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进展

随着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生态文明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但学界目前并未对生态文明的本质及内涵边界形成统一认识。本章对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与评价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三个方面进行较为详尽的梳理与总结，并给出研究评述与展望，以期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生态问题，形成了大量生态经济的理论，但是直接以生态文明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比较少见。生态经济问题研究是在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不协调，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产生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麦肯齐首次运用生态学概念对人类群落和社会予以研究，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二战后，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温室气体增加、全球气温升高等一系列社会公害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第一次揭示了近代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促使人们开始思考近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而后，经济学和生态学交叉发展，各种论述生态经济问题的著作相继问世。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批判，指出人类文明已经陷入危机并提出相关理论。如Boulding（1966）的太空飞船经济理论。其简要含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大生态系统就是地球，而地球只不过是茫茫无垠的太空中的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最终将使这艘小小的飞船内有限的资源被开发完，那时，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崩溃。因此，必须建立“循环式经济”以代替传统的“单程式经济”。Daly（1977）提出稳态经济思想，认为经济增长会耗尽自然资源，产生污染，因此要使人口和资本投资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只需要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即可。亨廷顿（1999）提出以自然生产力为基础的循环经济理论，通过控制人口、提倡适度消费、发展环保技术来消除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无节制的掠夺和破坏。Mol和Sonnenfeld（2000）提出生态现代化。莱斯特•R．布朗（2006）提出可持续发展B模式。Preston（2012）指出，生态文明旨在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的脱钩，将开放的生产系统转变为重复利用资源与节能的生产系统。Magdoff（2012）认为，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文明，是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二是进行生态经济综合评价并探讨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1972年联合国召开世界环境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至今，国外政府机构、综合性组织、科研院校以及相关领域的学者针对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作了大量的研究。Christain和Leipert（1991）用GNP减去所有部门的“外部成本”构建调节的国民生产总值（ANP）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成果。Pearce（1991）将自然资本的消耗和退化考虑进国民生产净值中，对其加以修正，用绿色核算（GNNP）来代表持续收入。Costanza（2000）指出，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是以生态文明的根本概念为基础的，因此首先需要搞清楚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才能对生态文明进行评价。Ferng（2002）将生态足迹应用于环境经济政策分析的一般均衡模型。Joost（2002）建立了生态成本P价值比率模型。国际上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制定了大量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评价框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建立的由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四大系统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美国非政府组织提出的著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三系统模型，欧盟委员会建立的环境压力指数，国际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建立的生态效率指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构建的可持续性晴雨表，世界银行提出的新国家财富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HDI由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三个指标取对数再算术平均而得到。21世纪初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趋于成熟，这一时期建立的指数更多的是注重环境、发展、经济和社会的某一个领域，研究的对象也更为具体。如2000年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2001年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提出的可持续评价仪表板，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建立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和环境表现指数，2005年南太平洋地球科学委员会建立的环境脆弱指数等。Waekemagel（2009）在扩大生态足迹范围、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以及增强生态足迹分析效用和强度三个方面，对传统的生态足迹法进行了重要改进。Costanza等（2016）主张建立评价人类福利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总指标，该指标应体现人类共同繁荣、发展成果共享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Fritz和Koch（2016）通过对138个国家的生态可持续性、社会包容性和生活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在促进社会繁荣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导致了生态的不可持续性。Costanza等（2016）提出建立能够动态、综合衡量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系统模型，构建能够反映生态系统活力与人们福利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促进可持续发展。Drastichová（2017）利用反映区域和国家对可用资源影响的指标，通过生态足迹和总生物承载力及其构成要素来评估欧盟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可持续性，并检测各国的生态足迹与人民生活水平和人类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三是其他视角的研究，如生态工业园、生态城市、国家生态安全、环境政策等领域的研究。Chertow和Ashton（2005）探讨了工业共生性。Norton（2005）强调了生态环境政策的适应性。Cobb（2007）提出了实现生态文明的三个实践步骤：形成一整套新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改善现有的土地使用状况以及寻找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平衡点。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终身教授John B. Cobb（2007）指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一直以来（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是同自然相疏离的，为消除危机，不仅应当发展环保技术，更应当改变或改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视角，从而回归到合乎生态的世界观与实践方式上来。Dryzek和Stevenson（2011）提出构建民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生态民主协商制度。该制度包含公共空间和授权空间，公民社会和经济活动参与者在公共空间交流，通过国家多边共治、网络共治和市场共治的方式在授权空间进行决策，推动生态环境保护。Russell-Smith（2015）认为应该加强环境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化，提升政策实施效果，通过开展情景规划和具有针对性的民意调查，掌握公众的环境诉求，使环境政策的目标与公众愿景相一致，提升环境政策的实施绩效。Testa等（2016）提出绿色公共采购可以增加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效率，促进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型。Sang等（2016）提出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际工作的落实，政府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明确生态治理的职责和任务，寻求生态治理的新路径。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学术界对生态文明建设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国内研究大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与特征认识

生态文明的概念，最早是由叶谦吉先生于1987年提出的。他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角出发，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此后，有学者沿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视角进行了探讨，屈家树（2001）、李良美（2005）、尹成勇（2006）认为，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时积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依赖人类自身智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因而，生态文明具有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文明发展的和谐性以及人与人关系上的文明发展的公平性两个特征。谷树忠、胡咏君、周洪（2013）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生态文明与时代发展的关系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黄勤、曾元（2015）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文明，也是自然生态的文明，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协调性，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级、更先进、更伟大的文明。张惠远、张强等（2017）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生命共同体，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根本原则和目标指向，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全社会共建共享作为基本路径，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文明全面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于景祥、于洋（2017）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涵丰富，包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生态经济观、以“生态红线”为生命线的生态安全观。任恒（2018）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涵体系主要涉及三个维度：一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公平与民生福祉为价值依归；二是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为目标愿景；三是以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步推进为践履路径。

一些学者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角度来分析。俞可平（2005）、王治河（2007）、欧阳志远（2008）、徐春（2010）认为，生态文明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构成一个逻辑序列，生态文明是物质文化的进步状态，更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拨和超越。牛文元（2013）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最新阶段。生态文明继承文明史上各个阶段的有益贡献，既是人类社会在现阶段的理性选择，又是发展现状的迫切要求，其一般标志是“理性、绿色、平衡、和谐”的集合名词。张瑶、杨丽坤（2016）认为，工业文明虽然带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恶果，人类逐步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方亚丽、周强（2016）认为，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和积极扬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全新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不仅是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文明，还是遵循大科学时代特殊规律的文明。夏爱君（2017）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革命引发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撞和冲突，导致生态破坏、资源短缺、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生态文明旨在强调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陈斯婷、陈凤桂（2017）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反思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和自身生存发展问题后作出的理性选择，是生态时代发展的必然抉择，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任恒（2018）认为，古代农业文明总结出的“天人合一”思想，重在强调人的生产、生活要顺应万物生长规律，为生态文明思想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渊源。生态文明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依归。解科珍（2018）认为，生态文明是在对传统工业文明和经济主义的批判中，以生态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以最小的环境代价换取最高经济效益，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双赢。

还有学者从其他视角进行分析。夏光（2009）认为，生态文明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途径，应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和手段来看待。高珊、黄贤金（2009）认为，生态文明是生态伦理理念在人类行动中的具体体现，即人类社会开展各种决策或行动的生态伦理规则。赵建军（2007）、张维庆（2009）、王玉庆（2010）认为，从广义上来讲，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在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高级文明阶段，生态文明包括政治、文化、精神等各个方面，是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与制度成果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生态文明的中心思想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良性互动所达到的文明程度。郇庆治（2014）指出，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在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至少包含四重意蕴的概念，包括哲学理论层面上、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绿色向度。其中，前两者基础上的综合应该是一种更为完整的“生态文明观念”的概括，后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不同学术视角和语境下的理论概括或表述。王越芬、张世昌（2016）认为，生态文明是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缓解人与自然矛盾、实现生态认识由感性向理性转换、进入以经济建设为出发点的生态文化阶段和以人类长远发展为根本的生态文明阶段。王磊（2017）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以实现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为现实目标，反映了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题，最终以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为价值归旨。陈碧容（2018）认为，生态文明是指具有保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并能够为公众提供可持续福利的文明形态。陈艳（2019）认为，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超越升华，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的承接开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探讨生态文明的依据、可能性等问题。一些学者从哲学的视角，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辩证的分析方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方面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类的自然生态观变迁，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对策，阐释自然异化的原因以及解决该问题的可能性。方世南（2008）、吕尚苗（2008）、陈墀成和洪烨（2009）、郭学军和张红海（2009）、赵成（2009）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和不合理的人类生产劳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认为其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指出生态文明是在理论形态上对西方生态哲学的扬弃与超越，提出了转变资本逻辑下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自然观、转变大工业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主张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一些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马克思学说中生态文明的思想，包括生态学思想、生态经济理论、循环经济思想等。刘思华（2006）强调：“生态经济理论是整个马克思学说中最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感的科学理论，充分显示了它在现时代的科学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华启和、徐跃进（2008）从技术维、知识维、制度维和文化维四个方面阐释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生态思想。钱箭星、肖巍（2009）从马克思的物质变化理论及生产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再利用的分析中探讨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朱炳元（2009）从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类关系阐述了《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毛新（2012）指出，要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以及物质循环再利用的物质变换理论等有关理论观点来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杨虎涛（2006）则通过对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考察，指出演化经济学主要从物质能量的流通平衡来阐释稳态经济，主张在人口系统和物质系统中均维持较低的流通率以实现生态文明。岳利萍、白永秀（2011）比较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指出二者分析视角与结论的差异性。钱春萍、代山庆（2017）指出，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邓世平、谢雪金（2017）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翁洁（2018）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西方传统自然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价值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生产力观以及稳定平衡的生态整体观等一系列丰富的生态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周宏春、江晓军（2019）认为，生态文明思想传承了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发展和本土化，凝聚了反映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共识，是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实践探索和认识升华。

（三）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与评价分析

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评价的指标体系构成、指标设置以及评价方法选择等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由于对生态文明内涵认识的不同，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现有文献包括省级、区级、市级等不同层次的研究。

从省级或区级层次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评价的研究，一般认为生态文明包含人类发展取得的全部成果，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因而评价指标的设计涵盖面比较广，不仅测度自然生态环境，大多还包括经济或物质、社会、政治以及精神方面，有的还涉及与外部区域的关系。蒋小平（2008）以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3个子系统共20个单项评价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南省生态文明进行评价。梁文森（2009）设计了从大气、水环、噪声、辐射、生态、土壤等环境质量方面来衡量生态文明的宏观评价指标体系。高珊、黄贤金（2010）构建了包含增长方式子系统、产业结构子系统、消费模式子系统和生态治理子系统在内的区域生态文明指标体系。杜宇、刘俊昌（2009）从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5个角度设计出包含34个指标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框架，来衡量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严耕等（2012）设计了一套包括生态活力、环境质量、协调程度、社会发展、转移贡献五大核心考察领域在内的省级评价体系框架。王会等（2012）构建了系统层包括生态环境、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与区域外部关系5个单元，下设目标层与准则层共计35项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冯银、成金华、张欢（2014）构建了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环境供需模型和生态环境供需模型，并对湖北省2003—2012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政策建议。胡彪等（2015）建立了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经济—资源—环境（ERE）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回归分析法、隶属度函数构建ERE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测算了天津市1998—2012年ERE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协调发展度。陈锦泉、郑金贵（2016）构建了生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健康、环境友好、生态支撑保障5个体系为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王雪松等（2016）从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政治和生态文化5个方面建立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考核体系。毕国华等（2017）从国土空间优化、环境资源友好、经济社会和谐与制度保障健全4个层次构建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宓泽锋、曾刚（2016）结合熵权TOPSIS法和协调度模型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从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杨红娟、张成浩（2019）根据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现状，构建了包含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4个子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通过分析4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和方法，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模型，并对模型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检验。

市级层次的评价，评级对象范围相对较小，评价体系的设计针对城市的特点，从生态学的视域，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以及生态保护或治理几个方面来构建，很少涉及精神层面以及与外部联系方面。如朱玉林等（2010）基于灰色关联度的构建了包含生态经济、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生态治理、生态文化5类一级指标的城市生态文明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何天祥等（2011）从城市生态文明状态、压力、整治和支撑4个方面构建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评价。陈晓丹等（2012）基于AHP法，构建了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制度4个准则层，涵盖18项控制型、5项预期型和14项引导型，总计37项单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蓝庆新等（2013）构建了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在内的包含30项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当然，不同于以上指标构建的模式，也有学者以独到的见解对生态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进行了探讨。马道明（2009）就以城市人类行为活动的链条构建了包含城市人居生态化、城市交通生态化、城市社会生态化、城市环境生态化和城市产业生态化的“五位一体”指标体系，并对常州市生态文明度进行了案例研究。在评价方法上，已有研究多采用灰色关联度法、遗传算法、熵值法和AHP法等指标赋权方法。关海玲、江红芳（2014）从生态文明的内涵及特征入手，构建了城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7—2011年山西省市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高媛、马丁丑（2015）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兰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对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薛丹（2018）从经济体系、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体制机制、绿色生活5个领域选取核心指标，构建了深圳各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费诚（2018）对株洲市2012—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开展了实证研究。刘姝芳、毛豪林（2019）以西安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计算试点建设之前（2011年）以及试点期末（2016年）的水生态文明综合指数，通过对比评价试点建设成效。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

国内学者从制度、政策、道德、发展方式转变、行为观念转变等多视角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及对策。

一是强调构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正式制度安排。该视角的分析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最重要的是改变传统价值观念下的制度体系，构建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制度安排。余谋昌（2007）提出，要从制度层次的以人为本、精神层次的价值观以及物质层次的生产方式三个层次来建设生态文明。陈学明（2008）指出，生态文明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人的新的存在方式，强调形成人的生态意识这一最大的生态共识，把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变成价值观念变革的过程，提出通过改革社会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切不完善之处来解决生态问题。王玉庆（2010）指出，要正确认识资源与环境的价值，通过从国家层面建立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经济，以及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刘延春（2004）、刘爱军（2004）、郭强（2008）、孙佑海（2013）强调，由于法治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突出作用，指出我国虽然针对生态环境问题构建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条例，但仍缺乏全面性与系统性，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一步提高法治意识、用法思维和法治能力，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王金霞（2014）指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侯佳儒、曹荣湘（2014）指出，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建设联系起来，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生态文明”必须是“法治文明”。朱坦、高帅（2015）从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循环发展两个重点领域的制度建设角度进行了探讨，提出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黄蓉生（2015）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建立生态文明源头保护制度、建立生态文明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生态文明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生态文明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制度等。李仙娥、郝奇华（2016）认为，应当从生态文明制度的顶层设计、市场机制以及制度体系创新三个方面实现路径突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荣开明（2017）认为，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监管制度、损害赔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杨晶、陈永森（2018）提出，应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是强调加强公众教育，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有学者认为，消费的生态化转型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与切入点。高德明（2003）认为，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生态建设追求的目标，可持续发展要用生态文明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调节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方世南（2005）认为，生态文明需要一种以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对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为价值尺度的、与自然界充分和谐的、有利于生态环境优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绿色生活方式。包庆德（2011）认为，实现生态文明更需要的是要改变实践构序中人类生存、生活方式，特别要实现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换。牛文浩（2012）指出，生态文明以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对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为价值尺度，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人们进行长期的引导、教育，并制定必要的道德标准来加以约束，只有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克制消费欲望、调整消费行为，从而建立生态消费模式，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陶良虎（2014）认为，要建立同生态环境相适应、节能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绿色、低碳、健康、适度的消费模式，着力从消费源头上为建设生态文明扫清障碍。姚石、杨红娟（2018）倡导公众选择清洁能源等绿色生活消费品，从消费终端减少一个单位的产品消耗，可降低整个生态系统的污染物排放，以绿色的社会氛围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何爱平、李雪娇（2018）认为，要鼓励消费者自发自觉地用资源消耗低的消费品代替资源消耗高的消费品，用适度消费代替过度消费，通过对生态价值观的引导提高消费者对生态消费的效用评价，让绿色消费、低碳出行成为家庭消费选择的潮流和时尚。刘晓红（2018）强调培育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意识，培养人们树立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生态文明意识。郭佳（2019）认为，要大力弘扬绿色消费理念，积极营造绿色消费氛围，为解决当前绿色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培育绿色消费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王有腔（2019）认为，要树立生态消费理念，把生产、消费融为一体，在生产消费全过程中坚持生态理念和生态行为，这种从生产端入手引导末端的消费模式，能够实现供给适应消费、消费催生供给的良性循环。

三是强调政府的职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低碳、生态、循环发展。常丽霞和叶进（2008）、王宏斌（2010）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国家政治层面的战略部署，因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以政府为主导，其推进的关键是找到政府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中的职能定位，处理好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从观念范式、政策范式和实践范式上进行政府职能创新，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赵成（2007）提出，要消除工业化生产方式产生的消极环境成果，必须对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形成生态化生产方式。孟福来（2010）认为，要建设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必须向“原料和能源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何福平（2010）指出，要在建设生态文明中切实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实现经济模式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变、由重经济建设轻生态建设向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并重转变。周宏春（2013）指出，要从注重增长的速度和数量向增长的效益和质量转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及消费模式转变，进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刘希刚（2014）认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归根到底要用生态循环型经济发展方式取代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李凌汉、娄成武等（2016）认为，应推进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评估，不断提高评估质量。张惠远、张强等（2017）认为，应对领导干部及企业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决不容忍任何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杜丽群、陈阳（2019）认为，要完善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优化国土空间为核心的地方政府监管性制度，生态环境建设不能只注重解决局部，还必须在整个社会有统一的规范，使局部行为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最终在整体层面有效促进生态环境建设。

四是从全方位的视角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周生贤（2008）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是修正工业文明弊端，从思想上、政策上、措施上和行动上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张维庆（2009）提出，要通过观念、战略规划体制机制、绿色产业和政策体系的共同推进来建设生态文明。刘湘溶（2009）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科技与管理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推动新能源开发等方面来实现。张首先（2010）提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球化视域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包含特定功能的运行机制来推进。赵兵（2010）则从生态理念、发展循环经济、培育生态产业和制度安排四个方面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选择。余谋昌（2013）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要着力发展生态技术和工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与产业结构。邵光学（2014）认为，只有从经济、制度、技术和思想文化四个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刘晶（2014）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人类和自然依存、共生的复杂巨系统，若要维持这一巨系统的稳定运转，就需要将人类实践行动与文明进步同自然系统的保护与治理同步，积极探索一种基于复杂性思维的总体性治理模式。李全喜（2015）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与部署、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密切注重系统合作。王祖强、刘磊（2016）提出，要大力倡导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推动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实现点源治理向集中治理转变；以生态保护的经济激励，积极推行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李文庆（2017）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路径要从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城市生态化建设、加强工业领域生态环境建设、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加强环境保护综合整治五个方面出发。周杨（2018）认为，要在生态意识、生态技术、生态法律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方面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杨红娟、张成浩（2019）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包括多方面：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充分发挥公众的环境监督作用。马新（2019）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提出了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研究的内容丰富、视角多样，但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对生态文明的内涵认识和理论阐释，不同学者的研究思路各有不同，研究的切入点相对分散。有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角度来分析的，也有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视角来进行理论阐释的，其中又以哲学和马克思经济学视角的居多。目前对生态文明的内涵认识和理论阐述还处于探索阶段，已有研究多将焦点放在工业文明遗留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根源即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批判上，缺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规律及推进机制等的深入探析与挖掘，实践指导性并不强，难以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推进实施工作提供有力的依据和指导。生态文明建设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项巨大的变革过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现有研究缺乏以经济学视角从利益格局调整这一核心问题切入进行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因此，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经济学理论阐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进行更为全面的挖掘和梳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与评价上，国内外学者多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重点发展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指标体系的构建模式、具体指标的确定、指标的权重等作了大量、细致、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评价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但现有研究也存在问题：第一，以往研究多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文化、精神、物质等系统论角度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体系，难以反映生态文明包含的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这一内涵，评价重点不够突出，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界定阐释与评价体系不一致的问题，指标体系层次设置也不够清晰。第二，已有研究多从生态文明的现状评价出发，对各省份的生态文明指数进行排序，侧重同一时间点上（一般是同一年份）各省份生态文明水平的差异，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巨大的渐进工程，截面数据的现状评价并不能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实施当中的动态变化情况，实践的指导性以及政策的建议性并不强，难以提出推进实施工作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三，现有的生态文明评价主要是针对省级和市级的，在指标选取上考虑不够全面，存在数据来源不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一些重要的具体指标由于缺乏连续的权威数据支撑，只能停留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层面而未能展开实证评估，从而也无法在生态文明的现实评估的基础上对相似区域进行纵向比较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第四，虽然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方法在不断地探讨与改进，但多数方法存在专家打分的环节，未能克服主观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与影响，评价方法还不够成熟。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探讨出一套更具规范性、准确性、可操作性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状态进行评估，从而进行纵向比较研究，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最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已有研究从法律法规、制度、消费观念、政府职能、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作出了或有侧重或综合的积极探讨，但多是就问题谈问题，停留在现状层面，并未透过现象找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近20年以及生态文明提出近10年来资源趋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依旧不见好转的深层次原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缺乏以经济学分析范式，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体系下进行的整体性思考与剖析，理论阐释相对不足。我们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其核心问题是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格局变化以及利益冲突问题，因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中利益格局的变化，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也会随之调整。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对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过程中利益关系和障碍成因进行剖析，阐释政府宏观调控及微观主体行为方式，构建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设计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急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