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历史学皆以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描述事件的起因、过程、后果，刻画历史人物的成长背景、言行举止和性格特征，并对特定民族、国家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以资后人借鉴。19世纪，以实证主义为旨趣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兴起，强调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对史料进行甄别批判、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据事直书，不偏不倚，从而让历史学摆脱哲学和神学的桎梏，开始向科学的行列迈进。和传统史学相比，兰克学派重政治、外交而轻经济、社会，重事件描述而轻理论分析的取向愈演愈烈，在他们看来，研读原始资料是最根本的史学研究方法，而只有政府文件和军事、外交档案等才算得上真正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对传统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不满日益强烈。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站在批判历史哲学的立场上，斥责德国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汲取概念和理论资源，甚而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³⁾法国历史学家贝尔（Henri Berr）倡导打破过分专门化造成的狭隘局面，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并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杂志来实践这些主张。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Robinson）则明确祭起“新史学”的大旗，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吸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成果，用综合的观点、进化的眼光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⁴⁾

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揭开了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史学流派——年鉴派的序幕。顾名思义，这份刊物是要以经济史、社会史去挑战和取代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史。进而言之，年鉴派主张一种“更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极力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借鉴。该刊编辑部成员除了历史学家外，还包括政治地理学家西格弗里德（Andre Siegfried）、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等人，即是明证。第二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史学理论文集中明确声称，贯穿全书的“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要看其他学科能给历史学提供些什么启示，以及历史学家反过来能给邻居们提供些什么。⁽⁵⁾他承认，“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永远会在死的文献和太活泼的证据之间、在遥远的过去和太贴近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但他仍坚信“过去和现在是互惠地照亮着对方”。他对历史时段所作的著名区分则似乎表明，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向社会科学借鉴“长时段”的“结构”分析乃是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其重要性超过了历史学能够给社会科学带来的启示。⁽⁶⁾

自此以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叉融合愈益频繁，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借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社会科学家也越来越注重将历史向度引入自己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和渗透已经如此之深，以至于如果把来自社会科学的概念一律弃置不用，历史学家将不仅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甚至也难以对历史进行认真的思考。对此，英国历史学家伯克（Peter Burke）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作了至为透彻的阐述。在他看来，如今历史学家频繁使用的许多概念，诸如社会角色、性和性别、家庭和亲缘关系、社区和认同、阶级、身份、社会流动、炫耀性消费、象征资本、互惠、庇护和腐败、权力、中心和边缘、霸权和反抗、社会运动、心态、意识形态、交流与接受、口述和书写、神话等等，其实都是从社会科学借用而来的，离开了这些概念，历史学家将会面临失语的危险。⁽⁷⁾

需要强调的是，概念借鉴绝不是词汇挪用那么简单，而是把概念中所蕴藏的丰富意涵和理论前提融入史学研究，甚至内化为历史学家观察、分析、解释历史现象的一种“前知识”（pre-knowledge）。举例言之，如果历史学家要分析一位历史人物的“角色”，难免会想到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甚至下意识地把这位人物想象成历史舞台上的演员，看他（她）是如何进行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如何在前台（front region）和后台（back region）之间进行转换的。如果要研究某一时期普通民众的“认同”问题，这位史家的脑海里也很可能立刻涌现出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论述，借以考察这些民众是如何把自己与素不相识的其他人想象成同一个国家、民族或阶级之一员的。

对于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对历史学的影响，伯克书中提到了比较研究、计量研究、类型分析、微观分析（所谓“社会显微镜”）等。以比较研究为例，历史学家关注的是特殊、唯一和不可重复的事物，所以往往倾向于拒绝比较方法；而以探寻社会现象本质和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则始终把比较方法作为研究的利器。⁽⁸⁾韦伯（Max Weber）对世界各主要宗教及其与现代资本主义之关系的研究，桑巴特（Werner Sombart）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设问的回答，直至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之背景和后果的分析，都是堪称经典的比较研究范例。如今历史比较方法（包括求同的比较、求异的比较、影响的比较等）越来越有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社会科学所赐。

今天的历史学家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分析模式（model）。例如“共识”（consensual）模式和“冲突”（conflictual）模式，前者为涂尔干所倡导，强调社会关联、社会一致和社会内聚力的重要性；后者为马克思所倡导，强调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处不在。⁽⁹⁾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我们还会用到精英主义（elitism）模式和多元主义（pluralism）模式，在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等精英主义者看来，少数精英（统治者）对多数非精英（被统治者）的控制和支配是不可更改的“铁律”（iron law）；而在达尔（Robert A．Dahl）等多元主义者看来，竞争性选举和多元精英之间的制衡仍足以奠定现代民主的基石。

如果把上述概念、方法、模式全部抛开，像传统史学或实证主义史学所主张的那样完全让史料和史实本身来说话，历史学的洞察力和解释力无疑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和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地融汇在绝大多数历史学者的脑海中，成了他们随时取用而习焉不察的“工具箱”的一部分，事实上已经无法从他们的心智中移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