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古代文论命题之特征 功能及研究困境

大量运用“命题”表述思想观点进行理论建构是古代文论最显著的学术特色之一，因为在历代文论中都有大量理论命题的提出和运用。“诗言志”“文质彬彬”“知人论世”“发愤著书”“神与物游”“文以载道”等凝聚着古代文学理论思想精髓的著名命题对于古代文学理论思想体系的建构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和栋梁。与古代文论的情况相同，古代书画乐舞等艺术理论也是通过大量命题的提出和运用来进行思想观点的表述和理论系统的建构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与竹化”“意在笔先”等音乐书画理论命题对于古代艺术思想体系的建构来说，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和栋梁。

“命题”作为构成古代文学艺术理论系统的核心要素，不但生成早，而且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先秦时期，就已产生了“诗言志”“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诗可以怨”“知人论世”“知言养气”“法天贵真”“立象尽意”“惩恶劝善”等很多影响深远的文论命题。之后历代文论家都有大量的命题提出。就理论范围看，古代文论的各个层面，如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文体论、风格论、作家论、方法论、通变发展论、功能价值论、欣赏批评论等，都有大量命题的运用。就理论领域看，在古代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词、赋等理论领域，命题都普遍存在，对于各体文学的理论建构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在古代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理论领域中亦然。

朱自清把“诗言志”看作中国古代诗学“开山的纲领”[1]，这表明“诗言志”作为古代文论最早的命题，对于古代文论之创建具有“开山”之意义。反过来说，古代文论之创始就是以命题之提出为肇端的。由于命题以其稳定的内涵体现着文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具有极强的理论生命力和广泛的应用性，并且很多古代文论命题如“知人论世”“文以载道”“各师成心”“推陈出新”“立象尽意”等已经进入了当代文学理论领域，因而，对其展开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命题研究的展开，必须率先弄清它的性质、特征、功能、价值及与范畴的区别等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节 古代文论命题之内涵、特征及其与范畴之区别

“命题”与“范畴”是构成古代文论基本内容的两大核心要素，也是古代文论家表述思想观点的两种基本方法，二者各有独特之内涵及特征，区别鲜明，但又有一定的联系。

一、古代文论命题之内涵、特征

对于“命题”之内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缩印本）的解释是：“逻辑名词。表达判断的句子。……一说凡陈述句所表达的意义为命题，被断定了的命题为判断。也有对命题和判断不作区别，把判断叫做命题的。”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也有类似的解释：“逻辑学指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由系词和主词和宾词联系而成。”这些解释表明，“命题”本是一个逻辑学概念，其基本形式是“判断的句子”或“陈述句”，也可以是一种单纯的“判断”；其基本内涵是“判断”或“陈述”一种道理、观点。这种解释基本适用于解读古代文论中的命题。按照“命题”的这些特点，古代文论中的“诗言志”“知人论世”“立象尽意”“诗无达诂”“发愤著书”“神用象通”“文已尽而意有余”“不平则鸣”“以文为戏”“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思与境偕”“文以载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体物而得神”“文，心学也”等都是典型的命题。据此可知，古代文论之命题从理论内涵到语言形式都有鲜明独特之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以短句、短语为主要语言形式，短小精悍、言简意赅

古代文论中的命题一般都是以短句、短语的形式出现，表示一种理论判断或陈述一种思想观点。短句式命题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句或陈述句，如“诗言志”“诗无达诂”“文以载道”“文，心学也”“意在言外”“文已尽而意有余”“神与物游”等，都是完整的短句。“诗言志”这一命题虽然只有三个字，却是一个主谓宾皆全的完整句子。“文，心学也”是一个规范的判断句。“诗无达诂”“文以载道”“意在言外”等都是陈述理论观点的陈述句。短句式命题又有多种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两个字构成的命题。单个字是无法构成命题的，最简单的文论命题是由两个字构成的简缩式句子，如“原道”“物感”“自娱”“畅神”等。从表面上看，此类命题只是一种动宾结构或主谓结构，但实质上是一种短句的压缩：“原道”实为“文章本原于道”；“物感”实为“外物感发诗人”；“自娱”实为“诗文可使人自娱”；“畅神”实为“山水画可使人畅神”等。所以，虽然只有两个字，仍然属于短句式命题。但是，由于这类命题只有两个字构成，其形式非常类似于范畴，人们很容易把它们当作范畴运用。

其二，三个字构成的命题。古代文论中此类命题较多，如“味无味”“思无邪”“辞欲巧”“律和声”“诗缘情”“诗达意”“立主脑”等，虽然只有三个字，但却意义完整：“味无味”即品味无味之味，指审美鉴赏中对作品恬淡自然艺术趣味的品鉴。“思无邪”本义为《诗三百》思想内容皆“无邪”，可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思想内容的一般标准，即作品思想内容必须以“无邪”为本。“诗达意”即诗以表达诗人之情意为本，“意”为诗之本体，“达意”是诗之使命。此类命题表示一种理论判断或观点的陈述，包含着复杂深刻的理论内涵。

其三，四个字构成的命题。此类命题在古代文论中最为常见，如“诗可以兴”“知人论世”“发愤著书”“诗无达诂”“化下刺上”“立象尽意”“神与物游”“文以载道”“不平则鸣”“文如其人”等，此类命题在古代文论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普遍。有些四字型命题是压缩而成，如“化下刺上”本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情经辞纬”本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境生象外”是“境生于象外”的压缩；“体物得神”是“体物而得神”的压缩等。

其四，由多字构成的命题。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声成文谓之音”“诗缘情而绮靡”“文已尽而意有余”“文辞志合而为诗”等。此类命题基本是以判断句的形式而表达一种理论观点，体现着文论家对于某种文学理论观点的成熟思考。

其五，由复合句构成的命题。此类命题是由两个以上的单句构成的，如“发乎情，民之性”“华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浅短所识”“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乐人易，动人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心学也”等。这种命题都是通过复合句而表示一种理论判断或观点陈述，虽有多个单句，但观点明确，因而此类命题也具有易记易识简明扼要之特点。

短语式命题是由简明的短语构成的，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温柔敦厚”“主文谲谏”“气韵生动”“审己度人”等。从语言形式上看，此类命题没有主语，不是完整的句子，如果标出主语，反而累赘。但是，这种短语式命题都具有完整的意义，表示一种理论判断或陈述一种文论观点，其功能与短句相近。就其实质而言，此类命题可看作短句的简缩，能变化为短句，如“文质彬彬”可变为“文与质要彬彬和谐”；“温柔敦厚”可说成“诗歌可使人温柔敦厚”；“气韵生动”意为“艺术作品应气韵生动”等。

不管是短句式命题还是短语式命题，其构成的文字都很少。即便是复合句构成的命题，较单个的短句虽显得复杂，但一般都是由两个对称的句子构成。或有较多的分句，其分句多无长语，而是简明扼要。所以，整体而言，古代文论命题具有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之特点。这种特点使命题易识易记，因而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和运用。

（二）内涵丰富，精警深刻，理论性强

“命题”之所以在古代文论中被大量运用，根本原因在于它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体现着文学活动的基本规律，理论性强，具有普遍的应用性，能够用于阐释各种文学理论问题。如“发愤著书”就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内涵：作家遭遇不平，必然产生愤情；这种愤情又必然构成创作之动力，促动作家创作；由愤而著之书具有巨大的感人力量等等。这一命题体现着古今中外作家创作的基本规律，对古今中外作家创作来说，都具有适用性。再如“立象尽意”也具有内涵丰富深刻之特征：其一，强调“立象”是“尽意”的重要途经；其二，表明“立象”之目的在于“尽意”；其三，指出“意”是根本，“象”是载体等等。此命题揭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创作实际都是“立象尽意”的过程。因而这一命题对于古今中外的作家创作来说，具有普遍的应用性。古代文论中的其它命题，如“知人论世”“感于物而动”“文以气为主”“神与物游”“思与境偕”“诗穷后工”“乐人易，动人难”等，都具有这种内涵丰富、理论深刻、应用性强之特点。因为命题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它体现了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命题之生成是古代文论家将丰富深刻的思想理论凝聚于简短语句的结果。所以，古代文论之命题必然内蕴着深刻的艺术规律，或者说内蕴的艺术规律是该命题之所以成立的真正原因。正是这种内蕴的艺术规律，使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广泛的应用性，这也是古代文论命题之所以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三）表述明晰透彻，易于把握运用

运用明晰的理论化语言表述其思想观点，内涵清楚明确，容易把握运用，是古代文论命题的又一特征。古代文论家对命题的提炼概括一般都是运用明晰透彻的理论化语言，这一点与古代文论“范畴”的语言运用具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范畴，古代文论家往往喜欢使用形象化、审美化的描述性或比喻性语言，如“风骨”“神韵”“滋味”“瘦硬”“丰腴”“熔裁”“隐秀”“野逸”“疏野”“枯淡”“圆润”等，他们都有形象化、审美化的特征，这些范畴虽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其内涵模糊朦胧，让人难以把握，无法做出准确阐释，对其诠释解读往往会出现见仁见智的歧义现象。而对古代文论命题的理解或阐释则很少出现歧义，因为命题一般都是用明晰的理论化语言来表述，内涵清楚明白，让人一目了然，基本可以准确阐释。如“诗可以兴”“思无邪”“知人论世”“化下刺上”“发乎情，民之性也”“发愤著书”“神用象通”“感物吟志”“文以载道”“诗穷后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体物得神”等，其内涵表述得都非常清晰透彻。命题的这种语言特征实际上体现了文学理论本来就应该明晰透彻的固有本色，强化了古代文论的理论化色彩。由于命题的内涵表述具有明晰透彻性，因而不但使接受者容易接受理解，而且也容易把握和运用。很多古代文论命题如“尽善尽美”“发愤著书”“各师成心”“文已尽而意有余”“不平则鸣”“文以载道”“诗外工夫”“意在言外”等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仍然被人们所经常运用，与其表述语言的明晰透彻是密切相关的。内涵表述的明晰性，使古代文论的命题比范畴更容易走进当代，因为这种明晰性一方面使当代人更容易接受、运用，另一方面也使其与当代文学理论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和实际应用性。

古代文论中也有形象化、审美性语言构成的命题，如：

王逸《楚辞章句序》云：“金相玉质。”意思是说，形式如金，内容如玉。

萧统《文选序》云：“踵事增华。”意思是说，文学发展由朴而华。

陆机《文赋》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意思是说，辞谢别人已写题材，写别人未写的题材，强调创作旨在创新。

又云：“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意思是说，内容犹如树干，形式犹如树枝。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云：“衔华佩实。”意思是说，形式华美，内容切实。

《神思》篇云：“拙辞巧义，庸事新意，杼轴见功，焕然乃珍。”意思是说，神思想象犹如织机做功，作家借助于神思而能以朴拙之辞表达“巧义”，用平庸之事表现“新意”，从而将“拙辞”“庸事”组织为灿烂珍贵之作品。

《时序》篇云：“风动于上，波震于下。”意思是说，风吹动于上而水波必然震荡于下，比喻时代发展必然影响文学变化。

《知音》篇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意思是说，完备的文学批评应以广泛阅读作品为基础，就如通晓声律者须操演过千曲、明识剑器者须观赏过千剑的道理一样。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意思是说，情如诗之根，言如诗之苗，声如诗之花，义如诗之实。

此类形象化、审美性语言构成的命题在古代文论中并不多，不是古代文论命题的主流。并且此类命题一般都是比喻性的，由于命题是以短语、短句或复合句的形式进行比喻，因而所比喻的内容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

二、古代文论命题与范畴之区别

按照《辞海》的解释，“范畴”是指“反映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2]。当代学人也有类似的解释：“范畴是关于客观事物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是作为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概括反映。”[3]这表明“范畴”之性质是“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或“关于客观事物特性和关系的关系的基本概念”，这种解释就体现了范畴之内涵与命题具有显著的不同。其区别在于，“命题”是用句子、短语表示的“判断”或“陈述”，“范畴”是“基本概念”，或者说，二者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句子”或“短语”，而后者是“概念”。

古代文论范畴一般都是类似名词的概念，从构成模式上看，最简单的范畴由一个字构成，如兴、味、气、神、志、清、淡、雅、野、远、体、格、势、才、美、物、景、趣等。大多数范畴都是由两个字构成，如意境、意象、比兴、兴会、风骨、神韵、韵味、妙悟、平淡、含蓄、义法、飘逸、虚静等，这是最典型最常见的古代文论范畴构成模式。也有三字甚至四字构成的范畴，如“味外味”“象外象”“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但此类貌似命题的范畴非常少。这些范畴看似命题，实质上仍是范畴。“味外味”是指诗歌语言之外的审美趣味，“味外”二字只是一个定语，起修饰限制的作用，“味外味”实质上仍是一种“味”，所以，它不是命题，而是范畴。“象外象”也同样如此。“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都是指诗歌的独特境界，“有我之”“无我之”都是起修饰限制的作用，其核心词就是一个“境”字。而命题作为表示判断或陈述的句子、短语，在构成模式上要比范畴复杂得多。古代文论中没有单字构成的命题，两个字构成的命题也不多，大多数命题都是由三、四个字构成，由复合句构成的命题也非常多。一个或两个字构成的古代文论范畴就非常多，三个或四个字构成的古代文论范畴非常少。由此可知，古代文论范畴与命题在构成模式上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

古代文论范畴与命题的另一重要区别在于，范畴基本都是古代文论家所提出的本来概念，构成范畴的文字一般都没有后人的加工改造，如兴、味、清、雅、意境、意象、神韵、风骨、象外之象、有我之境等，都保持了古代文论家的语言原貌。古代文论命题则有两种情况，一是保持了古代文论家的语言原貌，如“诗言志”“思无邪”“神用象通”“境生象外”等，都是古代文论家的话语原貌。二是对古代文论家的话语进行一定的加工改造，如“知人论世”这一命题实际是对《孟子·万章下》所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段话的概括，“发愤著书”是对司马迁“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之语的概括，“文以载道”是对周敦颐“文所以载道也”之语的简缩，此类命题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古代文论家的语言原貌。但是，语言原貌的改变并不影响思想内涵的一致，经后人加工改造而形成的命题，思想内涵更为明晰、精练，语言形式更为精致、简洁，虽有所加工改造，却完全能够取得人们的认可。此类命题正是由于这种加工改造，而能够得以广泛流传和运用。

古代文论命题与范畴构成模式上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内涵性质上的不同。从内涵性质上看，文论命题作为一种判断或陈述，实质上体现了古代文论家对一种成熟的思想理论或基本规律的认定，因而，命题包含着更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必须用句子或短语来表述。范畴作为一种概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体现了事物的本质特点，对于认识事物是不可缺少的。虽然古代文论的很多范畴也都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如意境、虚静、比兴、义法、风骨等，但比较而言，命题所体现的思想理论更为丰富、深刻。原因在于古代文论的很多命题都包含着范畴，如在“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这一命题中，“虚静”这一范畴只是构成命题的一个因素。再如“神用象通”这一命题就包含“神”与“象”两个范畴；“文质彬彬”包含“文”与“质”两个范畴；“文以载道”包含“文”与“道”两个范畴等。在古代文论的很多命题中，范畴只是构成命题的基本因素，如“神与物游”“立象尽意”“境生象外”“思与境偕”等都包含两个范畴。由此可知，命题可包容范畴，用不同的范畴可组合成命题，就此而言，命题离不开范畴，若无范畴，很多命题无法生成，如“感物吟志”“文以载道”“情胚景媒”等命题的生成就离不开范畴。而范畴则不能包容命题，无法用命题去组合范畴，因为范畴是古代文论思想观点的最基本意义单位，它需要与命题配合来共同完成文论思想观点的表达，就此而言，范畴亦离不开命题，若无命题的组合，很多单个独立的范畴难以形成意义深刻的文论观点，如“文”“质”“情”“景”“言”“意”“道”等单个范畴，组合成“文质彬彬”“文以载道”“情胚景媒”“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命题后，其意义才更加完整、丰富、深刻。“命题”作为句子或短语，在构成模式上需要使用名词概念，而“范畴”作为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概念，为命题所使用，是很自然的。由于范畴只是构成命题的具体因素，因而，命题之内涵必然更为复杂丰富。

第二节 古代文论命题之基本功能

“命题”在古代文论中之所以格外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它有重要的功能，对于古代文论家的思想表达和理论体系的建构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代文论命题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命题是古代文论家表述思想观点的重要方式

运用命题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是古代文论家经常采用的理论表述方式。特别是那些做出重要贡献的文论家，经常把命题作为他们表现思想观点的基本手段。孔子、孟子是典型代表，他们虽然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或文章，但却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文论命题。如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辞达而已”等一系列命题，构成了孔子文论思想的核心，或者说孔子的文论思想主要就是通过这些命题而体现出来的。孟子的文论思想主要体现在“知人论世”“知言养气”“以意逆志”和“与民同乐”这四个命题中，这四个命题构成了孟子文论思想的核心。由于孔、孟的这些文论命题都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体现了古代文论的某方面规律，不但对于儒家文论体系的建立及对古代文论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老子和庄子的情况也颇为类似，虽然他们没有像孔、孟那样直接地提出一系列文论命题，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命题，但他们的很多哲学命题对古代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及美学理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为后世文艺理论家所吸收利用，并演化为古代文学艺术及美学理论的基本命题。如老子提出的“味无味”“无为而无不为”“以身观身”“涤除玄鉴”“见素抱朴”“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等，都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及美学理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庄子提出的“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得意忘言”“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以天合天”“自适其适”“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等一系列哲学命题，对古代文学艺术及美学理论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命题集中体现了道家对于文学艺术及审美的基本态度，对于道家文论和古代美学理论建构的作用及在当代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至魏晋南北朝，古代文论进入了自觉时代，随着文论著述的大量产生，自此而后的重要文论家如曹丕、刘勰、钟嵘、韩愈、皎然、白居易、司空图、欧阳修、苏轼、朱熹、严羽、谢榛、王骥德、金圣叹、李渔、叶燮、刘熙载、王国维等，都提出过大量影响深远的理论命题，并通过所提之命题而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系统。韩愈是较为典型的代表，因为他虽然没有专门的文论文章、著作，却有多方面的文学思想，而他的文学思想主要就是以命题的形式表述出来的。他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穷言易好”“陈言务去”“文从字顺”“气盛言宜”“闳中肆外”“以文为戏”等，都是古代文论史上的著名命题，这些命题集中体现了韩愈的文学思想。再如苏轼提出了“诗画一律”“身与竹化”“有为而作”“不能不为之为工”“随物赋形”“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无意于佳乃佳”“美以数取”等一系列诗文书画理论命题，这些命题不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切实的应用性。古代文论史上还有一些理论家，如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说、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说、司空图提出“思与境偕”说、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说、欧阳修提出“诗穷后工”说、陆游提出“诗外工夫”说、高明提出“乐人易，动人难”等，虽然提出的命题不多，但是意义却格外重大，影响特别深远，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代文论家之所以经常通过运用命题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因为命题是体现思想观点较为有效的方式，使文论家能够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因而为文论家所乐于使用。古代文论命题作为判断性、陈述性的短句、短语，具有简明判断、客观陈述的特征，文论家一旦产生了较成熟的思想观点，就非常适合使用这种简明的判断性、陈述性的短句、短语来表达，并且古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通常来源于自己的切身经验，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观点一般不作逻辑论证，而是直接陈说或做出判断，这种情况也容易使他们乐于运用命题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二是由于古代汉语具有运用文字简洁精要的特征，从而容易形成命题。语句简洁精要是古代汉语的固有特征，用古代汉语撰写的古代文论文献，鲜有当代文论那样的漫长句式。古代文论家在运用古代汉语表达思想观点时，常常将精妙的思想观点高度浓缩在简短精要的语句中，虽然文字不多，但却内涵丰富深刻，分量极重，这就很容易形成概括性强的命题。

三是命题在语言运用上主要采用明晰易解的理论化语言，而不像古代文论范畴，主要采用具有描述性、审美性特征的语言，如“风骨”“神韵”“滋味”“瘦硬”等。古代文论命题的语言具有明晰性、直接性特征，一般都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出理论家的思想观点，让人一目了然，内涵清楚明白，容易理解把握，这样就能产生更好的表达效果。这也是导致古代文论命题大量出现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命题是古代文论文章、著作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

在古代文学理论的文章、著作中，特别是在那些重要的文论文献中，都有大量的命题运用，这些命题集中地体现着理论家的思想观点，是古代文学理论文章、著作中最灿烂的思想火花，也是把握古代文论思想精髓的关键。

《文心雕龙》是运用命题表述思想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书绝大部分篇目都有命题的提出，《征圣》《明诗》《诠赋》《神思》《通变》等篇提出的命题都多达十几个。这些命题是全书思想观点最集中的体现，在各篇目中就像闪闪发光的金子，放射着理论观点的灿烂光辉，是全书的思想精华所在，集中地体现着全书的理论价值。除《文心雕龙》外，文学批评史上的很多著述，如《乐记》《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诗品》《与元九书》《二十四诗品》《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麓堂诗话》《诗家直说》《诗薮》《曲律》《原诗》《姜斋诗话》《艺概》《人间词话》等之所以是经典文献，原因之一在于这些文献提出了众多的经典性命题。如《毛诗序》提出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发乎情，民之性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命题，对于儒家诗学来说，具有确立基本原则的意义。再如《典论·论文》提出的“审己以度人”“文以气为主”“文非一体”“文本同而末异”“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都是经典性命题，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及在当代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些文献若无命题的运用，其思想观点的表达是不可想象的，其理论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受到影响。

由于命题具有语言简明精炼、表述清晰透彻等特点，古代文学理论的著作、文章在大量运用命题来表达思想观点时，也就具有了极佳的表达效果。命题以警醒的语言明晰地表达了深刻的思想观点，对于读者来说，格外容易接受理解，也便于运用。如金圣叹提出“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4]两个简明扼要的命题来区别小说与历史著作的不同性质，非常具有说服力，从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再如邵雍提出“以物观物，性公而明”与“以我观物，情偏而暗”[5]两个命题，所用语言都是通俗易懂的陈述性语言，表述清晰，让人一看就懂，不会产生任何歧义，并且二者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关系，通过直接的对比关系，二者的内涵表现得清清楚楚，其效果显著也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些命题的形成与古代汉语的精炼简约特征分不开。

三、命题是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因素

虽然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仍是当下学者们继续努力研究的对象，体系的模式、框架、构成因素、基本特点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但是，古代文论体系的存在，以及文论体系所包含的基本理论层面，诸如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文体论、作家论、风格论、功能价值论、通变发展论、欣赏批评论等，基本为当代学者所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在构成古代文论体系的各个理论层面上，都有大量的命题运用。如谈到文学批评论，就不能不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以诗解诗”等命题。谈到风格论，就不能不提“文以气为主”“因内而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不主一格”“诗品出于人品”等命题。可以说，命题对于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具有支撑性作用，因为命题具有更丰富的理论内涵，体现着更深刻的思想观点，具有更好的表达效果。因而，对于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也就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古代文论的体系是个巨大网络的话，这一网络系统当然离不开范畴的联络，但是更离不开命题的支撑。如果说范畴是连接整个古代文论体系网络的“纽结”的话，命题则是构成整个网络的“纲线”或“支架”“栋梁”。这些“纲线”“支架”“栋梁”体现着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思想观点，是支撑体系框架得以形成的“骨骼”，古代文论体系的各个理论层面往往主要是借助于命题而得以形成。

如文学本体论，古代文论家提出了“诗言志”“诗缘情”“诗达义”“文辞志合而为诗”“文，心学也”等一系列命题，这些命题从志、情、义、人心及文采、辞语等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学之本体，体现了古代文论家关于文学本体的基本思想，从而建构了古代文学本体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如果没有这些命题的运用，古代文学本体论就难以建构起来。再如文学创作论，古代文论家提出了“感于物而动”“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立象尽意”“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感物吟志”“窥意象而运斤”“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诵，而形于歌诗”[6]等一系列命题，这些命题揭示了文学创作之本源、感情之产生、由言而文之创作必然性等创作理论中的根本性问题。通过这些命题，古代文论家提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在于由物而情、由情而文，阐释了由物而情是创作发生、由情而文是艺术表现、作家感物而产生的审美感情是创作的关键因素等基本理论观点。这些命题表明，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是“人心之感于物”，即作家之心感动于外在之物，由此产生审美感情是创作之关键。“物”是创作之最终本源，由物而情是创作发生之环节；由情而文是艺术表现之环节。情兴于物，作家感的虽然是“物”，吟的却是“志”；作家“吟志”却又必须“立象”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命题，古代文学创作论的建构也是不可想象的。文学作品论也主要是由一系列命题构成，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文章，非采而何”“文附质，质待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文不灭质”“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等，这些命题揭示了文学作品构成的基本因素、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思想感情的核心地位、艺术形式的重要性、作品的形式美等，古代文论家通过提出这些命题，表达了他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基本看法和要求，这些命题也构成了古代文学作品论的基本框架，或者说古代文学作品论主要是由这些命题而得以形成的。古代文论体系的其它理论层面，情况也都类似。如文学通变发展论，仅在《文心雕龙》中就有“文辞气力，通变则久”“资于故实，酌于新声”“参伍因革，通变之数”“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文律周运，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一系列命题，此外还有“踵事增华”“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必藉师承”“取其精华，遗其糟粕”“推陈出新”等，这些命题基本概括了古代文学发展论的主要内容。古代文论中的风格论、文体论、作家论、欣赏批评论、功能价值论等，其理论建构也都离不开大量的命题运用，如果抽去这些命题，古代文论体系的框架或许会像大厦被抽去栋梁一样坍塌倒落。

第三节 古代文论命题研究之困境

虽然古代文论家提出了大量的命题，并构成了古代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迄今学界对命题的研究并未真正地自觉展开，因为目前对于命题展开自觉研究的成果少之又少。虽然在一些古代文论研究文章或著作中偶尔能够看到“命题”概念的使用，如“‘诗可以怨’这一理论命题潜藏着春秋诗学的特殊意味”[7]“‘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命题”[8]“《易传》的‘观物取象’的命题，在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思想”[9]“‘得意忘象’……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美学命题”[10]等。但是，“命题”概念的偶尔使用并不意味着自觉的专门研究。所谓“自觉的专门研究”，就是自觉地把研究对象当作“命题”来展开专门研究，如张晶撰《入兴贵闲——关于审美创造心态的一个重命题》[11]、汤一介撰《“命题”的意义——浅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某些“命题”》[12]、王英志撰《清初诗学概念、命题阐释——读王夫之、贺贻孙诗论札记》[13]、唐萌撰《拆碎刘勰的七宝楼台——〈文心雕龙〉文体命题释义方式研究》[14]及拙文《古代文论“命题”之理论建构功能》[15]《“命题”与〈文心雕龙〉之理论建构》[16]等文章都是对古代文论“命题”的自觉研究，都体现了明确的“命题研究”意识，但这种自觉研究的文章太少。古代文论的很多经典命题如“尽善尽美”“知人论世”“诗无达诂”“发愤著书”“神与物游”“文以载道”“不平则鸣”等虽然都有不少研究文章，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命题研究的自觉性。也就是说，大多数文章并不是从“命题”的角度展开研究，研究者的“命题”意识十分淡薄，在对“诗无达诂”“发愤著书”“神与物游”“文以载道”等命题展开研究时，并没有把研究对象看做古代文论的“命题”。所以，古代文论的命题研究仍处于尚未自觉展开的困境之中。

由于缺乏对古代文论命题的自觉研究，导致了对“命题”概念使用的不准确，一些研究者往往把古代文论的“命题”与“范畴”混淆使用，如：“为了把《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要义挖掘出来，我认为最值得做的是文学理论的‘范畴’研究。‘原道’、‘奇正’、‘感物吟志’、‘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情采’、‘比兴’、‘夸饰’等就成为我研究的重点。”[17]“感物吟志”不是“范畴”，而是“命题”，把“感物吟志”与“神思”“体性”“风骨”等都说成“范畴”，实际上是混淆了“范畴”与“命题”的区别。再如成复旺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把“不平则鸣”“澄怀味象”“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境生于象外”“以物观物”“意在笔先，画尽意在”等“命题”当作“范畴”收录[18]，也是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应当指出，当代学人对古代文论“命题”认识的严重不足、研究的严重忽略及普遍存在的误解误用，所带来的问题、产生的不良影响都是极其严重的，对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入展开特别是对其思想精髓的把握，也是极其不利的。古代文论命题的大量存在而对其重要性认识的严重不足及研究的严重缺失，不能不说是当下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比较一下“范畴”研究就能发现当下学界对于命题研究的严重缺失情况。在近百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对范畴与命题的研究是极不平衡的。范畴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范畴的文章、著作不断出现，甚至同一范畴的研究文章多达上百篇者，并不罕见。如对“意境”范畴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至2000年的“20多年来，约有1452位学者，发表了1543篇‘意境’研究论文”[19]，而研究意境的专著亦有近十来部。这势必导致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复，并且这种研究势头迄今仍无消减之迹象。研究范畴的专著亦数量可观，如蔡钟翔、邓光东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丛书》共计三十本”[20]，规模之巨，让人感叹。汪涌豪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胡建次的《归趣难求——中国古代文论“趣”范畴研究》等都是研究古代文论范畴的重要著作。虽然也有以某一古代文论命题为书名的专著，如成复旺的《神与物游》、韩林德的《境生象外——华夏审美与艺术特征考察》等，但是，其一，研究命题专著的数量远远无法与范畴研究专著相比。其二，这些专著也缺乏命题研究的自觉性，即是说，命题研究的专著往往不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命题来研究，而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神与物游”“境生象外”虽然都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但成复旺、韩林德二人并非立足于“命题”的立场来展开研究。比较一下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就能更清晰地看出问题之所在。研究古代文论范畴的专著及文章往往都是把研究对象定性为“范畴”而展开探索，如上面所列举汪涌豪、曾祖荫、胡建次等人的著作都有“范畴”二字，明确表明了研究对象就是古代文论“范畴”，他们就是从“范畴”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有关“意境范畴”“格调范畴”“风骨范畴”“神韵范畴”等大量的研究文章，也都体现了明确的范畴研究意识。这表明，当代学人对于范畴的研究早已步入了自觉阶段，而对于命题仍缺乏研究的自觉性。对范畴研究的过热和对命题研究的极度冷落，表明学界对于古代文论命题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实际上这也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古代文论中的大量命题是一块亟待开发的沃土，命题研究不但是对古代文论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而且也将使新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有事可做且大有可为。

注释

[1]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2]《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573页。

[3]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清）金圣叹著，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5]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

[6]周祖诜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7]傅道彬：《“诗可以观”》，《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8]戴伟华：《论五言诗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9]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10]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190页。

[11]《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2]《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13]《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14]《湘南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5]《视角与方法：复旦大学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16]《山西师大学报》2014年第5期。

[17]童庆炳：《文心雕龙三十说》，《童庆炳文集》第七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18]参见成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古风：《意境探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20]古风：《意境探微·总序》，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