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原点型”人物，屈原对后世学术与文艺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传播空间由近及远，传播对象由精英到大众。自西汉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将屈原入史传播，到1953年“世界文化名人”的评定，到今天“祭屈”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端午节”的精神内核，屈原已经成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积淀的文化符码。关于屈原文化的内涵价值和历史渊源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历史文化遗迹，目前仍缺乏系统梳理。
加之，在战国文献资料中，关于屈原的记载少之又少，乃至20世纪20年代、70年代，国内外两度提出“屈原否定论”。但在民间，我们看到，屈原死后，祭祀他的庙宇矗立了两千多年。屈原文化建筑遗迹的存在，无疑对深入探讨传承屈原文化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如何厘清这些“看得见”的文化遗迹，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一、国内屈原文化资源整理与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屈原文化资源的整理与研究主题大略有六：
一是楚辞学或屈原学基础研究文献汇编，对全面推进屈原研究，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学界历来十分重视，出现过八大文献集成。按照时间先后为：（1）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共5册，含《楚辞要籍解题》、《楚辞注释》、《楚辞研究论文选》、《楚辞资料海外编》、《楚辞评论资料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广泛搜集国内外《楚辞》研究资料，给研究者提供了多层面的研究信息。（2）杜松柏主编《楚辞汇编》，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全书精装十册，搜集楚辞书目约有二百余种，校注类为多，论述类其次，如第一册收录《楚辞述注》（明林兆珂撰）、《屈原赋证辨》（民国沈祖绵著），第二册收录《楚辞听直》（明黄文焕撰），第三册收录《楚辞疏》（明陆时雍撰）等。（3）《楚辞学文库》，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该文库共由《楚辞集校集释》（上下）、《楚辞评论集览》、《楚辞著作提要》、《楚辞学通典》四卷五册（约八百二十二万字）组成，具备前所未有的体系性、可靠性与便利性，为海内外的楚辞研究重要基础文献汇编。（4）周殿富译注《楚辞源流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精心搜集资料汇成《楚辞魂》、《楚辞论》、《楚辞源》、《楚辞流》、《楚辞余》五种，包括各家各派对楚辞的精湛评说、骚体诗赋流变嬗递的脉络踪迹，为楚辞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资料库，信息丰富。（5）戴锡琦、钟兴永主编《屈原学集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次对古今中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关于屈原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简述和原文汇编。（6）吴平《楚辞文献集成》，广陵书社2008年版，旨在为楚辞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将自《楚辞》问世以来的历代文人学者对楚辞的研究文献汇集成书。包括：注释类，收刘向、王逸、朱熹诸家注释楚辞之作，共74种；音义类，收录有关楚辞的字音、字义、韵谱之作，共计19种；评论类，收录有关楚辞的论人、论世、论义、论文之作，共计20种；考证类，收录有关楚辞的人物、名物、制度、史事之作，共计21种；图谱类，收有关楚辞的法书、图画、地图之作共10种；札记类，收录诸家读书札记中考论楚辞的文字，共计6种。（7）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全八十册。该丛刊收录历代《楚辞》重要版本、研究文献200多种，分为“章句”、“补注”、“文选·楚辞”、“白文”、“集注”和“楚辞研究文献”等六类，涉及中日韩三国的文献。以珍贵底本所在的收藏机构论，涵盖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馆、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数十家著名图书馆。除了照顾文献的系统性收录了一些常见重要书籍外，有一百多种文献此前从未刊布，属于首次影印刊行，其中宋刻本四种、明刻本六十多种、稿钞校本五十多种，均是难得一见的“楚辞学”重要文献。每种文献，都配有详尽的“述要”，校勘内容，考镜源流。（8）2013年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周建忠教授“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被立为该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12），该项目由“东亚楚辞文献总目提要”、“东亚楚辞文献选刊”、“东亚楚辞学研究集萃”、“东亚楚辞学研究丛书”、“东亚楚辞文献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5个子项目组成，内容包括编纂书目、撰写提要、点校或影印等文献整理。总体而言，上述八大楚辞文献集成，侧重于国内外楚辞原始刊本，及研究性、学术性文献的汇编。
二是各地关于端午民俗文化资源的研究，集中于端午名称、起源、传说、习俗、诗词歌赋、文化影响等方面的资料整理与考证研究。关于端午民俗文化资源的研究，在湖南、湖北、江苏、河南等地，先后出版了一批专著。如：丘桓兴著《中国民俗采英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整理了“从祭龙到纪念屈原的节日”、“屈原故里的风土人情”、“屈原故里的灵牛”等民俗资料。孙正国著《端午节》（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介绍端午节的由来与当今的发展。蒋晖著《苏州端午节》（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包括：“端阳的起源、风俗、典故”、“屈子沉汨罗、怀石《离骚》在”、“忆在苏州日、粽香筒竹嫩”、“万历朝《五毒吉服疏》”等内容。王友福著《端午节》（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分八个章节：“歧说纷出话端午”、“端午食俗”、“端午习俗”、“端午游艺”、“端午传说”、“唐代长安的端午节”、“龙舟竞渡”、“端午节的影响与各地端午习俗”。谭绍兵编著《端午节》（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选取自唐以来的咏端午诗歌五十首推介给读者。刘晓峰著《端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在大量占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力求用精练、生动的现代语言进行表达，细腻地讲述传统节日故事，给广大读者提供有品位、有趣味的阅读材料。在各位作者、有关专家、专业图像机构和摄影师的协助下，该书还萃取了能传达传统民俗特点和文化内涵的视觉材料，图文并茂，希望以节俗的艺术美、生活美与读者的心灵产生共鸣。马春耕、刘玉兰编著《中华传统节日——端午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分别探讨了端午节由来、端午节典故、端午节风俗、端午文化艺术等。都春屏著《民族精神与端午文化构建》（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分“端午的历史渊源”、“屈原与端午”、“栖息于端午民俗中的民族精神”、“从屈原与端午的结合看民俗发展流变的规律及启示”、“屈原故里端午民俗考察”五章，讲述了端午节从早期地域性强、形态分散的民间节俗发展成为全国民众普遍认同的传统国家节日。张俊伟编著《解读端午节》（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从端午节名称、起源、传说、习俗、诗词歌赋、文化影响等方面，对端午节进行全方位解读。于淼编著《端午节》（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一书认为，端午迄今已有二千五百余年历史，由驱毒避邪的节令习俗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主要有：祭祀屈原、纪念伍子胥、插艾蒿、挂菖蒲、喝雄黄酒、吃粽子、龙舟竞渡、除五毒等。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与屈原有关的民俗信仰，给人们提供了巨大精神支持。2009年9月30日中国端午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三是对于屈原后裔的调查，为屈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民间历史资料。熊明陶著《曲阳史话》（皖内部图书（97）004，1997年）认为屈原是熊氏三十代祖。2009年7月至9月湖北秭归县委宣传部与《三峡日报》联合开展在全国寻访屈原后裔的活动，历时月余，行程万里，在重庆、四川、陕西、湖南、江苏、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北京等省市屈氏聚居的乡村寻访，并在苏州大学、湖南省社科院等单位的图书馆及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屈氏谱牒等资料，共搜寻屈氏族谱百余卷，访问近千人，实地调查26处屈氏聚居村落，拍摄并搜集大量资料，查找屈原后裔线索，对屈氏源流有了基本了解，并出版了著作《屈原后裔寻访记》（郑之问、范长敏、韩永强、刘紫荣著，长江出版社2010年版）。
四是关于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屈原传说的调查，各地出版了一些专著。孟寅编著《屈原的故事》（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徐伯青整理《屈原的传说》（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宁发新整理《屈原的传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屈原的传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监利伍子胥资料馆柳如海编《三闾大夫屈原故事》（1999年内刊印）等搜集湖北、湖南等地有关屈原的民间传说百则。张伟权、周凌云著《诗魂余韵——屈原传说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屈原诞生地的特殊地理位置、环境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屈原伟大思想形成的自然原因。随着“屈原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秭归县又将20世纪80年代宁发新采录的屈原故事，重新整理出版为《屈原传说》（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年版）。已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故事、歌谣、戏曲集成”中，也收录了部分屈原题材的口头文学作品。文学创作领域也开始注意民间屈原文化资源，创作了长篇小说、地方戏多部。根据屈原事迹写成的故事，也成为少年儿童读物。
五是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围绕“屈原故里之争”的文化遗迹、考古资料搜集与研究。王健强著《屈原故里秭归》（中国旅游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描述了屈原故里秭归的名胜古迹、山水风光、风土人情、名人轶事、民间传说等。郑和昌《屈原·秭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介绍了“千古流芳屈原祠”、“熠熠屈原青铜像”、“纪念屈原陈列馆”、“屈原庙与香炉坪”等文化景观。何光岳著《三湘掌故》（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有专章《屈原迁徙流放遗迹考》，考察对象包括屈原故乡的遗迹、屈原北迁的遗迹、屈原东行的遗迹、屈原流放湖南的遗迹、屈原归宿地的遗迹、屈原后裔所建纪念屈原的遗迹、与屈原有关人物的遗迹。舒新宇著《破解屈原溆浦之谜》（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主要研究屈原为什么选择溆浦作为自己流放中的栖身之地、屈原在溆浦生活了多少年、屈原在溆浦创作了多少作品、屈原为什么选择端午节投江、溆浦为什么只过“大端午”等问题。侯文汉主编《屈原故里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对“屈原故里汉寿说”进行了专题研究，汇集相关论文六十余篇，助推县域文化研究。张俊伟主编《屈原：南阳诵歌》（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汇集了西峡屈原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该书从南阳的屈原文化遗存、历史文献、民间传说、端午习俗、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等多个方面，阐释了屈原与南阳及西峡的渊源关系。张中一《屈原新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通过对先秦文化及屈原作品的研究，推介“屈原故里汉寿说”。侯文汉主编《汉寿屈原故里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包括图片、序言、题词、正文等部分。正文共分为“故里考辨”、“索县源流”、“沧山浪水”、“古迹觅踪”、“文物考索”、“楚韵百家”、“古今传说”、“兰芷文苑”八大版块，分门别类地辑录了与屈原和汉寿相关的，全国各地研究屈原的专家、学者的文章八十余篇，共六十余万字。
六是东亚、南亚对屈原的研究。国外的屈原研究，既有“屈原否定论”的影响，也有“屈原到过日本”的惊天言论。日本学者大宫真人在《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中称，发现屈原作品以各种形式记录着有关日本的史实，于是便开始有意识地去研究“屈原到过日本”这一课题，经过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肯定屈原到过日本，并声明：“这一新说法，并不是凭空想象或是靠推理的手法论证出来的。”
综上，对于屈原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主要从文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学科视野切入，表现出对“屈原文学存在性”的实证使命感，表现出对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强烈参与意识。其中，焦点大体集中于“屈原出生地、流放地之争”。一些看似矛盾的结论，与传承发展屈原文化的大前提并不矛盾，却有可能导致一些“非科学因素“或者说”情感因素”干扰屈原文化资源的实际分布调查，并影响屈原文学研究及文化传播效果。因此，本书试图从屈原学学科建设高度，利用现代新技术手段普查立档，一方面做好屈原文化资源的“摸家底”工作，另一方面为屈原学学科发展及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第一手资料，获取对湖南省及其他省域的屈原文化遗迹资源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以期做到对屈原文化的全面了解、系统掌握、版图展示。
二、屈原文化的界定及其特性分析
“文”即典章制度，是人类社会完善的标志，依据它可以感化天下之人，使之遵从文明。《易·贲卦·象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之后，“文”与“化”始合成一词，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文化”与“武功”对举，意即通过对人的性情陶冶、品德修养的教化来征服天下，其含义与西方的拉丁文“cultura”或“culture”比较接近。“culture”本意就是耕种、栽培，引申为对人的性情陶冶和品德培养。中西方语言中“文化”一词的内涵表明，“文化”与“人”密切相关，其实质就是“人类化”或“人化”，凡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一切活动及结果，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文化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解释、规范及综合。“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求、理想和愿望的表达；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并使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文化包含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1)
从形态看，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相包容的体系。英国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认为，现有关于“文化”的描述可以分为三种层次：“理想的”、“文献的（或档案的）”、“社会的”。威廉斯还认为，三种文化层次的描述之间是彼此关联的：“在我看来，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论必须包括这些定义所指向的三个事实领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种特殊的文化定义，都是不完备的。……我则愿意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2)
从发生学看，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层累造成型”的，文化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的多维多层概念。屈原文化也不例外。自战国末期以来，多元媒介话语中的屈原形象及其精神风貌，均有不同层面的演变。归纳起来，现阶段关于屈原文化的理论阐述，基本是从“理想的”、“文献的”、“社会的”三种形态层次进行描述的。
（一）现有屈原文化界定的三个层面
一是“理想的”或“价值的”描述。即将屈原文化作为始源价值来描述。如：“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热爱大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同情最下层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无畏的批判精神。鲜明的荣辱观是屈原文化的核心。”(3)“屈原在楚国衰落的时候守持着楚国上升振兴时期的开拓进取的精神，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状态的江南湖湘之地，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在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典雅节制的诗学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性文明的博大和辉煌提供了一个与《诗经》同等重要的源头。”(4)“湖湘文化的理论根基是儒家的担当和忧乐文化，而屈原文化是其重要源头。屈原的代表作《楚辞》，就是对湘楚民间文化的发现和总结。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脉，是随着屈原文化信息的走向而清晰、而丰富、而完善和扩展的。研究由屈原文化传承下来的湖湘文化价值态，就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要。”(5)“屈原，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和理想主义的斗士。是这位天才诗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了爱国主义乐章。他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形成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意义，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他的作品和精神也是华夏文明的原典之一，成为炎黄儿女顶礼膜拜的民族之魂。”(6)上述定义，主要从绝对或普遍价值分析屈原文化的内涵。
二是“文献的”或“档案的”描述。将屈原文化视作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来定义。如：“《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美地融化成了有机整体，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光辉起点。……《离骚》、《天问》、《九歌》、《九辩》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7)“屈原的《离骚》、《天问》、《国殇》等也很大程度地发展提炼了楚地文化，从而使楚文化的精华得以展现，并且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发展壮大起来。”(8)又如：“屈原文化即屈子骚学，即诉诸理性之《周易》文化向诉诸感性之楚辞屈骚之嬗变，即诉诸理性之《周易》文化向倾诉自己哀怨政治情感之楚辞屈骚的嬗变。质言之，屈原文化乃《周易》文化之情感载体，屈骚乃先秦南楚巫学向巫文学嬗变结晶而成之艺术晶体。”(9)上述描述，将屈原文化作为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定义。
三是“社会的”描述。将屈原文化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来描述。如：屈原文化就是“挂香艾”、“划龙舟”、“吃粽子”等民俗活动，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汨罗江畔端午习俗等各地的端午习俗是屈原文化的重要体现。如“201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期间进行“屈原故里端午祭”、“龙腾三峡”、“屈乡过端午”、“中韩端午屈乡行”等系统活动，这些端午习俗以祭祀屈原为核心。又如，为传承屈原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天津“三尺余杯”端午诗会于2016年6月2日在天津举行。屈原作为一位世界级的伟大诗人，通过文风的熏陶，使得中国变成了诗歌胜地。每到端午人们缅怀屈原，敬仰屈原，为屈原骄傲，为屈原喝彩，为屈原咏唱。秭归、汨罗等地组织了一个民间团体，学习屈诗风格，弘扬屈子精神，营造了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氛围。屈原文化已成为一种节庆生活。
综合上述各类对屈原文化形态的描述，可以看到，屈原文化之价值意识、文献档案的形态，使其跨越时空限制而传播久远；屈原文化之社会活动的形态，使其因“接地气”而传播广泛。
（二）屈原文化价值体系的演变
从汉代贾谊《吊屈原赋》、司马迁《史记》，再到后来的诗文、小说、戏曲、音乐作品，屈原形象在被重塑的同时，其文化价值体系也呈现出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消解与重构。人们力图在对屈原的解读与描写中，重现历史事件中个体生命的自我体验与价值困境，并复归传统文化精神，重构一种普泛化的伦理道德形态。
具体而言，屈原文化价值体系的演变，经历了从汉到宋、近现代两个建构时期。屈原由普通的“士”变成被敬仰的“人格的神”，又由“人格的神”发展为“爱国的精神力”。
汉宋时期，屈原由普通的“士”变成被敬仰的“人格的神”。
《“楚辞”在汉代的传播与接受》一文认为，西汉初年“楚辞”已经在多个地域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了。在长安、洛阳一带，对于楚风的兴趣与爱好在朝廷文士中传播开来。用这种新的文学体式，摹拟特定的语言、情调，成为一种文学时尚。(10)汉代东方朔、王褒、刘向、淮南小山等人的拟骚赋，往往以第一人称抒情方式、感同身受的情感基调来写作，常引用或化用屈原诗句，以“我”的自叙语气，叙述屈原政治报国之路不通与流放在外的孤寂与无奈，抒发对世俗谗言的痛恨，同情叹惋屈原怀才不遇。
屈原在汉代贾谊、司马迁等人的文章里，虽然是被敬仰的，但对他的批评之词也很多见。贾谊说：“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吊屈原赋》）在贾谊看来，战国时代士人可以自由游说他国，与汉代大一统后的情形不一样，因此屈原自沉完全没有必要。此后，司马迁、班固等对屈原之死皆有“微词”。司马迁：“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离骚序》虽肯定屈原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但却批评屈原怨愤国君、露才扬己、专营求进而不明智，以致“忿怼不容，沉江而死”，其丽辞巧语亦“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11)。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可见，此时的屈原，在文人心目中，还是一个怀才不遇、性格孤傲、不会明哲保身的“士”，一个命运不幸的悲剧人物。
那么，屈原是何时被推上士大夫人格楷模的“神坛”的呢？王逸曾言：“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雅丽。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九思序》）王逸认为，屈原作品在西汉以来就被世代传承，其节行倍受士大夫推崇。其作品字里行间，依托五经以立义，忠贞之心可表：“依道径，以风谏君。”“冀君觉悟，反于正道。”（《离骚经章句·序》）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谕”，用香草美人以喻忠贞、高洁、正直的君子品格，“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离骚经章句·序》）按，王逸关于《离骚》的观点，是对淮南王刘安“骚兼风雅”(12)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王逸《楚辞章句》首次全面系统阐释了屈原作品的精神内涵，用“忠贞”、“忠信”、“忠厚”、“念国”、“忧国”、“思君”、“念君”、“以忠辅楚”等词概括屈原作品内在的精神力量，将屈原推举到“神坛”。
而供奉屈原神灵的庙宇，在汉代也逐渐兴起。现存“屈原庙”中，文字记载年代最早的，位于汨罗、鲁山、高安三县。应该说，屈原这位“神”在世人眼中，特别是在文人眼中，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他影响到人们对士人人格的评判及培养，影响到官方的封崇：
公元748年，唐玄宗天宝七年，颁诏长沙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致祭屈原。
——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前，屈原被作为全国忠臣楷模，与齐国丞相管仲、郑国丞相子产、燕国上将乐毅、赵国丞相蔺相如、蜀国丞相诸葛亮等共计十六位忠臣，被唐朝官方颁文纳入公祭。
公元904年，唐哀帝天祐元年，颁诏汨罗屈原庙额“昭灵侯”。
——这是目前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屈原官方封号。一千一百一十三年前，因为屈原“名早流于竹素，功有益于州闾”，汨罗磊石庙与洞庭湖畔的青草庙、洞庭庙、黄陵二妃庙等四庙一起，被唐朝官方颁文赐额，以旌良美。地点是汨罗磊石乡。
公元937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丙辰（端午），颁诏汨罗屈原庙额进封“威显公”。
——这是目前文献记载的最早在端午公祭加封屈原的官方行为。一千零八十年前，屈原再次被官方颁文赐额，以旌良美。时间是端午，地点是汨罗磊石乡。
公元1080年，北宋神宗元丰三年，颁诏秭归屈原庙额“清烈公”。公元1083年，北宋神宗元丰六年正月丙午（三十日），颁诏潭州屈原庙额“忠洁侯”。
——九百三十四到九百三十七年前，屈原再次被官方颁文赐额，以旌良美。地点是归州、潭州。
公元1111年，北宋徽宗政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颁诏潭州屈原庙额与归州屈原庙额统一为“清烈公”。
——九百零六年前，官方再次整理祭祀典礼制度，关注到屈原庙额，地点是潭州、归州。
公元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七月戊子（三十日），颁诏屈原“忠节清烈公”。公元1328年，元致和元年，刘行荣作《重修忠节清烈公祠》。
——六百九十九年前，屈原与商代忠臣比干、唐代狄仁杰等忠臣名相一起进封，并颁诏整修祠庙。地点是汨罗。
庙宇的修建及礼制褒崇，给屈原信仰提供了现实空间，加速了屈原的“神化”，也让屈原成为士人精神的偶像。宋代有影响的《楚辞补注》、《楚辞集注》在汲取王逸“以儒注骚”精神的基础上，将“忠信于君国”提炼为“忠君爱国之诚心”。洪兴祖提出：“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楚辞补注·序》）南宋理学家朱熹晚年作《楚辞集注》，认为屈原作品是“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楚辞集注序》）的典籍。姜亮夫先生曾对汉宋时期三本《楚辞》注本的关系加以评述：“王逸章句本《楚辞》，为汉世肄习之籍，……且前十六篇，毕竟为楚辞不祧之祖。……洪兴祖《补注》一本叔师旧说而申之。王氏《章句》通雅有谅，洪补十得八九，且存唐以前遗说较多。……朱熹《集注》，实多采洪说，亦时有发明。”（《楚辞通故八十卷·叙目》）(13)屈原文化的核心精神，经汉、唐、宋三个重要时期，被提炼为“忠君爱国”，屈原成为“忠臣”楷模。
汉宋时期人们将屈原推为“人格的神”，直接影响着后世对屈原的认识。如明人感叹：“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黄文焕《楚辞听直》）当代韩国楚辞学者道：“学者们所谓‘忠’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忠’是屈原诗中的核心思想。”(14)屈原由一个悲剧人物成为士大夫自我人格完善的楷模。
近代以来，屈原由“人格的神”发展为一种“爱国的精神力”。
20世纪40年代，屈原“爱国精神”的概念已经被明确提出。在屈原沉身的湖南汨罗江边，平江县的一位书生彭泽陶完成了《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1946年），在自叙译注屈原作品的初衷时，他说：“屈子爱国精神，与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气节，得以宛然复见于世。”(15)1942年1月，郭沫若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将屈原研究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1946年，王璞发表《屈原——人民的诗人》（《人物杂志》1946年二卷6期），等等，(16)都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抗战时期，屈原作品成为爱国文学经典，被广泛教学、传播。“抗战以来，由于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身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17)1941年由老舍、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胡风等53位知名人士署名的《诗人节宣言》明确提出“效法屈原的精神”：“抗战以来，国内诗人咸感屈原诗风人格，两俱不朽，于爱国诗人中最早最著，丁兹大敌当前，国势防危之际，允宜矜式前贤，用励来者。因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由陪都文学家舒舍予等召集在渝文艺作家开会，公议以每年的阴历五月五日，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纪念日为诗人节，藉以纪念前贤，并资策励云云。”（1941年《诗人节宣言》）(18)回顾这段历史，人们评价道：“在40年代，‘中国诗人节’举行过多次庆祝活动和颇有规模的诗歌朗诵会，并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19)
到了近代屈原是“人民诗人”、“伟大的诗人”、“爱国诗人”等说法被广泛接受。屈原作品的独特深刻的精神魅力——忠贞爱国——为近现代民族志士所接受，化为他们的爱国救国实践的动力和标杆。
综上，屈原文化价值体系的演变，经历了“人—神—人”的过程。如今，屈原作品存在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文学典范，其间所熔铸的汉宋儒家思想、晚明社会思潮、“三民主义”、近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等，使得屈原作品逐步成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虽然屈原作品很难被人读懂，但屈原文化却是令人容易理解和参与的一种文化，其原因正在于，在流变过程中，其精神已经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互融。
（三）屈原文化的主要特质
何谓屈原文化？笔者认为，屈原文化是屈原创造的和后世创造的与屈原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文化早已发展为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多层文化概念，在价值意识、文献档案、社会活动领域都有着丰富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屈原的作品艺术上的瑰丽与浪漫、思想上的爱国与民本、品格上的高尚与自律，这是屈原文化的本体；二是从汉代至今人们对他个人及作品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和推广，是对屈原文化本体的继承和发扬；三是屈原精神与划龙舟、吃粽子、办诗会等民俗活动的融合，是两千多年来民众对屈原本体文化的信仰和推崇。屈原文化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屈原文化的影响深深烙在世人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世人的行为，屈原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具体而言，屈原文化的主要特质有三。
首先，屈原文化是一种中介文化。
与中国诸多文化名人一样，屈原是悠久厚重历史最直接的体现者和传播者，是民族历史的文化记忆：“某些特定的个体在特定的社会里所发现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社会遗产以及在某些类型作品中的具象化，它们得以保存下来——确实已被证明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一旦它被习得（无论在什么境况下），就能极大地促进人的能力的发展，使他能充实自己的生命，管理社会和控制环境。”(20)
屈原文化的可观可感的物质形态有：屈原作品的结集传播、拟骚文学、咏屈讽屈、音乐美术创作现象；包含有纪念屈原意义的各类历史民俗文化现象；分布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远至台湾海峡两岸的各类纪念屈原的雕像、诗词碑林和仿古建筑物；全国各地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文化节及其活动等。屈原文化之价值意识、文献档案的形态，使其跨越时空限制而传播久远；屈原文化之社会活动的形态，使其因“接地气”而传播广泛。
屈原文化的遗迹是后人凭吊屈原的精神圣地，许多文人墨客途经此处，均会提笔作诗，缅怀屈原，与屈原精神产生共鸣。如越南诗人阮攸作为越南大使来到中国，途经沅湘，写了五首吊屈原的诗歌，这些诗歌被收录在其汉诗集《北行杂录》中。《湘潭吊三闾大夫二首》其一：“好修人去二千载，此地犹闻兰芷香。宗国三年悲放逐，楚辞万古擅文章。鱼龙江上无残骨，杜若洲边有众芳。极目伤心何处是，秋风落木过沅湘。”(21)途经沅湘这一屈原自沉地，诗人极目伤心，悲叹屈原写下万古文章，却遭受不遇的命运，乃至最后献出了生命。首联“好修人去二千载，此地犹闻兰芷香”，表现出对屈原高洁自爱精神的高度颂赞。
历代途经或为官于汨罗、秭归的文人，往往会祭拜屈原庙，凭吊屈原，留下大量吟诵屈原庙的诗、文、赋。如写汨罗屈原庙的有唐蒋防《汨罗庙记》、后梁萧振《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宋胡哲《经理汨罗庙记》、元刘行荣《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明戴嘉猷《重修汨罗庙记》、明余自怡《重建三闾祠碑记》、清陈钟理《重修汨罗三闾大夫祠记》，写秭归屈原庙的有唐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元黄清老《清烈公庙记》、明胡稳《重修三闾大夫祠记》、清王景阳《重修屈公祠记》、清向治《凌学院捐修屈公祠记》、清吴省钦《修楚屈左徒庙碑记》、清李炘《重修楚左徒屈大夫祠记》、清王赠芳《重封屈清烈公墓碑记》。这些历代官修庙记，彰显了对屈原爱国之“忠”、自爱之“清”的肯定，沉积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从这个角度看，屈原文化是一种既蕴含丰富精神，又有物质载体的中介文化。
屈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遗产以及其在某些类型作品中的具象化，得以保存下来的。王逸《楚辞章句》保存了二十五首楚辞作品，以三种版本系统流传至今；屈原文化的物质载体——屈原纪念建筑，分布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远至台湾海峡。有关屈原的书籍和纪念建筑，成为人们了解屈原的物质媒介，许多文人墨客拟骚创作，或提笔另作，缅怀屈原，传承屈原精神，可见又可感。这也证实了，屈原文化是一种既蕴含丰富精神又有物质载体的中介文化。
其次，早期屈原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文化。
“橘逾淮而北为枳”，本书考证得屈原文化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区域，且全国范围内的屈原文化民间习俗均以湖南汨罗，湖北秭归、荆州为中心向四面辐射传播，地域特征明显。首先，全国大部分屈原庙（祠）、屈原主题公园、屈原遗迹都分布在汉水、鄱阳湖、洞庭湖流域。其次，竞渡纪念屈原的风俗，以楚地为中心发散，先流传于湖南地区，在隋代前后，开始遍及中国。
以竞渡为例，这一活动在湖北荆州、襄阳最热。《隋书·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22)由“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看，端午竞渡在隋代已经遍及全国，而湖北荆州、襄阳最为热闹。这一风俗习尚的地域性延续至今。今天湖北秭归、湖南汨罗竞渡时唱《招魂曲》，龙舟上挂写有“三闾大夫之魂”的招魂幡。湘西竞渡时还在旗帜和衣服上印上“悼”字。(23)
文献记载，宋、清两代荆楚地区，朝廷都曾颁发“竞渡禁令”。如，宋代荆楚地区“竞渡”导致民间械斗或者荒废正业，致使朝廷颁令禁止。《太平寰宇记》载：“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皇朝有国以来，已革其弊。”(24)清康熙、嘉庆时对中南地区“竞渡”之风亦有过禁止令。嘉庆时，湖南省南部潇、湘二水汇合处的永州“端午竞渡”也曾因为民众争强斗胜而被太守禁止。衡州府清泉县（今属湖南）因为竞渡“斗伤至死”，官府不得不严加禁止。《清泉县志》载：“自初一日至初五日，龙舟竞渡，相传为拯屈原，不竞即有疫，往往斗伤至死。近严禁之，虽有龙舟而不竞渡。”(25)上述禁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竞渡”在长江、湘江流域的湖南、湖北省民间根基深厚。屈原文化早期发展的地域性特征明显。
第三，屈原文化已丰富发展为一种历史元典文化。
从源头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诗歌史。而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风骚”传承发展史。其中“骚”就是指屈原开创的南方新诗体。汉代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列传》）班固说：“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曰：“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宋代大文豪苏轼感叹：“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七十二家评楚辞》）金圣叹将《离骚》等屈原作品列入“六才子书”系列。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将《楚辞》提升为“纯文学”的典范，提升到中国人必须能欣赏《楚辞》，否则会遗憾的高度。他说：“我国最古之文学作品，《三百篇》外，即数《楚辞》。《三百篇》为中原遗声，《楚辞》则南方新兴民族所创之新体。《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三百篇》为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则为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此其大较也，其技术之应用亦不同道，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则亦一进步也。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26)接着，梁启超提出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文学的专家”、“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他说：“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27)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屈原身上承载了历史、文学、教育、民俗等多方面的内容。屈原作品常被作为研究历史的辅助及佐证资料，并且反映了某种历史现象或历史本质。文学传统、教育影响、民俗记录、历史文物，屈原作品无不涉及。如《离骚》一篇影响深远。太史公言：“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清人蒋骥言：“盖通篇以好修为纲领……篇中曰好修、曰修能、曰修名、曰前修、曰修初服、曰信修，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附之见。”(28)不仅这种精神令后人敬仰，屈原作品还保存有大量历史人物故事、战国后期生产生活与军事外交记录等内容。《天问》全文一口气提出了178个问题，内容有宇宙起源、天地形成、天象变化、时辰划分、星系运行、月球奥秘、鲧治洪水、鲧腹生禹、共工触山、川谷变化、四方距离、奇禽怪兽、后羿射日、三代古史、后羿失妻、古代战争、女娲身世、昭王巡游、幽王之死、齐桓盛衰、后稷之福、殷周更替、申生自杀等，包括有关人类宇宙、万物起源的哲学问题和有关国家治乱、社会交往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与夏商周三代及春秋国家更替兴亡的历史有关，不但被学者们引证，而且是今天研究战国时期及其之前的各种社会历史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源。
总之，屈原文化时间跨度有两千多年，在空间上以长江、汉水、洞庭湖、鄱阳湖、台湾海峡两岸为核心分布区，辐射到全国及东南亚、东亚、欧美。屈原文化既包括屈原的文学、哲学、美学和人格魅力等方面，也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端午文化、楚辞吟诵文化、歌舞文化、民间文艺、雕塑绘画书法、建筑遗迹以及历朝历代学者对此进行的学术研究。本书侧重于对屈原文化建筑遗迹版图的考证。屈原文化是高层次的、永久性的、丰富的、容易被人感知的、具有特质的人文资源，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之一。
三、屈原文化遗迹最早可上溯“秦末”
（一）招屈亭
从时间角度看，目前可见的文献提及的最早的屈原纪念建筑是湖南常德“招屈亭”。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三十“常德府”：“招屈亭，在城南。相传三闾大夫以五月五日，由黔中投汨罗，土人以舟救之，为‘何由得渡湖’之歌，其音咸呼云：‘何在？’”
又，楚霸王项羽曾弑楚义帝(29)：“项羽遣英布弑义帝，武陵人哭于招屈亭下。高祖闻而义之，号其郡为义陵。”（［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七）(30)这里提到故楚地的武陵人在“招屈亭”下哭悼被项羽所杀的楚义帝，可见，其建筑历史可以推到项羽后期。案，秦灭于公元前207年，项羽卒于公元前202年，武陵（今湖南常德市）“招屈亭”的建筑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02年前。
（二）屈原庙
文字记载中的可追溯年代最早的屈原庙，位于汨罗、鲁山、高安三地。
一是楚人建筑的汨罗屈原庙。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载：“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沈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径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31)晋王嘉《拾遗记》卷十亦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渊。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32)
二是河南南阳市鲁山县(33)，史载东汉以前已有屈原庙。《后汉书·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也。……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后汉书》卷六十四）(34)即汉代清官延笃（字叔坚）死后，乡里人把他画像放在屈原庙里配享祭祀。延笃的家乡在哪呢？“犨”。唐李贤注：“犨，音昌犹反。故城在汝州鲁山县东南也。”（《后汉书》卷六十四）(35)汝州鲁山县，按，今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其地理位置在南阳市的东北方。这表明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以前，当地就有屈原庙。
此外，明清文献记载西汉建成侯刘拾建瑞州府（今江西省高安市）“三闾大夫庙”：“三闾大夫庙，在高安县东金沙台，祀楚屈原。汉长沙王子拾封建成侯，后免爵徙家台上，立庙祀之。”（清《江西通志》卷一百八）(36)案，西汉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封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拾为建成侯；元鼎二年（前115年），刘拾免，建成侯国除。可见，江西省高安三闾大夫庙建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左右，今不存。
其他各地屈原祠（庙）的建立时间一般在清代之前。以湖南为例，清《湖广通志》记载湖南域内屈原祠庙就有：长沙县：“屈贾二公祠，在大西门内，祀楚大夫屈原、汉太傅贾谊，即谊故宅，明李东阳有记。”湘阴县：“汨罗庙，在汨罗江上，祀楚屈原。”益阳县：“五贤祠，在县城南，祀楚屈原，汉诸葛亮，宋张咏、张栻、胡寅。”东安县：“三闾大夫庙，在县斜溪源。”巴陵县：“三闾大夫庙，在城南。”平江县：“三贤祠，在县治右，祀屈原、王旦、唐介。”“屈原庙，在县城南。”武陵县：“三闾祠，在县东二里。”“四贤祠，在府学前，祀屈原、马援、唐介、岳飞。”沅州：“昭灵庙，在州南五里，祀三闾大夫，宋嘉定中赐额。”黔阳县：“三忠祠，在县北，祀屈原、马援、关帝。”桂东县：“三闾祠，在县城南。”（《湖广通志》卷二十五）(37)
四、屈原文化分布集中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远至台湾海峡
从屈原作品和蒋骥《楚辞图》(38)，我们可以大致推知屈原生前的活动范围主要是汉水、鄱阳湖、洞庭湖流域，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大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及四川东部。据本书考证，全国大部分屈原庙（祠）、屈原主题公园、屈原遗迹都分布在这一范围之内。
湖南现有屈原庙祠遗址有：汨罗屈子祠，益阳凤凰神庙，溆浦县屈原庙，澧县三闾大夫祠、三闾祠，桃江县凤凰庙，辰溪县乡贤祠遗址，黔阳县三闾大夫庙，芷江县昭灵庙遗址，长沙市三闾大夫祠遗址、屈贾二先生祠、屈子祠，湘潭县三闾祠遗址，零陵县屈原庙遗址，祁阳县昭灵庙，道县三闾大夫祠，桂东县三闾大夫祠，岳阳县三闾故宅、三闾庙，湘阴县三闾祠，平江县三贤祠等。(39)笔者结合历史文献考察发现湖南屈原祠庙遗迹还有：常德武陵区“四贤祠”、常德市澧县“三贤祠”、怀化市黔阳县“三忠祠”、怀化市溆浦县“涉江楼”等。
湖北地域内现存屈原祠有：秭归屈原镇屈原庙、秭归凤凰山屈原故里风景区屈原祠、秭归县归州镇万古寺村“屈氏祠堂”、武汉东湖听涛区“行吟阁”屈原纪念馆、荆州市沙市区“江渎宫”、荆州市九龙渊屈原雕像、监利县荒湖区屈子祠、监利县黄歇口镇濯缨台等。文献记载中的屈原庙有：秭归新滩镇小青滩屈大夫庙、秭归水田坝凉风垭独醒亭、兴山县独清亭、兴山县北三闾大夫祠、武昌三闾大夫祠、咸宁市通山县三闾大夫祠、监利县白螺镇屈原涉江处“望郢亭”等。
重庆市、四川省范围内屈原遗址有重庆市忠县屈原塔、重庆市忠县屈原碑、四川广安岳池县齐福乡莲花屋基村“三闾遗风”匾额、四川省三台县名世堂等。江西省域内现存景德镇三闾庙（忠洁侯庙），文献记载江西临江府清江、瑞州府高安县、南昌府武宁县均建有屈原庙。河南南阳市西峡县屈原岗现存屈原祠遗址。安徽省池州东至荆桥现存屈公祠遗址。河北唐山市有屈原纪念馆。福建厦门金山区现有屈子文化园，佛昙镇屈原岛现建忠烈亭。台湾省彰化宝部里屈家村现存泰和宫，洲美北投有屈原宫，台南有水仙宫。
五、屈原文化精神传承的时空版图
两千多年来，大半个中国，屈原文化遗迹的空间分布，反映了民间对屈原其人的广泛崇敬与认同。这些遗迹成为后人凭吊屈原的精神圣地，许多文人墨客提笔作诗，缅怀屈原，传承屈原精神。
（一）全国屈原纪念建筑时空分布图与屈原文化精神的传承
在历史上，自从晚唐岳州汨罗屈原庙请求皇帝敕封庙额以来，历代官民共修屈原庙（祠），屡见不鲜。(40)有史料可查者，有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元致和元年（1328年）、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明崇祯七年（1635年）、清乾隆二十一年（1755），官方倡导、民间出资出力的多次对汨罗屈原祠的修葺。元泰定帝（1324—1328年）初、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清康熙九年（1670年）、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道光七年（1827年），朝廷亦多次敕旨修葺秭归清烈公祠。元代还有一个感人的修祠故事。故事说，官民齐心协力修葺秭归屈原祠，诚心似乎感动苍天，一夜之间，不劳民、不伤财，江水送来数十根大樟树，以助修建屈原祠的门堂。事见元代黄清老《清烈公庙记》：“至正壬午，郡长穆尔哈玛奉议，始议新之。出廪禄以倡，助者云合。议始定，江忽暴涨，巨樟蔽中流而下，募善水者致之，得柏木数十，大者以为梁栋，小者以为榱桷，门堂寝室咸资其用，坚贞雄壮，文理芳洁，于神居甚宜。民欢呼曰：‘我侯兴土木，财不伤，民不扰，神输鬼运，阴或相之，荪壁紫坛，桂栋兰橑，无以加也。’”(41)
通过史籍、方志和后人的记载以及亲自走访等方式，本书作者考察了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河南、河北、安徽、江西、江苏、安徽、福建等十一省市，五十余个县区，历时二千多年的纪念屈原的建筑或遗址，具体为：
湖南省：
汨罗市屈子祠（楚人始建）
汨罗市屈原塔（清以前建）
汨罗市玉笥山三闾宅（唐宪宗以前建）
汨罗市汨罗江边屈原墓（唐中叶以前建）
岳阳市岳阳县新墙镇三闾庙（清以前建）
岳阳市岳阳楼区太平寺（屈原宅）（宋以前建）
常德市武陵区三闾大夫祠和招屈亭（秦末既建）
常德市武陵区四贤祠（清乾隆以前建）
常德市澧县三贤祠（清嘉庆己卯年建）
常德市汉寿县沧溪寺（清以前建）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昭灵祠遗址（宋嘉定前建）
怀化市洪江市三闾祠、三忠祠（清以前建）
怀化市溆浦县涉江楼、怀屈楼、橘颂亭（1997年建）
怀化市溆浦县江口镇老街屈原庙（建筑时间不确定）
益阳市桃江县五贤祠（元代建）、凤凰庙（清道光前建）
长沙市岳麓区贾屈祠（贾谊故宅）（明万历八年建）
长沙市岳麓书院屈子祠（清嘉庆元年始建，2006年重建）
湘西自治州吉首市泸溪县涉江楼（2010年建）
湖北省：
秭归县屈原宅（魏晋前）
秭归县乐平里楚大夫屈原故里碑（清光绪十二年立）
秭归县乐平里屈原庙（1980年迁建）
秭归县屈原故里女媭庙（唐元和中始立，20世纪70年代毁坏）
秭归县屈原镇乐平里牌坊（1983年建）
秭归县凤凰山屈原祠（唐代始建，2010年迁建）
秭归县新滩镇小青滩屈大夫庙（江渎庙）（北宋建庙，明嘉靖十六年屈原配享）
秭归县凤凰山屈原墓（清道光七年建，2010迁建）
秭归县屈沱独醒亭（南宋以前建）
秭归县归州镇万古寺村屈氏祠堂（清代修建）
兴山县独清亭（宋以前建）
兴山县北楚三闾大夫屈原故宅碑（清光绪十年立）
宜昌市西陵区三闾大夫屈原塑像（1988年前建）
咸宁市通山县通津桥三闾大夫祠（清代以前建）
鄂州市三闾大夫祠（清以前建）
鄂州市望楚亭（明代始建，1980年原址重建）
武汉市东湖听涛区行吟阁（1953年建）
荆州市江渎宫（屈原配享）（南宋建炎、绍兴间建）
荆州市监利县城西北黄歇口镇濯缨台（宋以前建）
监利县荒湖毫口区三闾寺（东汉建，2000年后重建）
监利县荒湖毫口区离湖读骚
监利县白螺镇屈原涉江处望郢亭（年代无考）
安徽省：
池州市东至县屈平祠（宋仁宗景祐元年前后建）
合肥市屈原祠（宋哲宗朝重建）
池州市东至县民间屈原纪念馆（2001年建）
安徽六安市旅游景区天堂寨屈原问天
河南省：
南阳市西峡县屈原岗碑（清宣统三年）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屈原庙（167年前建）
江西省：
宜春市高安市三闾大夫庙（前117年建）
樟树市屈原庙（唐代建）
武宁县昭灵祠（唐代以前建）
鄱阳县屈原庙（清代以前建）
吉安市永丰县三闾庙（清代以前建）
景德镇忠洁侯庙（宋元丰六年前后建）
江苏省：
泰州市兴化市三闾遗庙（唐代开元年间建）
扬州市三闾大夫庙祠（宋绍熙元年前后建）
河北省：
唐山市古冶区北寺公园唐山屈原纪念馆（2015年建成）
重庆市：
忠县屈原塔（汉代建）
忠县屈原碑（宋以前建）
四川省：
广安市岳池县齐福乡莲花屋基村三闾遗风匾额（清代立）
绵阳市三台县名世堂（宋以前建）
福建省：
漳浦县佛昙镇屈原公屿忠烈亭（2005年建）
厦门市金山区微型屈子文化园（2009年建）
台湾：
彰化县宝部里屈家村泰和宫（1963年建）
台北市洲美北投屈原宫（明末建）
台南市水仙宫（1703年建）
本书对不同时代修建的屈原纪念建筑进行了数量统计，制《全国屈原纪念建筑时间分布图》如下：
屈原纪念建筑在时间分布上，在秦汉、宋代、清代、当代出现峰值（如图）。秦汉时期出现峰值的原因，应和楚文化的繁盛、汉代楚辞学兴盛、民间百姓对屈原的记忆有密切关系，这也证明了屈原存在的真实性。宋代出现峰值，与唐五代后屈原受到官方封崇有密切关系。清代出现峰值，一方面是由于清代文献记载屈原纪念建筑最多，但部分建筑在文献中并未明确建筑年代，所以，只能依据文献被记载的时间将它们统计在清代；另一方面清代地方官员对屈原故里、屈原遗迹的关注导致这一时期屈原纪念建筑新修或重修频繁。当代屈原纪念建筑数目峰值的出现，一方面与文化遗产保存角度的迁建和重建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重视名人效应，希望以之促进旅游文化产业有关。
全国屈原纪念建筑空间分布情况，经著者调查，制图如下：
全国屈原纪念建筑分布图
说明：本图主要依据清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以当代的文献及实地调查为佐证，为龚红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编号15FZW005）阶段性成果、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编号17A090）前期成果。
上述全国屈原纪念建筑的时空分布图，客观地呈现了屈原精神传承的地域空间与兴衰更替，是屈原文化的“可视”版图。
（二）庙记、楹联、碑廊、画像与屈原精神的传承
各地屈原文化遗迹修建和复修时，往往会作记刻石，这些文字较为可信地传达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对屈原精神的理解。汨罗现存最早的庙记，唐蒋防《汨罗庙记》(42)赞屈子大忠，文中以倡导君臣至理为主线，赞美三代及唐代的君明臣忠，惋惜范蠡、鲁连及屈原等人不遇明君，称屈原为“大忠者”：“三闾者，以大忠而揭大文，沉吟楚泽，哀郁自赞，爰兴衰贬，六经同风。”意思是说，屈原抱天地之正气，忠君忧国不顾性命而有贤能，诗文中反复强调自爱，讽谏君王，与儒家经典义理相同，是贤臣的楷模。故而千载之后，有感于屈原“孤魂”无人理解，应太守之邀请，欣然作文“以广忠贤之业”，宣扬屈原之精神。
秭归现存最早的庙记，唐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43)赞屈原忠可激俗、清可厉贪：“先生义特百夫，文雄千古，其忠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贪。”修建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主要是因为当地还没有供奉屈原神貌的庙宇，为向世人旌表屈原忠贞之质、卓荦之才，故考图索迹，在屈原故居遗址屈原沱建立庙祠。庙记中突出强调了屈原的忠君忧国和清醒浊世这两种品行，认为屈原精神之忠、清是对世俗和官场社会最好的激励和鞭挞。这是他建祠的主要意图，他在铭文中说：“耸忠来者，载陈清酤。乞灵臧事，非愚所取。”建立三闾大夫祠，是为了让后来之人对国对君忠诚如屈原，对己能清洁自爱。至于祈求神灵护佑的迷信则非自己所取。王茂元处在晚唐藩镇割据、牛李党争的情形之间，希望世俗之人忘却私人得失，学习屈原的忠与清。
后梁萧振《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44)赞屈原“怀忠履洁，忧国爱君”。元刘行荣《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45)思将“大夫之忠”“馨诸金石”。元黄清老《清烈公庙记》(46)赞屈原事君尽忠、修词明仁：“坚贞雄壮，文理芳洁。”“事君尽忠，死而不二。”“其所述作，托物以寓讽谏，修词以明仁义。”明戴嘉猷《重修汨罗庙记》(47)赞屈原“忠洁清烈”之高风。明余自怡《重建三闾祠碑记》(48)赞屈原“万世臣鹄”以申忠训：“先生之忠，故万世臣鹄也。”“先生忧谗畏讥而忠不衰”。清陈钟理《重修汨罗三闾大夫祠记》(49)称祭祀屈原乃“忠贞之祀，风化之源”。清康熙九年（1670年）王景阳《重修屈公祠记》(50)赞屈原忠君爱国、励世磨俗：“忠义之气，日在人心，历千万年而不泯。”“励世磨俗，令人过庙思敬。”
除却庙记，楹联、碑廊、画像等也承载着屈原精神。长沙、汨罗、秭归、武汉等地屈原祠（纪念馆）等建筑群中的楹联有：
哀郢矢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
怀沙沉此地二千年后唯有滩声似旧时
（汨罗 屈子祠）
万顷重湖悲去国
一江千古属斯人
（汨罗 屈子祠）
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
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
（长沙岳麓山 屈子祠）
千古名胜又重新是谁润色江山应追思屈子文章贾生才调
四面烽烟都扫尽到此安排樽酒好携来洞庭秋月衡岳春云
（长沙 屈贾祠）
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
骚可为经策可为史经天纬地大文章
（长沙 屈贾祠）
大节仰忠贞气吐虹霓天问九章歌浩荡
修能明治乱志存社稷泽遗万世颂离骚
（秭归 屈原祠）
泽畔行吟五月孤忠沉夜月
离骚寿世三闾遗恨泣秋风
（兴化 三闾遗庙）
千古忠贞千古仰
一生清醒一生忧
（兴化 三闾遗庙）
楹联以简洁鲜明的语词，传承了屈原忠贞清醒的品格和志存社稷的理想，字里行间寄托了人们对屈原文章人品的景仰之情。
此外，诗歌碑廊刻录了大量文人墨客的咏屈诗文，也展示着屈原忠贞爱国的精神与日月同光。元方回编《瀛奎律髓》卷二十八《序》曰：“君陵臣墓，大庙小祠，或官为禁采樵，或民间香火祭赛不容遏。盖圣贤之藏所宜重，而鬼神有灵，亦本无容心于其间也。屈子是以有《山鬼》、《国殇》之骚，诗人有降迎送神之词。生敬死哀，宁无感乎。”(51)
（三）“千古吊灵均”与屈原精神的传承
自贾谊以来，文人途经各地的屈原庙（祠），赋诗文怀念屈原，是延续至今的文学传统，我们称为“千古吊灵均”。据笔者初步了解，汉魏时期提及屈原的文人主要有东方朔、刘向、扬雄、王褒、王逸、蔡邕、孔融、陆云等人，他们多是在赋或散文中提及屈原，题诗屈原庙则未见。但自唐玄宗朝将祭祀山川名胜古迹纳入官方典制后，唐代路过屈子祠的诗人，往往赋诗吊屈，这一风俗延续到当代。如唐李嘉佑(52)《夜闻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听此迎神送神曲，携觞欲吊屈原祠。”刘禹锡《游桃源一百韵》：“北渚吊灵均，长岑思亭伯。”诗僧齐已《吊汨罗》：“落日倚阑干，徘徊汨罗曲。冤魂如可吊，烟浪声似哭。”等等。
“千古吊灵均”寄托了文人对政治清明、忠奸分明的社会的向往：“上书忧汉室，作赋吊灵均。”(53)“凄凉怀古意，湘浦吊灵均。”(54)历代文士企盼有礼贤下士的君王，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士”之风。唐代周昙(55)咏史诗歌提及屈原的有两首，认为屈原的悲剧是君王的昏聩和世俗的溷浊所造成的：“顷襄还信子兰语，忍使江鱼葬屈原。”(56)“满朝皆醉不容醒，众浊如何拟独清。”(57)“谗佞乱忠孝，古今同所悲。……屈原沈湘流，厥戚咸自贻。何不若范蠡，扁舟无还期。”(58)正直之人死后犹遭嫉妒，坟墓荒芜无人凭吊，何况在没有死之时。屈原死前受人谗谮不得施展抱负，死后汨罗江水翻浪也是因为嫌弃屈原：“正直死犹忌，况乃未死前。汨罗有翻浪，恐是嫌屈原？”(59)诗人看似无理的问话，讥讽了历代官场不能容才的不良风气。
“千古吊灵均”体现了后世人追随屈原独醒清高的品格，传承屈原高洁自爱之精神的愿望。“其忠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贪。”（唐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僧皎然《吊灵均词》：“期灵均兮若存，问神理兮何如。愿君精兮为月，出孤影兮示予。天独何兮有君，君在万兮不群。既冰心兮皎洁，上问天兮胡不闻。天不闻，神莫睹。若云冥冥兮雷霆怒，萧条杳眇兮余草莽。古山春兮为谁，今猿哀兮何思。风激烈兮楚竹死，国殇人悲兮雨飔飔，雨飔飔兮望君时，光茫荡漾兮化为水，万古忠贞兮徒尔为。”(60)《屈大夫庙》：“心忧三户为秦虏，身放江潭作楚囚。在处芳兰湔涕泪，至今寒橘落沙洲。婵媛兴叹终无济，婞直危身亦有由。宋玉景差无学术，仅传诗赋丽千秋。”(61)
“千古吊灵均”也展示了屈原精神的世界影响力。一些出使中国途经沅湘的越南、日本、韩国文人也往往瞻仰屈原庙，写诗吊屈。(62)屈原在他们诗歌作品中，是忠直、正义的化身。越南潘辉益《望三闾大夫庙》：“极目幽篁俯碧涯，读骚畴不解怜才。修能皎洁香为佩，孤愤纡绵石可怀。”(63)黎光院《过屈原庙》：“忠诚寸念付苍苍，放逐孤臣只自伤。一代骚词悬日月，千秋名迹播衡湘。”(64)这些域外汉诗作品有着丰富的意蕴，表达了越南文人对屈原高洁自爱、独醒和忠贞执着的精神的高度颂赞。被称为“越南的屈原”(65)的阮攸1813年作为越南大使来到中国，途经沅湘，写了五首吊屈原的诗歌。屈原人生的不幸，造就了《离骚》这一不朽的诗篇，留下了千古的哀思与愁绪，其独醒和忠贞执着的精神留存千古，感动了异域的阮攸。阮攸悲叹屈原有万古文章却遭受不遇的命运：“楚国冤魂葬此中，烟波一望渺何穷。直教宪令行天下，何有离骚继国风。千古谁人怜独醒，四方何处托孤忠。近时每好为奇服，所佩椒兰更不同。”(66)阮攸是通过屈原诗歌与实地文化考察而认识理解屈原的，他曾言：“不涉湖南道，安知湘水深。不读《怀沙》赋，安知屈原心。”（《辩贾》）(67)这些诗歌收录在其汉诗集《北行杂录》中。
综上，从贾谊、柳宗元到张之洞，到越南使者，中外作家一路凭吊屈原，题诗屈原庙，汲取屈原精神，完成对自己心灵的铸造。
(1) ［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文化分析》，《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2) ［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文化分析》，《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3) 《屈原文化》，中华屈氏宗亲网，http://www.qvshi.org/page/Default.asp？pageID=18。
(4) 杨义：《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5) 钟兴永、鲁涛：《屈原文化:湖湘文化的图腾》，《长沙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6) 侯文汉、陈焕宁：《浅析屈原与湖湘文化》，《湘潮》2009年第9期。
(7)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
(8) 余日：《屈原文化价值浅析》，走近屈原——汨罗屈原文化网站，http://www.mlnews.gov.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465＆id=977＆m=content。
(9) 戴锡琦：《漫论屈原文化》，《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27页。
(10) 李中华：《“楚辞”在汉代的传播与接受》，王兆鹏、尚永亮主编：《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7-111页。
(11) ［汉］王逸章句，黄灵庚疏证：《楚辞章句疏证》卷三引《班孟坚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65页。
(12) 《文心雕龙·辨骚》：“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13) 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编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13页。
(14) ［韩］林润宣：《试论屈原思想品格对后世的影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版第6期，第95页。
(15) 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自叙》，崔福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16) 参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1-485页。
(17) 郭沫若：《蒲剑·龙船·鲤帜》，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5月30日，转引自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第69页。
(18) 引自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第69页。
(19) 孟宪平、刘修海：《节日大观》，黄河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20) ［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文化分析》，《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21) ［越南］阮攸：《北行杂录》，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0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22) ［唐］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97页。
(23) 秦可国、李小平编著：《湘西民族传统体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24)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33页。
(25) 《清泉县志》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26) 梁启超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1页。
(27) 梁启超著：《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9页。
(28) ［清］蒋骥撰：《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183页。
(29) 名熊心，楚怀王熊槐之孙。
(30) ［明］董斯张：《广博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31) ［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594页。
(32) ［晋］王嘉撰，孟庆祥、商微姝译注：《拾遗记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页。
(33) 钱征认为：“古犨县，在今鲁山县境内。也就是说，最早的屈原庙遗迹，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境内。”见钱征：《对〈后汉书·延笃传〉所载屈原庙遗迹的历史考察》，《云梦学刊》2015年7月。
(34)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3页。
(35)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3页。
(36) ［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文所引此书均用此版本。
(37) ［清］迈柱等监修：《湖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文所引此书均用此版本。
(38) ［清］蒋骥撰：《山带阁注楚辞》卷首，依屈原《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渔父》、《怀沙》所作的屈原流放地图。
(39) 徐蔚明：《高扬屈原应成为湖南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云梦学刊》2010年第5期，第54-59页。
(40) 龚红林：《屈原封号考论》（《湖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对屈原官方封赐及庙额有详细考论。
(41) 转引自《湖广通志》卷一百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七一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部第4册，第8245-8246页。
(43) ［唐］王茂元撰：《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八十六引录。
(44)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512页。
(45)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页。
(46) 《湖广通志》卷一百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48)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536页。
(49) 原载《湘阴县图志·艺文志》，转引自刘石林《汨罗江畔屈子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50) 湖北省秭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秭归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564页。
(51) 郭绍虞：《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1页。
(52) “李嘉佑，字从一，赵州人。天宝七年擢第，授秘书正字。坐事谪鄱江令，调江阴，入为中郎。上元中，出为台州刺史，大历中，复为袁州刺史，与严维、刘长卿、冷朝阳诸人友善，为诗丽婉，有《齐梁风集》一卷，今编诗二卷。”见《全唐诗》卷二百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3) ［唐］戴叔伦：《过贾谊宅》，［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4) ［唐］郑谷《南游》，［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5) “周昙，唐末守国子直讲。咏史诗八卷，今编为二卷。”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八，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6) ［唐］周昙《顷襄王》，［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八，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7) ［唐］周昙《屈原》，［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八，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8) ［唐］吴筠《览古十四首》其五，［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9) ［唐］蒋洌《经埋轮地》，［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五十八，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0)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1) ［清］张之洞：《广雅碎金》卷二，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七十三》影印本，第218页。
(62) 彭丹华：《越南使者咏屈原诗三十首校读》，《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第35-40页。
(63) ［越南］潘辉益：《星槎纪行》，《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6册，第256页。
(64) ［越南］黎光院：《华程偶笔录》第12册，第350页。
(65) 刘济民编注：《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66) 转引自彭丹华：《越南使者咏屈原诗三十首校读》，《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第37页。
(67) 刘济民编注：《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