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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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 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史记》是一部怎样的书

距现在大约两千一百多年前,西汉武帝时期,一部汉语的文史巨著横空出世。它的书名,当时叫《太史公书》,后来也称为《太史公记》,再后来简写成《太史记》,最后大概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的东汉末期,缩减定名为《史记》。

《史记》的编著者,不用说你也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迁。但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有的读者并不十分清楚。

司马迁的人生,以公元前99年为界,分成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在这一年之前,他是一个任性率真的人;在这一年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明人拟想的司马迁像

他生于公元前145年,〔1〕也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35年。〔2〕他的老家,是位于今天陕西韩城南部的夏阳。不过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靠近今天的西安)不远的茂陵。而茂陵,是汉武帝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特设的一个新城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时担任太史令,这是一个主管天文历法、兼管文书档案的职位,对于汉武帝而言,当然是修陵工程重要的技术顾问。

司马迁晚年回顾自己的青春时光,曾说:“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3〕意思是我从小就是个不受任何束缚的天才,长大了在家乡一带也没有什么好名声。

大约二十岁左右,他就开始浪迹天涯。从陕西的茂陵出发,最东边到过今天的浙江绍兴。云游归来,他很快上了国家重点培养对象的名单,有了第一份工作:做汉武帝近旁的低级侍卫,当时叫“郎中”,并奉命出使西南的巴蜀少数民族地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获得了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职位升迁,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

西汉夏阳、茂陵、长安相对位置示意图

在太史令任上,他主持了修造新历法(后来称为《太初历》)的工作,同时开始干一件意义深远的私活——撰写他父亲草创,并临终嘱咐他务必完成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

一切顺风顺水。转眼到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为任性、率真,话太多,出事了。

当时《史记》才写到一半,发生了将军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别人都不说话了,只有他,当汉武帝程式化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怎么看啊?他竟然天真地认为,最高领袖真的要他发表个人看法,就真的开始很有条理地为李陵辩护了起来。结果,汉武帝当场翻脸,他被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才免于一死。

从天而降的腐刑,对于司马迁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因为那不仅在他的身心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而且使他终身无法抹去写在脸上的耻辱——他本来应该正常的充满阳刚之气的脸庞,从此变得像太监一样柔弱不堪。

但这之后,他的职位却非常离奇地再一次得到升迁。这一次,距他曾经衷心爱戴的领袖更近了,是做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

他变了。在最好的朋友眼里,他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变得和普通官僚一样平庸,甚至俗气。但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活下去。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写完《史记》。

我们想,公元前99年以后的司马迁,虽然没有听过后来恩格斯发表的名言,“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但他对于人性的复杂跟个体和群体历史发展的关联,一定有了比之前更深切的体会。《史记》每一篇的末尾,都有一段“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就这一篇内容发表的历史评论,其中不少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写的。

大约最晚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十一月,司马迁完成了他的这部总字数超过五十二万字的巨著。这之后他给一位叫任安的好友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自己的著述心声。而写了这封后来以《报任安书》闻名的书信后,司马迁竟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东汉时就有一种说法,说司马迁任中书令后“有怨言,下狱死”,〔5〕后来又有传闻,说《史记》的部分篇章,曾被汉武帝抽看,看了以后大怒,所以被削除了,〔6〕研究者推测,司马迁很可能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汉武帝的魔掌,死于非命。〔7〕

司马迁死在哪一年,究竟怎么死的,我们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但他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几经曲折,流传了下来。

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涵都具有独特面貌的巨著。其中书写的,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统治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

《史记》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按文章体裁,分为下面这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叫“本纪”,共有十二篇,所写的,都是历代传说或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事迹,记事方式以帝王传代编年为主。其中最神奇的,是从上古帝王黄帝写起,一路写到了当朝皇帝汉武帝。

第二部分叫“表”,共有十篇,都是用表格的形式,按年月、国别,简要梳理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其中又按时间尺度的疏密,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类。

第三部分叫“书”,共有八篇,每一篇都是某一个专题的制度史。其中既有讲礼乐制度的,也有讲天文、历法、宗教的,还有记军事、水利和经济的。

第四部分叫“世家”,共有三十篇,主要是写汉和汉以前各个重要的诸侯大姓的家族史;同时为表彰历史地位特殊的人物,也破例安排了像《孔子世家》这样的篇章。

第五部分叫“列传”,共有七十篇,都是以传记的形式,传写古今代表性的人物和民族事迹。按照它们的性质,又可以分为“合传”“独传”和“汇传”三类。前两类以写个体的人为主,比如《屈原贾生列传》《孟尝君列传》;后一类以写特定群体和他们所做的事为主,比如《刺客列传》。

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合一,司马迁创造了一个既纵横交织、互相照应,又立体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这样格局宏大、结构精妙的史书,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尽管因为历史原因,流传到今天的《史记》,其中已经参杂有后人补写添改的文字,但就总体篇幅而论,司马迁编著的原文,在今本《史记》中仍然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文本,去探寻司马迁当年写书的心声。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最扼要的答案,就是他写在《报任安书》里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以贯通古今人事的方式,探讨人类历史的变迁大势,成为可以跟诸子百家分庭抗礼的别一家。所以梁启超说,《史记》一书,其实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8〕

司马迁编著《史记》的具体方法,他自己有多处谈到。一个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9〕,就是把所有现存的书面文献和传播在口的老故事都一网打尽;一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0〕,就是协调儒家经典的不同版本和解释,梳理诸子百家的各种说法;还有一个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11〕,就是转述历史旧闻,同时把其中的各种历史谱系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以为《史记》里的文字都是司马迁或者他父亲司马谈自己写的,不是的。书中的不少部分,是对已有文献的排比、整理、加工和转写。不过司马迁特别厉害的地方,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将书面文献、口头传说和他自己的文字熔铸于一炉,保持了整体风格的基本一致。

从公元七世纪开始,中国图书分类系统中有“正史”一类。名列正史之首的,就是《史记》。〔12〕之后史学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史,也以《史记》领头,后面的二十三部正史,基本结构都是模仿《史记》的。但是,正史之中,能够像《史记》那样,以一家的力量,编写通贯数千年的人类历史的,再也没有了。能够像《史记》这样,整部书不仅有条理地纪录历史,而且还入木三分、文采飞扬地刻画人性,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也再没有了。站在后世狭隘的正统历史学本位角度,自然可以说《史记》作为正史体例不纯;但如果还原到历史学发生的原初状态,我想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同意,像《史记》这样一部既感性地描写特定时代人的个性,又理性地关注长时段历史中的普遍人性的著作,在指示历史学的未来方向方面,一定高于一本看不见灵魂的事件流水账。

中国有一部《史记》,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中国只有一部《史记》,又是一件令人深思乃至悲哀的事。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汪涌豪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