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周的奴隶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主要生产

接着就想进一步探讨西周这样大量的奴隶，是否从事主要生产？因为这关系到是否能构成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问题。

《盂鼎》曾记载周王一次赏给盂两批“人鬲”，共1709人，看来不可能全是家内奴隶而不从事主要生产。李亚农同志说：“我们要请问这位盂先生把将近两千的奴隶搁在家里做什么？家内那有许多工作来给这些奴隶做？让他们游手好闲地吃白饭么？这不大合理。何况铭文上写得很清楚，这将近两千奴隶是跟疆土同时赏赐的，难道不十分明白吗？这些奴隶是耕田种地的，他们是农业生产的直接担当者”^[8]。这话很对。前面我们已经证明，这1709位“人鬲”原来全是战场上的俘虏，处于敌对的地位，劳动时就需要很大的监督力量，不劳动时要戴上手铐关在牢里，如何能全数用来充当家内奴隶呢？

我们说西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还有确切的证据。当时国王赏给臣下的土地，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土”、“采”、“邑”、“里”，“土”和“采”的范围大，可以包括若干“邑”和“里”，这类土地赏赐时是连同居民在内的，国王有时可以收回来改赏他人。这在西周金文中有明证。另一类土地叫做“田”，一般都以“田”为单位，称为“一田”、“十田”、“五十田”等。不但周王用来分赏臣下，大贵族也有用来分赏臣下的。分赏时“田”上都不附带有居民，偶或有连带“臣妾”的。这类“田”的性质不同于“邑”和“里”，贵族间可以转让、交换和作赔偿之用，其中比较大块的“田”，也有不以“田”作单位计数，而以封疆为界的。在这类可以转让、交换和作赔偿用的“田”上，同样不附带有居民。《格伯簋》记述格伯以良马四匹交换得“卅田”后，曾亲自踏查田的疆界，而不见点查耕作者。《散氏盘》铭文是国把“田”转交给散国的一件契约，契约上详细记载了这块“田”的封疆，记载了双方派员勘定疆界和点交经过，点交方面的田官还立了誓，除了点交“湿田、壮田”以外，还点交了“田器”（田上附属器物），又转交了“图”（“田”的地图），独没有谈到耕作的人。《鼎》记述匡季先用“五田”和四个奴隶来赔偿“禾十秭”，不答应，再次控告到东宫，接着匡季加赔了“二田”和奴隶“二夫”，共赔给“田七田、人五夫”了事。由此可见，这类“田”上不附着居民，转让时不附带有耕作者，用来抵偿时“田”和奴隶是要分别计数的。这类不附带有耕作者的“田”，原来由谁耕作的呢？贵族在转让或交换中得到后使用谁耕作呢？无疑的，是使用奴隶耕作的，如同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的“娃子耕作地”一样。因为这类“田”和奴隶同样是奴隶主贵族完全占有的，同样被看做一种物件可任意处理的，奴隶并不附着于土地上，因此奴隶主在“田”的转让和交换时只作一种物件来处理，不附带有任何耕作者。《鼎》记述匡季赔偿“禾十秭”时，用“田”和奴隶一起赔偿，《不簋》记述伯氏赏给他“臣五家，田十田”，以“臣”和“田”一起赏赐，该就是因为这类“田”是使用奴隶耕作的。《大克鼎》说：

易（赐）女（汝）田于埜，易（赐）女（汝）田于渒，易（赐）女（汝）井（邢）家田于，以（与）厥臣妾，易（赐）女（汝）田于，易（赐）女（汝）田于匽，易（赐）女（汝）田于原，易（赐）女（汝）田于寒山。……易（赐）女（汝）井（邢）、、人，易（赐）女（汝）井（邢）人奔于。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王赏赐给克许多地方的“田”中，只有在的“邢家田”上是“与厥臣妾”的。可知一般赏“田”上不附带有人，只有这块“田”上连带有“臣妾”，因而特为说明。为什么独有这块赏“田”上会连带有“臣妾”呢？看来是有特殊原因的，这块在的“田”原来属于“邢家”贵族的，这时不知为了怎样一件事，“邢家”贵族被灭亡了。这块田，原来“邢家”是使用“臣妾”耕作的，这时周王一起没收来了，因而赏给克的时候，独有这块田是“与厥臣妾”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在赏给克这么许多“田”的同时，赏给了克“井（邢）、、人”，这三批氏族或部族奴隶，该就是给克在许多“田”上充当农业奴隶的。其实，西周有大量农业奴隶是不足怪的，在西周之前的殷代，已使用俘虏来的羌人耕作，在甲骨文上有明文记载，在西周之后的春秋时代也还有农业奴隶，叫做“隶农”，《国语·晋语一》记述郭偃说：“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

西周的奴隶从事于手工业生产是很显著的。《伊簋》记述周王叫“命尹”（官名）命令伊掌管“康宫”的“王臣妾百工”，该即王所有的“臣妾百工”居住在“康宫”的，其中“百工”当为各种手工业奴隶。《师簋》记载伯龢父命令他掌管伯龢父家“西、东”的“仆御、百工、牧、臣妾”，该即伯龢父所有的“仆御、百工、牧、臣妾”居住在“西”和“东”的，其中“仆御”该是管理车马与驾驭的家内奴隶，“牧”即从事畜牧的奴隶，“百工”即各种手工业奴隶。由此可见，在西周大贵族所有的奴隶中是有分工的，除了“臣妾”大多作为农业奴隶以外，还有称为“仆御”的家内奴隶，称为“牧”的畜牧奴隶，称为“百工”的手工业奴隶，是被集中在某些地方，派有专职官员来管理的。西周的各种主要手工业如冶铜、制造骨器和玉器、纺织等，都是使用奴隶劳动的，这在西周以前的殷代和以后的春秋时代都是如此。我们只要看西周制作的大铜器如《盂鼎》、《大克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制作得那么雄伟和精致，就可想见当时冶铜手工业的奴隶作坊规模的巨大，其中使用的奴隶一定很多。所有考古出土和博物馆所陈列的西周的各种手工业品和工艺品，全是出于当时奴隶之手，奴隶是我国古代物质财富和物质文化的主要创造者。

当时手工业奴隶中，也有婚配成家的，有个特殊名称叫做“贮”。“贮”原是积贮财富的意思^[9]，也用来指实用的财物。《颂鼎》说：“王曰：颂，令（命）女（汝）官司成周贮廾家，监司新造贮，用宫御。”这是说：周王命令颂掌管居住在成周的“贮廾家”，监督管理新造出来的“贮”，以供王宫中应用。该是由于这种手工业奴隶是专门替贵族制造“贮”（实用财物）的，同时这种奴隶本身就是奴隶主贵族的财产，因而“贮”就成为他们的专门名称。

西周的奴隶也被大量使用于山林川泽的开发。从西周后期起，由于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人民生产技能的提高，开发山林川泽的能力比前增加，国王和大贵族都设置有场、林、虞、牧等官，圈占原来公共的山林川泽之地，迫使奴隶加以开发。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所谓“专利”，就是这种措施的进一步扩大，古人所谓“专利”向来是指山川之利的^[10]。《同簋》说：周王命令一个叫同的贵族，帮助吴大父管理场、林、虞、牧等官，“自淲东至于河，厥逆（朔）至于玄水”，所记的就是圈占山林川泽的事。这种圈占的山林川泽之地是迫使奴隶来开发的，到春秋时代各国还是如此，所谓“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11]。当时不仅周王设置有场、林、虞、牧等官，迫使奴隶从事山林川泽的开发，许多大贵族也是如此。例如《散氏盘》记述氏派出勘定“田”的疆界的十五个官吏中，就有“豆人”的“虞”和“录”（麓）以及“原人”的“虞”，他们都是掌管开发山林川泽的官。

我们列举了上述许多事实，清楚地可以看到西周有相当大量的奴隶，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林川泽等主要生产。因此就得肯定当时的生产关系还是奴隶制。