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生态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演进

一、中国生态经济思想的起源

中国的生态经济思想蕴含在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所沉淀出的传统文化中，从中国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中国生态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更久远的时期。“天人合一”“取之有节、用之有时”“仁爱万物”“使民以时”等古代传统哲学思想都蕴含着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经济思想，学习和借鉴这些朴素却富有智慧的传统思想对于中国生态经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易》被认为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其作为六经之首，所提出的独特的生态经济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周易》中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本为一体，人类与自然中的万物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生态体系，万物皆相生相息，和谐共处是生态系统永久循环之本。道家老子所提出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说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对大自然无限制的获取，终有一天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灾难，人类应当尊重自然、控制欲望，违背客观自然规律只会将人类自己推向深渊。道家的生态思想反对以牺牲有限的资源追求无穷无尽的利益，但这不是指人类就应该故步自封、彻底放弃对资源的利用，而是倡导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以“知足”的态度面对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在经济活动中掌握“度”。

佛家文化自古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及思想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提出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样适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必将遭受大自然的报复。佛家追求“众生平等”“积德行善”，这些传统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生态建设思想发展的理论基础（1949—1979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结合新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在新的国情中开展了一列生态经济建设。毛泽东的生态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林业思想、水利思想、流域治理思想、农业思想、勤俭节约思想以及自然观”⁽¹⁶⁾等方面，为中国生态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指导。

毛泽东曾提出“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句话体现出了毛泽东的辩证的科学自然观，即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强调人类与万物皆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作用是相互影响的，人类虽然有能力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但同时也受到大自然的约束，所以应当客观认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在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中，毛泽东所体现出的以人为本、强调生态和谐的理论思想与当代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已经开始注重中国的绿化建设，提出“绿化祖国”的倡导，通过动员全国人民植树造林，大力推进林业发展，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为我国林业工程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新中国生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提出了“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这对于中国人民度过物质缺乏的那段艰难历史时期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随着科技发展，对资源的开采能力越来越高，我们更加需要注重“节约”，珍惜大自然所赠予人类的一草一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中国生态经济的建设。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生态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中国还未形成独立的生态经济思想体系，但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从未停止对生态文明的探索，为我国今后生态经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并为我国形成中国特色生态经济思想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生态经济学的产生阶段（1980—1990年）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后，工业化迅猛发展。在这个阶段，生态经济问题逐步显现，探讨中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问题迫在眉睫。同时，西方生态经济思想开始逐步传入中国，受到西方生态经济思想的巨大冲击，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提出了“生态经济平衡理论”和“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沈满洪，2008）⁽¹⁷⁾。

198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研究并且重视我国的生态经济问题。同年，许涤新发起并召开了中国首次生态经济座谈会，会后由一批学者广泛参与并出版了《论生态平衡》，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创建就此拉开序幕。

1981年5月，我国第一次生态经济学研究会在云南省昆明召开，同年11月在昆明正式成立生态经济研究会。1984年2月，国务院万里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应该积极扶持，让它更快发展起来”⁽¹⁸⁾。“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组织起全国这方面的力量，从生资料来源：态经济方面研究考虑国家的建设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力”（腾藤，2000）。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CEES）的成立为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了组织保障，促进了我国生态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1987年，中国的《生态经济》杂志正式创刊，这为生态经济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与阵地。同年，许涤新等出版了《生态经济学》著作，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初具规模。随后，众多学者在这一阶段对生态经济学展开了研究，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生态经济学专著，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学科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生态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对中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主义的生态经济学。

四、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阶段（1991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成果显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工业化发展迅猛推进，经济增长迅速提高，同时也暴露出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的专家学者们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解决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来自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们试图将传统经济学的相关思想渗透、融合到生态经济学中，在研究理论上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拓展，探讨中国的生态经济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生态经济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经济理论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领域扩展。1994年，我国明确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¹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家以及生态经济学担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同年，刘国光理事长在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召开的“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的报告中提出“要从生态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将生态、经济、社会统一起来研究，拓展研究面”。

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观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人类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愈演愈烈，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为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方向，并为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科学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主要法则，该法则成为我国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奠基石。此后洪银兴⁽²⁰⁾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2000），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内涵，整理了经济学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

我国近20年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主要焦点集中在生态经济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和价值损益变化、生态经济再生产、生态经济模型、农业生态学、工业生态学等。

五、中国生态经济学发展中的不足之处

中国生态经济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但总体来看，中国生态经济学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与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差距。

（一）学科体系不完整，学科之间边界模糊

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目前还在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与完备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研究范畴也颇受争议，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生态学或者经济学来说，还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同时，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新型交叉性学科，使得该学科与相关学科之间缺乏明确边界，如生态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相互独立的还是相互交叉的？交叉程度有多深？至今尚无定论。

（二）缺乏高水平研究团队

虽然中国生态经济学已发展三十余载，但研究人员普遍缺乏现代西方经济学训练，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依然不够理想。中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来自政治经济学背景的研究学者从事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其二是来自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主要从事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其三是来自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主要从事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我国研究生态经济学的学者大多来自传统经济学专业，学科知识比较单一。而生态经济学由于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殊性，对研究队伍的专业知识要求更高。

（三）研究深度和广度难以与国际生态经济学接轨

目前，我国生态经济研究领域重点聚焦在农业生态领域，对工业生态领域的研究比较缺乏。同时，在研究方法的完善、新的理论思想的建立、研究领域的扩展、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政策等方面缺乏创新成果，研究深度与广度与国际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学者主要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学者所使用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且国内大多数著作主要以定性研究等描述性研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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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志强，徐中民，程国栋．可持续发展下的生态经济学理论透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 13（6）：1-7．

(2)　唐建荣．生态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22-27．

(3)　[美]赫尔曼•戴利，乔舒亚•法利．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应用（第二版）[M]．金志农，陈美球，蔡海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3-28．

(4)　Costanza R. What Is Ecological Economics[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89, 1（1）：1-7.

(5)　Costanza R., King J. The First Decade of Ecological Economics[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9, 28（1）：1-9.

(6)　Barbier E. B. Paradise Lost?The E cological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M]. London: Earthscan, 1994, 78-152.

(7)　Faber M, Manstetten R. Proops J. Ecological E conomics：Concepts and Methods[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6: 165-208.

(8)　Asafu-Adjaye.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for Non-economists[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0: 121-123.

(9)　Tansley A. G. The Use and Abuse of Vegeta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 [J]. Ecology, 2007, 31（5）：284-307.

(10)　[美]莱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07-361．

(11)　[美]丹尼斯•梅多斯，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增长的极限[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42-87．

(12)　Edward Goldsmith.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J]. Ecologist, 1972, 2（1）：135-139.

(13)　马涛．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生态要素流分析——从生态经济学视角看贸易与环境问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5-48．

(14)　资料来源于WCED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

(15)　Costanza R., D’Arge R., de Groot R., etal. The Value ofthe World’s Ecosystem E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 Nature, 1997, 387（1）：253-260.

(16)　王家玉．国内关于毛泽东生态建设思想的研究综述[J]．高校社科动态，2018（1）：35-36．

(17)　沈满洪．生态经济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3-15．

(18)　万里副总理在“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　资料来源：《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

(20)　洪银兴．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8-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