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难以实 现的自我

荒诞里的真实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萨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开篇的这句话，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文学作品片段之一。

在传统文学作品里，人变成动物的描写并不新鲜，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的变形能够像格里高尔的变形那样，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变形来得这样突然，没有原因，没有铺垫，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影响。他没有给读者时间去追问和质疑这个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也没有花费时间去描写为什么他会变成一只虫子，甚至没有说明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虫子。你只知道这是一只讨人嫌的虫子（德文原文Ungezifer意为“害虫”），有很多条腿，有褐色的胸部，有盔甲式的背部，因此很可能是一只甲虫，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甲虫，比如他的背部是什么颜色，读者却并不知道。不过不要紧，作者不关心这些，他也不想要你去关心这些，他给你的只是一个概念，他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人和命运，尤其是和突如其来的外在变化的关系。

作者只用一句话，一本正经地把一件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设置成事实，摆到你面前，让你顿时置身于一个荒诞的世界之中。荒诞，正是卡夫卡笔下世界的基调。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布拉格市的一个说德语的犹太家庭，他的两个兄弟都在幼年时期即已夭折，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他的父母经营一家高档衣服及零用品商店。白手起家的父亲，性格务实、专断，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期许甚高。虽然德语在当时的布拉格属于少数民族语言，遵照父亲的愿望，卡夫卡接受的是以德语为主的中小学教育。1901年高中毕业后，他在卡尔-费尔南德大学（Deutsche Carl-Ferdinands-Universität）注册学习化学，两周后即转到了法律专业。之后，卡夫卡曾学过一个学期的德语、艺术史和哲学课，并且打算到慕尼黑继续学习德语，但最终他仍然决定回到更实际、能够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也是更能令父亲满意的法律专业。

卡夫卡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写作，他的首篇文章发表于1908年。1906年7月，卡夫卡大学毕业，取得法律博士学位。经过一年实习期，他被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聘用。由于不满意工作时间太长，1908年7月，他辞职去到半政府机构性质的波西米亚王国工伤保险机构，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2年。由于工作出色，卡夫卡在工伤保险机构晋升很快，不过他本人并不看重这份职务，称其为“Brotberuf”（糊口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下班早，使他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进行写作。他把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称为“通往快乐的跳板”；在给一位女朋友的信里他写道：“我的工作很可笑，而且轻松得可怜……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到这份钱。”

专断的父亲对卡夫卡的性格和人生的影响非常大。1919年，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达100页的信，在这封信里，他描述了他在童年所受的创伤，抱怨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父亲的认可，父亲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除了嘲讽，只有鄙视。而神一样的父亲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变形记》和《判决》。

《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推销员，他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为了替父亲还债以及维持家人的生计，他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一开始，家人对他的贡献“惊讶而欣喜”，可是慢慢的，“……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家人感激地接受着那些钱，而他则心甘情愿地提供着那些钱，但是不再有一种特别的温暖感了”。

当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他也经历了家人的改变：父亲从一个躺在扶手椅里的老弱男人变成了银行的差役；病歪歪的母亲变成了缝制高档内衣的裁缝；那个在父母眼里“是一个没多大用处的女孩”的妹妹则当上了售货员——曾经完全依赖格里高尔的家人，原来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随着这种身份的变化，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也变了：父亲自不用说，他两次对格里高尔大打出手，最终使他遭受致命创伤；母亲则游移于对儿子的爱和对甲虫的恐惧之间，一直无从选择；最后，是跟格里高尔最亲近的妹妹宣布了他的死刑：“‘它必须离开’，妹妹喊道，‘这是唯一的办法，父亲。……’”

对于家人的这种改变，格里高尔却没有提出任何疑议，似乎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虽然外形变成了虫子，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变。变形当天，他一如既往地试图起床去赶火车上班；代理来到后，他费尽力气打开房门，为的是让代理看到自己并非无故旷工，以避免被炒鱿鱼。当他发现父亲其实并非一无所有，他手上有一笔“往日留下的小小的财产”，虽然他“原本可以用这笔闲钱进一步还清父亲欠老板的债，而他摆脱这个职位的那一天也会提前很多”，但他的反应却是：“格里高尔在他的那扇门后使劲点着头，为这种出乎他意料的谨慎和节俭感到高兴……但是现在毫无疑问，还是父亲这样的安排更好。”他甚至接受了家人要他消失的决定，临死前，他还“带着感动和爱他想起自己的家人。他对于自己必须消失的想法，大概比妹妹更坚定”。

可以看出，《变形记》表面上写的是格里高尔形态的改变，实质上描写的却是人心的改变。虽然这篇小说字面上描写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却也触及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个体失去其在社会中原有的、被认可的功效之后，他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将如何改变？这是一个典型的卡夫卡故事。需要提到的是，在卡夫卡的故事里，当厄运临身时，他的主人公都跟格里高尔一样逆来顺受，似乎丝毫想不起要去抗争什么，质疑什么，面对命运的安排，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屈服和顺从。卡夫卡的作品里没有英雄，只有小人物，那是他在保险公司里接触到的悲苦百姓，也是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自我的作者本人。环境变了，身份变了，但人性却一成不变，卡夫卡用冷静详实得仿佛司法文件一样的细节描写，不动声色地一点一点地把这个世界和这些人性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是他眼中的世界的真相。而在荒诞虚构的环境衬托之下，这种真相也更让人触目惊心。正因为如此，卡夫卡被后人誉为西方现代文学的鼻祖，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让-保罗·萨特、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阿尔贝·加缪等许多大师级人物都曾公开承认自己受到过卡夫卡的影响。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声称卡夫卡的《变形记》让他发现“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写作”，从而开始了自己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英文中甚至产生了一个以卡夫卡命名的形容词kafkaesque（卡夫卡式），指的就是卡夫卡所描写的那种荒诞、压抑的世界。

 

 

孤独的艺术家

 

卡夫卡的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出版于卡夫卡去世后两个月，收有他生前最后两年创作的四个短篇：《最初的痛苦》，《小个子女人》，《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老鼠民族》，这四个短篇在他生前都曾单独在杂志上发表过。尽管卡夫卡1922年就写信给他的好朋友布罗德，要他收集并销毁自己所有的手稿，而在《最初的痛苦》发表之后，卡夫卡写信给朋友，称其为一个“丑陋的小故事”，但他去世前，仍然着手把这四个故事集结出版，可见他自己对这本书的重视。在这本集子里，除了《小个子女人》，其他三篇主角的职业（空中飞人、饥饿艺术家以及歌手）都与艺术有关，他们都过着近乎隔绝社会的生活，孤独地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创作。后人认为，这些小说是卡夫卡对自己作为作家的生活和心理的写照。

比起卡夫卡的其他作品，《最初的痛苦》缺乏卡夫卡惯有的深度，结构也相对粗糙。它更像一篇模仿卡夫卡风格的习作，不过，也许卡夫卡只是一时兴起把它写了出来，打算过一段时间用于其他小说之中，但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这样做了。这篇小说主要表达了作者对自己艺术创作能力减弱的恐惧。也有研究者说，空中飞人的两根吊杆象征着艺术和现实，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对于保持两者平衡的苦恼。

在卡夫卡开始写《饥饿艺术家》的时候，他的结核病已经转移到喉部，使他进食困难，“饥饿艺术家”这个荒诞职业的灵感大概由此而来。在《饥饿艺术家》里，读者确实能够在很多片段看到作者的影子。作为一个艺术家，艺术就是他的生命，他别无选择（“因为我必须挨饿，我没别的办法。”）；但同时，他又必须顺从观众的意愿，不仅因为他们是他的衣食父母，也因为得到认可的才华才能称为才华。艺术家和观众（读者）的关系，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这种关系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老鼠民族》（以下简称《约瑟芬》）中被深化。比起饥饿艺术家，观众的认可根本不是女歌手约瑟芬操心的事情。如果说饥饿艺术家是在为自己的才华被认可而奋争，约瑟芬所奋争的，则是得到以“自己的方式的认可”。不过，这种奋争同样徒劳：“她认为自己反正是在对着聋子的耳朵唱歌；尽管从不缺少掌声和欢呼，但对于她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理解，约瑟芬早就学会了放弃。”而约瑟芬的听众呢？“但愿约瑟芬不会意识到：我们愿意听她唱歌这个事实，正是反对她的歌唱的证据。”虽然约瑟芬无法放弃她的听众，她的听众也绝对需要约瑟芬，但约瑟芬对她听众的生死存亡毫不关心，正如她的听众实质上对于她的歌唱毫不关心一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家和受众的关系，也许仅仅基于一种误解。在艺术这个平台上，二者各有所图，各取所需，但永远无法真正互相理解。这一点，在《饥饿艺术家》里也有所提及。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怀疑，卡夫卡才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大部分手稿，并留下不得出版或再版自己其他作品的遗愿。

但《约瑟芬》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关系的描写上。这篇小说里出现的“人物”有三个，除了约瑟芬，还有叙述者“我”以及作为整体的“民族”。和“我”相反，约瑟芬特立独行（“……在喋喋不休的人群中她是沉默寡言的——我们这些人里只有少数能闭上嘴，而她就能做到……”）。“我”其实是“民族”这个整体的一员，作为整体，民族是那个“温暖的、一个紧挨着一个的、屏住呼吸凝神倾听的大众”；它为辛苦奔波的个体在生存斗争的间隙里提供了“温暖的大床”；它是强大的，“民族和个体之间的力量悬殊如此惊人，民族只需把受保护者拉到它身边的温暖之中，后者就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保护”。因此约瑟芬和民族的斗争最终必定会以失败告终。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也是卡夫卡小说的重要主题。这个群体可以是社会（比如《约瑟芬》里的民族），可以是一个团体（比如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说《城堡》里一直未露面的权力集团），甚至可以是一个家庭（比如《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家人）。不难看出，卡夫卡相信：与众不同的个体如果不接受群体的同化，必定会被群体压抑甚至消灭。

同时，在《约瑟芬》里读者还能够读到卡夫卡对于艺术本身的质疑。作者在文章开始不久，对约瑟芬的艺术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到底是不是歌唱？”而这个问题一直到文章结束也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相反，作者不无嘲讽地写道：“就算那只是我们日常习惯的吹口哨，这件事却首先包含了这样的奇特之处：某人郑重其事地站出来，不为别的，单单为了做一件普通寻常的事情。嗑开一个坚果实在算不上艺术，所以也不会有人敢于召集一群观众，在他们面前表演嗑坚果来娱乐他们。但如果真有人这么做了，而且达到了他的目的，那么这件事就不可能仅仅是嗑坚果那么单纯了。或者，这件事确实只是单纯的嗑坚果，但却因此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直都对这一门艺术视而不见。因为这件事我们自己做起来实在已经驾轻就熟，而只有这位新来的表演嗑坚果的人才向我们展现出这件事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嗑坚果的技能比我们大多数人还要差一点的话，效果反而会更好。”

有趣的是，1917年，和卡夫卡同一时代的法国艺术家杜尚在纽约展出他著名的装置作品，名为“喷泉”的一个小便池，正式提出了对传统造型艺术的质疑，并因此开创了装置艺术的先河，被后人称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保护神”。在卡夫卡生前完成的最后一篇小说里，卡夫卡不仅提出对艺术家和受众关系的质疑，同样对艺术提出了质疑。而他并没有像自己在《约瑟芬》中预言的那样“很快，她就会在升华解脱中被遗忘，就像她所有的弟兄们一样”，反而被后人追认为西方现代文学的鼻祖。这一切，是偶然？还是时代造就英雄的必然？如果是后者，对于反英雄的卡夫卡，以及对于生前自称不是艺术家的杜尚，一定都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难以实现的自我

 

和《最初的痛苦》相似，《小个子女人》的风格也与卡夫卡的其他作品相去甚远。卡夫卡的文风准确细致，在中性的描写后面暗藏着深厚的情感。但《小个子女人》给人的感觉是匆匆写就，文中还有些前后不通的地方，似乎作者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要说什么。因此，卡夫卡的研究者们在提到这篇小说的时候，多致力于对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意义进行分析。

卡夫卡和女人的关系向来是卡夫卡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的题目。他一生未婚，虽然结识过很多女朋友，还订过两次婚，却都无疾而终。从他留下的写给女友的信件的巨大数目几乎可以断定，他更倾向于和女人建立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对于女人，他似乎既向往又恐惧。这一点，在《小个子女人》里可见一斑：“我”其实对于小个子女人非常在乎，但却无法主动出击，或者和解，或者彻底成翻脸。“我”的被动，和卡夫卡在实际生活中女性关系里的被动如出一辙。

对于卡夫卡的女人关系情节，后人有很多猜测，卡夫卡自己曾表示害怕结婚会让他写作时间减少，渐渐丧失写作能力。同时，他还害怕有人介入他的生活后会使他失去自我。

卡夫卡的恐惧并不难理解，他生活在以捷克语为主要语言的布拉格，却被迫接受德语教育，自己也把德语作为母语；他虽然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对犹太人却并不认同，在卡夫卡家，犹太教只不过是节日里必须走的一种形式而已。这一切，让他没有群体归宿感。而强势的父亲，备受压抑的童年，更让性格敏感的卡夫卡缺乏安全感。他害怕亲密的关系，只能在写作里寻找和实现自我。但是，正如他在自己写给父亲的信里所说：“在写作中，我确实独立地离你远了一截，即便这有些让人想到虫子，它的后半截身子被一只脚踩着，它用前半截身子挣脱开，挣扎着爬向一边。我稍微舒坦些了，我舒了口气。”“……经常涌上我心头的这种渺小感……来自于你的影响……”

1924年6月3日，卡夫卡病逝于奥地利东部的一家疗养院，死后遗体被运回布拉格火化，埋葬在当地的犹太人墓地。在世时，他名气并不大。直到二战之后，卡夫卡作品的意义才得到世界性的认可。

卡夫卡写给父亲的那100页的长信，他从来没有交给父亲，直至他去世之后，才由他的朋友布罗德首次在1952年整理发表。卡夫卡的一生都在企图挣开那只踩住了他半截身子的脚，但最终却难以实现。他一辈子都是那个沉默、羞怯、敏感的孩子，仰望着自己粗暴、专断、强势的父亲（后来还有他的读者），他目光审视而挑剔，这目光无所不及，无论卡夫卡走到哪里，正在做什么，他都能感觉到这目光的压力，能感觉到父亲随时可能撇着嘴，从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

 

 

 

2019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