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政治史到新政治史

在19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政治现象始终是中西历史学家共同关注的中心。自《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降的西方史著，自《春秋》、《史记》以降的各种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中国史著，都是在政治史的基本框架下展开的。从研究内容来看，多以王朝兴衰等重大政治事件和帝王将相等政治精英人物作为基本题材；从史料史观来看，所依据的材料多为政治文书和官方档案，并将政治因素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研究目的来看，大多具有为国家政治统治服务的“资政”功能。由此形成的传统政治史研究范式，在中西史学界绵延数千年之久。19世纪英国史学家弗里曼的名言“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⁴⁾，形象地概括了政治史在西方传统史学中的核心位置。

进入20世纪以来，政治史逐渐受到质疑和挑战。20世纪之初，德国的兰普雷希特、法国的贝尔、英国的纳米尔、美国的特纳和鲁滨逊等人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政治史提出质疑，反对把国家和政治精英人物视为历史发展的主线，主张把“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让历史学成为“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⁵⁾法国年鉴学派兴起后，政治史更遭到空前严峻的挑战。“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年鉴派史家看来，政治是理解历史的外围因素，是依赖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与长时段结构因素相对的短时段事件因素。“短时段的历史不能抓住和说明不变和变，以王朝和政府更替为准绳的政治史不能弄清生活的奥秘。”⁽⁶⁾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强大冲击下，政治史研究逐渐陷入边缘化的境地。

然而政治现象并未完全从史学家的视野中消失，虽有部分比较极端的学者主张把政治史排斥在史学研究之外，但大多数史学家所期望的，毋宁是拓宽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将其纳入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进行探讨。其根本原因在于，无论史学家是否满意，政治活动始终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揭示了人类借助某种政治形态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也表明了政治活动在人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如美国历史学家希梅尔法布所说，绝大多数普通人在其生活的最普通的层面上，都受到了国家政治形态以及相关的政治事件、制度和观念的深刻影响。⁽⁷⁾就史学研究本身而言，政治史对事件、人物和制度的关注也有其难以替代的价值。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即曾指出，政治史的长处在于关注现实环境中真实的人而非统计学上的抽象物或概念上的群体，可以促使历史学家面对现实、面对历史上实际发生之事。⁽⁸⁾

由于政治现象和政治史研究自身的重要性，同时也与新史学阵营内部的反思密切相关，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美、英、法等国逐渐兴起了新政治史的研究潮流。本森在《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一书中创立了美国新政治史的概念框架和方法体系，此后美国的新政治史研究日益兴盛，其研究领域涉及大众选举的变化周期、选民投票的制约因素、利益集团和政党在议会中的作用、集体传记等。⁽⁹⁾法国是年鉴学派的发源地和大本营，传统政治史曾在这里遭受重创，一度沦落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花边”。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治史再度受到史学家的青睐，并很快获得了与社会经济史分庭抗礼的地位。雷蒙等新政治史家以全国政治科学基金会、政治研究学院、当代史研究所等机构为根据地，与年鉴派公开对垒，他们于1984年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二十世纪》，1988年出版了以“维护政治史”为题的论文集，为复兴政治史而摇旗呐喊。⁽¹⁰⁾

对于以社会和经济为中心的新史学来说，新政治史无疑是一种反拨，因为它反对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决定论，认为政治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聚焦点，关注政治现象自身的动力和逻辑，强调政治史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和局限于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精英人物的传统政治史相比，新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极大地扩展了。《牛津英国史》的主编摩根认为，传统政治史对政治的定义过于狭隘，政治史应该“从如何追求权力、行使权力、指责权力、滥用权力或否定权力的角度，对任何特定的单位或社会重新进行解释”。赫顿声称“以往社会中权力的组织和运用”皆属政治史的研究范围。⁽¹¹⁾法国的新政治史家则将阴性的“政治”概念扩展为阳性，前者仅指政治活动本身，而后者则包括与政治有关的一切东西，即“权力在特定人群中的转移和分配，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关系、对抗和冲突”。⁽¹²⁾

研究领域的扩展并非新政治史与传统政治史的唯一区别。同样重要的是，新政治史在理论视野和研究路径上充分借鉴了社会史和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优长之处，从而对传统政治史研究形成了实质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研究范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