罗伯特·C．库克精英学院是学校的“救星”。这些精英学院虽然使大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同时也获得了收益。一是提升了学校的地位，在高等教育系统等级阶梯上居于上端；二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资助，如阿肯色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2002年获得沃尔玛家庭捐赠的3亿美元用于一所精英学院，这是公立大学有史以来得到的最高单笔捐赠。

第二，我国大学精英培养制度的形成。1999年，为了应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国家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扩招全面启动，高校录取率直线上升，据教育部公布数据统计显示，1998年高校招生人数为108万，1999年实施扩招，当年的招生人数达160万，比前一年的招生人数增长近50万。以后的几年内高校招生人数继续快速增长，2002年高校招生人数与1999年相比翻了一倍达到320万。⁽⁵⁴⁾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时代向大众化教育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阶段教育。但如同其他经历“入学人数爆炸”现象的国家一样，数量的扩大导致了新的质量问题，为少数人服务的高教结构，已不适应不断扩大的学生群体的广泛能力、兴趣和动机需求。⁽⁵⁵⁾由于学生人数的突然增长，高等教育的各项资源显得捉襟见肘，无论是在硬件设施还是教学环境都遭到了严峻的考验：教师的不足、大班教学的笼统、传统的教学模式等等。而这一切最终所呈现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一刀切”的教育模式和缺乏个性指导的人才培养现状，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和精英教育的弱化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软肋。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大变革，“因材施教”、“分类培养”的理念与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高校与教育者开始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之路，此时高校精英人才的特殊培养与扩招前的高等教育相比更加迫切，也更具意义。

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育人观和培养目标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需要和21世纪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影响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素质教育观受到重视。素质教育观是指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而应在此基础上，促进学生内在身心发展的过程，把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内化”。注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内化三者和谐融合的育人观。⁽⁵⁶⁾就高校而言，素质教育观更体现了全面发展的理念，针对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存在过度的专业教育和功利导向倾向，其着眼点在于从整体上提高人的素质，增强人对社会的适应力。其次，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培养创造力是21世纪社会对新型人才的要求，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共识。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中指出：“教育的任务是毫无例外地使所有人的创造才能和创造潜力都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可见培养创新人才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1998年《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新世纪高校的人才培养进入了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主导模式。

近年来，在精英学院发展的队伍中，普通本科高校的身影逐渐增多，截至2014年，已创办精英学院的高校中40％为普通本科高校。如果说研究型大学精英学院的发展是精英人才特殊培养历史经验循序渐进的积累或者是国家政策支持的直接推动，那么普通本科高校精英学院的发展动力严格意义上讲并非主要来自外部，而更多的来源于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始终保持“金字塔状”，如何在同类高校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多发展机遇，普通本科高校需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如争取生源、社会声誉、培养质量等）寻求自身的特色与发展。普通本科高校通过组建并实施的精英学院，以其因材施教的理念、精英人才的培养平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区、教学改革的试验田而成为普通本科高校发展的突破口。这一点在很多普通本科高校成立精英学院的目的和定位中可以得到验证，如浙江工业大学以“健行学院”打造学校教育品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英才学院“立足校情，依托优势专业，吸引优秀学生，创造培养拔尖人才的育人环境”⁽⁵⁷⁾；天津外国语大学“求索荣誉学院”旨在突出办学特色，实施因材施教⁽⁵⁸⁾；山西大学着眼将“初民学院”打造成为人才培养的品牌⁽⁵⁹⁾；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将“教育实验学院”的创建和实施作为学校整体战略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⁶⁰⁾。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和高等教育育人观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变革下，高校人才培养实践开始转变思路并积极探索，以适应大环境的变革。虽然应对变革的策略并非仅有实验班这种单一模式和路径，很多高校也根据自身的情况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但是毕竟更多的变革是未知的，需要不断试错纠偏，同时，还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以及高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通力合作。从“性价比”来看，大范围的变革对大部分高校来说难度系数较高，可实践性较弱，而实验班的组织形式因其固有的“船小易掉头”的优势和特点，获得更多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的青睐。各类创新实验班、国学班、基础学科强化班、基地班等都成为通专结合的培养方式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试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