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的研究综述

2.3.1　中国特色经济制度的研究综述

（1）中国特色经济制度内涵及构成与特征的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涵及构成，学界主要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其运行机制、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具体表现等角度做出了定义。

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运行机制上讲。荣兆梓（2019）认为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对生产资料集体占有的劳动者的相互分工的经济基础为主体，结合私有制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两者互相补充、竞争，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2)杨承训（2016）认为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为国民经济命脉，由国有经济掌握，渗透于各个产业中，同时存在劳动者集合的集体经济和多种形式的混合经济。(43)周新城（2009）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制度由基本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组成。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4)乔惠波（2013）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制度分为三个层面：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5)程恩富（2007）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制度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市场制度、开放制度构成，即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政府主导、独立自主的制度。(46)

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具体表现上讲。李太淼（2009）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制度以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作支撑，建立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自然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的生产、经营、消费制度。(47)李晓新等（2011）从宪法的角度认为经济制度包括三个方面：分配制度、经济体制、产权制度，即在按劳分配或按其他分配方式的初次分配制度及财政、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方式的基础上，政府依靠其对经济管理的职权、原则，对不同产权的财产给予法律意义上的保护。(48)

对于中国特色经济制度的特征。孙蚌珠（2011）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符合中国实际的进步性。(49)张宇（2016）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制度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0)冯根福（2017）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制度的特征由经济主体及相关利益的双重多元化构成。(51)李成勋（2010）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包括五点：一是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三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四是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五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52)

（2）中国特色经济制度演进与发展历程的研究综述

孙居涛（2010）认为中国经济制度建设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二是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53)卢现祥等（2018）认为中国经济制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4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制度自发演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从下而上推行的制度更迭；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阶段，其特征是以政府为动力，进行制度改革。(54)黄新华（2004）认为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土地改革与价格改革，即从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统购统销到开放价格的过程；城市经济制度则由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变迁贯穿始终，即由1978—1983年的放权让利，到1983—1986年的利改税改革，再到1987—1991年的国企经营承包责任制，从而达到1992年至今的现代企业制度。此外，贯穿城市与农村制度改革的是就业制度的改革，即从计划就业到市场就业。在此背景下，开放金融市场制度、分税制改革的财政制度也应运而生。(55)从中国工业化角度看，安立仁（2007）认为中国制度变迁就是中国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多元化经济向一元化经济的变迁过程（1956—1978年），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原始资本积累，这是经济制度由分散到集中、从市场化到计划化的过程，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原始积累体制的形成阶段（1953—1956年）、原始积累体制的运行阶段（1956—1978年）；第二阶段为由集中到分散、从计划化到市场化过程（1978年至今），这一阶段标志着传统原始积累体制的终结。(56)

2.3.2　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研究综述

（1）中国特色经济体制内涵即构成与特征的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认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7)王健（2018）认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就是在基本经济制度下，发挥市场优势，利用产权制度，使要素自由流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目标能动性，实现自由发展。(58)余文烈等（1999）认为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提倡公有制及限制资本权力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手段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即经济民主、分配平等、选择自由、消灭剥削等，使社会主义因素发展壮大。(59)程恩富（2013）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定义为公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60)

关于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特征，学界主要从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制度前提、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具体表现角度进行了总结。

从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制度前提来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认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上。在分配原则上，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利用先富起来的地区与人群，带动未富地区的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调节作用；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上看，注重发挥价格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作用；从宏观层面上看，政府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当的调节。(61)汪兴益（1998）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征包含自身的制度特征与市场经济的共性两方面，即在经济管理法制化的前提下，政府适度干预市场，使市场中各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平等化，企业进行自主化决策。(62)

从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具体表现上讲。余文烈等（2009）认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六大特征为：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形式多样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突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浓厚的乌托邦色彩。(63)黄范章（2008）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为：属于世界新兴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政府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最本质特征为：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64)胡钧（2014）认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带头人的作用。(65)

（2）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演进与发展历程的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演进与发展历程，主要有两种观点：从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理论角度上讲，蔡继明（2018）认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历程主要为，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从按劳分配转变为按各种生产要素的共享分配；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全方位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6)从中国特色经济体制实践角度上讲，张卓元（1998）认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演进始于农村改革，随后蔓延到城市；先重点发展市场特征明显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着重推进国有经济的市场化；先开放商品市场，接着重点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在开放中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先在重点易施行领域实行价格双轨制，逐步放开管制，接着向价格单轨制靠拢；先在沿海城市、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向内推进，进行多领域开放；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摸着石头过河”为指导原则，先局部，后整体。先在改革易于施行领域推进，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后主攻改革的“硬骨头”与困难区域，如国有企业改革。(67)唐杰等（2003）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承认剩余索取权阶段，通过对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制，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从而造成在城市、农村范围内获取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引入市场定价机制阶段，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采用价格双轨制的转轨实验，创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价格差；政府管制从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的转变阶段，行政审批从作为政府直接控制资源配置的工具转变为间接控制资源配置的工具。(68)范恒山（2008）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了四个阶段：改革的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4—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2年）、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阶段（2002—2020年）。(69)崔友平（2018）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五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阶段（1978—1984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推进阶段（1984—1992年），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搞活国有企业成了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及框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2年），企业改革初见成效，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阶段（2003—2011年），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为非公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障碍；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经济体制改革的维度放开，深度加大。(70)

2.3.3　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综述

（1）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关系内涵及构成与特征的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内涵及构成，学者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领域、政府与市场作用特征的角度进行定义。

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领域上讲。刘国光等（2014）认为在微观层次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通过行政审批等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的职能开始缩减；在宏观层次中，政府应对市场进行引导，使市场发挥其应有的职能。此外，对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管，府责无旁贷。(71)张宇（2014）认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主要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政府主要在宏观领域引导经济发展。(72)卫兴华等（2014）认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从宏观与微观层面上讲，政府与市场所发挥的职能各有特征，互不相同。即在宏观领域，政府应发挥其资源配置的能力，引导社会发展；在微观领域，市场应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73)洪银兴（2018）认为政府与市场分别在不同层面对经济运行发挥着作用，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为市场有效运行创造更适合的环境、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发展；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就是在市场中依据供求关系，由市场决定价格与供给，实现市场中各个主体的效益最大化。(74)白永秀（2013）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质就是政府、中介组织、企业的结构关系。其核心是依托中介组织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在“政府—中介组织—企业”的组织架构下，政府为中介组织与企业制定制度与法律框架并确保其有效运行，将其主要职能限定在调控宏观经济、维护市场环境与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退出微观经营活动，中介机构作为政府与企业的中间人，其作用在于政府通过中介机构间接调控市场与微观企业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企业健康、平稳发展。(75)

从政府与市场作用特征上讲。程恩富（2014）提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资源配置上是相互统一，区别又联系的。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调节与促进。(76)冒佩华、王朝科（2014）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多谁少、谁强谁弱、谁大谁小的问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消彼长或者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分工与合作、共生互补的关系。”(77)彭俞超、张雷声（2014）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资源配置中的体现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积极作用。为了使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正常发挥，政府必须加大政策执行与宏观调控的力度。(78)李俊生、姚东旻（2018）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强政府—强市场”模式：“强政府”即一国政府在行政中具有较高的执行能力，“强市场”指在经济中市场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政府是实现强政府与强市场有机结合的关键：强政府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强市场为使强政府符合其功能需求，迫使强政府做出相应符合发展的改变，变革后的强政府又会在更高层面与强市场达到统一与平衡。(79)程霖、陈旭东（2018）认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应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宏观经济稳定者、结构调整引领者的角色转换，目的是在经济运行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使用改革的方式更进一步地激发市场活力，使用宏观政策的方式引导市场预期，使用规划的方式明确投资方向，使用法治的方式规范市场行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生产目的服务。(80)张晓晶等（2018）认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的作用是引导，即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引导到党和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和长远目标上。(81)张志元、马雷（2014）认为政府和市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都为社会资源配置发挥功能。政府利用其广泛集中、强制的方式对资源进行调配；市场利用理性人追逐效益最大化的决策方式自主进行资源调配。(82)杨静（2016）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推动作用。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协调互补的。(83)

关于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征，学界主要从强调政府职能、政府与市场职能并重的角度划分。

从强调政府职能的角度上讲。周逸（2011）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征主要体现为政府对市场有较强的控制力、政府与市场各自力量都还较为薄弱、政府向市场稳步放权、政府改革滞后于市场发展。(84)杜磊（2017）认为在新时代下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特征为保民生、扩增量，即在民生领域转变传统发展方式，扩大收入存量与改善分配方式。(85)

从政府与市场并重的角度上讲。庞明川（2013）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体现出强政府、强市场特征，表现在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统领性、集中性、协调性等优势特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自主性与决定性等特征。(86)刘国光等（2014）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特征主要表现为五点：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微观调控相结合；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仅限于短期与一般资源层面，政府对于资源的调控集中于特殊资源的长期配置；政府决定市场非物质资源等文化资源的引入与调控；在市场活动与市场经济体系领域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在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中，让市场在财富初次分配中起主要作用，让政府在财富再分配中起主要作用。(87)雷美霞（2015）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显示的特征为动态性，即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职能边界，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变化，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边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88)

（2）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与发展历程的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洪银兴（2018）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和完善可分为四个阶段：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讨阶段，从改革初期到1992年，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框架内逐步扩大市场经济调节的范围；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阶段，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阶段，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从党的十九大召开至今。(89)白永秀（2013）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认为可以将政府与市场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调节阶段（1978—1984年）、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阶段（1984—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3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3年至今）。(90)胡拥军（2014）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分为：城镇化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2年），核心是政府对城乡二元经济的松绑、市场搞活；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核心是政府起主导作用、市场起引导作用；城镇化统筹发展阶段（2001—2013年）：核心是政府起调控作用、市场起调节作用。(91)

2.3.4　中国特色央地关系的研究综述

（1）中国特色央地关系内涵及构成与特征的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特色央地关系的内涵及构成，学界主要从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行政性与经济性分权结合角度进行划分。

从行政性分权上讲。张斌（2018）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质是国家公共权力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分配，包括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财权划分等。(92)潘小娟（1997）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93)谢志岿（1998）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是两次分权的关系，第一次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第二次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第一次分权为第二次的基础。(94)杨小云（2002）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含义是中央权力机构与地方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一个社会法定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关系，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是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国家机构体系内的纵向分配关系。(95)蔡德发等（2005）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看作利益和权力分配过程中的“零和博弈”关系。(96)周雪光（2014）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集中体现在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威关系上。

从经济性分权上讲。单学勇（2001）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涵就是经济财政标准和政治标准。(97)张文魁（2015）认为央地关系包含三个内涵：财政和公共服务及事责、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权力分配和民主治理。

从行政与经济分权结合上讲。郭为桂（2000）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国政、经体制的结合部，政治与经济体制之间是动态的变动关系，就是在动态中求平衡。(98)周富祥（1994）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经济方面讲就是事权、财权、产权、管理权。(99)朱旭峰、吴冠生（2018）认为央地关系的实质就是国家权力与资源配置间的分配关系，就是立法权、人事权、事权、财权的结合。(100)

关于中国特色央地关系的特征，从行政性分权上讲，常明（1992）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征是集中性和代表性、复杂性和双重性双向逆动性、不平衡性。(101)易承志（2009）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在动态运动中取得平衡的过程，由初始的零和博弈运动到良性协调关系；在运动中中央给予地方的权限增长态势，造成中央权威的上涨；地方权限的增长造成地方责任的扩大。(102)宣晓伟（2018）认为央地关系的特征为中央权力很大，但中央政府的自身规模又很小；中央进行决策，但具体事务大多交由地方来执行；中央的各种法律、规章和命令严格细密，但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拥有自由裁量权，中央往往需要采取强激励的委托代理方式以促使地方完成任务；中央和地方总是处于“收权—放权”进退失据的困局之中。(103)朱旭峰等（2018）认为中国特色央地关系的特征是渐进式集权、选择性集权、差异化集权。(104)从经济性分权上讲，单学勇（2001）认为中央与地方税收管理合理分权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有机结合、内涵民主价值的地方分权化改革、社会转型时期规范权限划分任务的繁重性和复杂性。(105)张启聪（1993）认为从财政角度讲央地关系的特征为政企分开、进一步划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权力分层、负担分担。(106)

（2）中国特色央地关系演进与发展历程的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特色央地关系演进，学界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阶段论与三阶段论。从两阶段论上讲，主要以改革开放、分税制改革作为时间节点。刘承礼（2008）认为央地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阶段，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经历若干次收放，但每次权力收放范围、特征各有不同；二是改革开放以来阶段：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107)郭为桂（2000）认为央地关系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改革开放前30年：政经一体化构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其中又可细分为大区分权阶段（1949—1952年）、中央集权阶段（1953—1957年）、统与放的循环阶段（1958—1978年）；改革开放后20年：政经分离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即经济与行政双分权阶段（1979—1991年）、政治、经济二元化阶段（1992年至今）。(108)彭向刚等（2006）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2年，中央通过放权让利的政策让地方获得更大的权利；第二个阶段，1992年至今，形成了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109)谢志岿（1998）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经历了两个阶段：对于中央与地方收权、放权试验阶段（1978—1994年）；规范的分税制改革阶段（1994年至今）。(110)

从三阶段论上讲。张斌（2018）认为中国特色央地关系经历了“放权让利”改革阶段（1978—1992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92—2012年）、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阶段（2012年至今）。(111)闫帅（2012）认为我国的央地关系相继走过了“集权制”下的“央主地从”、“分权制”下的“地方主义”以及“分权—合作制”下的“央地共治”等三个阶段。(112)任剑涛（2007）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从20世纪50—80年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呈分权与集权交替更迭变化；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央与地方的权利界限逐渐明晰，职能边界逐渐确定，中央与地方呈分权态势；再到2000年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多样化发展。(113)杨小云（1997）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初期阶段（1978—1984年），中央向地方不同程度放权，分为特区与非特区，沿海与内陆非平衡放权；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阶段（1985—1991年），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限已经有较为合理的划分，同时中央向地方和企业进行双向市场放权；体制转型中阶段（1992年以后），中央以市场为取向，强调中央自觉的主动性，注意协调地方之间的关系。(114)朱旭峰（2018）认为中国特色央地关系可分为1949—1978年的两次权力收放循环阶段、1978—1992年以放权让利为目的的地方分权阶段、1992年至今的市场化改革下的分权与集权阶段。(115)刘尚希等（2018）通过财政事权将央地关系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分灶吃饭”与“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1978—1993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至今）。(116)

2.3.5　中国特色开放道路的研究综述

（1）中国特色开放道路内涵及构成与特征的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特色开放道路的内涵及构成，学界主要从全球化维度与国家维度进行定义。从全球化维度上看，裴长洪等（2018）认为习近平对外开放新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第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新理念；第三，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7)朱延福（2015）认为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就是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为纽带，实现中国资本、中国产能和中国技术的国际合作；以创建国际组织为平台，推动中国规则、中国标准和中国惯例走上国际舞台；以加强人文交流为契机，推进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融入世界价值主流。(118)从国家维度上看，孙玉宗（1989）认为对外开放就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借用外国资金，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119)蔡北华（1988）认为，对外开放从实质上说，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相互联系、交错和竞争。(120)王玉森等（1991）认为，对外开放从宏观层面上看，是对外国的开放，开放的内涵就是取消封锁、禁令、限制等。从国家维度上看，邓小平同志讲：“对外是开放，对内也是开放”，二者“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对外开放只能是对国外的开放，国内的开放只能是对内搞活或者对内开放。(121)唐任伍、马骥（2008）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从现在到未来坚定的国策，其内涵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时开放。(122)张成思等（2013）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即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123)

关于中国特色开放道路的特征，学界主要从中国特色开放道路基本原则、中国特色开放道路内容角度进行界定。从中国特色开放道路基本原则上讲，杨柳（2016）认为中国特色开放道路特征为：向度要求更高、领域要求更宽、水平要求更高、开放措施更新、反对保护主义更坚决、法制保障更健全、主导影响更扩大。(124)张松涛（2003）认为对外开放的特点是在经济技术领域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拓宽其他领域的开放程度，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相结合；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关系不断加强，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改善。(125)孙玉宗（1989）认为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以系列性、经济性、传统性为特点的。系列性说明对外开放的概念含义，经济性说明对外开放的基本内容，传统性说明对外开放的实践过程。(126)

从中国特色开放道路内容上讲，魏杰、汪浩（2016）认为对外开放以双向型和自由化为特征。双向型特征由贸易双向型、投资双向型构成。贸易双向型是指中国经济结构由出口导向与进口导向并重组成；投资导向型是指中国的经济资本由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组成。自由化特征是在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中，政府将资源调控的职能下放到市场与企业，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性。(127)杨帆（2015）认为对外开放的特征包括：在崛起过程中重新确认中美新的大国关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区试验、走向对外投资大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28)张磐（1994）认为中国特色开放道路特征由如下十个方面组成：中国通过恢复关贸总协定，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使得在亚太地区经济贸易的作用大大加深；在国际贸易中，中国通过产品多元化、大力发展优质产品取得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通过国际贸易，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动与交融程度进一步加深；在经济发展中，利用外资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产业结构转型做好铺垫；在对外经济交流中，技术、资金、劳动相互结合，使得“大经贸”格局的发展得到保障；开放由沿海到内地，由点到线到面，逐渐由特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加大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互通力度，使区域间贸易联动更紧密，形成华南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对外开放中，形成以贸易、工业为首的企业集团为主干的发展基础；开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进出口贸易的直接干预；政府负责宏观经济运行，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企业在市场的调控下自己控制对资源的调配，自主经营；商会对各企业的诉求进行调节，提供新的对外经贸体系与管理原则。(129)

（2）中国特色开放道路演进与发展历程的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特色开放道路演进与发展历程，学界对中国开放经济道路的认识主要有二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魏杰、汪浩（2016）认为中国对外开放经过了两个阶段：1978年至21世纪初，以单向型和政府管制为特征的对外开放阶段；新常态时期，以双向型和自由化为特征的对外开放阶段。(130)杨帆（2015）认为中国开放道路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0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其特点是局部突破，以开放促改革；第二阶段，2000年至今，以加入WTO为标志，其特点是全面市场准入，引入国际竞争，促进产业升级。(131)王娟（2018）认为对外开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初步开放阶段（1978—1998年）；第二阶段，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阶段（1998—2008年）；第三阶段：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阶段（2009—2017年）。(132)史本叶、马晓丽（2018）认为，按照开放程度的变化，我国对外开放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局部开放的经验探索阶段（1978—1991年）；二是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阶段（1992—2000年）；三是体制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阶段（2001—2012年）；四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阶段（2013年至今）。(133)张晨等（2017）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认为中国特色对外关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上的封锁，世界政治格局呈美苏争霸的局面。中国争取到苏联在经济、技术上的支持，建立了工业体系，使得中国经济得以恢复；1978—2001年，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对外开放战略，在解放和发展国内生产力中，加大参与国际分工力度，积极推进对外经济与对外关系；2001—2008年，中国参与世界分工体系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2008年至今，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形势走低，但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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