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圣人是古人对德才俱佳之人的最高评价，墨子及其思想自秦汉以后就鲜为人知，但他居然被毛泽东称为比千古圣人孔子还高明的圣人，原因何在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一） 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

（五） 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

（１）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２）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３）“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４）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子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 “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墨子简介墨子（约公元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年），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长期活动于宋国，做过宋国的大夫。他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技术专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出身贫穷，自称“贱人”，做过工匠，且技术高明，他制造的木鸟，能在空中飞行，他制造的车辆，运行迅速、省力、耐用，赛过著名的鲁班。后由工匠上升为“士”，早年曾受孔子儒学教育，因不赞成儒家政治主张而脱离儒学，另创墨家学派。墨家学派不仅仅是学术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团，其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奉一个人为“巨子”，墨子就是第一代“巨子”。墨家纪律很严，据《淮南子》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他们自称奉大禹的遗教，“以自苦为极”，穿着短衣草鞋，在列国间奔波，扶弱抗强，制止侵略战争，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并宣传其政治主张。

墨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墨子》一书中。该书不仅有哲学、政治、伦理、逻辑等思想，而且有颇为丰富的自然知识。墨家的观点与儒家针锋相对，当时并称“显学”，墨儒之争开创了百家争鸣之风。

墨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是建立以“兼爱”为核心的理想社会。他渴望用“兼相爱、交相利”的办法来改变“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凌弱”、“贵傲贱”、“贱人执刀兵毒药以相攻”的社会现实。所谓“兼爱”，就是不分人我，爱人如己，反对厚己薄人，损人利己。这样就可以在人间建立一个美好的天国。他把“兼爱”的原则推广到国与国的关系上，主张“非攻”，反对不义的掠夺战争；他把“兼爱”的原则推广到设官治事上，主张“尚贤”，强调“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应不分亲疏、贵贱、面貌来选拔人才；他把“兼爱”的原则推广到行政上，主张“尚同”，强调君应下同于民，而不是民上同于君；他把“兼爱”的原则推广到人民生活上，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他认为如果制止了浪费，财富就会增加一倍，就会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他还特别反对殉葬、厚葬，很有见地地指出：丧葬方式，完全是风俗习惯的事，并不是什么“圣王之制”。他还反对贵族们的庙堂之乐，靡靡之音，认为听乐妨碍耕织。墨子的这套以“兼爱”为中心的社会政治设想，是处在上升中的庶民意识的反映。

在自然观上，墨子力主“非命重力”，在认识论方面，墨子具有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特色。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墨子认为认识来源于“耳目之实”，即人们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觉经验。在名实关系问题上，提出“取实予名”，即根据客观实际给予相应的名称。他认为，“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先有“实”，然后才有相应的“名”，“名”是对“实”的反映。更难能可贵的是，墨子首次提出了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问题。他提出了著名的检验言论正确与否的“三表”，即三条标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是说从历史上考察某条言论是否符合古人的历史事实；“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是说从现实中考察某条言论是否符合广大群众耳目感官所反映的客观实际；“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是说将其言论制定为刑政加以推行，考察能否给国家人民带来利益。

墨子的上述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丝毫不逊于孔子，墨子成为与孔子齐名的大圣人。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家，称后期墨家。

试　析

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和孔子的儒家学派是当时的两大“显学”。作为由手工业的小生产劳动者成长起来的伟大思想家，墨子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本阶级的印痕，他一度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重视物质生产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下层人民的呼声，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他重视感性经验，强调“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更难能可贵的是，墨子一生还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实践活动。这些特点都与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和强烈的共鸣。墨子的这些思想与品格和孔子完全排除社会实践，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形成鲜明的对比，孔子不仅自己不实践，而且当他的学生樊迟欲向他“学稼”时，还被他斥为“小人”。这种鄙视实践和劳动的态度必为毛泽东所反对，认为孔子是讲空话的，而墨子的实践精神是值得赞赏的。墨子的实践精神与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强调实践的毛泽东不谋而合。出生于湖南的毛泽东，深受湘学的影响，而湘学“以禹墨为本，周孔为用”，贵“诚”而轻“浮”，重“实”以明“身”，这种独特的学术风气、文化氛围熏陶着毛泽东并在毛泽东的心理深层积淀下来，成为他基本的思维定式，影响和决定着毛泽东思维的基本趋向和特点：务实重行。可以说，注重实际，注重行动是他思想活动所追求的风格、特点和精神实质之所在。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提出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抗日战争期间，为粉碎国民党和日本法西斯的封锁，毛泽东号召进行大生产运动，他也亲自参与其中，让勤务员给自己分了一亩地，在工作之余和大家拿锄头一起劳动，一起施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把墨子称为“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是一个劳动者”，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看到了墨子可贵的实践精神，同时这句话也表达了毛泽东对墨子的高度赞赏之情。

毛泽东的这种抑孔扬墨的思想不仅体现于此，他还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了墨子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思想。１９３９年，陈伯达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写出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该文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的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思想，以及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同与异、义与利等范畴，认为墨子提出的“取实予名”，是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了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解决”。该文也从政治上对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墨子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我们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逃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的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分不开的”。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

对这些观点，毛泽东是表示赞同的。在读了《墨子的哲学思想》后给陈伯达的信中，他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５３０～前４７０）是古希腊著名的朴素的辩证唯物论者，他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把认识的对象指向客观的自然界，提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等著名的辩证法命题，并最先提出了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学说，被列宁誉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毛泽东把墨子与古希腊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相提并论，体现了他对墨子哲学思想的赞扬。从他给陈伯达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墨子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毛泽东肯定了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尽管墨子的思想中仍有“天志”、“明鬼”等唯心主义因素，但这并不妨碍墨子成为朴素的唯物论者，他提出的“非命”、“力”、“取实予名”、“三表”等思想体现出鲜明的辩证唯物论色彩，使他无愧于“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这个称号。其次，毛泽东对墨子提出的“取实予名”的“实”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认为事物的“实”是质和属性的统一、是质和量的统一。

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必有其稳定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事物的质，质外在的表现就是属性，同种质的东西可以有这种属性，也可以有那种属性，属性是可以变动的东西，某些属性改变了，只要其质不变，那么这种事物就不会消亡。再次，毛泽东对墨子提出的“大故”与“小故”的含义及其关系也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墨子说的“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这一段话既讲了事物发展的因果性，同时又讲了事物发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而且因果性蕴含于必然性与偶然性之中，反之亦然。他认为“大故”是指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有了“大故”，就必然产生相应的结果，没有“大故”就必然不会发生；“小故”是指事物发展的偶然性，有了它，事物不一定会产生，没有它，就必然不会产生。他认为，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是偶然性的表现，他还引用陈伯达举出的辛亥革命爆发的例子，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毛泽东比较详细地阐明了自己对儒墨两家关于中庸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墨家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是同一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没有特别的发展，在语言表达上甚至还没有“过犹不及”明白恰当。他认为墨子的“两而无偏”并不是不向任何一个质的两个方面之一偏，而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在认识把握中，必须向一个质的两个方面之一有所偏，抓住主要的方面。这体现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抓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用于解释墨子的思想。

毛泽东对墨子的评价和对墨子哲学思想的这些阐释，作为一家之言，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