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东都成周开创的小“城”连结大“郭”布局

在西周的都城中，特别应该重视的是东都成周。周公平定管叔、蔡叔联合武庚以及东夷的叛乱以后，为了防止殷贵族的叛乱，加强对中原地区以及四方的控制，继承武王的意旨，在原来的洛邑建设东都成周。这是对商代建设别都制度的重要发展。这样同时分设东西两个都城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创举。虽然西周的君王常住在宗周镐京，有时到东都成周来处理政务，但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成周的重要性超过了宗周。

关于成周的建设，《逸周书·作雒篇》有具体描写：

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

这里所说“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大邑成周”是指整个成周的王畿而言，这是沿用“大邑商”的制度，包括“郊甸方六百里”在内。“土中”是说四方的中心。《尚书·召诰》记召公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土中”就是指“天下之中”。《史记·周本纪》说：“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孔晁解释“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的“城”是王城，是正确的。下文讲到大县“方王城三之一”，小县“方王城九之一”，可以证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都引作“方千六百二十丈”，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计算，正好方九里。这和《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方九里”相合^[5]。“郛”就是“郭”。宋本《逸周书》和《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引作“郛方七十二里”。《诗地理考》《通鉴前编》又引作“郛方十七里”。金鹗、刘师培以为当作“十七里”，孙诒让认为当作“二十七里”^[6]。从现有史料来看，都城设置小“城”和大“郭”，是成周新创的制度。但是必须指出，早期的郭只是“依山川为之，非如城四面为垣者”。成周的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就是利用原有山川加工连结而成。《管子·八观篇》说：“大城不可以不完，周郭不可以外通（“周郭”原误作“郭周”，从张佩纶校正），里域不可以横通……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周郭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可知周郭和大城、里域的性质是同样用来防御，但结构不同。周郭的作用在于防止“奸遁、逾越”，使不能“外通”。焦循《群经宫室图》“城图六”的说明，依据这点认为“盖周郭必依山川为之，使其不可逾越”，是正确的。焦氏不但认为成周的周郭，依据洛水、郏山等山水加工连结而成，还引用史料证明春秋时代郑国的郛，也是“依水而城”，这个见解是很高明的。

从上引《逸周书·作雒篇》来看，成周是东都的总称，王城是成周的小“城”，而另有大“郭”。而《汉书·地理志》把王城和成周分成两个邑，说王城即汉代河南郡的河南，成周即雒阳。也就是说王城在今洛阳市的王城公园一带，而成周在今洛阳以东三十多里地的汉魏故城，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首先出于《公羊传》。《公羊传》说：“成周者何？东周也。”（宣公十六年）又说：“王城者何？西周也。”（昭公二十二年）这是把战国时代从周分裂成的西周、东周两个小国都邑误认为王城和成周的所在。我们从所有的春秋史料来看，也可以证明成周是东都的总称，而王城只是周王所居住的宫城。关于这点，童书业先生《春秋王都辨疑》已经作了详细的考辨^[7]，很是正确。西周文献中讲到成周，或者称洛（《尚书·召诰》）、洛师（《尚书·洛诰》），或者称为新邑（《尚书·洛诰》）、新邑洛（《尚书·多士》）、新大邑（《尚书·康诰》），都只有一个邑，没有两个邑的迹象。这是很清楚的。

西周金文中，同样称为成周或新邑（新邑见前引柬鼎铭文）。只有令彝铭文中同时存在“成周”和“王”两个地名：

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早）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

唐兰和陈梦家都根据这点，认为“王”即王城，成周和王城确是两个邑^[8]。但是我们从令彝铭文的上下文来看，不可能是两个邑。明公于癸未到成周，“舍三事令”和“舍四方令”完毕，次日甲申就用牲于京宫，再次日乙酉又用牲于康宫，接着说“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从上下文看，京宫和康宫都是成周的宗庙，明公要在乙酉一天之内，用牲于成周的康宫，再用牲于王城，还要由此回去，如果成周和王城相距三十多里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不可能在同一天内举行“用牲”的祭祀大典的。

陈梦家主张西周时代东西两都，都是双城，一为宗庙所在，一为王宫所在，王城是王宫所在，成周是宗庙所在。并且认为令彝铭文所说的京宫、康宫都是王城的王宫，明公去“用牲”是主持奠基典礼。试问王城建筑王宫为什么都要明公去奠基呢？显然是讲不通的。陈梦家还认为，王城只见于早期的令彝铭文而不见于以后的金文，因为以后不称为王城而只称为“周”。例如免簋铭文：“王才（在）周，既爽，王各（格）于大庙。”吴方彝铭文：“王才（在）周成大室，王各（格）庙。”陈梦家认为“应解释为夜宿于王城而旦往于成周”。我们认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周王从王城出发，清晨赶到三十多里以外的宗庙举行典礼，怎么可能呢？当时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之处，政治上的重要典礼如即位、朝聘、策命等等，都要在这里举行，宗族内部的礼仪也要在这里举行，具有礼堂的性质^[9]。因此宗庙必须造在王宫的附近，凡是都城（包括别都）都必须有宗庙的建筑。这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王宫和宗庙分造在两个城邑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王城遗址，至唐代还留有遗迹。《括地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郏，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旧唐书·地理志》也说王城故城“在今苑内东北隅”。所谓“苑内”，是指神都苑。神都苑的位置，东靠宫墙，北靠邙山。既然王城遗址在“苑内东北隅”，那么，王城必然在唐代洛阳城外的西北角靠近邙山地方。现在春秋时代的王城遗址已经发掘到，地点确是和汉代河南县城址相同，只是面积较河南县城为大，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比东西稍长，只有北墙保存完好，全长2890米，整个城处于涧水入洛处（参看卷首图版四）^[10]。但是西周王城遗址尚未发现，据《括地志》所说“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来看，可能还在东周王城以北的地方。

至于成周的大郭，应该在王城以东，横跨水两岸。《尚书·洛诰》记周公说：

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

“食”是说得到吉兆而采用^[11]。周公为营建成周而占卜，先在涧水东、水西占卜得吉兆而采用，又在水东占卜得吉兆而采用。说明整个成周的营建地区范围，从涧水东一直到水东。既然王城在涧水东，那么，大郭必然横跨水东西两岸，如同唐代洛阳城横跨水两岸一样，只是西周成周的大郭位置偏北，在洛水以北，而唐代洛阳城位置偏南，直跨洛水南北两岸（参看图13）。

图13 洛阳附近古城址变迁图

图中“东周城”即是春秋时代王城遗址。“北窑西周墓”指北窑庞家沟西周贵族集中的墓地，“西周铜器制作场址”指面积二十万平方米的西周早中期铸造铜器的场所。

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在河下游东西两岸发现了许多西周墓地和遗址，北起邙山，东到马坡、塔东、塔西，西到洛阳老城（金代以后旧城）西关。先后发现五六百座西周墓葬，其中以北窑庞家沟墓地最为集中，共有四百多座墓，已发掘三百六十七座，出土有西周铭文铜器，铭文述及王妊、大保、康伯、伯懋父、毛伯、丰伯等人，说明这是西周贵族墓地。墓地以南又发现有面积二十万平方米的西周早中期铸铜遗址，出土有熔铜炉（最大直径有1.8米）、生产工具及陶范等（参看图13）。西周、春秋的古城址，如曲阜、临淄、新郑等，贵族墓地往往就在城郭以内，离居住遗址不远的地方。同时冶铜遗址也多在城郭以内。想来成周也该这样。因此我们根据洛阳考古发掘的结果，也可以推定成周的大郭当在水两岸，位置在唐代洛阳城北边紧靠邙山一带。1952年曾在洛阳东郊摆驾路口、下瑶村西区、东大寺区，发现西周早期殷遗民的墓葬，不但陶器、蚌器等保存殷人遗风，而且墓室有腰坑，埋有殉狗。同时北窑的西周贵族墓葬，不仅陶器方面表现着对早周陶器的继承，而且墓室没有腰坑和狗骨。洛阳两类不同墓葬的发现，正和鲁国曲阜故城所发现的基本相同。

周公制定的东都成周布局，采用西面的小“城”和东面的大“郭”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都城，特别是战国时代齐、魏、韩、赵、秦等大国的都城，都发生很大的影响，甚至还一直影响到西汉都城长安的布局，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追记：叶万松、余扶危《关于西周洛邑城址的探索》一文（收入《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究》，1984年8月出版），根据河两岸西周遗址和墓葬出土物，认为这一带既是西周贵族生活地区，但同时也有迁自安阳的殷遗民。而且所发现的铸铜遗址又属于西周前期，所以断定“周公营建的洛邑城址可能在河之滨”。这一看法和我们有相同之处，只是我们认为这一带应是成周的大郭所在，大郭以西还连结有王宫所在的王城。笔者对于这一问题，曾写成《西周初期东都成周的建设及其政治作用》一文，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4期，可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