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构建一种叙事模式

——须一瓜小说对话的叙事修辞

祝敏青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摘要：须一瓜笔下的人物对话，在体现对话基本属性——人物话语交际模式的同时，还作为一种叙事模式，以独具一格的手法协同叙述话语完成了文本叙事建构。就这一意义而言，须一瓜小说的对话具有叙事性，具有独特鲜明的叙事修辞特征。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对话打破了作者叙事的单声道模式，与叙事者话语并存，成就了多线索并进的多声道叙事话语模式。对话中的信息差以打破平衡的另类交际形式参与了叙事，引发情节发展的跌宕起伏。话语语义指向识别与叙事语境密不可分，须一瓜注重对话与叙事语境的依存关系，使话语在丰富蕴含的同时，又具有了可识别性。

关键词：须一瓜小说；对话；叙事修辞

须一瓜以鲜明的叙事风格在当代小说领域占据了令人瞩目的一席之地。对话作为小说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体现对话基本属性——人物话语交际模式的同时，还成为小说叙事的一种话语模式。对话以其特有的言语状态，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设置、环境描绘等方面参与了小说文本建构，成为须一瓜小说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对话的研究，突破了对话研究的常规视点，不是将其放置于言语交际范畴，而是重在将其与叙事关联，从叙事修辞视角，考察其在参与小说叙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修辞特色。

基于对话话语形式特性，对话参与叙事呈现出与叙事者叙事话语不同的特点。它有别于叙述式的叙事，而是以交际话语模式参与叙事。其叙事依存特定的语境，与作者叙事相关联，相照应。须一瓜笔下的人物对话，作为叙事的一种模式，以独具一格的手法协同叙述话语完成了文本叙事建构。就这一意义而言，须一瓜小说的对话具有叙事性，具有独特鲜明的叙事修辞特征。

一、对话营造的多声道叙事模式

须一瓜的对话叙事打破了作者叙事的单声道模式，以众声喧哗营造了叙事氛围。作为一种叙事形式，与叙事者话语并存，成就了多线索并进的多声道叙事话语模式。

对话参与叙事可能以人物对话的多声部构成重唱，呈现叙事面貌，成为作者叙事的组成部分。《淡绿色的月亮》中，对话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作者叙事的主视角下，多个人物对话构成了多声部重唱。重唱围绕同一话语主题，即对抢劫案发时的真相、丈夫桥北的表现展开。以主人公芥子为话语核心，她与多位人物的对话成为作者叙事的一种话语视角。对话中渗透着人物心态、人物关系，促使情节发展。芥子在对话中追寻事实真相，分辨丈夫桥北对自己情感的真伪。芥子与桥北的对话交代了人物关系，也展现了芥子对桥北在劫案中软弱妥协的抱怨，质疑了桥北在危急关头对自己的爱之无力，体现了因抢劫事件造成的夫妻隔阂。桥南与芥子的对话体现了桥南对桥北在事件中懦弱无能的批判。警察谢高与芥子的对话，从警方视角复述了案件情景。谢高讲述的“同学”的遭遇，实则是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了自己的遭遇，以此印证桥北委曲求全的合理性，以安慰芥子。这些对话以话语视角与芥子的视觉视角相配合，构成了芥子对桥北在劫案中表现的质疑：“桥北的确非常帅气，高大结实，开车的样子也像个赛车手。芥子站在窗前回忆，小白兔和大灰狼好像都和她差不多高，应该在一米六七左右。”“桥北没有扑过去，如果扑过去会怎么样呢？桥北反应过人、孔武有力。可是，桥北没有扑过去，而是矮小的入侵者向高大的桥北扑来。”这两个由芥子视觉形象引发心理联想形象对比的片段，同芥子与其他人物的对话交际组成了对桥北的不满埋怨，成为夫妻关系破裂的导向预设。这些话语重唱，常以不同人物对同一话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人物对立：

（1）芥子在他手掌下面说，“如果他们两个不是那种关系，你说，他们会怎么样？”

“谁？他们啊，反正钱是少不了的。怎么分赃是他们内部的事。”

“我不是说这个。”

“为什么要找难受呢？你这个傻瓜。现在不是一切都挺好？睡吧，要我抱着吗？如果再不睡，明天我开车会危险的。”

（2）芥子说：“要是那两个人不是姐夫和小舅子，你说会发生什么？”

“你比我清楚。”谢高说。

“我不要这个结果。我们真的什么也不能改变吗？”

例（1）是芥子与桥北的对话，例（2）是芥子与谢高的对话，都是围绕抢劫案发生时芥子面临性侵危险展开的。显然，芥子与桥北对话的第一回合，桥北有意岔开话语指向，这从第二个回合的“为什么要找难受呢”的反问可以看出。同样的话题，谢高“你比我清楚”的回答，以含蓄而又鲜明的态度引发芥子“不要这个结果”的回应。可以看出，无论是当事者桥北还是旁观者谢高，对此情景可能的后果看法是一致的，而这又是芥子意识到并耿耿于怀却又不愿意明了的答案。因为承认这种可能的后果，也就意味着承认桥北在劫案中的懦弱退让可能造成“劫色”的严重后果，也就意味着桥北在危急关头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由此而引发桥北对自己的爱是否真挚的质疑。这两段围绕同一话题的对话，构成了桥北与谢高态度的对立。桥北试图回避，也就是他已意识到可能的后果。谢高作为警察身份对案情的明了，使他也明察可能的后果。作为芥子的好友，他不能回避，但也不便明说，于是一句双方都心领神会的回答明确了话语指向。芥子在桥北处心灵受伤，转而向谢高求助得到的回应，使桥北与谢高在芥子心中处于两种不同的对比中。这种对比驱使芥子与桥北渐行渐远，而对谢高的心灵依赖愈发强烈。对话在呈现人物现场交际情景的同时，促使人物关系、情节的发展。

对话参与叙事还可能以作者叙事话语中套叠着人物对话叙事，构成复调叙事结构。人物话语与作者叙述话语并行交错，成为贯穿整个文本的两套话语叙事模式。如《蛇宫》，一套叙事话语模式是作者叙事，一套话语模式是人物——主人公之一的“那人”讲述的故事。两套话语模式交错组合，完成了故事的“复调”整体结构。当然，二者叙事是各司其职的，作者叙事讲述的是现在时，即晓菌、印秋与“那人”于蛇宫内外的交际，是以第三者的视角对故事人物、情节的讲述。而“那人”讲述的是过去时，以第三方叙事完成了对自己身份、爱情、犯罪与逃亡经历的讲述。作者叙事模式讲述了“非常怕蛇”的“那人”偶然来到蛇宫，因发现“被二十一把铜质大锁锁在这透明的玻璃蛇宫里”试图“创造人蛇同居五千小时的吉尼斯纪录”的晓菌“眼睛真像一个人”，而多次探访蛇宫。“那人”与蛇宫内的晓菌、印秋多次交谈，印秋精神崩溃，疯狂啃噬宫中的蛇，并逼着晓菌吃蛇。危急中“那人”冲进蛇宫，制服印秋，救助晓菌，自己被眼镜蛇咬伤，又拒绝救治，最终身亡。这一系列情节发展在作者的叙事模式中呈现。作者以叙述方式讲述的故事情节中套叠着“那人”的多次故事讲述，以第三方视角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些故事在文本中先是以“警匪片”“爱情片”的片段模式出现。第一个故事片段被其称为“《A级通缉令》”，讲述三个好朋友怀揣一百多万元逃避追杀，因老三伤势严重，被大哥扔下悬崖。老二意识到危险，将装有一百多万元的编织袋抛下山崖，并随之跳下。“原来都是非常好的肝胆朋友，巨款面前都变了形”是对故事的总结。这个故事被晓菌误以为是美国警匪片。接着在作者叙述的又一次探访中，“那人”中断了上述故事，而穿插以轻松诙谐的虚拟故事。第二个故事片段是“爱情片”，“那人”讲述了山城里，一个早恋的男孩，对“一个眼睛长得很快乐的女孩子”的追求，爱情、婚姻与破裂的情节发展在人物话语中呈现。第三个故事片段在作者叙事之后以“那人”的讲述话语链接了第一个警匪片，讲述了老二在逃亡中与大哥相遇，互相厮杀。其中，穿插着儿子的死讯。这些讲述，穿插在作者叙述中。作者叙述话语对“那人”的叙事起了阻隔作用，使其形成一个个片段。这些片段在“那人”被蛇咬伤，故事即将结束时汇合在一起，“那人”在蛇伤的痛苦中坚持将故事链接完成。一句“片子到这里，该剪接一下啦”的讲述，关联了上文“爱情故事中的那个人”在大年三十晚上听到太太诚实的话语，“她从来都没有爱过他。她不该用她的青春和幸福和家人怄气”，关联了下文“两个月后”的“银行抢劫案”。“爱情片”与“警匪片”在此链接，两个故事同一主人公的身份隐隐约约亮相，暗示着“那人”的真实身份——爱情故事主人公与银行抢劫案嫌疑人之一的双重身份，这一身份揭晓诠释了“那人”的一切反常行为。小说末尾是两个声道交错并行的叙事：

晓菌终于放声大哭，因为她有点明白了。

其实上，那人全身都在肿大、发紫。那一张变形的脸再也不会迷倒印秋了。

那人声音几乎听不清了，舌头估计麻木得很厉害了。他闭着眼睛：“你知……道吗，警察确认银……行抢劫案发……生，已经晚……了宝贵的……几分钟。他们在下……班的人……车流中，疯狂飞车……结果，一辆……三菱警……车和一辆……公交……中巴，互相避……让……不……及，从两个方……向飞下了大……桥。四名……警察因公……殉职。有一名……刑警……前一晚刚刚举办……婚礼，……报……纸上……登出了他……的新婚照，那个新……娘……是多么……”

晓菌已经明白那人的另一腿也被咬伤。双份的毒加速那人的死亡时间。就是说，那人的所剩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她根本不管外面的人在争吵什么，她跪在那人身边，捧摸着那人的脸。那人始终闭着眼睛：

“报纸上……说，公……交车……五人……当场……死……亡，十七人……受伤……真是血债……累累啊……”

晓菌紧紧抱住他的脖子，轻声哭求：“不要说了，请你不要再说了！从来就没有什么美国警匪片……”

作者用叙事声道完成了对整个故事情节结局的讲述，“那人”叙事声道则是完成对“警匪片”劫案后果的讲述。断断续续的讲述呈现了话语表达者濒临死亡的处境，也体现了临死前势必要完成的讲述的决心。它表明了人物深埋心底的犯罪感与内疚，以及决心以死赎罪的原因。作者叙事模式与主人公叙事模式相交织，呈现了完整的故事情节。“那人”的叙事话语打破了时间的正常链接，呈现出跳跃性，中间穿插着作者叙事话语。复调的结构方式在留给读者剪接空间的同时，制造了一个个悬念，使情节引人入胜。

二、信息差构筑的叙事跌宕

信息差即信息发送与接收的不等值、不平衡。信息差以话语表达与接受的不平衡打破了言语交际的合作原则，以一种另类的交际形式参与了叙事。它往往以信息表达与接受错位所产生的不平衡制造悬念，引发情节发展的跌宕。

悬念的设置是须一瓜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对话信息差往往成为悬念设置的重要环节，在交际双方表达与接受不平衡中引发悬念。这一悬念存现于交际双方信息差异的断层，以让读者猜测联想的方式预设了情节发展空间。《太阳黑子》中房东卓生发对三人的偷窥窃听构成了一条叙事脉络。由于卓生发的介入，使人物交际形成了复杂的交际场。如在一场卓生发对杨自道与辛小丰对话的窃听中，存在着两个层面、两种状态的交际关系。一个层面是显性的交际关系，即杨自道与辛小丰对话双方。一个层面是隐性的交际关系，即杨自道、辛小丰与潜在的窃听者卓生发的交际。由于缺乏共知前提，卓生发对二人话语的接受与话语实际指向产生了偏离。在听到“如果姓伊的危险，不如，干脆辞了……”后，卓生发评道：“——这句话是在说，有个姓伊的人危险，还是说他们在从事一个危险的行当呢？看上去是那个人对他们构成的安全威胁。那么这是什么人呢？楼下又到底在干什么，要逃避危险呢？”在听到“比觉说，蜡烛底下不一定最黑，因为它身边可能有聪明人”后，卓生发评道：“——这句话很特别。谁都知道这句老话，那是用来形容最安全的躲藏位置。那么，他们要躲藏什么？联系他们的对话，他们肯定是在逃避什么。那个叫比觉的，就是那个最野蛮的家伙提醒说，蜡烛底下不一定最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姓辛的躲藏得非常特别，而且，有个姓伊的已经发现了什么，那么，姓伊的是什么人？”在听到“我感觉不好。这是暗示我们，今年，我们可能要离开她了。时间到了”后，卓生发评道：“——时间到了？这个比较费解。小女孩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这么牵肠挂肚，割舍不下？小女孩身上有什么秘密呢？今年，他们又要去哪里？时间到了？是指什么时间到了？不方便带孩子去吗？”在听到“你不会有一念之差吧？我们三人跟他们家是有约在先的”之后，卓生发评道：“——这肯定说的是钱。他们似乎动不了什么钱，因为跟“他们家”有约定。他们家又是谁呢？”在听到“每一年八月十九号，我都把一年的良心账告诉他们”之后，卓生发评道：“——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他们’，这是一个需要每年向其报账的对方，是两人以上的一个组织？一个上级？监督机构？良心账又是什么说法，不是假账、混账。楼下的，要对谁这样忠诚？他们在服从于后面的什么人呢？谁是他们的老大？”虽然，卓生发的猜测评点有些已经接近事实，但在此初次窃听的时间段，还是产生了极大的接收不平衡。造成不平衡的原因在于卓生发与被窃听者缺少共知前提，他并不知道辛小丰的协警工作，以及警察伊谷春对辛小丰的怀疑，因此无法理解作为罪犯的辛小丰选择在警察身边工作这一躲藏之地的特殊性。他不知道二人意识到可能暴露，被绳之于法的时间，不知道小女孩与二人的关系，因此无法理解“可能要离开她了，时间到了”的话语内涵。他更不知道曾经发生的灭门案，三个罪犯对被害人的忏悔，因此无法理解“跟他们家是有约在先的”内涵。造成话语表达与接收不平衡的原因还在于杨、辛二人的话语表达方式。由于处在同样的共知背景下，二人的对话是简短的，而这些省简的话语表述，在对话双方并不产生信息差，而是心心相印地理解接受。这两个交际层面的话语展示，为读者实录了交际场中不同人物的话语与心态。读者在这个阅读时段，也与卓生发一样，对事实真相处于未知阶段，跟随卓生发的目光去追寻，去探究。悬念伴随着卓生发的疑问而生成。卓生发隐性接受中的信息误差也引导着读者的理解误差，并伴随着误差所产生的悬念去探寻人物的奥秘，探寻情节的过去时与将来时的发展走向。

信息差构筑的叙事跌宕还表现在对话双方人物关系的跌宕。作为交际对象的交际双方，因信息表达与接受的差异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差异。信息差常因对话双方缺少共知语境前提而产生，也因话语多指向造成的多义性而被一方误读。《太阳黑子》中杨自道意识到处境危险，一旦灭门案犯罪身份暴露，将被处以极刑时，想向伊谷夏托付收留的孩子尾巴：

杨自道笑：“我们都没有想到要去深圳。倒是，我再认真问你，如果我们三个都走了，你会帮我们照顾尾巴吗？我是认真的。”

“我一个人照顾她？——不可能！我不干！”

杨自道停了一会，说：“我们都以为你喜欢她……”

“你们不去深圳，那你们想去哪里？”

“你别管这个。你真的不愿意帮忙？”

伊谷夏摇头：“除非，你们带我一起去。”

“难怪那个变态房东骂你傻。你真的不愿意帮忙？”

伊谷夏摇头。

“我们看错你了。尾巴也看错姐姐了。”

“你们跟尾巴都说了要走？！为什么不能带上她，带上我？! ”

“能的话我们就不要走了！”

“真自私！就为了自己！其他什么都不顾！你太自私了！——你太自私啦！! ”

“你才自私！”杨自道忍不住骂道，“你他妈的又任性又自私！——算我没求过你！”

这是一场失败的言语交际，交际双方处在信息传送与接收的不等值中。不等值源自对“走了”的误解。表达者杨自道的“走”是“死亡”之义，接受者伊谷夏的理解是“离开”，去往深圳等地。因此，她无以理解为何不能“带上她，带上我”。话语理解岔义的原因表层看起来是由于“走”的多义性造成的接收失误，实则也是由于双方缺乏共知信息。伊谷夏此时虽然已经猜测到了三人的灭门案元凶的身份，但是她无以知晓杨自道面临暴露，并不逃亡，以死赎罪的决心，以为他们要逃亡。而她拒绝一个人照顾尾巴，又被杨自道误解为“又任性又自私”，而忽略了伊谷夏对自己产生情感，想要跟随其“亡命天涯”的愿望。这一误解，导致二人发生争执，引发杨自道将其赶下车，伊谷夏泪流满面回到家中，与伊谷春就事实真相交谈的情节发展。信息差造成了人物关系的跌宕，伴随着情节的发展。直至杨自道在被抓捕前夕，到店里拥吻伊谷夏，并交代后事才得以消除。同样蕴含的话语信息差在杨自道与伊谷夏的另一场对话中也以同样的误解出现。当伊谷夏对杨自道表达“很想嫁给你”“开心一辈子”的愿望时，杨自道的回答是：“没有一辈子，我随时会走开。如果，她有这个准备，也许我可以多陪她。但我知道她做不到。”杨自道的“我一旦走了，就不再回来”的话语被伊谷夏误解为“想玩玩就走”。这一误解同样因为“走”的话语指向表达与接受的误差。这一误差也在后续语境中得以消除。

须一瓜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信息差以话语交际的变异成为挖掘人物心理底层的载体。她常常利用信息差在交际双方话语反逻辑链接中展现人物心态，以一种不合作的交际对接引发读者探究的兴趣。在《雨把烟打湿了》中，有两段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蔡水清的对话：

（1）律师说：“你为什么想杀了他？”

蔡水清说：“雨太大了。”

律师说：“他说了什么吗？”

蔡水清说：“下雨天，大家心情都不好。”

律师说：“你为什么会用刀？”

蔡水清说：“我忘了把刀拿出来。”

律师说：“为什么扎他胸口？”

蔡水清说：“顺手吧……我不知道，雨太大了……”

（2）律师说：“你内疚吗？”

蔡水清说：“刀子捅进去的那一秒钟起，我就感觉空荡荡了。”

“一点都不内疚吗？”

“也许……就像杀了我自己。”

“你当时真的非捅不可吗？”

“是的。”

例（1）是律师刚接手此案时，初次接触委托人的了解案情。例（2）是辩护失败，二审裁定即将下来前，名律师“通过省高院同学，提前获悉了大致结果”后，与委托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两次谈话实际上都是对这个“也太不把杀人当一回事了”的当事人的心理探究。两段对话中，蔡水清的回答都偏离了律师的话语指向，造成了话语逻辑链的脱节。但结合文本语境，这些脱节的应答中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雨太大了”不能成为蔡水清杀人的理由，但却是事发时的空间情景，是二人开窗与否争执的源头。整个文本中多处对蔡水清处于雨中活动的描绘，可以看出原属于自然现象的“雨”，在此带上了外界社会给人物造成重压的象征，以至于“雨把烟打湿了”，社会彻底毁灭了这个小人物再生存下去的一丝希望。“忘了把刀拿出来”不足以成为持刀行凶的理由，“顺手”扎对方胸口与“雨太大了”缺乏必然的内在关联。“刀子捅进去的那一秒钟起，我就感觉空荡荡了”也无以对应“内疚吗”的提问。“是的”虽然明确对应了“你当时真的非捅不可吗”的问题，但就案发时的情景来看，也并非具有合理性。联系文本语境，在这些违反了逻辑正常链接的答话中，却有着蔡水清思维心态的合理性。这个拼命改造自己，试图抹去所有贫穷出身痕迹的人物，挣扎在家庭社会的巨大压力中，造成一种精神变异。当他将酷似自己的司机杀死时，下意识中是杀死了过去的“自我”。这从对司机与蔡水清长相酷似的描绘可以看出，从“就像杀了我自己”的回答可以看出。斩断过去，与“自我”告别，使他坦然杀人，并坦然面对杀人事件。以至于警察到家抓捕时，他正用牙膏泡沫淹死一只小蟑螂。“他换下起居服，和警察一起下楼的时候，还在想小蟑螂伸出所有细胳膊的可爱样子。还想笑。他还想到了小蟑螂可能在牙膏泡沫中有过拼命地咳嗽。”这一细节表现了其被捕时的心态。正是这样一种心态使他“挫败了辩护人的阴谋，蔡水清使所有想帮助他的人都失败了”，最终走上刑场。

语境的参与使话语表层的不能链接带上了深层的合理性，以不合作的对话模式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三、话语语义指向识别与叙事语境

语境是话语表达与接受的土壤。它既是小说人物表达方话语表达的依存环境，又是话语接受方的话语识别环境。如果将作者与读者也看作一对交际关系，它还是作者表达与读者接受的不可或缺的依存条件。须一瓜注重对话与叙事语境的依存关系，使话语在丰富蕴含的同时，又具有了可识别性。

小说的文艺语体性质决定了其语言的艺术化，有别于公文语体，常出现蕴含深意的修辞话语表达。话语以别具一格的修辞手法呈现，其隐含在话语深层的语义指向对语境的依存更为密切。话语深层义的识别失却语境，无以解码。《太阳黑子》中，因为人物身份的隐秘性，事件悬念的循序渐进展开，在特定时空的话语常常是隐晦的，没有语境参与是无法解码的。如辛小丰与杨自道的一番对话，辛小丰说：“当时我决定去那里，你们都反对。比觉说，蜡烛底下不一定最黑，因为它身边能有聪明人。他理解错了，我不是因为黑，才过去的，是我喜欢。有点像是……啄木鸟，不过我是在啄自己身上的虫，我喜欢啄的感觉，越啄我越踏实。也许有一天，我会死在那里，是，我想，没有比这个结局更好的了。”“蜡烛底下”“啄木鸟”都是含有隐喻的语义指向，文本语境的参与，使语义指向明了。结合语境，读者理解了比觉的话语指向，了解了辛小丰的求职意图。比觉认为辛小丰要去干协警，在“蜡烛底下”隐蔽身份是不可能的。这一看法隐含着一个话语指向前提：辛小丰在“蜡烛底下”的目的是躲藏。而这一前提被辛小丰所否定，否定是以另一设喻完成的。“啄木鸟啄虫”是警务人员对罪犯的抓捕，而这虫是“自己身上的虫”，又隐含着以制恶行为来赎罪之义。下文语境的描写以事实证实了辛小丰“决定去那里”的目的：“辛小丰对职业异乎寻常地投入，杨自道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住在天界山，只有两三次休假在家，因为他的肋骨被制造冰毒的人踢断了两根。那次半夜在公园里被人围着暴打，他浑身是伤，也没歇息两天，又伤痕累累去上班了。还有一次，子弹从他的肩胛穿过。清理了伤口打打针，他又没事了。”在辛小丰与杨自道的另一番对话中也构成了诠释话语的下文语境，延续了这些隐喻话语的语义。这是在二人意识到暴露的危险逼近，辛小丰诉说了尾巴寻找“我们”不见的梦境时，进一步表明了上述语义：“是的，比觉说得没有错，蜡烛旁边是有个眼镜蛇一样的聪明人。离开，当然是最安全的，是，我问了自己很多遍，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问自己，我确定自己不全是为了那点黑。既然不全是，那么，该来的，就让它来吧。”“蜡烛旁边”“那点黑”的环境遮掩意义、辛小丰的赎罪决心进一步得到语义蕴含的揭示。而在杨自道与伊谷夏的一个对话片段中，伊谷夏已经意识到“你们三个有秘密”，她将三人的关系喻为“三角关系”，质疑“这种三角关系”的稳定性，并表示硬要加入这种“三角关系”，得到了杨自道“那你就毁了三角形的稳定性。你就毁了三角形”的否定认同。“三角形”代表杨自道三人十四年逃亡生活相互扶持的铁三角关系，在文本语境对三人生活的描写中得到诠释。外人介入的后果在伊谷夏等人的介入给三人带来暴露的危险中也可探知。语境诠释了隐喻话语所造成的含蓄蕴含，使特定时空语境中无法明了的话语在上下文语境的参与下得以释然。

与话语语义指向识别相关的语境并非单一的，而可能是环环相扣，套叠生成的。有的可能并非一直延续，而有着断层。这就拖延了语境的长度，也使得悬念绵延，并非一下揭晓，造成了叙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太阳黑子》故事起始段中，三个男人带着尾巴进城，为尾巴庆贺生日。行前两个男人有一段对话：

“出来一趟太麻烦了。”高个男人说，“如果单是尾巴的生日，我真不想进城。”

花白头男人说：“你要能心安，你就试试。”

高个男人说：“怎么试，扯淡。”

花白头男人：“没人强迫你。反正你也这么做了十几年了，你觉得可以心安就行了。”

这一对话蕴含着几层疑问，也就设置了几个悬念。一是“出来”（进城）除尾巴生日外，另有他事。二是此事重要，关乎“心安”。三是此事已做了十几年。下文语境照应了此事。为尾巴过完生日后，三人来到植物公园，在湖边西北角的望鹤亭，点香向西北方向祭拜。这就诠释了不做心不安的事。然而，悬念并未消除，谜底尚未揭晓。他们祭拜的是何人？为何在每年的这一天必须祭拜？三个男人奇怪的表情和行为又制造了一个悬念。接着从他们的交谈中出现了“灭门大案”的字眼，但并未与人物关联。在对杨自道与女孩伊谷夏的交往、尾巴跟随比觉在鱼排上的生活、警察伊谷春对协警辛小丰的欣赏与怀疑的叙事后，与三人相关的事件在他们租住的小石屋，在杨自道与辛小丰的吵架中又呈现出一个语境链接。灭门案的时间语境“8191988”在辛小丰的小本子中揭晓，与此相伴随的是小本子中的一张塑封照片，三个人在厦门大学大门前的合影。照片右下角标注的时间为“1988.8.25”，将三人与灭门案的时间语境“8191988”对接。随后的相关语境是在三人的对话、房东卓生发的偷窥窃听、警察伊谷春与其妹伊谷夏的观察怀疑视角中展现。这些与三人祭拜行为相关联的语境又是穿插在其他叙事语境中出现的，使得这些语境以片段形式呈现，需要读者捡拾链接。这一层又一层悬念伴随着文本一个又一个语境的展现和情节的展开而揭晓。三人十四年前所犯下的灭门案，十四年的赎罪忏悔，十四年后的暴露服刑逐层揭晓。由于文本叙事的多视角逐层展开，使得相关语境环环相扣，延续到故事结束。这体现了语境的复杂性、绵延性。

须一瓜善于设置虚假与真实相交错的话语交际，使人物话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带有迷幻色彩。语境对话语真伪的识别具有评判价值。这种评判可能揭开话语表层所具有的虚假性，帮助读者识别话语的真实性。《蛇宫》以作者叙事与蛇宫外探访的“那人”讲述的“警匪片”“爱情片”构成了两条交错的叙事线索。“那人”讲述的故事名为第三人称述说他人的故事，实为述说自己的故事。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与人物的虚假性因特殊叙事方式而并存在故事讲述中。对话语真实与虚假的识别就必须借助语境辨识。如“那人”的“警匪片”中，讲述了三个朋友因躲避追捕，被困在大山，饥饿难忍，“真的像红军长征那样，煮了皮带和钱包吃”，这一话语马上引起听者晓菌的质疑：“等等，不是美国片吗？他们怎么知道红军长征吃皮带的事？”这一质疑点明了故事中存现的真伪。或者故事主人公非美国人，故事也就非“美国警匪片”；或者“像红军长征那样，煮了皮带和钱包吃”非故事中人物所想。“那人”对此的解释“是我这么说的。不是他们那么想的”，维持了故事“美国警匪片”的性质，让人物听者以至小说读者误以为“美国警匪片”为真。结合文本语境，我们可以看到，“那人”是以“美国警匪片”为幌子，实则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故事中人物“像红军长征那样，煮了皮带和钱包吃”为真，“美国警匪片”为假。“那人”的真假颠覆是其既要隐瞒身份，又需倾诉发泄的综合产物，也是须一瓜制造悬念的叙事手法。随着下文语境情节的展开，真假误差消除，晓菌明了“从来就没有什么美国警匪片”，读者也在情节的循序渐进中识别了真伪。当然，话语真伪的识别在小说终了未必都是明确的，语境的参与有时在真伪揭示中仍带有某种不确定性，这就留给读者以想象的后续空间。在《第三棵树是和平》末尾，戴诺与拉拉因“这辈子可能都不再见了”互说临别赠言，要求各说一句真话和一句假话。拉拉的真话是在沙妖酒吧的夜晚，自己以为戴诺也涉毒，而救她远离警察的原因是因为“在那天晚上的光线中，你长得很像我妈妈。我记忆中的妈妈”。假话是“我——爱——你”。而戴诺则“把真话假话放在一起说，你自己鉴别真伪，有一真，必有一假。一，你肯定不合适做我丈夫；二，我不相信我不爱你”。除了拉拉的真话外，其余的三句话都有真伪辨别的必要。拉拉以“我——爱——你”为假话形式出现，其反面“我不爱你”在文本语境中是值得商榷的。小说以拉拉陪同律师戴诺，前往杀夫嫌疑人孙素宝荒僻的家乡，取证杀夫案的家庭暴力缘由为主要情节。虽然，曾经有过一夜情的二人，“因为爱本来就不存在”而“互相逃避”，不再联系。但街头的再一次偶遇，又将二人关联。拉拉接受了戴诺的邀请，陪同前往孙素宝家乡。在艰难的取证环境中，拉拉承担了“保镖”的职责，多次保护了戴诺。二人交往以拉拉回到家乡，继承因车祸去世的哥哥的事业，“继承他的一切，包括岗位、妻子女友”为结局。从这一过程的描写可以看出，二人是相互吸引，相互关怀的。当然，这种感情是“爱”，抑或是哥儿们患难与共的情感，无法界定。这就使得“我——爱——你”处于真假难辨之中。拉拉将其归结为假话，不排除是一种话语掩饰行为。而戴诺将其视为一真一假的两句话，实际上是对立的。以双重否定出现的“我不相信我不爱你”，意为“我相信我爱你”，与“你肯定不合适做我丈夫”处于相矛盾的对立中。而一真一假的判断则使二者趋于一致。这就使得戴诺的假设带有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我爱你，你适合做我的丈夫；二是我不爱你，你不适合做我的丈夫。虽然这两种可能性中的关联都是顺应的，不构成矛盾的，但却与文本中二人交往的实际情形相违背。联系文本语境二人相处的描写，可以看出两句互相矛盾的话语实际上具有“同真”的可能。在乡村取证过程中拉拉对戴诺的庇护，二人的同甘苦共患难足以使二人产生爱的情感。可是拉拉因继承哥哥的一切，包括“妻子女友”，又使得其“不合适”成为戴诺的丈夫。以否定及双重否定构成的话语形式，显然干扰了话语接收，造成了悖论假象，以致拉拉大呼“我搞不懂哇”。文本语境的参与虽然使真假有了一定的辨别指向，但二人关系的复杂性和叙事者采取的话语策略仍使话语处于真假的多重选择中。这就使故事于结局之后仍留下了颇有韵味的想象空间。

须一瓜善于调动语言机制，在对话中隐含语境预设，使话语既成为人物对话的诱导因素，又成为情节发展的预制导向。预设构成上下文语境的巧妙对接。话语预设可能是发话者有意预设，设置诱导性发问，以达到话语目的。如《太阳黑子》结尾，杨自道三人被处以注射死刑，伊谷夏怀疑房东卓生发举报了三人，来到天界山与卓生发有以下对话：

伊谷夏说：“你知道楼下我那几个朋友现在在哪里吗？”

卓生发看着伊谷夏，歪头表示纳闷和好奇。

“今天晚上他们要回来。”

卓生发跳起来：“不能！他们杀了五个人！还强奸！”

伊谷夏说：“你为什么要举报他们？”

“谁说我举报的？”卓生发说，“是他们自己恶有恶报！”

“现在，你安心了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天真的女孩，你根本不知道人性的复杂和阴暗，根本不知道你和什么样的人交了一场朋友！”

伊谷夏以“今天晚上他们要回来”的话语，试探卓生发对此事是否知情，诱使卓生发暴露了对此事的知情，由此得出是其举报的结论。伊谷夏的虚假话语成为试探的引子，作为上文语境，得到了下文语境卓生发的真实回答。伊谷夏的话语中预设了两种话语指向，一是卓生发不知其假，顺向接受，这意味着卓生发的不知情，由此推导出他不是举报者。一是卓生发知其假，因为他知情，由此推导出他的举报。作者设置了人物话语的有效诱导，致使受话方落入陷阱。这是作为对话上文语境造成的成功话语诱导的话语模式。有时，话语则以一种无意诱导的模式，与后续情节发展对接，成为情节预设的上文语境。如《太阳黑子》中，欲与辛小丰同性恋的台湾设计师在电话中向辛小丰讲述了打瞌睡的梦境：“忽然梦到你被人枪毙，不，是注射死刑。我看到你绑在那，对我微笑，吓出我一身汗。”这一梦境与辛小丰的罪犯身份对接，以至于辛小丰“也被台湾人的话激出微汗”，引发辛小丰的预感。更是与故事三人被处以注射死刑的结局对接。话语中的梦境以上文语境形式预设了下文语境的情节发展。同样，故事的结局在辛小丰与伊谷春对话中也曾出现预设。伊谷春对辛小丰讲述了十四年前的宿安水库灭门案后，回答辛小丰试探性提问的“那个案子就成了历史悬案了”。“也许是。也许不是。做我们这一行的，熟悉一个词叫‘天谴’。就是说，冥冥之中，老天突然会给你一个机会，一切都水落石出了。这也是老百姓常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是指这一类神秘现象。”也应和了故事结局，成为故事情节的上文语境预设。

语境是对话不可或缺的依存土壤，所有的话语表达与接受，都在语境中生成。再如话语留白等现象，语境也是重要的阐释因素。话语留白造成了话语表述的空隙，识别空隙中的话语蕴含指向，也离不开语境的参与。因此，语境设置是须一瓜对话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曹文轩．小说门[M].2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2．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

3．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童庆炳．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5．徐剑艺．小说符号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

6．祝敏青．文学言语的修辞审美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程德培．正视·斜视·审视·凝视——须一瓜的叙事之镜[J]．上海文学，2008（1）.

8．毛丹武．须一瓜小说简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5（3）.

9．童献纲．直面人性的荒芜——须一瓜小说简论[J]．小说评论，2005（4）.

10．温彩云．须一瓜小说：复调的艺术[J]．当代作家评论，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