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5年，笔者对中国岭南地区的南越国文字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研究，在撰写博士后工作报告书《南越国文字研究》的过程中，发现1979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二号墓出土的陶盆戳印印文与1997年广东广州南越宫苑遗址出土的陶瓦戳印印文非常近似。（见图一）

图一

此前，笔者撰写了《南越国“圭禾司”印与“夫禾司”印考》一文，在考订前辈诸家学术源流之基础上，对其隶定与释读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文中指出：在没有高清文物照片的前提下，如果严格依据文物拓片，即暂不考虑拓印过程造成的文字“漫衍”和“阙失”，则可以推定前者为“圭禾司”，带有界格，右起左行顺读，隶定和句读为“圭禾司”，“圭”与“刲”通假，训为“划分”，引申为“加工”；后者为“夫禾司”，不带界格，左起右行顺读，隶定和句读为“夫禾司”，“夫”与“扶”通假，训为“扶助”，引申为“培植”，同时依托拓片将两枚印章进行了可能性复原。

双方印文中的“圭”“夫”二字很有可能是同一个汉字，在拓片的形式之下产生了视觉“分歧”与判断“讹误”，是故，双方似应为南越国时期同一职官或机构的印文内容相同而行文左右对称的印章，其性质则属于南越国中央或其诸侯国“治粟内史”属下的农官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