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内涵与特征
3.1.1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内涵
如何推进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政治稳定后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于本国国情而探索出来的一条既能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又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道路是对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发展和转型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它不同于海外学者所总结的中国模式，不是一种已经定型的用于推广至其他国家的模板，而是永远处在不断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当然，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也具有相对稳定、贯穿始终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定义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共同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转型为发展动力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3.1.2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特征
（1）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中国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确定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基本形态，决定着它的演进方向，也正是这一点，衍生出它的其他具体表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模板，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翻版，而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集体研判当时的政治经济局势，决定采取“一化三改”同时推进的战略，首次在一个底子薄、人口众多的大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中央逐渐发现苏联的建设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1955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如何“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蕴含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确立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1957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没有变，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应当借助对社会主义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来调和。(1)毛泽东的这一分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实际经验和新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正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并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思想解放的关键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解放。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而实事求是的关键是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当前最大的国情。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商品货币关系仍未消亡，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邓小平发展了以上观点，进一步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经济发展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并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发展历程和根本任务等作了系统的论述。
进入21世纪以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围绕党的建设、发展理念两个重大问题，各自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原理和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原理的重新阐发，它详细论述了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三个重要途径，并将其上升为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化、时代化，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提炼与升华。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将我们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两大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回应了时代的挑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继往开来，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理论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当前的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3)首先，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重大判断。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科学概括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现状、方向和要求，赋予了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容。(4)这一变化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更加注重各个领域协调联动，加强顶层设计，并且将当前任务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其次，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国民族谋复兴。进入新时代，共产党应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这一伟大梦想，我们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再次，强调应当理顺社会发展中时代性与阶段性的区别与联系。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尽管已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最大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党的基本路线不会发生动摇，经济建设仍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最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是这一重大思想的核心内容。“八个明确”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详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战略布局、总目标以及保障条件，揭示了这一重大思想最基本的科学理论价值。“十四个坚持”是新时代的基本方略，高度概括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具体实践出发，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5)
（2）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本质属性。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困境并不特殊，因此质疑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否存在(6)。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属性是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在实践层面最根本的区别。
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体现在不断使社会主义具体化、时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成功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第一代领导人集体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例如，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通过地方分权来调动积极性。(7)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充分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8)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最大创新就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区分开来。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它能够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产力同步提升(9)。然而，新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并未缩小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差距，这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因为以往我们把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混淆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三纯”，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认识阻碍了社会主义具体体制随着环境和人们的需要发生调整，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从一种可能转变为现实。实际上，社会主义并不等价于公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多种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采用的运行机制也不止计划经济一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制度的实现形式，成功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焕然一新。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我国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变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这些变革互相联动，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从全局的高度对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回应。当前我国的制度和政策创新主要有：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10)
（3）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历史表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存在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坚力量。领导核心的代表性、整合能力和成熟度，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质量。(11)在英国和美国，这一核心是商人阶层，在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一核心是官僚体系。(12)中国的领导核心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阶级和利益集团都探索过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但他们采取的措施均是改良主义的，并且始终摆脱不了官僚买办、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的控制，因而没能成功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它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是依据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先锋队政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共产党极具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特殊的党员选择标准以及严格的纪律，使得它能以纵向整合的方式动员广泛的革命力量，并且在军队的各个层级上建立严密的党组织，形成了“党指挥枪”的党—军关系，最终利用革命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国家秩序。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将革命时期的党—军关系自然地转换为党—政关系，从而建立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党的领导原则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一元化领导。1949年，虽然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但是我们面临的仍是一个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国家，社会内生的整体性不够，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化进程亟须启动。为了克服这些“后发劣势”，只有以政党为核心强势统合国家与社会，而这也是现代化逻辑在中国的具体体现。(13)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委、党组、党管干部、归口管理等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党和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和单位体制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改造与随后的经济建设中，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纪律严明、权力高度统一集中的政党组织体系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覆盖使党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使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最后，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得以引导各种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将它们转变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公共部门，并且通过国家政权对所有社会资源进行指令性配置，从而为实行赶超战略提供了体制支撑。(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了其全面领导和直接领导的地位，但发挥领导作用的具体形式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领导形式的不断探索在社会经济领域集中体现为：
首先，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日益制度化与法制化。党通过各级人大推荐自己的政府领导人选，同时组织竞争性的选举，保证所荐人选以法律程序参与组织、领导政府；党对社会不再采取行政式和运动式的全面干预——人民公社体制取消，城市单位制的行政功能和社会功能也逐步弱化，而是通过人大立法或者以第三组织为中介管理社会。(15)其次，不断加强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1992年，党的十四大修订的党章规定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16)此后，关于国企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问题被不断明确和细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两个同步”“四个对接”(17)的工作部署，确保党在国企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国企党建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并把其任务聚焦为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18)最后，通过“吸纳与嵌入”将非公有制企业整合到政党国家体系中：一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新兴的社会阶层——企业主也属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解决了私营企业家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问题，打开了企业家入党的通道；二是把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有组织地安排为不同层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一定行政级别的党内外领导；三是在有条件的民企和外企成立党支部，以此引导非公企业的发展。(19)
（4）坚持共同富裕的共同目标
马克思曾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0)。由此可见，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的基本判断，因而也是中国发展的共同目标。
共同富裕作为一种长远目标，是不可能一蹴即至的。中国应当在发展的过程中时刻注意促进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始终将促进共同富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指出：农村工作的核心，就是要使农民远离绝对贫困，进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21)1955年，毛泽东又强调，对整个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并且认为促进共同富裕与发展生产力是有机统一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共同富裕被确认为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同时，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明确了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因此他主张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22)
进入21世纪以后，共同富裕思想逐渐深化，被历届领导人集体进一步表述为“共享发展”。党的十六大指出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3)党的十七大延续了这一表述，强调要“走共同富裕道路”。(2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共享发展”。他指出，共享发展就是所有人都有充分发展的机会，并且享有平等参与发展过程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25)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是党的使命。(26)“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为推进共享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人民能够享受的发展成果是多领域、全方位的；全面深化改革打破了利益固化的樊篱，重塑利益分配格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7)；全面依法治国用法律保障人民公平参与发展过程、享受发展成果的权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打虎”“拍蝇”清除非法占有发展成果的腐败分子，增强党和人民的联系。为了将“共享发展”落到实处，党和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新举措：一是坚守扶贫脱贫和社会保障安全网两个底线；二是突出增加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缩小收入差距两个重点；三是完善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四是完善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民生。(28)
（5）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端于毛泽东，形成于邓小平，并经过了几代领导集体的发展与完善，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始终贯彻的价值取向。毛泽东虽没有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但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处处都表现着对人民的重视。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结束，毛泽东逐渐将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党的政治路线结合在一起，强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临照搬苏联还是走自己道路的选择。在“一五”期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来制定的。毛泽东意识到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会将广大人民排除到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之外(29)，这样不仅容易忽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且会滋生官僚主义。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毛泽东发起了两次以向地方放权为目的的运动。到了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承认了个人的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肯定人的现实性和人的物质需求的合理性，这是一种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认和发展。(30)邓小平防止两极分化、消灭贫富差别的思想，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基本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发展理念日臻完善，被习近平集中表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发展的首要原则和根本立场被明确提了出来，成为贯穿五大发展理念的一条红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被赋予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丰富内涵。“发展为了人民”点明了发展的目的和受益者。“发展依靠人民”体现了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31)。“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评价发展的标准是是否保障了人民利益(32)。
（6）坚持经济转型发展动力
中国在面临不同的国内外环境时，采取了不同的经济转型来解决发展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从自然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转向了计划经济，成功开启了工业化进程；70年代末，我们又开始了从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成功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潜力。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动力来自经济转型。
二战结束以后，工业化成为新生民族国家的一致追求，工业化几乎成为经济发展的代名词。对于新中国而言，工业化对于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建立足以保家卫国的国防体系和实现共同富裕均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的工业化无法像发达国家一样依靠市场力量而自发实现：第一，由于长期受到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实力弱小；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还不够稳定，无法为这种缓慢的市场发育提供有力保障；第三，资本具有不可分性，在工业化初期，资本形成需要大量的互补性投资，由于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极强，市场价格难以负载足够的信息，后发国家普遍存在协调失灵现象(33)；第四，重工业的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而我国的经济剩余十分有限，私有产权主体缺乏足够的激励进行重工业投资。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新的国家权威，而且同苏联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我国有充足的条件通过国家行政指令和发展计划推动工业化进程。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经过“三大改造”，我国建立了“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有效解决了不同产权主体面临的协调失灵问题。党和政府利用行政命令统一调配生产资料，降低农产品的价格，保证了有限的经济剩余充分用于建设重工业。截至1976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倍，其中重工业增长90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六个最大的工业国之一。(34)
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为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随着经济水平逐步提高、经济结构日趋复杂，计划经济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重工业的补贴迟迟无法终止，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无法调动积极性，国民经济缺乏活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法得到充分发挥。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面临普遍困境、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现代市场经济范式逐步显示出其生命力，我国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已经初步酝酿。因此，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潜力，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面临另一种意义上的“转型”：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为顺应这一转型要求，党和政府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在不断转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传承以往的发展成果。例如，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为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以下初始条件：第一，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一直存在分权的因素。计划经济时代进行的两次行政性放权运动，使中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多地区的M型层级制结构，这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U型组织结构完全不同(35)。正是这种组织结构的差异使中国可以将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从而避免了俄罗斯转轨导致的“有休克无疗法”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在这种M型结构上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它们具有强有力的激励去建立或支持地方企业，这才使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第二，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为对外开放提供了产业基础和要素条件。虽然价值链分工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降低了条件，但如果一国的工业化水平太低，只有人口和资源，那么该国的“开放红利”可能不会很高，而且面临随时被取代的危险。改革开放以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中国具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部门、产业之间的分工专业化程度强，拥有了大量的专门化生产要素。(36)这大大增加了中国被国际高级要素整合的可能性，增强了中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