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罗马时代的战争
第二个在欧洲历史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和结果的大战,就是罗马和迦太基(Carthage)的战争。其中又以汉尼拔时代的战争,或称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为其决定阶段。这个战争又可以分为一连串的战役,每一个战役都各自具有决定性,足以使战争的潮流趋向一个新的方向。
第一个阶段的序幕,是汉尼拔(Hannibal)于公元前218年从西班牙向阿尔卑斯山脉和意大利进攻,而其结束点似乎就是第二年春天在特拉西梅诺湖(Trasimeno)的歼灭性胜利。假若当时汉尼拔若进攻继续,则罗马城除了它本身的城墙和守兵以外,可以说是再没有其他的屏障了。
为什么汉尼拔在最初要选择这一条迂回而艰难的陆上路线,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因为罗马人握有制海权的缘故(译注:这个解释的主要提倡者,即为《海权论》的作者马汉)。不过当时的船只还是那样的原始化,他们在海上拦截敌人的机会也是非常的不可靠,所以若是把“制海权”的近代化定义应用上去,那实在很不合理。而且进一步说,当时罗马人在海上是否占有优势,也很可疑。根据罗马史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的记载,当时的罗马元老院,对于迦太基人可能会获得较完全的制海权,感到很焦急。甚至到了战争的末期,罗马人在海上曾经一再获得胜利,使迦太基的舰队无法再利用西班牙的一切基地,同时他们自己也在非洲获得了立足点;可是他们却还是无法阻止马戈(Mago)的远征军在热内亚的沿海地区(Genoese Riviera)实行登陆,而且汉尼拔也平安地退回了非洲。所以汉尼拔之所以要采取间接迂回的侵入路线,他的目的很可能是想纠合意大利北部的塞尔特人(Celts),以来协力进攻罗马。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次陆上行军的间接性,并且说明它所获得的利益。罗马人曾经派遣他们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Scipio)到马赛(Marseilles)去阻止汉尼拔渡过罗纳河(Rhne)。可是汉尼拔不仅出其不意的从上游渡过这条号称天险的大河,而且继续向北进行——采取伊泽尔(Isere)河谷中的艰险路线,而不经过里维拉附近的直路,因为那条路线容易为敌人所拦阻。据说当老西庇阿在三天后到达渡口时,却惊讶地发现敌人早已渡过该河,因为事先他认为敌人是绝不可能从这一条路线上进入意大利的。于是他当机立断,采取了一个敏捷的行动,把一部分兵力留在后面,他自己却从海路赶回了意大利,恰好在伦巴底(Lombardy)平原上,和汉尼拔碰上了。但是在这里,却有足够广大的空间,使汉尼拔的优势骑兵能够大展其长。结果是在提契诺河(Ticinus)上和特雷比亚河(Trebia)上,汉尼拔连续获胜。这个精神上的影响,使得汉尼拔获得了大量的兵员和物资。
汉尼拔现在已经成为意大利北部的主人翁,就留在那里过冬。第二年春天,因为预料汉尼拔必然会继续前进,所以罗马的新执政官把他们的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开向亚德里亚海边上的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今里米尼〔Rimini〕);另一部分开向埃特鲁斯坎(Etruria)的阿雷提乌姆(Arretium,即今阿雷佐〔Arezzo〕)。于是无论汉尼拔采取东线或西线向罗马进攻,都一定要受到他们的阻击。汉尼拔决定采取西线,但是他却不采取大家所常走的路线,从四处访问中他获得了一个结论:通向埃特鲁斯坎的路线,不仅距离较长,而且也是敌人所知道的;反而言之,另有一条通过沼泽地的小路,不仅距离较短,而且一冲出来就到弗拉米尼拉斯(Flaminius),可以使敌人感受到奇袭的作用。这个发现和他的特殊天才正好相得益彰。他马上决定采取这条小路。当他的部队知道主将是在领着他们向沼泽中前进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不免大吃一惊……
一般的军人都是欢喜已知的东西,而害怕未知的东西。汉尼拔却是一个“非常”的将才,所以他正如所有的其他名将一样,宁愿选择最艰险的途径,而不愿意让敌人立于“有备”的地位。
整整四天三夜,汉尼拔的军队在沼泽的泥水中行军,人员疲倦得要命,一路损失了不少人马。可是等到他们走出沼泽后,却发现罗马的军队还是安安静静地驻在阿里提姆,一点动作都没有。汉尼拔还不想作直接的攻击。他却这样计算着:假使他越过敌人的营地,而径向后方的城镇——弗拉米尼拉斯——进攻,那么敌人一方面害怕人民的谴责,一方面忍受不住这样的挑战,必然不会消极地坐视城镇被攻击,而一定会自动跟上来。这样就可以使他获得一个反客为主的机会——设下陷阱以待罗马军队自投罗网。
这是在敌后行动时,如何根据敌人个性的研究,以来决定作战方针的典范。接着就是实际上的执行。沿着向罗马的大路前进,汉尼拔布置了一个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埋伏战。第二天上午,正当晓雾未消的时候,罗马军队沿着特拉西梅诺湖周围的山地,向汉尼拔舍命穷追,却突然掉入了陷阱,前后都为敌人所截断,终于全被歼灭。读历史的人也许只会注意到这次胜利的结果,而忽略在心理上的攻击才是胜利的真正基础。唯有波里比乌斯在他的评论中曾道出这个基本教训的意义:
好像一艘船一样,假使你把它的舵工取消了,于是全船就都会落入敌人的手中,所以在战争中,假使你能使对方的主将在斗智的过程中失败,或者是使他在行动上处于被动的地位,那么全军也就会落入你的手中。
在特拉西梅诺湖大捷之后,为什么汉尼拔不立即进攻罗马城,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神秘的疑案——几乎一切的解答都只是猜想罢了。缺乏适当的攻城装备当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却并非完全的解释。我们所确知的事实,却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汉尼拔的主要努力就是想拆散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同盟国间的合作,并另行组成一个反罗马的同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胜利只能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刺激。假使他能够使会战的条件适合他所拥有的优势骑兵运用,则在战术上即足以保证他百战百胜。
第二阶段的开始,是由于罗马方面采用一种间接的路线。以性质而言,这似乎是希腊气味重于罗马气味。这个号称“费边战略”(Fabian strategy)的形式,曾经为史家所乐道,而且在后世也有多人模仿它(有些却学得很坏)。费边(Fabius)的这种战略不仅是避免会战以来争取时间,而且更进一步估计到它对敌人士气的影响,以及它对敌人潜在同盟国的影响。所以它主要是属于军事政策方面——即是大战略。费边深切认清了汉尼拔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所以他决心不冒险求战。他一方面尽量避免决战,另一方面却到处挑拨,以消磨敌人的耐性。同时更使敌人无法从意大利城市和迦太基本土中,获得兵员的补充,以维持他们现有的实力不至于磨灭。为了要使这种大战略能付诸实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要点,就是要设法使罗马的军队永远不离开山地,以抵消汉尼拔在骑兵方面的绝对优势。在这个阶段之中,汉尼拔和费边双方都是使用间接的战略,真可以说是“棋逢敌手”。
在敌人周围盘旋不去,截断敌人的零星兵力,阻止他们建立任何永久性的基地。费边好像是天边的一片浮云,遮断了汉尼拔的胜利光辉,使它显得黯然无色。这样,费边本人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使汉尼拔过去的胜利,在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心目中,减轻了重量,因而阻止了他们背叛罗马。这种游击式的战法也使罗马的部队,恢复了士气;同时迦太基的军队离家千里,当然希望能够速战速决,这样拖延下去,士气也随之而一落千丈。
但是消耗战却是一柄双刃剑,即便使用得再巧妙,使用的人也一样会感到吃不消。尤其是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他们都希望战争赶紧结束。当汉尼拔大胜之后,罗马人民都感到十分震惊;现在他们慢慢恢复了,于是就忘记了是由于费边的智慧,才使他们获得了恢复的机会。军队中有许多“匹夫之勇”,都开始批评和反对费边的战略,认为他是一个“懦夫”。于是罗马政府遂古无前例的,任命米拉修(Minucius)为副统帅——他是费边手下的大将,同时也是他的主要批评者。接着汉尼拔找到了一个机会,把米拉修诱入陷阱,若非费边迅速来援,则一定会全军覆没。
由于这个事件的发生,才使大众对于费边的批评暂时停息了。但是到了他六个月的任期届满时,他的人望和政策都已不足以使他获得连任。在执政官的选举中,所选出来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瓦罗(Varro)。他这个人个性容易冲动,而且又愚昧无知,过去任命米拉修做副统帅,也是出于他的主张。此外,罗马元老院又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决定要和汉尼拔决一死战。做这个决定当然也并非毫无理由:一方面意大利有许多地区都正在受着敌人的蹂躏;另一方面为了准备这个公元前216年的会战,罗马已经建立了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兵力,一共是8个兵团(legion)。但是因为罗马人选出了这样一个该死的领袖——他的攻击精神和他的判断力不能保持平衡——所以终于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另外一位执政官包拉斯(Paullus),希望能等候一个有利的时机,再发动攻势;可是这种谨慎的态度却不合于瓦罗的观念——“一个人上战场之后,就应该少顾虑,而多使用他的刀剑”。瓦罗的主张也正是民意的主张,那就是说看到敌人就打。因此,在坎尼(Cannae)平原上,他决心和汉尼拔拼一个你死我活。当包拉斯辩论着说,应该设法把汉尼拔引到有利于步兵作战的地区,再发动攻势的时候,瓦罗却利用他轮值指挥的那一天,把军队开到了接近敌人的位置。第二天,包拉斯又把部队关在设防营地之中,认为由于补给上的缺乏,不久就可以强迫汉尼拔自动引退。可是瓦罗却怒不可遏,一心只想找敌人拼命,同时大多数的部队也都同情他的主张,痛恨包拉斯的迟误。正如史家波里比乌斯所说:“对于人类而言,再也没有比拖延更使人感到受不了的。”
第二天上午,瓦罗把罗马军队开出了营地,向汉尼拔挑战——这正是汉尼拔最喜欢的一种会战形式。照平常的习惯,双方的步兵都布置在战线的中央,而骑兵则在两翼上面。但是汉尼拔的部署却有其别出心裁的地方。他把西班牙人和高卢人构成步兵战线的中央,并向前凸出,而把他的非洲步兵摆在后方,恰好构成这一条线的两端。这样一来,西班牙人和高卢人就变成一颗天然磁石,把罗马步兵都向他们身上吸引过来。他们故意后退,于是凸线变成了凹进的弧线。罗马兵团被眼前的胜利气氛所迷惑,一直向这个空洞中拥入,大家都挤成一团,甚至于连使用兵器的空间都没有了。当他们正沉溺在突破迦太基阵线的美梦时,却恰好钻进了迦太基人的口袋。在这一刹那间,汉尼拔手下的非洲精兵从两面向中央进逼,轻而易举地把密集的罗马军团围在中间。
这次的行动,一切都是事先计算好了的,正像萨拉米斯的海战一样。这在战术上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柔道”——很明显,它的基础就是“间接路线”。
此时,汉尼拔的重骑兵本布置在左翼方面,也击破了这一翼方面的罗马骑兵,并且扫过罗马军的后方,又把另一个侧翼(右翼)的罗马骑兵也击散了。于是他们把追击的任务,移交给原先扼守右翼的努米底亚(Numidian)轻骑兵,接着重骑兵就开始作最后的一击,向罗马步兵的后方直冲了过去。罗马军团已经三面受困,挤在一起,完全无法作有效的抵抗。之后,这场会战就开始变成了一场屠杀。罗马军一共76000人,在战场上被杀死的却有70000人之多。其中包括包拉斯在内,但是那个罪魁祸首瓦罗,却侥幸逃出,这实在是十分的讽刺。
坎尼的惨败固然曾使意大利同盟自动崩溃了一段时间,但是却还是未能使罗马本身崩溃。结果又是费边出来收拾残局,领导人民继续抵抗。罗马之所以还能够恢复元气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点:一是由于费边具有冷静的定力和高度的耐性,不惜一切的牺牲,以来实行他的避战战略。二是由于汉尼拔缺乏适当的攻城装备和补充,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程度颇低的地区中,侵入者是很难于以战养战的。(注:以后西庇阿用同样的手段反侵入非洲,他却发现迦太基的经济状况是具有较高度的发展,因而使他获得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阶段的结束是在公元前207年,这又是另外一种新形态的战略性间接路线。罗马的执政官尼禄(Nero),突然从他面对着汉尼拔的位置溜走了,然后集中全力去进攻汉尼拔的兄弟——后者率领着他的军队,刚刚才到达意大利北部。当这支兵力在梅陶罗河(Metaurus)被击败之后,汉尼拔想获得援兵以赢得胜利的希望,也随之而毁灭了。在汉尼拔发现对方是空营以前,尼禄又迅速回到了他原有的位置。
此后,在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又恢复了僵持的局面——这是第三阶段的开始。在此后5年当中,汉尼拔始终无法攻入意大利南部;而每当罗马的将军过分接近汉尼拔的狮穴时,也一定会受到重伤而还。
此时,老西庇阿的儿子阿非利加·西庇阿(Africanus Scipio)在公元前210年,被派往西班牙作一种希望甚微的冒险。他的目的是偿父志、报父仇(罗马军在他的父亲和叔父指挥之下,遭到了惨败,才会使国势一蹶不振;而他们也都已经战死了),并且若是可能的话,在西班牙东北角上,为罗马保住一个渺小的立足点。面对着在西班牙境内的优势迦太基兵力,利用快速的行动、优越的战术和巧妙的外交手段,他把这个防御性的目标,变成了攻击性的目标——间接的,以迦太基和汉尼拔为打击对象。因为西班牙是汉尼拔的真正战略基地。他在那里觅取增援和训练新兵。利用一次时机配合恰到好处的奇袭,西庇阿首先夺取了卡尔塔吉那(Cartagena),该地是迦太基军在西班牙的主要基地,这是使他们丧失与国,覆军杀将的前奏曲。
当他在公元前205年回到意大利的时候,西庇阿就被选为执政官,此时他又准备执行第二个具有决定性的间接战略,这是他早已胸有成竹的,那就是攻入汉尼拔的战略后方。费边现在已经年老,他的头脑逐渐顽固,反对这种非正统的方法,认为西庇阿的职责就是在意大利本土击败汉尼拔。他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在此地进攻汉尼拔,而一定要到非洲去绕着大圈子走,你又如何确知汉尼拔一定会跟着你走呢?”
西庇阿从元老院方面只获得一个可以渡海去非洲的准许,但拒绝增派任何兵力给他。所以当公元前204年春天,他出发远征的时候,一共只率领着7000名志愿兵和两个丧失了名誉的兵团——他们被罚担负西西里岛的防御工作,以赎他们在坎尼之役战败的罪愆。当他在非洲登陆的时候,迦太基一时之间只能调动一支骑兵来迎敌。西庇阿使用逐渐退却的巧计,引诱敌人进入陷阱,然后把他们全部歼灭。这一次的大捷,不仅使他获得充分的时间以来巩固他的地位,而且更创造了一个先声夺人的威势,一方面使罗马国内当局肯付出更多的力量来支援他;另一方面也使迦太基在非洲的各盟国,受到了相当的震动——除了最强大的赛法克斯(Syphax)以外。
西庇阿于是尝试夺取乌提卡(Utica)港口,当作他的基地。他本想和过去夺取卡尔塔吉那一样,企图获得一个迅速的成功。6个星期之后,当赛法克斯派来了60000大军,以增援吉斯哥的儿子哈斯德鲁巴(Hasdrubal Gisco)所率领的迦太基新军时,他就只好解围而去。两路联军的到达,姑不说质的方面,至少在量的方面已使西庇阿处于劣势。于是他退到一个小型半岛上面,建立工事,凭险固守——其形势正和威灵顿的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差不多。在这里,他首先使敌军的指挥官产生一种虚伪的安全感,接着假装想向乌提卡进行海上攻击,以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而最后却乘着黑夜向敌人的两个营地进发。
由于西庇阿的精密计算,更增强了这次奇袭对于敌军组织和士气的打击作用。他首先进攻纪律较差的赛法克斯军营地,在那里,盖营舍的草料堆出了要塞的边缘之外。在混乱之中,罗马人首先放火,然后透入了营地的中心。火光又引得迦太基军大开营门,纷纷跑出来救火,他们还以为这只是偶然的火灾——因为当天黑的时候,位置在7英里外的罗马营地,还是寂静无声,一点都看不出有异常的现象。当迦太基人营门大开之后,西庇阿马上挥兵进攻,并迅速攻占了迦太基营地,只付出了极轻微的代价。两支敌军纷纷溃逃,据说一共损失了总兵力的一半。
若是仔细分析这一次作战,就发现我们已经越过战略的界线了,而进入了战术的领域。事实上,在这一次会战中,战略不仅是为会战中的胜利铺了一条道路;而且更直接产生了胜利。胜利仅仅只是战略行动中的最后一幕而已。因为一场漫无限制的屠杀算不上是一场会战。
当他获得了不流血的胜利之后,西庇阿并未马上进攻迦太基。为什么呢?与汉尼拔在特拉西梅诺和坎尼大捷之后,为何不向罗马进攻的史实相较,虽然说历史也还是不能提供一个肯定的答案,但至少却已经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那就是除非能够获得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作迅速的奇袭,否则在战争的所有作战形式中,“攻城”实在是一种最不经济的方式。假使敌人手里还保持着一支野战军,能够随时加以干涉,那么攻城战也就是一种最危险的作战——因为除非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否则继续不断的围攻,将会使他自己的兵力逐渐减弱,而无法与敌人对抗。
西庇阿所考虑的不仅是迦太基的城墙,而且还有汉尼拔回军救援的问题。把汉尼拔吸引回来,本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假使他能在汉尼拔赶回之前,先占领迦太基城,那当然是最有利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却只能使用精神上的方法,以来减弱敌人的抵抗力,而决不可以顿兵坚城之下,大量地耗损自己的实力。假使向前攻城不下,而后方又为汉尼拔的大军所乘,那么势必就会全军覆没了。
他不直接向迦太基进攻,而是有体系地破坏它的资源来源和同盟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对于赛法克斯的部队穷追不舍,终于把这个国家颠覆掉了;因此,西庇阿虽然分散了他自己的兵力,也是非常有理由的。他又扶植他自己的同盟势力马西尼撒(Masinissa),夺取了努米底亚的王位,这使西庇阿获得了宝贵的骑兵来源,足以对抗汉尼拔手中的最好武器。
为了增强这种精神压迫的效力,他又进到了突尼斯(Tunis),距离迦太基已在目视距离之内,这是在精神上打击迦太基的最好方法,使他们陷入了恐慌的情绪中。当他用了各种间接的方法,使迦太基人的抵抗意志渐次削弱之后,终于迫使迦太基提出了和平的要求。可是当这个条件正在等候罗马当局批准的时候,迦太基人又突然听到汉尼拔回来了,并已在雷普提斯(Leptis)登陆的消息,于是他们马上又撕毁了临时的和约——时为公元前202年。
这时,西庇阿的处境实在是十分的困难、危险。虽然他并未对迦太基实行蛮攻,以削弱他自己的实力;但是他却已经让马西尼撒返回努米底亚,以巩固他在该国的统治权——这是迦太基接受了西庇阿和平条款之后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普通的将军就只有两条路好走:(一)先向汉尼拔进攻,以阻止他到达迦太基;(二)在原地坚守,以待援兵的到达。可是西庇阿所采取的路线,从地理上看来,简直是完全不合理。因为假使汉尼拔从雷普提斯到迦太基城的直接路线,好像是“人”字形右面的一捺,从下往上走;西庇阿只留下一个支队,守住迦太基附近的营地,而自己却率领着大兵,向“人”字那左面一撇的方向,由上往下退去。这才真是一条非常间接的路线!但是这条路线,通到巴格拉达斯河谷(Bagradas),一直深入到迦太基的内地——即该城物资补给的主要来源。同时当他每前进一步的时候,他就距离马西尼撒的援兵更接近一步。
这个行动达到了它的战略目标。因为这个主要的地区,逐渐有为敌人毁灭的危险,所以迦太基的元老院感到十分忧心,于是立即命令汉尼拔赶紧设法和西庇阿决一死战。尽管汉尼拔回答他们说:“一切听我自己调度好了”,但是他究竟还是受着环境的压迫,向西南强行军去找西庇阿挑战,而不是北向回到迦太基城。于是西庇阿已经把他的敌人,引诱到他自己所选择的战场,在那里汉尼拔缺乏物质上的增援和安定的旋转枢纽;一旦战败之后,也不像在迦太基附近,可以退入有良好掩蔽的避难所。
西庇阿估计到敌人有求战之必要,并且对于己方在精神上的优点——以逸待劳——更曾加以充分的发挥。当汉尼拔赶上了西庇阿的时候,恰好马西尼撒的援兵也刚刚赶到了。西庇阿还是继续向后退,以引诱汉尼拔进到一个理想的战场——(一)使迦太基军缺乏水源的供给,(二)这是一个平原,西庇阿在骑兵方面所得来的新优势,在这里正好大展所长。所以在扎马(Zama)会战中(说得更精确一点,应该叫作“那拉格拉”〔Naraggara〕会战),他的骑兵终于把汉尼拔的百战精兵打得大败。当汉尼拔在战术上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在战略上事先所造成的错误也就不再饶过他。因为他战败之后,附近并无城塞可以供收容之用,于是只好落荒而逃,在敌人的追击下,终于难免被歼灭的命运。接着迦太基也就不流血的投降了。
扎马会战使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中的主人,自此以后,罗马的地位如日中天,谁也无法制止它的膨胀。所以公元前202年,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可以算是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最后罗马的膨胀也开始退缩了,这一个大帝国终于难免瓦解的命运,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野蛮民族的压迫,而主要的却还是由于内在的崩溃。
在这“衰亡”的时期当中,有好几个世纪之久,欧洲又由“统一”而变回到“割据”的局面。对于这个时代的研究,在“将道”(military leadership)方面也当然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教训。不过就一般而论,所谓“决定性”者很难确定,转折点也不太明显,有目的的战略也太不肯定,而纪录也太不可靠,所以似乎很难当作一种科学化研究的基础。
不过当罗马的势力还没有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却有一个内战是值得详细加以研究的,其理由有两点:(一)这是另外一位名将的杰作,(二)它的结果对于历史的演化具有重大的影响。正好像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成为世界的中心一样;公元前50年到公元前45年之间的内战,则使恺撒(Caesar)和恺撒主义(Caesarism)成为罗马世界的中心。
当公元前50年12月,恺撒渡过卢比肯河(Rubicon)的时候,他的实力基础只有高卢(Gaul)和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两地,庞培(Pompey)却控制着整个意大利和罗马其他领土的全部。恺撒只有9个兵团,而其中又只有1个驻在拉文纳(Ravenna)的兵团是跟在他身边,其余的兵力都完全留在遥远的高卢。庞培在意大利境内一共有10个兵团,在西班牙另有7个兵团,在帝国其他各地还有许多的支队。但是在意大利的兵团却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一个现有的兵团,却比两个尚未动员的兵团还更有价值。有人认为恺撒这种鲁莽的,只带着一部分兵力,即向南进攻的行动是非常的冒险。但是时间和奇袭却正是战争中的两个最主要因素。恺撒战略的基础是,他对于庞培的心理具有极深刻的了解。
从拉文纳有两条路可以通到罗马。恺撒采取较长而较不直接的路线——沿着亚德里亚海的海岸——但是他的行动却很快。当他经过这些人口众多的地区时,有许多部队本来是集中起来,准备投入庞培的麾下,现在却反而都跟着他走。这正和1815年拿破仑的经验完全一样。因为在精神上发生了动摇,庞培的党羽就逃出罗马,而退到了卡普亚(Capua)——此时,恺撒却推进到敌人位于科菲尼乌姆(Corfinium)的前卫兵力,以及位于鲁西里亚(Luceria)附近由庞培指挥的主力间的位置。于是敌人的前卫兵力又都向他投降了。当他兵不血刃的一直往南面的鲁西里亚挺进之时,这种滚雪球的程序就也跟着继续发展。不过他的进展现在却已经变得直接化了,直接迫使敌人向意大利靴踵地区退却,那里有一个要港叫作布鲁登西(Brundisium,即今布林迪西〔Brindisi〕)。因为恺撒追得太厉害,结果才逼得庞培决定渡过亚德里亚海,逃入希腊。由于这个直接行动未免太过火,缺乏艺术的气质,所以使恺撒丧失了在第二阶段中,寻求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以结束整个战争的机会,于是他只好环绕着地中海的盆地周围,继续苦战了四年之久。
现在第二个战役又开始了。恺撒这一次却不再尾随着庞培后面,一直向希腊境内追下去,而反过来攻击庞培在西班牙方面的防线。有许多人批评他这是“小题大做”,事实上却不尽然,因为他早已料定庞培绝不会乘机行动,所以他可以放心先去解决敌人的羽翼。恺撒在这一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动作又是未免鲁莽,一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之后,即直接向驻在依勒尔达(Ilerda,即今莱里达〔Lerida〕)的敌人主力进攻,使得敌人有了避战的机会。当突击失败之后,幸亏恺撒亲临前线,才算是未酿大祸。但是恺撒所部的士气日益低落,逼得他只好马上改变他的方法。
他不再勉强作攻城的打算,改用全力来建造一个人工要塞,使他能够控制着塞格雷河(Sicoris)的两岸,依勒尔达就位于河岸上面。这个行动使敌人的补给来源受到了威胁,于是庞培的部下遂不敢久留,而自动撤走。恺撒并没从后面加以追击,而听任他们溜去;但却派遣他的高卢骑兵,深入敌人的后方,以迟滞他们的行动。他不攻击敌人后卫部队所占领的桥头阵地,而宁愿冒险率领他的步兵通过深水滩(通常认为只有骑兵才可能徒涉),乘着黑夜迂回到敌人的退却线上。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想和敌人交战,而只是设法强迫敌人无法采取另外一条新的退却路线。先使用骑兵去实行阻挠和迟滞的动作,然后再使用步兵来切断他们。他一方面尽量控制部下跃跃欲试的雄心,另一方面更设法使敌人丧失斗志;最后,他把敌人逼到了水边,在饥寒疲惫和失望的压力之下,敌人终于不战而降了。
这种兵不血刃的胜利,也是一种战略性的胜利;因为流血愈少,则投降附和的人数也就会随之而增多。当他用间接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方法以后,这个战役一共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就胜利的结束了。
可是到了公元前48年,当他进行下一个战役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战略——结果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使他的军队获得胜利;即便如此,也还只是不完全的胜利而已。这一次,他不采取间接的路线,经过伊利里库姆进入希腊;反之,他却决定采取直接的海上路线。如此一来,固然在最初阶段中节省了一些时间,可是最后却还是吃了大亏。庞培原先有一个大型的舰队,恺撒却完全没有,虽然他已经下令建造和搜集大量的船只,但是却只找到一部分。可是恺撒却不肯再等,兵力只集中了一半,即开始从布林迪西登船出发了。恺撒在帕拉斯提(Palaeste)登陆之后,就沿着海岸走,直趋重要港口迪尔拉齐乌姆(Dyrrhachium,即今都拉斯〔Durazzo〕),但庞培却已先一步赶到该地。对于恺撒而言,可以说是十分的侥幸,庞培的行动老是那样的迟缓,以至于坐失良机;当安东尼(Antony)率领恺撒的另外一半军队躲过对方的舰队,开来加入恺撒的兵力之前,庞培没有能够用他的优势兵力,先把恺撒击败。甚至于当安东尼已在迪尔拉齐乌姆的另外一面登陆之后,庞培虽然居于中央的位置,却还是未能阻止恺撒和安东尼的两支兵力在地拉那(Tirana)会师。于是庞培开始向后撤退,他的敌人跟在后面追,无法使他停下来接受会战。以后两军就继续在格努斯河(Genusus)的南岸上对峙着——这条河正位于迪尔拉齐乌姆的南面。
结果还是使用间接的方法,才打开了死结。经过了山地,走了40余英里的艰难路程,恺撒终于达到迪尔拉齐乌姆与庞培之间的位置。假使庞培若能早些发现这个危险,而赶回去援救他的基地,则所要经过的只不过是一段25英里长的直路而已。但是恺撒并未能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因为庞培还是保有海运补给的便利,而且像庞培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是很难引诱他领兵向敌人进攻的。于是恺撒只好劳而无功地建立一条绵长的包围线,可是他的敌人不仅兵力比他强大,而且还拥有海运的优势——其补给不至于匮竭,同时必要时还可以从海路撤退。
即使像庞培这样消极的人,对于这样单薄的包围线,也不会放弃寻找弱点加以攻击的机会。恺撒为了救援起见,遂不得不集中兵力来实行逆袭。这个逆袭却不幸遭受惨重的失败,若非庞培这个人惰性太重,否则恺撒的军队一定会一败不可收拾。
当恺撒把残部整顿好了之后,他马上认清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在整军而退之后,即开始采取一种间接路线的战略。当恺撒正在调整战略的时候,庞培若能乘此青黄不接的机会,主动向敌军进攻,则一定可以大获全胜,更可以乘胜渡过亚德里亚海,重新夺取意大利的统治权——因为恺撒大败之后,其所辖的军民在精神上一定会发生动摇。此时恺撒已经明了向西的行动是不再有可能性,于是马上倒过来向东发展,迅速去攻击庞培留在马其顿的部将纳西卡(Scip io Nasica)。庞培的心理立即受到恺撒的控制,他接着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追随在恺撒的后面,赶去援助纳西卡。结果还是恺撒先到,但他却不命令军队攻城,反而等待庞培赶来。这对恺撒而言,似乎也可以说是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但是也可以说由于迪尔拉齐乌姆的经验,恺撒认清了必须要有强烈的诱惑,才能使庞培在开阔地区接受会战。假使真是如此,那么恺撒这个观念要算是相当正确。尽管庞培所拥有的兵力,在数量方面是具有二对一的优势,但还是由于部下的劝说,他才肯冒险出战。正当恺撒准备用各种手段,来创造一个战胜的机会时,庞培却自己送上门去,使他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法萨卢斯(Pharsalus)会战。但对于恺撒而言,这个会战毫无疑问的是过于仓促——损失之重即足以说明其仓促的程度。恺撒的间接方法固然已经在战略上,重新建立了平衡的局面,可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才能够使庞培本人丧失平衡。
在法萨卢斯战胜之后,恺撒追击庞培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通过小亚细亚,然后渡过地中海,以到达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在那里庞培即为托勒密(Ptolemy)所杀,使恺撒省了许多麻烦。但是恺撒本人却把这个有利的机会糟蹋掉了,为了干涉托勒密和他妹妹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之间对于埃及继承权的争执,他一共浪费了8个月的宝贵时间。恺撒所常犯的严重错误,是他老只注意着眼前的目标,而缺乏远大的眼光。在战略方面来说他是瑕瑜互见。
由于恺撒坐失良机,所以才使庞培的旧部有死灰复燃的机会,他们在非洲和西班牙又获得了一线生机。
在非洲方面,由于恺撒的部将古力阿(Gurio),早已采取了直接的行动,结果使他的处境更为困难。在登陆之后,古力阿首先赢得了一个初步的胜利,于是他就因胜而骄,被庞培余党的同盟者朱巴国王(King Juba),引入陷阱而被歼灭。公元前46年,恺撒展开了他自己的非洲战役。他还是像过去希腊战役那般直接而冲动,使用着不充足的兵力,一头钻进了敌人的圈套。也正和他过去的惯例一样,仅仅凭着好运气和战术技巧的结合幸免于难。此后,他就在鲁斯皮那(Ruspina)附近设营固守,以等候其他兵团的到达,无论敌人如何引诱,他都绝对不出战。
这一次恺撒又把他的不流血战略,运用到了最高的程度。几个月当中,即使他的增援已经达到之后,他还是执行一种绝对间接性质的战略,只不过是路线略嫌狭窄而已。他发动了一连串的小战,以打击敌人的士气,从敌方逃亡数字激增的事实看来,即足以证明这种战略的价值。最后,他才采用一种比较宽广的间接路线,向敌人在塔普苏斯(Thapsus)的重要基地进攻。这样他就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会战机会,而他的部队——早已等候得不耐烦——立即不需上级的指挥,而自动向敌人猛攻,终于获得了大胜。
接着在公元前45年,恺撒又发动了西班牙战役,这也是整个内战的结束。这次,恺撒从一开始就力求避免生命上的损失,在狭窄的限度之内,不断运用调度上的技巧,一定要使敌人立于绝对不利的地位,才肯和他们交战。结果他在蒙达(Munda)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而终于大获全胜;但这次还是经过了激烈的苦战,所损失的士兵也还是不少。由此即足以指明出所谓“经济兵力”(economy of force)的意义和仅仅是“节省兵力”(thriftiness of force)的意义,是大有区别的。
恺撒的间接战略路线,似乎都是很“狭窄”的,而且缺乏“奇袭”的意味。在他的每一次战役当中,他都只不过是使敌人的精神发生“紧张”的现象,而并未能使其溃裂。主要的原因似乎是他所重视的,只是敌方部队的心理,而非敌方指挥官的心灵。假使说他的这些战役足以当作一个极好的例证,来说明两种不同间接路线的区别——(一)以对方的部队为目标,(二)以对方的主将为目标——那么还不如说,更足以有力地说明直接路线和间接路线的区别。当恺撒每次采取直接路线时,几乎无往而不失败;反过来说,当他失败后改用间接路线之后,则又往往能够转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