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企业的亲密接触

什么是哲学？

目前社会上对哲学多有一些误解。一种是把哲学概念泛滥化，比如媒体上流行的“华为动物管理哲学”、韦尔奇“赢的哲学”、马云的“太极哲学”等。另一种是把哲学虚无化，把哲学视为玄而又玄的学问，认为哲学就是忽悠人的，没有什么用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起源于人类的好奇和惊异。根据现有历史资料，哲学从公元前6世纪泰勒斯开始。泰勒斯认为：“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他因此被尊为西方哲学的始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亚里士多德则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哲学的原意是“爱智慧”或者“爱智之学”。哲学首先是一种智慧而不是知识。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

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非常难以精确回答，因为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抽象。中国传统哲学中并没有“哲学”这个名称，我们今天所称的“哲学”概念是从日本学者西周的译名而来。日本学者竹尾治一郎认为，即使是哲学家自己也难以回答什么是哲学。哲学主要研究“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泰勒斯首创理性主义精神，就是要用人类的理智去探索宇宙人生的问题。因此正规的西方哲学从泰勒斯开始。

总体而言，哲学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是人类从实践中产生而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思想智慧。比较公认的哲学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从本体论或者世界观的视角来看，哲学是形而上的智慧，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哲学是反思的智慧；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哲学是批判的智慧；从人生观来看，哲学是生命的智慧；从理性观来看，哲学是逻辑思维的智慧。

如何理解哲学？

哲学是方法论，不是方法。任正非能够带领华为成功走到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活学活用到企业中去。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是人对世界整体的看法和观点。方法论是处理客观事物的思想和原则。世界观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方法论不是具体的某个方法，而是方法背后的思想和原则。哲学不是经验科学。世界万物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如果任正非照搬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和对象都变了。任正非学习的是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法论，也就是思想体系，并融会贯通，成功运用，这样才是真正的学习。

哲学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具体的，哲学是抽象的。知识是可确定的，但智慧是不可确定的。如果论知识，现代的每一个大学生比起“孔孟老庄”来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如果论智慧，相信大家都不会这样认为。隋唐时期佛教唯识宗就提出过要“转识成智”的问题，即如何由具体的知识达到抽象的智慧，以获得驾驭世间万物的规律。比如说目前很多企业都热衷于请管理咨询公司，以为做了管理咨询就是获得了企业经营管理的“灵丹妙药”，一切困难和问题都迎刃而解。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有过和国际性咨询公司合作的经历，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比如实达电脑就是和世界最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的。问题出在哪里，没有做到“转识成智”。我们知道咨询成果基本都是一些管理制度和管理工具，如果做不到消化吸收，就谈不上真正落地。华为也与很多咨询公司合作，而且对企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华为有一个国际大合同来自2005年与英国BT电信合作的“21世纪网络”项目。BT在前期曾经考察过不少企业，但最后选择了华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华为已经建成了完善的IPD体系，IPD就是华为与咨询公司IBM合作的成果。华为的咨询合作为什么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任正非的思想体系保证。

哲学是反思的、批判的智慧，不需要顶礼膜拜。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认为，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反思是人类主体性和理性的体现，是一种再认识。批判则是哲学的本性，是对事物进行反思性的考察，包括前提性批判、过程性批判和结果性批判。批判始终贯穿于哲学思维的过程之中。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批判就是“批审—厘定”。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正本清源，是为了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马克思在谈到辩证法时曾经对批判有过如下论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也可以这样认为，反思和批判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根源。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企业老板要么盲目崇拜一些成功企业，总想着复制别人的成功，要么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放弃学习，其实都是错误的思维模式。

哲学具有时代性，不是终极智慧。虽然哲学有时可以超越时代，但是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哲学具有时代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也并非全无道理。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哲学其实就是哲学史。旧的哲学不断消亡，新的哲学不断产生，没有哲学是终极真理。因此我们对待哲学，也要用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而不要相信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误导。企业经营管理也如此，昨天成功的做法今天就不一定成功，别人成功的做法你就不一定成功，在此地的做法到彼地也不一定成功。对待问题，依然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再先进的哲学思想也一定会过时。

企业的出现远远晚于哲学。一般认为，企业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一，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大约在16～17世纪，西方国家出现了由封建社会的家庭手工业向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过渡。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就是企业的雏形。第二个阶段是工厂制时期。工业革命的出现为工厂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771年，英国人理查德·阿克赖特创立了第一家棉纱工厂。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厂制度已经在英、德等国家普遍建立。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企业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工厂不断采用新技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生了大规模的垄断企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形成职业化的经理人阶层；企业管理的复杂度越来越高促使科学管理理论不断产生，企业管理逐渐走向制度化、系统化，进而产生了现代企业。

企业管理作为一门科学门类始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1878～1897年泰勒在美国米德瓦尔钢铁厂工作期间，由于对当时的工厂管理不满，围绕着提高效率、劳动方法标准化以及管理职能专业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于1911年推出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泰勒在书中认为：“诸种要素——不是个别要素的结合，构成了科学管理，它可以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不是不和别人合作，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量，取代有限的产量。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这些观点充分表明了泰勒对科学管理的理解，也揭示了企业管理的内涵。因此，泰勒在管理史上被尊为“科学管理之父”。1916年，法国人法约尔出版了《工业管理与一般原理》一书，强调了管理的普遍性，相对于管理只局限于工厂的狭隘观点，他把管理作为一个项目独立了出去，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法约尔也因此被称为“管理理论之父”。1920年，马克斯·韦伯出版了《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提出了理想科层组织体系理论，他认为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科层组织体系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韦伯被后世尊为“组织理论之父”。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也开创了企业科学管理的先河。自此，企业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12年之后，1923年英国管理学家奥利弗·谢尔登出版了《管理哲学》一书。这本书被公认为是管理哲学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哲学与企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谢尔登在《管理哲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我们之所以撰写本书是认为，管理对工业的指导作用主要在于一些科学原则和伦理原则，而这些原则的具体应用只起次要作用。因此，本书不是阐述某一种特殊的管理，而是试图阐明统治整个管理实践的目的和发展路线及原则。”在这里，谢尔登提到的特殊管理和一般管理其实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他的论述首先表明了管理哲学首先是一种管理科学，而不是管理艺术。但是他想表达的重点在于管理哲学是一般管理，不是像工厂管理这样具体的特殊管理。这种一般管理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管理实践的目的和发展路线，是包含管理本质论、管理意义论和管理规律论的管理学科。换句话说，如果管理学是解决“怎样管理”的问题，那管理哲学就是解决“何为管理”“为何管理”“管理是什么”这样的深层问题。

中国学者周可真曾经非常形象地描述管理哲学是由于20世纪初哲学“向下发展”（从形而上学转向科学哲学）和管理学“向上发展”（从管理艺术转向管理科学并从管理方式研究上升到对管理本质、意义及规律的研究）而造成的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间交汇、合流的产物。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管理学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像泰勒这样的管理者不满足于把管理学仅仅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而是要求把管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管理哲学之所以会产生，也是由于像谢尔登这样的管理学家不满足于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仅仅解决科学管理实践中管理方式的问题，而是要求把管理科学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门哲学，一门研究管理的一般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以解决管理科学中管理本质、管理意义以及管理规律的一般理论问题。

1978年，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出版了专著《实践经营哲学》。松下幸之助认为：“本书中所汇聚的经营观念和经营哲学，就是我经过60年的经营体验所培育和实践出的有关经营的基本想法。提到经营观念、经营哲学，确乎有些庄周之感。然而，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经营哲学，既不是学术性研究的结果，也并非体系完备的东西。它终究不过是实践的产物。我以切身的体验感到：如果把经营立足于这些基本观点之上，就必定能够成功。”在他的自传中，他把自己的经营哲学归结为“自来水哲学”，认为经营的最终目的不是利益，而只是将大众寄托在企业身上的希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完成企业对社会的义务。总而言之，企业的责任是：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另一位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也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宣传自己的经营哲学，他在《干法》《活法》等著作中提倡“敬天爱人”，宣传“利他”思想，甚至还与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探讨《拯救人类的哲学》。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松下幸之助还是稻盛和夫，他们的经营哲学关注的对象已经超越了企业经营本身，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关切，对人生意义的关切，对人类未来的关切。因为他们认识到，人是决定企业经营状况的核心因素，也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所在。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哲学是人类反思并追求超越的智慧，他们把自己的企业经营经验智慧归结为经营哲学，不仅是对企业经营思想的升华，也是企业经营思想向人类精神原点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