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回顾
2.1.1 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理论界有关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非常丰富，在此以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着重对早期经济增长理论、投资乘数与加速数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进行梳理回顾。
（1）早期经济增长理论。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亚当•斯密、李嘉图。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头，他认为，从宏观上讲，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无外乎两条路径：其一是增加经济系统中的劳动者数量；其二是提高劳动者技术或熟练程度[11]。可见，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应当说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年代，该理论对当时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李嘉图与亚当•斯密一脉相承，他在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首次提出了国民生产的基本要素有土地、劳动以及资本，认为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12]。
（2）投资乘数与加速数理论。该理论是最早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理论。投资乘数是指投资初始规模地增加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地增加。投资乘数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在1931年提出的[13]，后来被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进一步发展。凯恩斯认为社会经济系统中，在存在闲置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投资乘数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与投资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若前者大于后者，则投资乘数发挥作用；若前者小于后者，代表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则投资乘数的效应将会变小，甚至不存在[14]。投资乘数的基本模型为：
其中，Δ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增量，c为边际消费倾向（0<c<1），ΔI为投资的绝对增量。
加速数理论主要是研究产出对投资带来的影响。主要内容是产出的增减变化引起投资增减变化的情形。模型如下：
其中，α为加速系数。
自此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和萨缪尔森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加速数原理[15]。投资的增加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产出会得以更大增加，根据加速数原理，产出增加后，又会促进投资加倍增加，如此反复作用，使得经济不断增长。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及消费的有限性，总产出不会一直增加，在加速数作用下会导致投资减少，进而再通过投资乘数的作用，总产出进一步下降，从而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后，消费投资又会内生地逐步增加，导致产出再次增加，经济转向繁荣。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投资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会经历一个由繁荣到萧条，再由萧条到繁荣的周期，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产业规模与结构的升降变化。
（3）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是由哈罗德和多马两位学者提出，该学说认为投资具有两重性，即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的增长，在需求方面能够创造收入，在供给方面能够增加资本存量，提高生产能力[16]。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逻辑链条是：资本的增加导致产出的增加，产出的增加导致收入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必须保证资本的初始增加，因此，哈罗德提出了“有保证的增长率”的概念，即必须有足以保证不断增加的资本存量所需要的收入增长率，多马称之为“充分能力增长率”。在此基础上，哈罗德提出了著名的“不稳定原理”：若收入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不相等，出现偏差，那么经济自身不能自我修正，反而会使偏差不断增大。模型假设是资本与产出比固定不变，假设国民收入是投资（增量）的函数，生产能力是资本存量的函数，模型的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γ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θ为资本产出比。
因此，若一国或地区的投资增加，那么资本存量就会增加，从而国民收入增加，由于模型假设资本与产出比不变，因此可知边际资本—产出比等于资本—产出比。由而可知，若投资的增加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那么资本—产出比会提高，经济的增长率会下降；若投资的增加速度慢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那么资本—产出比会降低，经济的增长率会上升。
（4）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索洛与斯旺等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该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更加强调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有两个源泉：一是劳动、资本等要素数量的增加；二是因劳动、资本要素的技术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并且索洛用水平效应来命名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索洛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率为劳动力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两者的加权平均之和，并以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权重[17]。索洛（1957）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对美国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进行了计量测算。索洛模型的核心公式如下：
其中，ΔK为人均资本增加量，s为储蓄率，y为人均产出，n为劳动力增长率，σ为固定资产的折旧率，k为人均资本。公式的含义为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人均储蓄减去（n＋σ）k。经济意义为人均储蓄一是要满足劳动力增加对资本的需求，二是要满足更新换代旧的固定资产的需要。索洛称人均储蓄用于（n＋σ）k项的部分为资本的广化，若ΔK>0，则超过（n＋σ）k项的部分称为资本的深化。一般来说，若一经济体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那么ΔK=0，也就是：sy=（n＋σ）k，这便是索洛模型的稳态条件。
可见，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认为假定技术进步外生，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资本的增加只能引起资本的广化，而不会引起资本的深化，而由资本的广化所导致的人均产出增加被称为水平效应。因此，可以说，假定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投资的增加使人均资本增加，引起资本的广化，进而使人均产出的增加，这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
（5）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该理论认为内生因素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把人力资本内生于劳动力因素中，把技术进步等内生于物质资本中。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得出要素收益会出现递减而长期经济增长会停滞的结论相反，新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内生化，把它们作为内生因素纳入生产函数得出了要素收益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率为正的结论。其实，新增长理论的学者们均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将不同的因素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开来，并将其内生化，建立增长模型，从而解释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使众多学者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开始意识到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其决定性因素，研究重心由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即将人力资本、科技发展等要素进行了内生化，提高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视程度，因此，可以说新增长理论学派形成了自身科学合理的逻辑分析框架。
2.1.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产业结构演进的含义一般包括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升级两个方面。总体上看，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发展，它由众多理论共同组成。其中，比较经典的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主要有如下几个。
威廉—配第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与配第—克拉克定理。应该说，威廉—配第的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是产业结构演进理论领域的鼻祖，威廉—配第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三个部门的收入与产品附加值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商业部门的收入与附加值大于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又要大于农业部门，因此，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从低级的农业部门向更高级的工业部门以及商业部门流动[18]。配第—克拉克定理是威廉—配第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的深入与发展。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农业、工业和制造业、剩余的经济成分三部分，并分别命名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他以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三次产业的收入与附加值会存在显著差异，要素劳动力会由第一产业顺序向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转移演进，学界又称之为劳动力转移定律[19]。同时，克拉克认为除了各产业国民收入差异对劳动力转移定律有影响外，社会总需求也对劳动力转移定律有影响，主要表现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第一产业产品的需求会减少，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需求会增加，由此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要素。因此，克拉克认为社会总需求也是影响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因素之一。
库兹涅茨法则与钱纳里标准结构。美国学者库兹涅茨通过收集大量面板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农业部门、工业部门以及服务业部门等三部门收入和劳动力流动规律，结果发现，农业的收入和劳动力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下降趋势；工业与农业的发展方向相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但幅度不大，其劳动力总体固定，偶尔呈上升的波动；服务业与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步，且有小幅的上涨，与此同时，其劳动力人数呈大幅的上涨[20]。钱纳里标准结构是库兹涅茨法则的深入发展，钱纳里标准结构的主要内容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会逐渐增加，产业结构会发生有规律的演变，即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工业部门比重会迅速增加，服务业部门比重会缓慢上升，而农业部门呈现相反趋势，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缓慢下降。
霍夫曼法则。霍夫曼与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等的研究内容与角度不同，他针对产业内部优化升级的问题进行研究，基于20多个国家工业产业中相关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大量数据，构建了霍夫曼比率：霍夫曼比率=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其中，分子代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分母代表资本品工业的发展。根据霍夫曼比率的不同，可以将工业产业内部升级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基本揭示了工业部门的内部演进规律。第一阶段，霍夫曼比率远大于1，即消费品工业更核心，发展较快；第二阶段，霍夫曼比率接近于1，消费品工业的核心位置逐步减小，资本品工业开始增长，此阶段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仍一直高于资本品工业的净产值，但是二者的值基本接近；第三阶段，霍夫曼比率等于1，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发展均衡，对消费品和资本品没有明显的区分；第四阶段，霍夫曼比率小于1，资本品工业处于核心位置，资本品工业的净产值远远高于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占绝对优势，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值得说明的是，霍夫曼比率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众多学者认为这一比率并不适合衡量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情况，仅适合衡量处于初级工业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2.1.3 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有关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理论主要有二元结构转变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两基准理论等。
二元结构转变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生产资料供给结构为劳动力充足而资本不足，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劳动力的流动性又使得其可以在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流动，且流动成本较低。同时，劳动力总是向边际生产率高的产业部门流动，当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时，在利益的驱使下，劳动力会自发流向工业部门，这将导致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增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少。当这一进程演进到一定程度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将比农业部门的大，这将使得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降低，劳动力又向农业部门回流。如此往复，最终将达到一个动态均衡状态，即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这便是劳动力转移规律[21]。因此，他还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优先发展新兴产业，并考虑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协同均衡发展。
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的，他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水平较低、资源不充足，难以使各个产业得到均衡的发展，因此，辐射能力强的产业会得到优先发展，且这些产业主要处于产业链中游，在关联效应作用下，这些产业的发展可以拉动下游产业发展并推动上游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整体均衡发展。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而且很好地指导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均具有较大影响力[22]。
两基准理论。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应该以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力基准为原则选择发展哪些重点产业。其中，收入弹性基准是指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应优先投资收入弹性大的产业；生产率基准是指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中，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生产率高的产业中，从而提高这些行业的经济规模并带动整体经济发展[23]。两基准理论为国民经济发展重点指明了投资方向，能够引导生产要素向优质产业流动，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