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国家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控。这既包括调整生产关系的制度变革，又包括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运行。

为深入理解这些调控的本质和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本书以美国为例，考查了其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加强调控的指导理论和实际做法，并追溯了其意识形态根源：进步时期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修正”。通过研究发现，这些调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即没有改变生产由私有资本购买或租用生产要素来组织，以资本增殖为目标，也没有改变工人被资本雇佣的地位。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率先走出“大萧条”，恢复了经济繁荣。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的20多年时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不仅获得了持续经济增长，工人工资和福利也实现了持续增长，平均每年增长2.5%～3%。此外，美国还通过经济援助和一体化带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繁荣。

由于在“黄金时期”，大公司维持了较长时期的高利润率和高积累率，西方左翼学者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等资本积累规律已发生了改变，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理论框架进行修正和发展。发展出的新理论框架主要包括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和每月评论学派的垄断资本理论。

垄断资本理论和积累社会结构理论都认为，在黄金时期，企业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从竞争转向了合作。大多数产业已形成了稳定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寡头能通过联合控制价格、产量和创新方向，赚取稳定的垄断利润。

在寡头垄断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方面，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和垄断资本理论存在分歧。积累社会结构理论认为，由于寡头垄断稳定了寡头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得更多利润的预期，而采用工资率随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工资政策又能缓解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寡头有动力进行投资和提高生产率，如使用更高效率的机器、组织更大规模的生产等。

垄断资本理论则认为，寡头垄断会阻碍资本积累。因为一方面，投资通过提高生产率使产量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另一方面，投资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使工人购买力增长率低于投资增长率，从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价格下跌和利润率下降，甚至会导致投资的边际利润为负。为了维持高利润率，寡头不会采取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的行动。

通过检验发现，假如寡头真的能联合控制产量、价格和创新方向，它们的确没有动力采取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的行动。但是，在“黄金时期”，大公司的确通过投资于自动化大机器生产提高了生产率和利润率，工人工资率和福利也实现了持续增长。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呢？

本书发现，垄断资本理论仅仅把“黄金时期”美国政府庞大的军事支出当作“剩余吸收装置”，而没有考虑军事产业扩张和消费品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书通过考察美国军事产业的运作模式以及军事产业和其他产业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能解释“黄金时期”高积累率、高利润率和高工资率并存现象的综合性理论框架：政府通过军事订购合同和研发补贴等为大公司创造了巨大的投资获利空间，而军事产业扩张导致的就业和购买力增长又支撑了消费品产业大公司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并因其一定时期的垄断地位而实现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共同提高。

本书进一步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政府调控经济的局限性和矛盾：政府要想实现生产率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提高等社会价值目标，只能通过为私有资本投资于生产扩张创造大量获利机会来间接实现，而生产的不断扩张迟早会导致利润率因供给缺乏弹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价格的持续上涨而下降到可接受的水平之下，从而开启一个负反馈过程：利润率下降→投资减少→政府税收减少→政府支出减少→投资进一步减少……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本书解释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危机和在80年代初转向新自由主义制度和政策的动因，并解释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积累体系的本质和真实运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