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缝纫机

我的父母是1969年结婚的。那个时候，缝纫机算不算“三大件”，我说不太清楚。但自打我懂事起，妈妈就有着强烈的缝纫机情结，这我是深有领教的。

我之所以用“领教”这个词，是来自对妈妈絮叨的“深恶痛绝”。按说，有着高小文化的妈妈不该像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一样，但凡有不如意的事情，张嘴就骂人。或许妈妈是虚荣的，她对这个“大件”的渴求近乎偏执，时不时想起来就唠叨个没完。这让我和妹妹极其反感，更让被妈妈视为“没本事”的爸爸反感。

我对缝纫机并不陌生，打小在姥姥家混吃混喝，姥姥家的一草一木我都极为熟稔。姥姥家有一台“飞人牌”缝纫机，上海产的。那年头，上海的轻工产品有口皆碑，置办大件都以能买到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座钟挂钟等为荣。姥爷在果品公司上班，是吃皇粮的，虽然养活着八个子女，但他是乡下少见的读书人，精于精打细算过日子，在那个名叫大杨屯的小山村里数一数二。8个孩子，6个是女儿，明事理的姥爷绝不含糊，果断地置办了一台“名牌”缝纫机。乡下女孩子会使用缝纫机，也是女红的一个重要参照系。除了有残疾的四姨，妈妈和我另外4个姨姨都会使用缝纫机，就算年龄只比我大3岁的老姨，在缝纫机上做针线活也是有模有样。

妈妈是长女，还嫁给了一个在鞍钢工作、端着铁饭碗的工人，着实是想要争一口气的。但当了6年的大头兵，复员安置到鞍钢工作，用退伍费结婚的爸爸显然无法满足妈妈的虚荣，只是借到上海学习之机，背回了一座“三五牌”挂钟，就把心气儿颇高的妈妈“骗”到了30里开外的王山头。

不管怎样，妈妈的软磨硬泡终于修成正果。1979年，爸爸调回家乡工作，除了团圆，家中的日子也在向好。转过年，手头略有积蓄，爸爸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圆妈妈的缝纫机梦。

当一台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抬进昏暗的屋子里时，我感到屋子里一下子像是被什么照亮了一样。其实，这只神奇的“蝴蝶”就是一个发光源，它使妈妈的心一下子敞亮起来。当唠叨不再，爸爸、妹妹和我心头的雾霾也随之烟消云散。

妈妈对这台缝纫机爱不释手，每天都要找点针线活上去感受一番，爱唱歌的妈妈时不时还哼着小曲儿。我和妹妹放学回来，在门外听到屋里缝纫机嗡嗡的声音，常常有彩蝶翻飞的梦境一般的感觉。

接下来，我和妹妹那些原来缝着补丁的衣裤，都被妈妈倒腾出来。妈妈拆掉原先的补丁，把补丁衬到反面，找准圆心，沿着圆心顺时针、极其规律地跑圈。于是，磨破的地方被结结实实地轧好，怎么也磨不破。往后的日子里，我和妹妹的膝盖上、胳膊肘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圆圈。特别是屁股上的两个圆圈，像极了两只眼睛，常常招来小伙伴和同学们的嘲笑。但邻居的婶子大娘，甚至学校里的女老师，都夸赞妈妈的缝纫手艺，闹得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多年来，父母多次搬家，每次妈妈都舍不得扔掉这件宝贝。尽管，我能享受到的，只是妈妈缝制的“成批次”“成建制”的鞋垫。

我想，它或许真的就是妈妈心中的蝴蝶呢？寄托着妈妈少女时的梦，照耀着妈妈花甲之年勤奋、认真的生活。

而这一切，绝对和虚荣无关。它是一种看不见的家风，成为我和妹妹一生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